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⒈
《漢書·藝文誌》有“小說家”一流，定義為“街談巷語，道聽途說”之作，據所列書名觀之，當時所謂的“小說”，即如今所謂的“野史”、“筆記”、“回憶錄”，與現代所謂的“小說”，所指有別。然現代所謂“小說”者，其名稱緣自《漢書·藝文誌》則無可置疑，因現代“小說”，取意“非真人真事”，而“非真人真事”正從“街談巷語，道聽途說”，未可盡信而出。
接近現代“小說”的定義的作品，漢代已有之。宋太平興國年間編輯而成的《太平廣記》，堪稱空前絕後的文言小說選集，共輯錄自漢至宋初的小說四百七十五種。其所輯錄之原作的單行本大都遺失，賴是集而得以幸存。六十年代中華書局曾出版標點本，大可為有興趣於古典小說者留連忘返之所。
《太平廣記》所輯錄，除“野史”、“筆記”之外，大抵為所謂“誌怪小說”或“傳奇小說”。所謂“誌怪”或“傳奇”，就是記錄稀奇古怪之事的意思。既然是記錄稀奇古怪之事，大抵為現實所無有。然“無有”的程度或有不同。“誌怪”類的“無有”，多屬幻想，可視為現代科學幻想小說之祖。或以為古典小說中的幻想無非妖精鬼魅，何可與今日以“科學”為基礎的幻想小說相提並論？但凡如此設想者，皆不明今日所謂之“迷信”，未必非昔日所謂之“科學”，而今日所謂之“科學”，亦未必非明日所謂之“迷信”。“傳奇”類的“無有”，多近於現實，其中一部份，比如《虯髯客傳》、《紅線傳》，可視為今日武俠小說之祖；另一部份的所謂“奇”，不過“無巧不成書”之意，如《鶯鶯傳》、《李娃傳》等，除所用語言為文言外，與今日所謂純文學性的“小說”，並無區別。
自宋至於近代，“誌怪”、“傳奇”漸少，就現代一般定義而言的小說漸多，然而可讀者卻寥若晨星。記得從上小學到上初中看過的非“誌怪”、非“傳奇”古典小說有《三國演義》、《封神演義》、《隋唐演義》、《說唐》、《說嶽全傳》、《東周列國誌》、《西遊記》、七十一回、一百回和一百二十回的《水滸傳》、《水滸後傳》、《三俠五義》、《紅樓夢》、《西遊記》、《三言二拍》等等。當時看得興致勃勃，以為皆為精彩非凡、不可不讀之傑作。爾後文化漸趨政治化，大部份古典小說皆因不合政治需要而從市麵上消失。再往後，不足二十年而河東河西已經換位，古典小說全麵開放，包括自五十年代初即遭禁止、因而從來不曾謀麵者，如《施公案》、《兒女英雄傳》、《老殘遊記》、《金瓶梅詞話》等等，皆重新刊行問世。一時趁興把少時看過與不曾看過的流行古典小說一一重新或初次過目，卻發現可讀的古典小說原來僅有三部半而已。《西遊記》為一部、七十一回《水滸傳》為一部、《儒林外史》為一部。至於《紅樓夢》，則隻能算作半部。
《封神演義》、《隋唐演義》、《說唐》、《說嶽全傳》、《東周列國誌》、《水滸後傳》、《三俠五義》、《施公案》等等，文字低劣，有目共睹，置之於“可讀”之外，當無可爭議。《三言二拍》、《兒女英雄傳》、《老殘遊記》則因文氣低劣而不入選。“文字低劣”易言，“文氣低劣”難論。明胡應麟《詩藪》稱：“‘公道世間唯白發，貴人頭上不曾饒’，‘年年檢點人間事，隻有春風不世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皆僅去張打油一間，而當時以為工，後世亦極稱之，此詩所以難言。”竊以為能識胡應麟所引詩句為極近“打油”，便能識《三言二拍》、《兒女英雄傳》、《老殘遊記》的文字為“文氣低劣”。倘若不能識，則柞裏子亦無如之何，隻有襲用胡應麟之語，感歎一聲：此文所以難言也。
至於《金瓶梅詞話》，則無論如何為之辯護，畢竟是色情小說，難登大雅之堂。雖有社會史價值如辯護者所雲，雖有經濟史價值如辯護者所雲，作者之意不在撰修社會史或經濟史甚明，讀者之意不在研究社會史或經濟史亦甚明。正如美國春宮畫報《花花公子》，雖有種種正襟危坐之談，畢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倘若刪去其色情描寫，則又精彩盡失，味同嚼蠟。
《三國演義》向來名列古典小說名著，然文字實屬低劣，僅以故事情節取勝，而所敘故事之精彩者大抵取材於《三國誌》和《三國誌注》，並非《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之創作，故亦棄而不取。羅貫中其他著作如《粉妝樓》、《平妖傳》等，亦文字低劣。相傳由羅貫中擴充而成的一百回《水滸》，名副其實狗尾續貂，皆可為《三國演義》文字低劣之旁證。
§⒉
或以《西遊記》為證道之作，或以《西遊記》為兒童讀物，或以《西遊記》為老少鹹宜之消遣作品，柞裏子以為皆失之。所謂“證道”，即闡述道統之意。此說當因小說《西遊記》長期與非小說《西遊記》、如今多稱之為《長春真人西遊記》者混為一談所致。清乾隆末經學大家錢大昕在蘇州玄廟觀發現《長春真人西遊記》真本，成書於明代的小說《西遊記》與成書於元代的《長春真人西遊記》了不相涉的真相方才大白。
長春真人，道教大師，亦稱長春子，俗姓邱氏，名處機。《長春真人西遊記》是長春真人的弟子記錄長春真人旅行西域時所見所聞，大約相當於今日的遊記，與“證道”亦了不相涉。既誤會兩書為一書，又因實不曾見《長春真人西遊記》，不知其究竟為何等著作，直以己意揣度之，遂成此誤。其實，稍有常識並願稍事思考者，當明此說之謬，因長春子乃道教真人，故即使《長春真人西遊記》確為“證道”之作，其所證之“道”當為道教之“道”而不會是佛教的“道”，而小說《西遊記》至少就表麵而言，明顯抑道揚佛，其不可能是道教徒“證道”之作，不言而喻。
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止(如今情形如何，非久居海外如柞裏子者所知，不敢以意揣度)，學齡兒童甚至學齡前兒童大約都知道《西遊記》的一些故事，但知道一些《西遊記》的故事並不等於看過《西遊記》，更不等於看懂了《西遊記》。絕大部份兒童對《西遊記》故事的知識來自小人書、戲劇、或各種《西遊記》簡寫本，而並非來自直接閱讀《西遊記》本書。即使是直接閱讀過《西遊記》的兒童，想必亦皆囫圇吞棗，隻追求故事情節而忽略文字技巧和言外之意，因其文字技巧和言外之意皆遠在兒童的理解能力範圍之外，想不如此亦不得不如此。由此可見，《西遊記》絕不是兒童讀物。倘若細心閱讀，則不難發現《西遊記》之中其實有諸多兒童不宜之處。柞裏子不想把《逍遙談》也搞成兒童不宜之作，故不便一一引證於此。既然如此，視《西遊記》為老少鹹宜者，自亦非至當之論。
但凡忙於事業、忙於學業者，除非其事業或學業碰巧正好是文學，皆無時間或心情讀小說；但凡忙於掙錢者，無論是有幸為發財致富，抑或不幸僅為生存，亦皆無時間或心情讀小說。由此可見，但凡小說皆可視為消遣之書。《西遊記》既然是小說，自然也不免為消遣之作。不過，有些小說，無論作者與讀者，寫與讀的目的皆在消遣；有些小說，無論作者與讀者，寫與讀的目的皆不盡在消遣；有些小說，讀者雖意在消遣，而作者之意卻並不盡在消遣。竊以為《西遊記》屬於最後一種，故視《西遊記》為消遣之作，亦非盡然。
柞裏子既以文字低劣和文氣低劣為由，斥一係列古典小說於“可讀”者之外，《西遊記》既中選，其文字不俗，自當不言而喻。或以為不然，指出《西遊記》無非逢山必有怪，遇水必有妖，重言複語，何文字高明之有？但凡作如是想者，想必僅僅是少讀《西遊記》而已矣。如前所述，少時讀之，不得不圇圇吞棗，隻顧故事情節而於文字甚少留心。成年不再讀，記憶之中於是隻有故事，而少時以為精彩非凡、百讀不厭的故事，成年回想起來遂成千篇一律的鬼話，從而以為《西遊記》的文字無非能哄善騙幼稚而已。其實大不然。何以言之？曰：《西遊記》的故事情節誠難免千篇一律之譏，其文字則否。因雖逢山必有怪，遇水必有妖，然妖妖不同，怪怪有別；山光各異，水氣分明。《西遊記》不僅把妖怪寫得活靈活現，而且也把菩薩寫得栩栩如生，倘若泥塑石刻工匠從《西遊記》中窺得一二靈感，留在世間的菩薩也就不會一個個呆若木雞了。
《西遊記》中非遊戲文字大都是玩世不恭之語，冷嘲熱諷之談，絕無正襟危坐而論道之意。或因書中妖怪多化作道士，遂有人以為《西遊記》作者厭惡道家，有反對明王朝沉迷道教的意思。竊以為作如是觀，隻是讀者正襟危坐而論道，與作者無關。《西遊記》既從正麵寫唐僧往西方取佛經，表麵上尊佛貶道在所難免，然到頭來受到最大嘲弄的卻並非是道教而是佛教。讀者如果不信，請重溫第九十八回的這幾段文字：
“四眾到大雄寶殿前，對如來倒身下拜。拜罷，又向左右再拜。各各三匝已遍，複向佛祖長跪，將通關文牒奉上。如來一一看了，還遞與三藏。三藏俯囟作禮。啟上道：‘弟子玄奘，奉東土大唐皇帝旨意，遙詣寶山，拜求真經，以濟眾生。望我佛祖垂恩，早賜回國。’如來方開憐憫之口，大發慈悲之心，對三藏曰：‘……我今有經三藏，……共計三十五部，該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四卷。……凡天下四大部洲之天文、地理、人物、鳥獸、花木、器用、人事，無所不載。汝等遠來，待要全付與汝取去，但那方之人，愚蠢村強，毀謗真言，不識我沙門之奧旨。’叫：‘阿儺、伽葉，你兩個引他四眾，……將我那三藏之中，三十五部之內，各檢幾卷與他，教他流傳東土，永注洪恩。”
柞裏子不自量力，模仿《西遊記》遊戲文字體，評曰：
盛氣淩人，裝模作樣。盛氣淩人，妄受遠道來客再拜長跪，孰謂知禮！裝模作樣，檢點一路過所印信文書，幹卿底事？真個是坐井觀天，竟以為天下事無所不知；假裝做慈悲為懷，豈舍得閣藏經一並付與？哪堪稱普渡眾生，如此毀謗下方生靈；說什麽四大皆空，原來不忘洪恩永注。醜！醜！醜！
“阿儺、伽葉引唐僧看遍經名，對唐僧道：‘聖僧東土到此，有些什麽人事送我們？快拿出來，好傳經與你去。’三藏聞言道：‘弟子玄奘，來路迢遙，不曾備得。’二尊笑道：‘好！好！好！白手傳經濟世，後人當餓死矣’。行者見他講口扭捏，不肯傳經，他忍不住叫道：‘師父，我們去告如來，教他自家來把經與老孫也。’阿儺道：‘莫嚷！此是什麽去處？你還撒野放刁！到這邊來接著經。……沙僧接了抱著的散經，打開看時，原來雪白，並無半點字跡。慌忙遞與三藏道：‘師父，這一卷沒字。’行者又打開一卷看時，也無字。八戒打開一卷，也無字。三藏叫：‘通打開來看看。’卷卷俱是白紙。……行者早已知之，對唐僧說：‘這就是阿儺、伽葉那廝！問我要人事，沒有，故將此白紙本子與我們來了。快回去告在如來之前，問他□財作弊之罪。’……行者嚷道：‘……被阿儺、伽葉□財不遂，通同作弊，故將無字的白紙本兒教我們拿去，我們拿他去何用？望如來敕治！’佛祖笑道：‘你且休嚷。他兩個問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隻是經不可輕傳，亦不可以空取。向時眾比丘聖僧下山，曾將此經在舍衛國趙長者家與他誦了一遍，保他全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脫，隻討得他三升三鬥米粒黃金回來。我還說他們忒賣賤了，教後代兒孫沒錢使用。你如今空手來取，是以傳了白本。白本者，乃無字真經，倒也是好的。因你那東土眾生愚迷不悟，隻可以此傳之耳。’……二尊者複領四眾到珍樓寶閣之下，仍問唐僧要些人事。唐僧無物奉承，即命沙僧取出紫金缽盂，雙手奉上道：‘弟子委實是窮寒路遙，不曾備得人事。這缽盂乃唐王親手所賜，教弟子持此沿路化齋。……’那阿儺接了，但微微而笑，……伽葉卻才進閣檢經，一一查與三藏。”
柞裏子既已獻醜於上，不妨再度效顰，評曰：
公行勒索，巧施欺詐。二尊者公行勒索，明目張膽強求人事，叫道：‘快拿出來’！佛祖宗巧施欺詐，胡攪蠻纏跪辯白本，笑曰：‘倒也是好’。斂財聚貨，原來是上頭的既定方針；傳經濟世，不過是外邊的虛晃招牌。西方極樂世界，既然這般齷齪；東土取經徒眾，何必如此執迷！臭！臭！臭！
既醜如彼，又臭若此，故曰：到頭來受到最大嘲弄的卻並非是道教而是佛教。
§⒊
《西遊記》與《水滸傳》，孰高孰下？竊以為頗難分解。金聖歎抬高《水滸傳》不遺餘力，包括貶低《西遊記》在內。然金某以為《水滸傳》高過《西遊記》的理由卻可笑得很。金某曰：“《水滸傳》不說神鬼怪異之事，是他氣力過人處。《西遊記》每到弄不來時，便是南海觀音救了。”這說法既不合邏輯，也不符事實，兼自相矛盾。說不說神鬼怪異與文字優劣了不相涉，內容在說妖魔神聖，文字自然離不開神鬼怪異；內容不在妖魔神聖，文字自然可與神鬼怪異無關。若依金某之說，但凡說神鬼怪異者便非高手，那麽，《聊齋誌異》就隻有奉陪末座的份了。所謂不合邏輯者，指此。
《水滸傳》何嚐不言神鬼怪異？《水滸傳》第一回( 或按金某的說法，第一回之前的“楔子”) 回目分明是“張天師祈禳瘟疫，洪太守誤走妖魔”。最後一回“忠義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驚惡夢”也分明在談神說怪。此外，書中尚有九天玄女賜書宋公明、羅真人戲弄黑旋風、公孫勝作法破高廉等等情節，皆為神鬼怪異之事。所謂不符事實者，指此。
所謂“弄不來時”，本是作者有意弄得如此，並非因文字低劣故被逼得如此。《西遊記》作者顯然喜歡觀音菩薩這角色，故特意弄出一些“弄不來時”，好讓觀音菩薩出盡風頭。若依金某之說，《水滸傳》中宋江鬥不過高廉，派戴宗尋回公孫勝之舉，豈不也是“弄不來時”，求救於神仙？所謂自相矛盾者，指此。
金某之評點《水滸傳》，如上所引不如人意之處，其實甚多，而新文化運動中人物卻大都奉之若神明，亦可笑得很。比如，胡適說：“金聖歎的辯才是無敵的，他的筆鋒是最能動人的。”意既淺薄，文亦幼稚。魯迅說：“金聖歎抬起小說傳奇來和儒家經典《左傳》等並列，是了不起的大貢獻。”試問：了不起在哪裏？貢獻在何處？黎民因此而小康？吏治因此而清明？國家因此而富強？天下因此而太平？抑或史學家從此改行寫小說？或小說從此變做曆史？《荀子》斥之為“好為非常、可喜之論”者，胡、魯之流正可以當之。
金某評點《水滸傳》中最荒謬之處，在於對《水滸傳》中人物的論斷。金稱：“《水滸傳》寫一百八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樣。……一百八人中，定考武鬆上上。時遷、宋江是一流人，定考下下。魯達自然是上上人物，……然不知何故，看來便有不及武鬆處。想魯達已是人中絕頂，若武鬆真是天神。……李逵是上上人物，寫得一篇天真爛漫到底。看他意思，便是山泊中一百七人，無一人入得他眼。……楊誌、關勝是上上人物，……史進隻算上中人物，為他後半部寫得不好。呼延灼卻是出力寫得來的，然隻是中上人物。”
如此說法有致命破綻一，與事實不符者一，與書中所述不合者一，不合邏輯、不近情理、見識淺薄者諸多。茲一一分析如下：
品定人物上下，當以人物的性格、言行為準，作者寫得好與不好無與焉。史進是何等人物，僅憑上半部的描寫已足以知之，不待下半部作者不曾寫得好方才能作定論。呼延灼是何等人物，也不由作者是否“出力寫”而定案。時遷盜取鉤鐮槍，作者極“出力寫”，也寫得極出色，然時遷的人物之高下並不能因此而有所轉移。論人物而與作者寫人物的文字混攪，此所謂致命破綻者也。
《水滸傳》所寫一百零八人，真寫出“性格”從而可以評定其“人品”者，不過以下十一人 ( 以出場序為列 )：史進、魯達、林衝、楊誌、宋江、武鬆、戴宗、李逵、石秀、孫立、董平。其中用於戴宗、孫立、董平的筆墨甚少，若略而不計，則僅得八人。“寫一百八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樣”雲雲，純屬信口開河。此所謂與事實不符者也。
“李逵道：‘若真個是宋公明，我便下拜。若是閑人，我卻拜甚鳥！節級哥哥，不要賺我拜了，你卻笑我。’宋江便道：‘我正是山東黑宋江。’李逵拍手叫道：‘我那爺，你何不早說些個，也教鐵牛歡喜。’撲翻身軀便拜。”《水滸傳》寫戴宗引李逵初見宋江時如此。寫李逵口稱“若是閑人，我卻拜甚鳥！”，並非表現李逵目中無人，正欲襯托李逵對宋江佩服得五體投地耳。不明乎此而說甚麽“看他意思，便是山泊中一百七人，無一人入得他眼”，已可笑之至。姑置之勿論，且說宋江難道不是“山泊中一百七人”之一，李逵見宋江又拍手、又呼爺，又翻身便拜，十足一副狗見主人麵孔，何來“便是山泊中一百七人，無一人入得他眼”之說？再說戴宗難道不也是“山泊中一百七人”之一，李逵既以“節級”官稱呼之，猶嫌不夠親熱，再加上“哥哥”兩字方才罷口，李逵之巴結戴宗由此可見一斑。何來“便是山泊中一百七人，無一人入得他眼”之說？此所謂與書中所述不合者也。
其不合邏輯、不近情理、見識淺薄者不勝枚舉，僅列數例如下，以收管中窺豹之效：
世間之為領袖者，除非其地位來自世襲，否則，必有於道德智勇言行諸方麵高於其屬下者。宋江之手下既有“上上”人物眾多，更有“人中絕頂”如魯達，甚至有“天神”如武鬆，宋江自己焉能屬“下下”一等？此金某評論之中最不能自圓其說者。
倘若撇開權謀與馭下的能力不談，《水滸傳》中的第一人，非魯達莫屬。武鬆是趨利的小人，焉能反居魯達之上！李逵是典型的地痞流氓，焉可與魯達相提並論！《水滸傳》中主要人物的上梁山，皆逼不得已所致，故世間有“逼上梁山”的俗語。魯達的上梁山，雖非出於逼，但其落草為強盜，則出於逼，故歸根結蒂言之，魯達也是“逼上梁山”者之一。被“逼上梁山”者，雖皆出於“逼”，而原因並不盡同。魯達之所以被逼，純因仗義救人，於自己本毫無關係，魯達之所以特高於其他人者，正在於此。
宋江之被逼，雖也出於救人，甚至也可以說是仗義，然宋江之仗義救人與魯達之仗義救人畢竟有天淵之別。魯達先後兩次受逼，第一次為救金老漢與其女翠蓮脫離水火，失手打死一方惡霸鄭屠，被逼逃亡，落發為僧。魯達與金老漢父女素不相識，魯達之救金老、翠蓮，憑的完全是一腔俠義之心。
魯達第二次受逼，為救林衝於死地，遭高太尉追捕，落草為寇。魯達與林衝之交，非世交、非久交、非深交、非利害之交，非勢力之交，亦非感恩戴德之交。換言之，魯達與林衝之交，不過義氣相投之交而已。魯達一路暗中保護林衝，出林衝於必死之地，憑的完全是純淨的友情。
宋江之救晁蓋，固遠出於賣友求榮者之上。然晁蓋何許人？鄆城縣東溪鄉保正 ( 保正者，一鄉之長 )、大莊園主，十足的土豪。宋江身為鄆城縣押司 ( 押司，略相當於今日縣長辦公室負責人 ) 而結交本縣富戶，不無官紳勾結之嫌。故宋江、晁蓋之交，不得與魯達與金老父女的一麵之交同日而語，也不得與魯達與林衝的義氣之交同日而語。
晁蓋因何而有性命之憂？因劫取生辰綱所致。生辰綱雖為不義之財，晁蓋之劫為己有，亦無義可言，與梁中書之榨取於民並無二致。故晁蓋之危，可說是咎由自取，亦不得與金老父女、林衝之受惡霸權臣迫害同日而語。故魯達仗義救人之義，為放之四海、曆盡千古皆不可推翻之義；魯達仗義救人之人，乃古今中外一切仁人義士必救之人。宋江之救晁蓋，無論義與人，皆去之遠矣。
武鬆之為趨利小人，可於以下四例見之：武鬆在景陽崗打死大蟲，清河縣令欲抬舉武鬆為縣都頭 ( 縣都頭，約相當今日縣刑警隊長 )。“武鬆跪謝道：‘若蒙恩相抬舉，小人終身受賜。”下跪還嫌不夠，還要把區區縣令高抬為“相”，還嫌不夠，還要在“相”字之前加一“恩”字。如此巴結言行，可是魯智深能辦得來者？此其一。
武鬆殺潘金蓮自首，刺配孟州。為管營之子施恩豢養為打手，演出一場醉打蔣門神的醜劇。施恩何許人？請聽施恩對武鬆如此說：“孟州一境，起小弟一個渾名，叫做‘金眼彪’。……往常時，小弟一者倚仗隨身本領，二者捉著營裏有八九個拚命囚徒，去那裏開著一個酒肉店，都分與眾店家和賭錢兌坊裏。但有過路妓女之人，到那裏來時，先要來參見小弟，然後許他去趁食。那許多去處，每朝每日，都有閑錢，月終也有三二百兩銀子尋覓，如此賺錢。”蔣門神又何許人？也請聽施恩對武鬆如此說：“近來被這本營內張團練(團練，管營的上司)，新從東路州來，帶一人到此。那廝姓蔣名忠，有九尺來長身材，因此江湖上起他一個渾名，叫做‘蔣門神’。……因此來奪小弟的道路，小弟不肯讓他，吃那廝一頓拳腳打了。”
由此可見，施恩乃孟州地方一大惡霸，竟然倚仗其父為管營之便，動用監牢中的凶犯充當其打手，勒索快活林的賭場、商家、妓女等等。其勒索妓女，施恩自己明言之，至於其他巧取豪奪，隻在“那許多去處，每朝每日，都有閑錢”一語中帶過。其為惡之深、之廣，又令號稱“鎮關西”的鄭屠相形見絀。至於蔣門神，其與施恩之區別，僅在於本事更大，靠山更高。
僅憑“但有過路妓女之人，到那裏來時，先要來參見小弟，然後許他去趁食”這一句，足以令魯智深火爆三丈，耐不住賞施恩三拳，令其歸西。而武鬆卻說：“我如今便和你去，看我把這廝 ( 指蔣門神 ) 和大蟲一般結果他！拳頭重時打死了，我自償命！”不過得了些酒食，便如此死心塌地為惡霸賣命。此其二。
武鬆醉打蔣門神，替“施恩重霸得快活林”，蔣的靠山的靠山張都監誘武鬆入彀，對武鬆道：“我帳前缺恁地一個人，不知你肯與我做親隨體己人麽？”“武鬆跪下稱謝道：‘小人是個牢城營內囚徒，若蒙恩相抬舉，小人當以執鞭隨鐙，伏侍恩相。’”重現前一回巴結縣令之醜態，此其三。
既為張都監之“親隨體己人”，且看武鬆做何勾當：“武鬆自從在張都監宅裏，相公見愛，但是人有些公事來央浼他的，武鬆對都監相公說了，無有不依。外人俱送些金銀、財帛、段匹等件。”原來武鬆在那裏招權納賄！此等齷齪之事，且不說魯達絕不為，楊誌亦不屑為之 ( 稍事對照楊誌受知於梁中書的文字，楊誌、武鬆人品的高下便一目了然 )。此其四。
如此趨利小人，而金聖歎竟奉之為“天神”；如此胡說亂道，而胡、周之流竟奉之為文學批評泰鬥！真所謂“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
以趨利小人視武鬆，已屬抬舉。武鬆不僅趨利，而且使氣好殺，實當以趨利惡棍視之。武鬆的出場，因亡命匿藏於小旋風柴進的莊園，與宋江不期而遇。請看武鬆如何向宋江自我介紹：“因酒後醉了，與本處機密相爭，一時怒起，隻一拳，打得那廝昏沉。小弟隻道他死了，因此一徑的逃來。”因酒醉而打人，顯係無賴。幾乎將人打死，毫無悔過之心，反而得意洋洋於打人本事之高明 (“隻一拳”雲雲，將得意洋洋之心態刻畫活現 )，又下無賴一等。其殺張都監，將其全家連帶無辜丫環、傭人大小共十五口一並殺死。武鬆自話自道：“一不做、二不休，殺了一百，也隻是死！”心中隻盤算殺人如何抵罪，被殺者是否無辜完全不在武鬆的思維之中，何其凶恨惡毒！如此殘殺之後，還不曾忘記兩件事。其一，用被害者的鮮血在粉牆上寫下“殺人者，打虎武鬆也。”七個大字。其二，把值錢的銀酒器踏匾，裝袋帶走。此時此刻還不忘吹噓打虎之威風，也不忘記順手牽羊、拐帶錢財，武鬆之為人性泯滅之徒，遂無可置疑焉。
雖然，武鬆較之李逵又高明多矣。李逵與宋將相遇於江州，“因為打死了人，逃走出來。”隻一句“打死人”，不言“因酒後醉了”。不醉而行凶打人，且不止是打昏而是當真打死，可見李逵下流無賴有過於武鬆。武鬆在縣裏當都頭，李逵在管牢房的手下充當打手。縣都頭雖小，畢竟是正經職業；充當牢頭打手，則正經一流氓，此又可見李逵之下武鬆一等。李逵向人借錢賭博，人家不借，李逵就要“打得他家粉碎”。如此橫蠻，此武鬆所不為。李逵賭錢輸了，“便就地下擄了銀子，又搶了別人賭的十來兩銀子”。如此下流，亦武鬆所不屑為。梁山泊三打祝家莊，扈家莊先降，李逵違宋江之令，將扈太公一家殺絕。扈家與李逵無仇無冤，李逵之濫殺扈太公一家又較武鬆之殺張都監一家更無人性。宋江不敵高廉，派戴宗攜李逵尋公孫勝。李逵對公孫勝之母道：“你不叫你兒子出來，我隻殺了你！”。李逵疑心公孫勝之師羅真人阻撓公孫勝出山，“提起斧頭，便望羅真人腦門上隻一劈，早砍倒在雲床上。”欲請人相救，卻先欲殺人之母，繼又殺人之師，天下豈有此理！
所謂“逼上梁山”，未必都受逼於官，盧俊義與朱仝皆受梁山之逼而上梁山者。盧俊義雖被逼得家破人亡，多少有幾分咎由自取的意思。至於朱仝之受逼，則完全被動。梁山雖有凶殘至賣人肉、吃人心之惡徒，能下毒手殺死四歲小兒以嫁禍朱仝而心中絲毫無愧者，舍李逵之外，別無可求，故吳用派遣李逵去幹這份勾當，而李逵欣然領命，馬到成功。如此一流氓、無賴、凶徒、殺手，而金聖歎卻稱：“李逵是上上人物，寫得一片天真到底。……《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他好評語。”如此這般瞎說，卻被胡適稱道為“何等眼光！”，被鄭振鐸稱道為“能言人所不能言。”胡、鄭之流倘若不是心有所蒙，則必然眼有所蔽。金聖歎雖不曾殺人，卻如此欣賞凶殘好殺之李逵，其胸懷之中亦必有至恨、至毒之惡。故金某之遭腰斬，雖死非其罪，抑或老天之眼不曾有所蔽歟？
&nb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