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交進入話語權意識高漲時代

2008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在論及我國的外交政策時提到：“積極開展多邊外交，推動重大熱點問題和全球性問題的妥善解決。”這個報告還說，在過去五年中，中國妥善應對國際上各種新挑戰，積極負責地參與解決全球性的問題，在解決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上發揮著重要的建設性作用。

　　與以往關於外交政策的論述比起來，溫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顯示了我國外交出現了一個值得關注的變化，它體現在“推動重大熱點問題和全球性問題的妥善解決”這句話中。如果考慮到鄧小平“韜光養晦”、“不當頭”的遺訓，那麽我們可以說，“推動重大熱點問題和全球性問題”的妥善解決這一外交新政策，將使我國的國際戰略變得更為積極、更加主動。

 

　　這是一個新的方向。

 

　　事實上，最近幾年，也就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的國際戰略的總取向是強調“有所作為”。對此的最好詮釋是為解決朝鮮核問題而舉行的六方會談。在這一艱難的旅程中，中國充當了平台的角色，為化解各利益相關方，尤其是朝美雙方的利益衝突，發揮了關鍵的作用。目前，朝核問題已經緩和下來。溫總理的上述論述，驗之於中國在解決朝鮮核危機這一重大熱點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是再恰當不過了。在其他一些熱點問題——比如蘇丹達爾富爾問題——的解決上，中國也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兩個限定

 

　　當然，這一新的方向仍然是審慎的和節製的。這體現在兩個重要的修飾詞上，一個是“重大熱點問題”，一個是“全球性問題”。需要注意的是：是“重大”熱點問題，不是一般性熱點，更不是所有熱點。所謂重大熱點，筆者認為指的是對整個國際社會和中國自身都有著十分重大影響的問題。如果隻是對國際社會有重大影響，而對於中國影響甚小，那麽，這個問題也不是需要我國推動解決的重大熱點問題。不過，由於中國的快速發展，其利益擴展越來越具有世界規模，因此在一般意義上對於國際社會影響重大的問題，對中國也將產生重要影響。究竟哪些重大熱點問題需要中國“推動”解決，取決於一個重要的原則，那就是“維護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為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如果說危機事件危及或破壞了這一原則，那就需要我們去“推動”解決。

　　對第二個限定，我們需要區別“全球”與“全球性”。全球性問題，我認為首先是指在人類生存層麵有著重要影響的問題，比如氣候、環境、太空、傳染性疾病等，之所以說這些問題是全球性的，是因為這些問題涉及每一個國家、每一個人。對中國來說，全球性問題正處在擴展之中，比如金融問題、貨幣政策問題和貿易政策問題越來越具有全球性質。但是，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不是發生在全球範圍內的所有問題，都要推動著去解決，中國不需要也沒有能力將自己的利益擴展及全球範圍或全球規模，不過，由全球性向著全球的轉變，也現實地進行著。

　　中國國際戰略的這一轉變，是建立在現實主義基礎上的。在上世紀60~70年代，我們一度提出過“胸懷祖國，放眼世界”、“解放全人類”等口號。這些口號，現在看起來是虛幻的，因為它完全缺乏現實基礎。而在經過了30年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增長的今天，中國可以為這個世界作出較大的貢獻了。一方麵是中國的發展以及國內嚴峻的變革、轉型壓力，需要一個穩定的國際環境，維持國際環境的穩定，是中國的需要。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上，很少有哪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孤立起來搞建設的想法，看起來越來越像是一個烏托邦。另一方麵，中國積極地推動重大和全球性問題的解決，也是國際社會的需要。中國的發展以及與世界的利益關聯，已經具有了很大的規模，中國已經深深地卷入了國際進程，在一些方麵，中國的卷入正在由一般的參與向著主導地位的演變。國際社會在一些問題上，常常會“邀請”中國去幫助解決，中國也有責任去推動“重大熱點”和“全球性”問題的解決。另外，從這屆中央政府開始，“維護我國公民和法人在海外的合法權益”問題也開始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在這兩種“需要”的作用下，中國在國際社會中，正變得日益活躍。如果我們注意觀察，便會發現在我國的諸多領域，都出現了要求更多國際話語權的呼聲。例如，語言學界提出了漢語的話語權，商界提出了價格的話語權，意識形態部門提出了宣傳的話語權，外交領域提出要提高國際政治議程製定中的話語權等等。在國際領域，提升中國話語權的要求也同樣強勁，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高了中國的投票權，世界銀行任命中國學者擔任首席經濟學家，美國前副國務卿提出中國是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的概念等。放眼四顧，我們說，這是一個中國話語權意識高漲的時代。

　　成長中國家的自然需求

 

　　從曆史的角度看，提升國際話語權是一個成長中國家的自然需求。它是對一個國家力量增長的反映。國際關係本質上是一種大國力量結構，這種結構從長期看體現為話語權結構。力量的配置表現為話語權配置。隨著力量的變動，話語權也要變動。在短期看，國際關係結構的紊亂、失衡，其原因在於話語權與力量結構的不適應。每一種主導性權力最終都要建立起自己的，也就是主導性的話語權體係。正如著名的現實主義國際關係學家愛德華·卡爾描述的那樣：

　　“現代國際主義起源於17世紀、18世紀的法國。當時，法國在歐洲的霸權正值巔峰。這一時期，出現了蘇利的《大構想》和聖皮埃爾神甫的《永久和平的計劃》等著作（這兩本著作中的構想都是要使當時有利於法蘭西王國的現狀持久下去），見證了在啟蒙運動中人文主義和世界主義的誕生，也將法語確立為文明階層的流行語言。到了下一個世紀，英國取代法國，占據主導地位。於是英國成為國際主義的大本營。1851年的世界博覽會，在確立英國主導地位方麵，比任何其他單一事件發揮的作用都要大……20世紀20年代，一個美國記者寫了一本書，主張建立世界民主國家聯盟，美國要在聯盟中發揮主導作用。這本書之所以大受歡迎，是因為它標誌著美國地位的上升。”（《20年危機》）

　　話語權的提升雖然也包含著一種語言地位的提升，但是更為主要的，是指將本位價值推廣為世界價值。1851年的世界博覽會就是這樣一個標誌。美國主導的巴黎和會也是這樣一個標誌，當時的美國總統說得十分明確：“世界……將轉向美國，尋求作為一切自由基礎的道德精神……美國將會完全被世界所了解，全世界的人都會知道，美國視人權高於其他任何權利，它的旗幟不僅是美國的旗幟，而且也是整個人類的旗幟。”

　　話語權的提升，在意識形態方麵表現為對平等的訴求和對國際關係民主化的訴求。就這方麵來說，話語權是一種權利。但是，作為一種權力，話語權的提升，實質上是國家利益的伸張。在這一過程中，一個容易出現的問題是民族利己主義的泛濫。伴隨著這一過程的，往往是用美好言詞包裝起來的極端民族主義。曆史一再上演這樣的悲劇。例如英國，1851年的大英博覽會之後，出現的是帕默斯頓時期的帝國主義。

　　中國正處在一個重大的曆史性階段。中國總體力量的上升，將在各個領域都刺激起一種提高話語權的要求，也就是提升我們的價值觀在世界上的影響力。決定這一提升過程的，是本位主義價值向著世界主義價值轉變的能力。通過這一漫長的過程，一個國家的價值觀發生了蟬蛻一樣的再生，其利益將具有包容性，其實力將被用以創造全球公益，正如溫家寶總理的報告指出的，用以推動重大熱點問題和全球性問題的妥善解決，“共同分享發展機遇，共同應對風險挑戰，共同推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