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大的農民、打工者，在自己的國度裏，成了外來者，在希望的田野上，成了賤民。”
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７日
孫誌剛，一名風華正茂的大學生，因無暫住證而在廣州被收容，三天後死於非命。此事因“南方都市報”的揭露而輿論嘩然，舉國關注。三位博士上書直指收容製度違憲。結果，凶手被嚴懲，實行多年的收容製度壽終正寢，而被更人道的現代救助製度所取代。
許多大案轟動一時，但很快會被時間遺忘。而孫案必然將被書寫在中國法製發展的大事記上，甚至會書寫在中國社會發展的大事記上。孫案的特殊，在於孫案的演變中，新聞媒體為民請命，學術精英指點時弊，政府部門從善如流。出現了罕見的三者良性互動。孫案的意義，在於啟動了改革不良製度的按鈕，從而突破了普通的沉冤昭雪的窠臼。
就直接導致孫誌剛之死的收容製度而言，這一製度的本意，在於收容城市流浪乞討人員，但逐漸異化成一個對付城市外來流動人員，尤其是眾多的農村打工者的惡法。據所暴露出來的情況，一些收容所對外來人員刁難、折磨，甚至勒索、綁架，無所不用其極。早為外來者所痛恨，卻敢怒而不敢言。然而，值得指出的是，我們批判的鋒芒應不止於收容製度，而是收容製度背後所反映的國民不平等待遇問題。
中國的收容製度，以及相聯係的戶籍製度、暫住證製度等等，構成了一套將國民不平等製度化的體係，將農民、外來打工者等弱勢群體固定在社會金字塔的最底層。孫誌剛之死，隻是不巧以大學生的身份，被誤認為是一個外來打工者而已。人們會問，假如孫誌剛僅僅是一名普通打工者，那此案會引起同樣的關注嗎？
自古至今，中國以農為本。農業既被視為國本的高尚職業，鄉村即是國人精神家園。中國士大夫進則出山，退則歸田。曾幾何時，以戶籍製度為核心，加上所附帶的種種經濟政治利益條件，演變成一個國民歧視的體係。廣大的農民、打工者，在自己的國度裏，成了外來者，在希望的田野上，成了賤民。戶籍本來應是職業和居住的標識，卻變成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甚至演變成了一種保護特權，壓製弱勢的劣製，加劇了中國的城鄉對立，工農對立和貧富差距，人為地在社會上劃分了鴻溝，形成了中國特色的民權問題。更重要的是，這個弱勢階層，並非是微不足道的少數，而是一個極其龐大的群體。據統計，2002年，中國外出務工經商者有1.5億到2億，連家庭就有5到6億。這些所求無多的打工者，拿著最低微的報酬，卻為中國經濟發展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們是城市繁榮的功臣。然而，正是這些人，被稱為盲流，每每麵臨被驅趕，被收容的命運。
有人為這種製度辯護，認為有助於穩定城市，穩定社會。其實，這更多的是基於既得利益的保護，而並非是經濟社會長遠發展的理由。農民進城，本來就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劉易斯在其二元經濟模型理論中，把農業剩餘人口向工業的轉移，作為是工業化的條件。在中國近年的發展中，最為滯後的恰恰是農業人口轉化以及城市化的速度。據統計，中國的城鎮化率，與同等經濟發展水平國家相比，要低10個百分點。而與工業化國家相比，要低約20個百分點。換言之，中國經濟發展的現狀，就是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後。現行的種種做法，拖了整個中國經濟進步的後腿。在這一方麵，戶籍製度難辭其咎。
所以，孫案的意義，在於用一條年輕的生命告訴人們，用製度來維護人為的鴻溝，不僅在道義上失德，在政治上失分，也在經濟上失策。因此，改革的手術刀，應該指向這些劣法和劣製。
孫誌剛走了。僅僅是因為他在自己國家的城市裏沒有暫住證。然而，他會使更多的中國人自由的流動和安居，享受平等與尊嚴。他的生命的價值，將在中國社會的進步中得到最大的補償。因此他會在人心中永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