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院社工手記（十四）“ 他的兒子已經消失五年了！“

以下描述源於真實案例，姓名等已變更以保護病人隱私


威廉先生是美國黑人，82歲，住在養老院，因為肺炎來到我們醫院。他有老人癡呆症。醫生發現，其實他可能有肺癌，需要同家屬聯係， 討論治療方案。

在威廉先生的病曆中，聯絡人列的是他兒子和女兒的電話。

我打電話給他的兒子大為，通知他，威廉先生病情嚴重，醫生要同他講話。他說：“我現在很忙，我馬上給你打回去！”打電話給女兒，沒人接，也沒有留言功能。

一整天大為都沒有回電話，所有再打給他的電話，都立即進了留言信箱。第二天還是如此。

第二天下午，我實在忍不住了，打電話給養老院的社工湯姆，問他病人還有什麽家人，我告訴他，兒子大為接了一次電話，就杳無音訊了。

“什麽？大為居然回了你的電話？”湯姆的聲音差點震破了我的耳膜。“威廉在我們這裏五年了，大為沒有出現一次，也從來沒有接過電話。”

“那他的女兒哪？”

“從來沒有聽說他有女兒。”

“誰給他做醫療決定啊？”

“政府付他的療養院錢，以前他神誌清楚時，自己做決定，後來都是我們集體開會決定。”

我不放棄“難道五年中，就沒有人來看過他嗎？”

湯姆的聲音柔和了許多“沒有，沒人來，他總是默默地坐在一邊。”

我決定不放棄聯絡大為。我在網上通過他的電話，找到他的家庭住址，打電話給當地警察，讓他們上門去聯絡大為，這稱之為“福利檢查”， 通常是在一個人消失後，警察到家裏查問，確認這人的安全。

警察明確告訴我，他們沒有辦法查，因為那是一片公寓，沒有他的單元號碼，他們無能為力。

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講了一遍，那接電話的女警十分同情，說“那我盡力吧。”

五分鍾後，警察回了電話，說“我打電話給大為，他說馬上就打電話給你。”

大為當然沒有打電話。

兩小時後，我打電話給大為，他接了，說“哎呀，我這裏的信號不好，我聽不到啊。”然後再打給他，就又是留言了。

我聯絡了公共監管人，他們說病人沒有財產，很難申請公共監管。

我把這件事轉介到醫院道德委員會。

現在威廉先生已經不能進食，把鼻飼管拔了一次又一次。

一個星期後，道德委員會開會，主管調查的委員介紹了案件，主管醫生麥克向委員們介紹了威廉先生的病情，他同時引用腎科醫生和腦科醫生的意見說“威廉先生的腎功能已經衰竭，因為老年癡呆而不能腎透析（因為他可能把投析管拔掉，那將十分危險），他的老年癡呆已經是晚期，他已經不能吞咽。”麥克醫生吸了口氣，沉重地說“我強烈建議安寧療法。”

安寧療法，就是不治療疾病，但是治療症狀，全力使病人舒適，直到大自然完成它的輪回。

我作為涉案社工，介紹了我和病人家屬接觸的情況。

盡管我也是道德委員會的一員，由於我涉案，不能參加表決。

在場的十位委員，每一個人都支持麥克醫生的意見，每一個人都說了支持的理由。

道德委員會的意見被轉給了醫院的法律部門，在研究了病曆後，發現在五年前， 威廉先生已經是DNR,亦即在緊急情況下，他放棄心肺複蘇和氣管插管的搶救。

醫院法律部門決定，我們的醫療團隊可以為威廉先生作醫療決定。

在醫生辦公室裏，麥克醫生，醫院牧師，我的老板，大老板，安寧治療專家和我，站成了一個圓圈，每個人輪流發言，都同意了安寧治療。

之後大家沉默了一陣。

麥克醫生然後說：“那末我就下醫囑了。”

每個人都輕輕地點了點頭。

威廉先生於11天之後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