2 經學起源
2.3 （1）
綜合《左傳》、《論語》、《史記》等有關孔子行跡的記載，孔子之生平大致如下：
孔子回歸孔府之後，曾為魯國權臣季孫意如家臣，先後替季孫氏管理過倉庫與牧場。其時結交魯國另一權臣仲孫矍，深得仲孫矍之賞識。仲孫矍臨死之時，令其二子仲孫何忌、仲孫閱師從孔子學禮。仲孫閱後來成為孔子之侄女婿。見諸《論語》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之“南宮括”，即仲孫閱之別名。
孔子三十五歲之時，魯昭公欲從季孫氏手中奪回政權而失敗，先奔齊，後投晉，孔子亦避難居齊。孔子為何亦須避難？史無記載，想必是多少參與魯昭公的未遂政變所致。居齊之時，孔子先為齊國權臣高昭子家臣，從而得見齊景公，深得齊景公賞識，卻因晏子作梗而未能執齊之政。晏子，名嬰，齊國名相。史與管仲並稱，號管晏。晏子反對孔子的理由何在？據《史記·孔子世家》，晏子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為國。… 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稱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必令後世儒者大為驚訝。晏子是深受孔子尊重的少數人之一，而孔子首次從政的大好前程卻恰恰毀之於晏嬰之手，亦大奇。
《漢書·藝文誌》列《晏子》為儒家，以晏嬰上述言論觀之，何儒家之有？晏子的上述觀點，並非晏嬰一己的偏見，在先秦之時頗有代表性。比如，據《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老子對孔子道：“子之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誌，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老子之所言，雖較晏子所雲含蓄婉轉，其譏諷儒家所崇尚者為不切實用之學則並無二致。又如，《韓非子·五蠹》雲：“儒以文亂法”，此則與《晏子》“不可軌法”之論如出一轍。由此可見，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的形象，在孔子之時絕非如在後世的那麽“溫良恭儉讓”。
大概出於仲孫閱之斡旋與調解，孔子得以回歸魯國。回魯之後，複經仲孫閱之推薦而適周問禮。孔子在周拜見老子，將問禮，而老子不僅無意於禮，對孔子亦頗有微詞。
孔子返回魯國之時，適逢季氏家臣陽虎專權，陽虎素與孔子不和，故孔子居家授徒而不仕。孔子五十之時，陽虎與季桓子爭權不勝，敗走齊國。公山不狃據費叛季氏，招孔子，孔子欲往而未果。事見上文，此不複贅。
不久，魯定公用孔子為中都宰。在任一年，政績燦然，遂由中都宰升任司空，複由司空升任大司寇。魯定公十年，孔子陪同魯君在夾穀與會齊景公。齊臣黎彌以為孔子“知禮而無勇”，勸齊景公以兵挾持魯君為城下之盟。孔子有備，黎彌之謀不得逞，竟與齊國締結和約而歸。
魯定公十二年，孔子弟子子路為季孫氏宰臣。師生二人合謀墮三都。所謂“墮三都”，指墮毀季孫氏都城費、叔孫氏都城郈、仲孫氏都城成。“墮三都”之目的在於剪除三桓的權勢，以便於還政於魯君。叔孫氏聽命墮郈，公山不狃抗命，率費人襲魯，不克。孔子率眾反攻，公山不狃敗走齊國。孔子從而墮費，乘勝襲成，不克。
魯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執魯國之政，有喜色。有弟子問：“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說：不錯，是有這說法。但是你難道沒有聽說過“樂其以貴下人”嗎？
孔子當真是以居高位而禮賢下士為樂嗎？未必如此。至少，司馬遷不作此想。何以知之？如果司馬遷不以孔子的回答為遁詞，當會記載一二禮賢下士的事例，或至少就此打住，告一段落。然而，《史記·孔子世家》緊接著的下文卻是：“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以貴下人”雲雲風馬牛不相及焉。不言而喻，孔子之喜形於色，顯然是因有機會實踐其治國的理論而起。少正卯如何亂魯國之政？史佚其實，不可得而知，料想是反對孔子以儒家的道德觀移風易俗。文化大革命時有過一段批孔插曲，少正卯被樹立為遭殺害的進步分子，自然是無稽之談，不值一駁。不過，少正卯也不見得就是亂臣賊子。設想晏嬰為魯大夫，指責孔子“滑稽而不守法”雲雲，見殺的難道不會是晏嬰麽？
史稱孔子執魯政三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失遺”。男女有別是否為一種進步姑置勿論，道不失遺於古今中外皆為美談則無疑焉。可見孔子的儒學，也未必一定為不切實際之高調。魯國既是孔子的父母之國，又是儒家奉為聖人的周公之封地，倘若孔子能憑借魯國而一匡天下，於孔子、於儒家，當是再好不過的事。可惜好景不長，壞事的又是齊人，不過這一回與晏嬰無涉。據說齊人看到魯國在孔子的領導之下一片升平而恐慌，以為魯國如此則必然稱霸諸侯，既霸則比鄰魯國的齊國必然首先被吞並。將如之何？有人獻策割地求和，謀臣黎鉏獻美人之計，齊景公從之，選美女八十人，載歌載舞，贈予魯君，魯君於是終日觀歌舞而怠政事。於是，子路請孔子辭職。孔子卻道：魯國即將舉行郊祭典禮，如果典禮結束之後，國君把祭肉分賜給大夫，我還可以留任。郊祭，指祭天地，因典禮在郊外舉行，故名。結果魯君在郊祭之後竟然不曾分賜祭肉，於是孔子不得已，辭職去國。
為什麽孔子把不分賜祭肉看得比怠於政事還要重大？如果不是想找個借口留下不走，就是恰如晏子所說，講究一些繁瑣無謂的禮節。禮節是否繁瑣無謂，見仁見智。孔子不在儒家視為重大的原則上讓步，或可於此以見一斑。
孔子去魯之衛，衛靈公問孔子在魯國俸祿幾何，孔子說米六萬鬥，衛靈公於是也給孔子米六萬鬥。孔子在魯國執政任職，領薪水理所當然，在衛國無所事事而受米六萬鬥，可見晏嬰“遊說行乞”之譏，並非誣蔑。爾後孔子不止一次帶領弟子、隨從多至數十百人往來寄居齊、衛、陳、宋、曹、蔡、葉、楚等國，費用從何而來？想必皆如在衛之“行乞”。史僅載衛靈公予孔子米六萬鬥，想是因其待遇特別優厚，故特別標出之。因關係沒處好而討不著的時候也有，史稱孔子在“在陳絕糧”，即為一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