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加州州長阿諾·施瓦辛格給加州人送一大禮物。他提議讓3600萬加州人，包括650萬過去沒有健保人士，甚至是非法移民兒童，都享有健康保險。無獨有偶，1月10日，參議員肯尼迪提出，每個美國人都應有醫療保險，就像每個駕車人都要有汽車保險一樣。這些言行，引起我們對社會保障製度的極大興趣。
對於個人的生老病死，旦夕禍福，在中國曆史上，是家庭撐起了最大的保障之傘，而在西方，除了家庭外，教會也有強大的保障功能。進入現代社會後，人們逐漸發現，家庭，家族，甚至教會之傘，也無法麵對危機的暴風驟雨。而由政府出麵，或多或少地取代家庭，教會，企業的功能，為個人撐起保障之傘，有助於社會的穩定。社會保障問題，也就被賦予了社會政治的含義，各種福利社會的理論與實踐紛紛出籠。在西方社會，以瑞典為典型的北歐的“福利國家”，和以美國為典型的“自由資本主義”國家成為天平的兩極。
“福利國家”由國家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普遍社會保障。這種製度推行的結果，使政府財政負擔沉重，被迫提高稅收，而稅收的增加又抑製了投資者的投資熱情和勞動者的工作熱情，使有些人寧可拿救濟金悠閑度日，也不願意辛苦工作。沉重的賦稅影響企業的競爭力，國家也患上“福利國家”病。
然而，換一個角度看，普遍而優厚的福利，使得這些國家消滅了赤貧階層，社會安定與文明程度都成為各國標杆，這可以從世界銀行公布的北歐國家的社會發展指數中觀察出來，即使從經濟角度的國家競爭力指標來觀察，北歐國家也往往名列前茅。
作為自由資本主義忠實信徒的美國人，對“福利國家”的實驗往往嗤之以鼻。然而事實上，美國的社會保障製度也是廣泛而深入的。首先，經濟與社會危機是社會保障的推手。如三十年代大蕭條，就促成了有強烈的國家福利色彩的“羅斯福新政”；其次，民主製度有導向福利內在機製。向選民許諾福利，是政客贏得選票的秘訣。因此，社會福利就有一種增易減難的剛性。一屆屆政府積累下來，就形成廣泛的社會保障現狀。不少華人來美國，都發出過美國“要比社會主義還要社會主義”的感歎。
但是，美國的社會保障製度也存在重大弊端。以醫保製度為例，借用肯尼迪參議員的話說，現在美國的醫療“保險覆蓋麵下降，成本上升。在提供高質量保障方麵，美國正在淪入世界大國的最底層。” 商業圓桌會議執行主任伯頓說：“昂貴的醫療保費影響創造就業機會，它也損害了我們在世界市場上競爭的能力。”
如何評判這兩種社會保障製度的優劣？ 1941年，被稱為“福利國家之父”的英國學者貝弗裏奇在其著名的《貝弗裏奇報告》中，提出社會保障應遵循以下四個原則：一是普遍性原則，即社會保障應該滿足全體居民不同的保障需求；二是保障基本生活原則，即社會保障隻能確保每一個公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三是統一性原則，即社會保險的繳費標準、待遇支付和行政管理必須統一；四是權利和義務對等原則，即享受社會保障必須以勞動和繳納保險費為條件。按這些原則衡量，北歐製度的主要弊端是遜於基本性與對等性：福利太優越，不幹比幹好。而美國則遜於普遍性與統一性：涵括範圍有限，成本高效率低。因此，兩種製度都有改革之必要。
歐洲近年提出了“第三條道路”的福利國家改革理念，變消極福利為積極福利，變“福利國家”為“社會投資國家”， 其實也是在踐行貝弗裏奇的對等性原則，並初步見效。而阿諾與肯尼迪等提出的全民醫保改革，正是在嚐試普遍性原則，讓政府的保障之傘遮住每一個人。
如果再把目光投向今天的中國，胡錦濤提出的建立“和諧社會”主張，不僅是一個政治問題，也是一個社會保障問題。50，60年代，中國試圖建立一種與社會主義相匹配的社會保障體係，但是實質上是一種以單位為核心的體製，城市全民與集體所有製之間的保障水平，有巨大的差距，更遑論廣大農民。好比全民職工撐布傘，集體職工撐紙傘，而農民幾乎沒有傘。改革開放後，單位的保障之傘收起來了，但國家的保障之傘沒有撐起來。雖然經濟發展了，富人增多了，但普通民眾日益感到看病難，住房難，養老難，而城鄉，地區，行業之間巨大的不合理差距，更使得人們對眼前產生焦慮感，對未來產生危機感，並會衍生出仇恨富人，對抗體製等種種反社會心理。隻有社會保障製度的建立，才能有效地填平這些鴻溝，消除這些情緒。 換言之，中國的和諧社會的建立，有賴於一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係作為其基礎。而目前中國國力的增強，尤其是國家稅收的大增，使得這種製度的建立有了財力上的可能。
同樣，在中國建立社會保障，貝弗裏奇原則依然適用。如從普遍性原則出發，建立一個不區分城鄉，地區，行業， 而隻根據民眾需要的社會保障體係，勢在必行。在風雨麵前，中國再也不能給一些人撐布傘，給一些人撐紙傘，而一些人根本就沒有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