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是個緩慢和漸進的過程，決不應一步到位，否則對己不利，對人寡義。”
２００３年７月２５日
中國曆來推崇以義立國。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但並非對利無動於衷，“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而西方國家講究以利立國，美其名曰“國家利益。”這本來無可厚非，但是，如果以鄰為壑，那就不足為訓了。
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橫掃東亞之際，全世界都在盯著人民幣，預期是下一輪倒下的多米諾骨牌。然而中國作出人民幣不貶值的承諾，並且一諾千金，不惜讓中國的出口機器停滯下來，金融危機的勢頭因此而被遏製。中國當年的做法，其實就是義字當頭，符合祖宗的古訓。當然，中國也並未犧牲自己的根本利益，當危機消彌後，中國的經濟列車又隆隆上路了。
曾幾何時，全世界又盯住了人民幣，而這次卻反了方向，“人民幣必須升值”的呼聲如雷灌耳。然而仔細研究發現，其中的動機超出了純經濟的考慮，隱含著政治目的。
風起於青蘋之末。首先提出人民幣應升值的是日本人。日本金融服務省次大臣黑田春彥去年底首提“中國將把通貨緊縮出口到亞洲的其它國家。”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在今年八國集團（G8）財長會議上提議促人民幣升值。近來美國的一些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又加入到其中推波助瀾。
這些人所持的理由不外有二：一是人民幣的匯率與實際購買力相比，被嚴重低估，使出口具有不合理的價格優勢；中國擁有巨額的外貿順差和外匯儲備反證了人民幣匯率不合理。二是中國政府有意操縱匯率，從中獲利，使各國產業受害。
但這種說法經不起推敲。其一，世界銀行以購買力平價(PPP)評估，確實認定人民幣的實際匯率比名義匯率高出4.6倍，但同時也指出，凡發展中國家，或多或少都有幣值低估的問題，如印度、俄羅斯、印度尼西亞分別為5.6倍、4.9倍和4.2倍。其二，中國出口的強勁，根本原因在於勞動力成本的低廉。再加上官方對外匯的壟斷管理，造成了中國外匯儲備急升的現象。
那麽，日美等國是否成為人民幣匯率低估的受害者呢？其實，日本是從現有中日貨幣匯率比價中獲利的。在中日貿易中，日本多年享受巨額的順差。而且在中國向日本的出口中，相當大的部分是日商在華投資的產品。再有，中日之間產品互補，向日本出口的大多為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際上也沒有競爭關係，因此，如果人民幣升值，對日本外貿的益處有限，甚至會危及日本人在華投資產業。
類似的情形也存在於美國。美國前幾年經濟熱絡，遊資大舉湧入，按常理肯定會發生通貨膨脹，正是因為大量物美價廉的“中國製造”平抑了物價。其次，中國的出口順差盈餘，多半以購買美國債券的形式回流美國，最終還是支撐了美國的資本市場。現在美國經濟低迷，出口不旺，逆差積累，人民幣升值也許會減少一些逆差，挽救一些夕陽產業。但美國的消費者，特別是那些依賴99cent店，以及WalMart或KMart商品維持其生活質量的中下層民眾就要吃苦頭了。
從中國方麵來看，人民幣若大幅升值，蘊含著很大的風險。中國經濟的三大支柱是出口，內需和投資。目前，中國內需低迷，投資不彰，美國商業周刊預期說，人民幣升值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中國出口減少，脆弱的生產商關門，呆帳嚴重的銀行係統崩潰，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工人失業，中國社會危機將隨之而來。
從曆史上看，正是日本提供了貨幣升值惡果的前車之鑒。在80年代，日本電器、汽車產品以其價廉質優，橫掃美國市場。此時被逼得走投無路的美國也忘記了自由競爭的原則，迫使日本在1985簽訂“廣場協議”(Plaza Agreement)，日元對美元從三百日元直升到最高時的80日元，日本人仿佛一夜暴富，日本經濟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泡沫。不出幾年，這個泡沫就被戳破，日本經濟從此一厥不振，經曆了長達十年的痛苦衰退，至今仍低迷徘徊。
所以，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歐元之父”蒙代爾說：人民幣若升值會重蹈日本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覆轍。與八十年代的日本相比，中國今天情形更為險峻。第一，中國產品的技術層次更低，利潤稀薄，沒有多大的回旋空間。如一雙運動鞋，中國人隻能賺幾分錢，大頭都讓外商賺走了。第二，中國根本無法再轉移其產業來降低其成本。當年日本為了保持其產品的競爭力，向東南亞和中國內地大舉轉移了生產基地，憑借日本的技術，其出口產品仍然可以維持其鋒芒。
作為過來人，日本應該比任何人更清楚貨幣貿然升值的危害。那麽，日本，加上美國的一些利益集團的做法，隻能用以鄰為壑，損人而不利己來解釋。
何況，人民幣升值也可能使有關國家未蒙其利，先蒙其害。近日韓國財經部長金振柞說，人民幣升值會導致中國經濟減速，也會對韓國出口造成損害。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羅奇指出，打破人民幣與美元的掛鉤將使全球生產供應鏈遭到破壞。它將給帶頭前往中國采購的日本、美國和歐洲造成嚴重的負麵影響。
所以，對中國來說，人民幣的匯率應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特別是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產品質量的提升而提高。這是個緩慢和漸進的過程，決不應一步到位，否則對己不利，對人寡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