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群經略說
3.2. 詩
3.2.1
“詩”、“書”向來並稱。其實，“詩”之與“書”，相去甚遠。首先，《詩經》中最早的作品大約不早於周朝，比《尚書》中最早的文獻晚出七、八百年，時代不可同日而語。其次，《尚書》是曆史檔案記錄，而曆史檔案是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產生之物。故《尚書》的出現，具有必然性。《詩經》是一部以文學形式出現的政治手冊，這樣的著作固然有待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方能出現，卻並非文明的必然產物。《詩經》不僅在世界絕無僅有，即使就中國而言，也僅存於特定的曆史時期。為何產生？為何消失？皆無從確知。
流傳至今的《詩經》，總共收錄詩作三百零五篇。《論語·為政》：“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經》所反映的思想是否可以用“思無邪”三字籠罩，固然可以爭議。三百篇的說法當是舉其整數而言則無疑焉。如果《詩經》的篇章在孔子之時就隻有三百餘篇，那麽，兩千年來損失不多，與《尚書》的一失而再失相比，可謂大幸而特幸。雖然如此，“不多”不等於“無有”。在先秦諸子之中，《荀子》引《詩》最多，幾乎每篇必引，而《荀子》所引者，今本《詩經》或無。比如，《荀子·正名》篇：“《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衍兮，何恤人之言兮。”即不見諸今本《詩經》，可見今日的《詩經》並非先秦時之完璧而是有所殘缺。今本《詩經》篇目三百十一，而詩篇僅存三百零五。關於這有目無詩的六篇，《毛傳》解釋道：“有其義而亡其辭。”《毛詩》是西漢之作，可見不僅今日的《詩經》並非先秦之完璧，西漢之時的《詩經》也已經有所殘缺。
就體裁而言，《詩經》分為“風”、“雅”、“頌”三類。“風”為民間歌謠，相傳周朝廷指派專人定期至民間采集。“采風”、“風俗”、“民風”等詞匯皆淵源於此。“雅”為天子、諸侯宴會時之作。“頌”為歌功頌德之詞，大約用於祭祀。“風”亦作“國風”，按國、邑或地區之名分為十五種，總共一百六十篇。據上海博物館藏《孔子論詩》竹簡可知，“國風”之名本作“邦風”，因漢代避漢高祖劉邦之諱而改。“雅”有“大雅”、“小雅”之分。據《毛詩序》，“大雅”所言，有關大事，“小雅”所言，有關小事。近人或以為“大雅”三十一篇，屬於西周前、中期，“小雅”七十四篇，屬於西周末期與東周初期，“大雅”、“小雅”的區別僅在於時間之早晚。以內容考之，二說其實可以並行不悖。“頌”有“周頌”、“魯頌”與“商頌”三種。“周頌”三十一篇，大都作於西周初年。“魯頌”四篇，大抵為公元前七世紀魯國之作。“商頌”五篇，古文家派認為是商代之作，今文家派則以為是周代宋國之作。周既滅商，封商紂王之子武庚於宋以延續商之社稷，故以“宋”當“商”亦通。 近人從今文家說者居多。《史記·孔子世家》稱：“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由此可見，司馬遷視“商頌”之“商”為“商代”。《漢書·藝文誌》：“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既既曰“純取周詩”，又以“殷”對“魯”，可見《漢書》似乎視“商頌”之“商”為“宋國”而非“商代”。
據《史記·周本紀》，從周滅商的諸侯有八百之眾，即使後來陸續有所減損，不至於驟減至十五。由此可見，倘若各諸侯國皆有“風”，則“風”當遠不止十五種；倘若各諸侯國皆有“頌”，則“頌”也當遠不止於三種。然則為何《詩經》之“風”與“頌”僅有此數？合理的解釋隻可能有三。其一，“詩”的創作與采集，並非普遍現象而是僅僅流行於周朝廷的直轄領地與少數諸侯國之內。其二，“詩”至被人編輯成冊之時，絕大多數已經逸亡。其三，《詩經》的編輯者誌在編選“選集”而非編輯“全集”，三百餘篇乃是經過編輯者篩選淘汰之後僅存的“精華”。三種解釋並不互相排斥，可以兼容。
《史記·孔子世家》稱：“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如果《史記》所雲準確可信，那麽，可以據此而推斷如下兩點：其一，孔子為《詩經》的編輯者。其二，經孔子編輯而成的《詩經》，是當時所存“詩”的選集而非全集。
至於《史記》的這種說法是否準確可信，曆來有所爭議。歐陽修《詩譜總序》曰：“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存者三百，鄭學之徒皆以遷說為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去其九。以予推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詩譜》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此言之，何啻三千！”顯然，歐陽修支持司馬遷“古者詩三千餘篇”之說。不過，從理論上推測古詩可以有三千之數，並不能否決從理論上推測刪詩者不當十去其九之說，也不能證明刪詩者之為孔子而非先孔子之其他人。或以為司馬遷“古者詩三千餘篇”之說，並非指孔子之時古詩尚有三千餘篇，乃是指古詩原本有三千餘篇，至孔子之時，早已不足三千之數，故孔子之刪詩，並非從三千有餘刪至三百有奇。倘若如此，則十去其九之疑便無從而生。不過，這種解釋不僅缺乏事實根據，於文理亦頗牽強，即使符合事實，也絕對不符合司馬遷的原意。
其實，“詩”的篇章原本究竟有多少？至孔子之時還剩下多少？《詩經》是否經孔子刪節而成？這些問題的意義並不重要。意義重要卻乏人問津的問題是：為何“詩”在見諸先秦文獻記載之時已經淪為文化遺產？為何“作詩”的活動或者說“作詩”的風氣在孔子之前就已經不複存在？倘若民間本有“作詩”之風氣，“風”不當因周朝廷停止采風而亡。然則因何而亡？倘若諸侯卿大夫本有“作詩”之風氣，“雅”、“頌”亦不當因周室之衰而絕跡。然則因何而絕跡？見諸先秦文獻記載的所有的人，無論是在野的草民還是在朝的貴族，甚至包括對詩推崇備至的孔子在內，為何皆不曾“作詩”？
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1959年前後舉國上下曾經一時詩興大發，爾後不聞繼者。以今窺古，“詩”的出現，恐亦非自發，而是出於朝廷的授意。套用如今流行的說法，就是應政治運動的需要而產生。運動來了，諸侯卿大夫為完成政治任務而不得不作“頌”與“雅”，草民為完成政治任務而不得不作“風”。運動結束，作詩的活動遂告一段落。已成之作，由朝廷專人負責編輯成冊，發給諸侯卿大夫認真學習。無運動號召之時，“詩”不必作，甚至不可作。隻有如此，方能解釋為何“詩”作會因周室衰弱而止。隻有如此，方能解釋為何見諸先秦文獻記載的所有的人，包括對“詩”推崇備至的孔子在內，都不曾作詩。也隻有如此，方能解釋為何先秦之人未嚐視“詩”為文學作品而尊崇之為政治準則、應用之為意識形態的口號。《孟子·離婁下》：“王者之跡息而詩亡。”正是“天子不再能發動政治運動，於是而不再有詩作”之意。但凡以為不能將《孟子》所謂“詩亡”理解為“不再有詩作”，而應解釋為“無人征集詩作”者，皆失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