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群經略說
3.1. 書
3.1.9
“前偽孔傳”究竟出於何人之手？有可能為鄭衝，然證據不足，未可斷言。至於“後偽孔傳”的作者為誰？或以為王肅、或以為鄭衝、或以為皇甫謐、或以為梅賾，眾說紛紛，莫衷一是。其實，王、鄭、皇甫等三人，皆隻可能是“前偽孔傳”的作者而不可能是“後偽孔傳”的作者，之所以遭受懷疑，隻因誤將前、後兩“偽孔傳”當作一書所致。至於梅賾之遭疑，當然由梅賾獻書的傳說而來。梅賾獻書之說既不可靠，梅賾為偽造者的推想也就從而落空。要言之，前、後兩“偽孔傳”的作者究竟為誰，依然是懸疑。
不過，究竟誰是“後偽孔傳”的作者雖然仍是懸疑，誰應替“後偽孔傳”的弄假成真負主要責任卻不難追究。前文提到“後偽孔傳”是在梁朝突然流行起來的。繼梁而興的是陳。陳朝有位音韻訓詁學家姓陸氏，名德明。 陸德明所著《經典釋文》一書，對儒家十二經以及《老子》、《莊子》中難讀的字、詞一一注音，間或附注字義。 對於《尚書》，《經典釋文》選取的版本正是“後偽孔傳”而不是賈、馬、鄭、王的注釋本。自唐以降，《經典釋文》成為閱讀儒、道經典的標準參考書，被《經典釋文》選中的版本遂於無形中被接受為“正版”。“後偽孔傳”之所以會成為後世唯一的《尚書》版本，與《經典釋文》的如此選取絕對脫離不了幹係。不僅止此，陸德明還在《經典釋文·序錄》中錯把東漢熹平一體石經當成曹魏正始三體石經，錯把馬融、鄭玄所注的古文《尚書》當成伏生所傳的今文《尚書》。如此顛倒是非，無疑進一步增加了後人辨認今、古文《尚書》版本與真偽的難度，從而替“後偽孔傳”的弄假成真鋪平了道路。
陸德明《經典釋文》雖以“後偽孔傳”為主，卻在“後偽孔傳”與馬融、鄭玄、王肅三家注本共有的三十三篇之中附錄了馬、鄭、王三家注本的經文。倘若《經典釋文》於馬、鄭、王三家注本的經文忽略之不予附錄，則今人對於真本古文《尚書》的經文便會一無所知。或據此而認為陸德明保留真古文《尚書》經文之功不可沒。此說似是而非。如果《經典釋文》不曾選取“後偽孔傳”而是選取馬、鄭、王三家中的任一家注本為注音的對象，那麽，流傳至今的唯一古文《尚書》豈不是就會是真書而非偽書了麽？倘如此，則何勞從偽書的附錄中去搜殘補缺、摸索真書的原貌？
《經典釋文》所選取的“後偽孔傳”，同流傳至今的“後偽孔傳”之間也還有些區別。上文提到，姚方興所獻的《舜典》一篇的經傳均未被南朝接受。對於這篇《舜典》，《經典釋文》也未曾理會，而流傳至今的“後偽孔傳”的《舜典》篇的經文與傳文卻均采用了姚方興所獻的版本。“後偽孔傳”本來已假，姚所獻的《舜典》篇實為假上做假。假而又假，卻反而得以久存，真是咄咄怪哉！應替這假而又假卻翻成真負主要責任的，是一個叫做劉炫的學閥。堪稱學閥者，首先必須真有學問，劉炫學問淵博，當之無愧；其次必須有勢力，劉炫名氣極盛、弟子眾多，也是當之無愧；再其次必須人品卑下，劉炫曾偽造古書，騙取賞金，亦當之無愧。 劉炫仕隋，官至太學博士。隋初廣徵圖書文獻之時從陳朝購得姚方興所獻《舜典》，劉炫參予隋朝廷整理五經工作時用以取代“後偽孔傳”原有的《舜典》，並根據如此拚湊而成的“後偽孔傳”寫成一部《尚書述義》。因其為學閥，由劉炫“訂正”的“後偽孔傳”遂成為“後偽孔傳”的“正本”，隨著隋的統一南北朝而通行全國。
隋不旋腫而亡，唐取而代之，唐興不久也著手整理經典。貞觀四年， 唐太宗命顏師古等負責校訂五經文字。既經校訂的五經，稱之為“新定五經”，於貞觀七年刊行，定為五經的標準讀本。“新定五經”所選取的《尚書》，正是經劉炫拚湊而成的“後偽孔傳”，於是，假的“後偽孔傳”進一步確立其“真”的地位。 “新定五經”既經刊行，唐太宗又命孔穎達等主持編撰五經標準注釋的工作。方法是先選取某一家的注釋，然後再對這一注釋作“疏”。“疏”，意取“疏通”。所謂“作疏”，也就是對“注釋”再作“注釋”。之所以須注上加注，因原注撰寫的年代久遠，其措辭與行文已不便當時一般人理解。如此這般完成的著作稱之為《五經義疏》。“新定五經”的《尚書》既然以“後偽孔傳”的經文為定本，《五經義疏》中的《尚書義疏》也以“後偽孔傳”的傳文為標準注釋，順理成章，自然如此。《五經義疏》成書於貞觀十六年，因遭當時一些學者非議，幾經修改，直到唐高宗永徽四年 方才正式刊行，並改名《五經正義》。從此之後，通行的五經隻有“新定五經”本，通行的注釋隻有《五經正義》本。
孔穎達等人不僅在選取《尚書》版本上承襲了陸德明的錯誤，弄假成真；而且在敘述今、古文《尚書》源流時也承襲並且擴大了陸德明的錯誤，顛倒是非。例如，《五經正義》把鄭玄所傳的古文《尚書》說成是今文《尚書》，把張霸所傳、來曆不明的所謂“百兩篇”偽書，說成是孔安國所獲古文《尚書》的“逸書”，把西漢的張霸說成是晚於東漢末年鄭玄的人。這些極其明顯的錯誤為何會出於像陸德明、孔穎達這一流大學者之手？或以為大概出於對孔安國這塊招牌的迷信，以及對鄭玄的厭惡。迷信孔安國，或者有之；厭惡鄭玄，則並無證據；且鄭玄所傳者，本是孔安國的古文《尚書》，迷信孔安國與奉尊鄭玄之說恰好相輔相成；更無必要搞錯張霸其人其事。然則何以會如此？曰：或因當時學術風氣治經者不問史，治史者不問經，經之於史若涇水之於渭水。陸、孔等人雖為經學大家，於史學卻不僅孤漏寡聞，而且不屑於檢閱《史記》、《漢書》等以核實其耳食。
唐承隋所創立的科舉製，以科舉考試方式選取官員。唐代科舉製中最重要的兩科為“進士”與“明經”。進士科試詩文，明經科試經典。“新定五經”與《五經正義》既是官方的五經定本，但凡欲從明經科以求出仕者，皆須遵循之、熟讀之自不在話下。以讀書為徑，以做學問為的者寡；以讀書為徑，以求官爵為的者眾，也自不在話下。於是，馬、鄭、王三家的古文《尚書》注本因問津者寡而逐漸失傳，打著“孔傳古文尚書”旗號的“後偽孔傳”遂取得了今古文《尚書》各家各派之爭的最後勝利。
“後偽孔傳”既然打著“孔傳古文尚書”的旗號，其經文自然都是用“隸古定”的筆法寫成的，其傳文也自然都是用漢隸寫就的。漢代通用的隸書到唐代已成了古文，更不用說“隸古定”這種用隸書筆法模寫的先秦篆文了。為便利閱讀起見，唐玄宗於天寶三年 令學者兼書法家衛包把“後偽孔傳”全部改寫成楷書。唐文宗大和七年仿漢魏之例，把九經皆刻上石碑，因落成於開成二年 ，史稱“開成石經”。開成石經完全用楷書刻成，其中《尚書》部份即以衛包的改寫本為範本。不久，刻版印刷術問世，九經皆以開成石經為藍本刻版發行。書籍的流傳不再通過手抄，版本漸趨固定，數量亦隨之大增，經衛包改寫成楷書的“後偽孔傳”於是得以順利流傳至今。
不過，流傳至今、打著“孔傳古文尚書”旗號的“後偽孔傳”並不因其假之又假而一錢不值。如前所述，“傳”隻是注解，人盡可為。不出自孔安國之手，未必不如出自孔安國之手者，也未必不如賈、馬、鄭、王各家之說。至於經文，隻有二十五篇為偽作，而這二十五篇之中許多文字摘抄自先秦文獻對《尚書》的征引，也並不能簡單地以一個假字概括之。如果作偽者不打著孔安國的旗號，也不冒充真古文本，老老實實地搜集散見於先秦文獻的《尚書》文字以補孔安國所傳古文《尚書》之缺與“逸 書”之失，則所謂“孔傳古文尚書”者，就會是一部極有價值的真書，而不是一部雖極有價值卻終不免“偽”字這頂帽子的偽書了。不過，話又得說回來。倘若真如此，這部《尚書》就會失去孔安國這塊招牌。沒有孔安國這塊招牌，這部《尚書》還能流傳至今而不至於像其他今、古文《尚書》那樣相繼失傳嗎？不易言之。
以上便是《尚書》曆史的簡單介紹。更加概括地說，可以總結為如下數語：《尚書》是一部樸素的、上古時代曆史檔案匯編，其中最早的文獻大約寫成於公元前十四世紀上半葉。《尚書》固定版本的出現，大約始於戰國。自秦始皇下焚書之令，民間私藏的先秦古文《尚書》大都燒毀。項羽一把火燒盡秦皇室所藏先秦古文《尚書》（假定有所收藏）與用秦篆以及秦隸寫成的《尚書》。西漢初，經伏生從秦朝廷帶出、私藏於家的秦隸《尚書》殘卷出，幾經傳授，分成歐陽以及大、小夏侯三個今文家派。漢武帝時魯恭王從孔子故居發現古文《尚書》，經孔安國獻給朝廷，其中與今文《尚書》共有的篇章經孔安國傳授，形成古文家派，多出的篇章由孔安國獻給朝廷，稱之為“逸書”。魏末晉初之際出現一本來曆不明、冒充孔安國所撰的《尚書傳》。晉末的“永嘉之亂”使伏生所傳的今文《尚書》與孔安國所獻的古文《尚書》“逸書”同喪於戰火。南北朝南齊之時，魏末晉初出現的偽孔安國《尚書傳》失傳。不久，南朝梁朝出現又一本也號稱是孔安國作傳的真本古文《尚書》，與先出並已失傳的偽孔安國《尚書傳》不同，這本偽作不僅偽造孔安國之傳文，並且偽造《尚書》經文。唐初整理古籍的結果，致使孔安國所傳的古文《尚書》失傳，並令後出的偽《孔傳古文尚書》成為《尚書》的唯一版本，一直流傳至今。今本《孔傳古文尚書》雖是偽作，卻含有大量真實的成份，其價值雖因其為偽而稍損，卻仍是研究華夏上古曆史必不可少的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