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群經略說
3.1. 書
3.1.10
現存《尚書》按朝代次序分為《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個部分，共五十八篇。各部的總篇數以及真、偽古文的篇數如下：
總篇數 偽古文 真古文
虞書 5 1 4
夏書 4 2 2
商書 17 10 7
周書 32 12 20
合計 58 25 33
偽古文占全書總篇數的43%，《商書》的作偽程度最為嚴重，偽古文的篇數超過一半；《周書》總篇數占全書的55%，其中偽古文占37.5%。
偽古文二十五篇姑置之勿論，三十三篇真古文的內容大致如下：
《虞書》四篇所記，為上古唐、虞時代的曆史傳說，包括唐堯禪位予虞舜、虞舜的政績、虞舜與其臣禹、皋陶等的政治對話。四篇皆以虞舜為中心，故稱為《虞書》。
《夏書》之《禹貢》記載禹治水之後的地理狀況，《夏書》之《甘誓》記載禹之子啟征討諸侯有扈氏時之誓師辭，皆為夏代初期之事。據傳說，夏代經曆四百年有奇，這兩篇所涉及者，不過其九牛一毛而已。
如今學術界普遍認為《虞書》與《夏書》皆非虞、夏兩代當時的曆史文獻，而是戰國末期甚至晚至秦代之作。其中《甘誓》一篇，《墨子》引作“禹誓”，而文字略有出入，可見這一篇的來源不會晚於戰國前期。不過，是否的確為夏後啟的誓師辭，則未能確斷。《虞書》四篇中的少量字句也為春秋、戰國時期人引用過，至於全篇文字的真實性如何，亦難以斷定。《禹貢》一篇的內容，未曾見諸先秦任何著作，出現的時代可能最晚。不過，《禹貢》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綜述全國地理狀況的文獻，因而具有極其重要的學術價值。
《商書》七篇，除首篇《湯誓》記載商湯討伐夏桀之事外，其餘六篇皆屬商代後半期的史料。其中《盤庚》三篇為盤庚遷都於殷之際對臣民的訓話。其餘三篇皆記載商代末年之事，其中兩篇均有關商紂王，與《周書》前一部分的內容相銜接。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湯誓》為後人的追述，而其餘六篇則皆為當時的檔案文獻。
《周書》二十篇可分為上下兩輯。上輯包括從《牧誓》至《立政》的十四篇。這一輯集中報道了周之滅商與周人如何鞏固對商人的統治，內容最為豐富，乃《尚書》精華之所在。其主要情節有：武王伐紂、周公攝政、周公與成王再度東征以徹底征服商人以及東方其他諸國、周公為鎮壓商人反叛而作的政治安排、周公與召公的對話、周公還政於成王等。下輯包括自《顧命》以下的六篇，其中《顧命》與《康王之誥》就性質、內容、文字來看，本當為一篇，故所謂六篇，其實也可以視為五篇。五篇的性質與時代各不相同，時代早者屬於西周前期，時代晚者屬於春秋中葉。前三篇是周朝廷的檔案，後兩篇分屬秦與魯兩諸侯國。除去《洪範》一篇之外，《周書》大體為可靠的檔案文獻。《洪範》記錄箕子與武王的對話，內容全係五行，可能是戰國五行家興起之後的作品。不過，五行的起源也可能甚早，《洪範》即其淵源也說不定。總之，撇開這一篇不談，其餘十九篇實為研究周代曆史的重要原始資料。
綜合全書內容而言，可以歸納為三組。第一組為關於堯、舜、禹、皋陶、啟等上古帝王的傳說；第二組是有關周代建國的重要文獻，突出反映了周公旦的政治活動；第三組為分屬不同時期的、零散而孤立的檔案。
《尚書》各篇文體不盡相同，大多篇章為“記言”，少部分為“記事”或“言事兼記”。孔穎達《尚書正義》將《尚書》文體分為十類，失諸瑣碎。稍事歸納，可以以下六類函蓋之。
第一類為“典”，例如《堯典》。上文已經指出，“典”本來就是“冊”或“經”的意思，《尚書》篇名中的“典”，已含後世“經典”之意，表示尊崇。“典”的體裁並非當時的文獻記錄，乃後人追述之作，故文字相對而言比較淺顯。“典”在《尚書》中所占比例甚小。
第二類為“謨”，例如《皋陶謨》。“謨”與“謀”通，意為“謀劃”、“謀議”。比如，《皋陶謨》記載舜、禹、皋陶等人的政治協商與謀劃。“謨”體因係問答，也比較容易讀懂。“謨”體在《尚書》中所占比例也極少。
第三類為“訓”，例如《伊訓》。“訓”，就是“訓諭”的意思。“逸書”之《伊訓》據說記載商代大臣伊尹對商王太甲所作之訓諭。不過，該篇經文已經失傳，今本《尚書·伊訓》係偽作，不能代表。非偽作的《高宗肜日》雖不以“訓”名篇，實際上卻是“訓”體，可惜僅此一篇，孤立無援，難以深論。
第四類為“誥”，例如《大誥》。“誥”，“告諭”之意。雖不以“誥”名篇而實為“誥”體者，如《盤庚》、《梓材》、《多士》、《多方》等篇皆是。《尚書》中的“誥”，大都為君王對臣民的訓話。比如《盤庚》三篇，記載商王盤庚對臣民所作的三次訓話。又如《康誥》，記載周公告誡其弟康叔當如何統治被征服的商人。“誥”體篇名的命名法則不夠規範。或以訓諭者命名，如《盤庚》、《康王之誥》；或以接受訓諭者命名，如《康誥》；或以訓諭內容命名，如《酒誥》、《無逸》；或取篇中詞匯命名，如《梓材》、《多方》等。“誥”體數量接近非偽古文之一半，構成《尚書》最重要的部分。“誥”體多屬講話記錄，因屬上古口語，與如今口語差別甚大，而口語又往往欠缺文章的條理，難免重複瑣碎，故“誥”體格外難懂。
第五類為“誓”，例如《湯誓》。所謂“誓”，就是“誓師之辭”。“誓”體在《尚書》中所占比例僅次於“誥”體。“誓”體篇名的命名方法也不規範。有以人命名的，如《湯誓》為商湯伐夏桀之誓師辭。有以誓師地點命名的，如《費誓》與《牧誓》中的“費”與“牧”，皆為誓師地點。有以國名命名的，如《秦誓》為秦穆公在戰後向其臣民所宣告的誓辭。還有以“偉大”命名的，如《泰誓》就是“偉大的誓言”之意。“誓”體往往為韻文，比如，見諸《孟子》的《泰誓》有這麽一段：“我武惟揚，侵於之疆，取則於殘，殺伐用張，於湯有光。”詞句整齊，韻律分明，頗似詩歌。為何如此？因誓辭意在令大眾記取，如同今日之宣傳口號，有節奏韻律，便於記憶。正因為此，“誓”體也相對簡單易懂。
第六類為“命”，例如《文侯之命》。“命”，就是“命令”的意思。《尚書》中的“命”，是古代常見的“命辭”。比如《文侯之命》，就是周天子對晉文侯的嘉獎令。屬於“命”體的篇章在《尚書》中很少，不過因其常見於其他古代典籍，故也不難讀懂。
因《尚書》的篇章基本上為以上六種文體所函蓋，故《尚書》的文體也習稱之為“典謨訓誥之文”。
除去稱之為“經文”的正文之外，《尚書》還有一個重要的附件，稱之為《書序》。《書序》往往用寥寥數語以簡略介紹《尚書》各篇的內容。比如，《甘誓》的《序》為：“啟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秦誓》的《序》為：“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有稍微詳細的，甚至記載了年代；也有更為簡略的，僅提及作者的名姓。《書序》顯然有助於了解各篇的曆史背景，不過，畢竟是後人所作，未可盡信。然而，由於《書序》自西漢就已編入《尚書》，又被普遍誤會為孔子所作，故長期以來與《尚書》經文並重，被奉為不可懷疑的經典。
其實，《書序》應當是出自西漢傳授《尚書》的學者之手。即使當真出自孔子之手，也並非不可質疑。舉例而言，《金縢》篇所敘大致如下：武王有疾，周公祈禱於天，願以自己之生命替代武王。祈禱既畢，將禱辭收藏於金縢。所謂金縢，即金屬箱匣，大約等同如今之保險箱。武王去世之後，其子即位為成王，年尚幼，周公攝政。外有流言，說周公將不利於於成王。成王疑忌周公，周公一度避處東國。一日，雷電交加，成王及其臣下恐懼，發金縢，見周公之禱辭，深感慚愧，於是迎周公返國輔政如初。且不說此事的真偽，僅就其記載而言，《金縢》必然作於武王既死之後，也必然出於後人的追述而並非出自周公之手筆。而《書序》卻說：“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好像是周公親自作《金縢》於武王在生之時。即使不以錯誤視之，至少是失諸嚴謹。又如上文提到的《文侯之命》，據《書序》當為周平王嘉獎晉文侯之令；而據《史記》，則當為周襄王嘉獎晉文公之令。二者相去百有餘年，史實不足，難以判斷孰是孰非。
《書序》總括篇名一百，不過，並非每篇皆有序文，有若幹篇共一序者。比如，《康誥》、《酒誥》、《梓材》三篇共一序。至於有序文而無經文者，無從知悉序文之當否。《偽古文尚書》的偽經文，則顯然是根據序文的指點編撰而成的。不過，序文往往過於簡單，有時意思也並不明確，因而《偽古文尚書》的經文是否就能符合序文作者的本意也無從考核。例如，《旅獒》篇本來有序而無經，序文隻有“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九個字。“西旅”，據說是西方某部落酋長國的名稱。“獒”，據馬融、鄭玄之說，當讀作“豪”，意思是“酋豪”。倘若根據馬、鄭之說，則所謂“西旅獻獒”，意思當是：“西方旅部落酋長來朝獻”。《偽古文尚書》的作者並未采納這種解釋，而是讀“獒”為其本義“大犬”，從而寫出一篇“西方旅部落國獻大犬”的經文。由此可見《書序》不僅未必可靠，也並非隻能有一種理解，絕非不可動搖的準則，僅可供研究《尚書》經文的參考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