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前主編黃良天談中國新聞界

BBC: 向聽眾簡單介紹您自己，您的工作經曆。

從小在農村長大，1972年正式成為農民,1974年當兵，1978年之後又當了兩年農民，期間當過當時和現在一個中國大陸農民所能當上的最大的官。 1980年考上了中國南方一所風景美麗的大學，四年後被分配到一個稱之為老少邊島的貧困山區搞了兩年計劃生育工作。 1986年成為一名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聞工作者，2004年9月被任命為《百姓》雜誌主編，2006年12月31日被解職，同日接任《農產品市場周刊》主編。
 
BBC：介紹你現在的工作的狀況？

作為新聞人，你感到滿意嗎？ 按照官方的統計數字，中國目前期刊9468種，報紙1938種。其中大部分是根據政府行政部門的權利劃分而確定它的讀者定位和市場趨向，所以，從嚴格意義上說，中國的報刊雜誌實際上隻是黨的宣傳部門和政府行政部門的延伸。是完全徹底地為黨和政府的具體工作塗脂抹粉的。 農產品市場周刊是農業部有關司局投資的刊物，從目前看，它根本就不是一個獨立的文化產品，投資者和管理者也不想讓它成為純粹的文化產品。 作為一個文化人，一個新聞人，我當然為官方對我的這種人事安排感到鬱悶。

BBC：有沒有想過改變現狀？

我正在試圖改變現狀。 我改變現狀的動力來自於我現在的一批非常年輕的同事，他們有的剛走出校門，有的還在實習，由於一些自己無法自主的因素，參加了這個編輯團隊，我不想他們像我的許多同輩一樣，在一個狗苟蠅營的環境裏，逐漸消磨掉一個知識青年應有的獨立人格和獨立的思維習慣，消磨掉一個知識分子應有的尊嚴和風度。 中國的刊號，現在是一種國有稀缺資源，報刊雜誌的文化含義，不在於它叫什麽，我很想通過自己的努力，利用好這個稀缺資源，為我們的讀者服務，盡量組織我的同事采寫、報道一些真正對老百姓有用的資訊，我會利用一切機會讓他們走出去，讓我的年輕的同事們盡可能在其中最大限度地養成和體現一個文化人的自由意誌。

BBC：在此之前，您曾在百姓雜誌任主編。 介紹您曾經工作的雜誌《百姓》。 您任主編後，改變了其風格? 您是基於什麽理念， 當時雜誌的宗旨是什麽？

百姓雜誌和農產品市場周刊一樣，同屬於農業部主管，也許是它的名稱和農業部的行政職能沒有關係，所以沒有得到政府主管部門的財務投資。 我接手百姓雜誌時，職工已經幾個月沒發工資，編輯部的電話因欠費而停機，也沒有一家廣告讚助商。 我估計，當時我的上級任命我為百姓雜誌主編，其最重要的出發點，就是為了挽救百姓雜誌糟糕的財務狀況，當然，他們也沒有忘記"讓國有資產增值"，在任命我的同時，也規定了我每年必須上繳的不斷遞增的財務額度。 第一年，我的一位朋友資助了１０萬塊錢，百姓雜誌得以艱難起步。 相對於雜誌的財務狀況，雜誌的編輯力量卻給了我十分充足的信心。

我當時的三個編輯，都是出自名校的研究生，都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他們這真正高學曆的執政黨黨員身份，說明了這些年輕知識分子已經勇敢地自我承擔了振興國家和民族的曆史責任，他們用自己的年輕和激情，鑄就了百姓雜誌２７期的輝煌。 期間，我們抵製了所有來自各方麵的官樣文章。拒絕了所有文章中的官話、套話、假話和大話，把讀者對象從農民和農業官員轉向一切關心國家和民族命運的知識分子。努力用平民的視角記錄變革中的中國。 我們把一本官辦的雜誌改造成了一本真正的高品質的文化載體，在這片日漸清新的北方田野裏，還有一批誌向高遠的公共知識分子和我們一起耕作一起和著中國的躁動喜怒哀樂。

BBC: 當時百姓《雜誌》報道犀利，受到了廣泛關注。當時都做了那些報道？

中國問題的根源在於土地，中國共產黨革命和改革的發端，都開始於土地。前者有耕者有其田的號召，後者有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妥協，實際上，這兩者的聯係是一種曆史的反動。 也正基於這種反動，當初革命和改革的動力成了當前社會矛盾和社會動蕩的主要根源。也成了中國有權階級滋生腐敗的溫床。 要以平民的視角紀錄變革中的中國，任何一個有良心和良知的政治家或者公共知識分子，都無法對當前中國的土地製度和土地問題熟視無睹。 所以，在我主持期間，百姓雜誌對中國的土地問題作了大量廣泛和深入的報道和分析。其中四川溫江、河南太康和江蘇江陰失地農民的抗爭報道，引起了國際輿論的關注。 與此同時，百姓雜誌密切注視中國社會的全方位變革，站在理性和陽光的立場上，對中國憲政建設、民主製度建設、國有資產流失、傳統文化重建、社會衝突根源、下崗工人待遇、醫療體製改革等問題適時地發出了公共知識分子群體負責任的聲音，百姓雜誌每一期都有文章和報道成為我們稱之為"網絡議會"的議題。 我感到很寬慰的是，我雖然離開了百姓雜誌，但我們組織的許多成功的報道還有百姓雜誌在不同時期發出的不同聲音，已經永恒凝固在永遠奔騰的網絡裏，凝固成了誰也無法篡改的曆史。

BBC：當宣布您的調任通知時，您的感受？ 您同事的反應？他們的反應給您的感受？

我的調任，應該是我意料之中的事。 在此之前一個月，我作例行的述職報告，我的結束語是：百姓的今後，恐怕有待來者賢者了，說這話的時候，我看了看台下的領導，他們似乎沒有什麽反應。不知道是他們沒聽懂還是城府深。 調任前一天，他們找我談，我說，不用談了，我明天就離開百姓。 但真的要跟我年輕的同事告別時，我什麽話也說不出來了，我掉了眼淚，我這一生，受過很多打擊，但掉眼淚，加上我外婆和我父親去世，隻有三次。 去年的最後一天，當我把這個消息告訴我在香港讀書的兒子時，我兒子說，像你這麽幹，撤職是早晚的事，但我沒想到這麽快，後來，第二天的明報登了我兒子的話，作為一個父親，我真的對此五味雜陳。 今年元旦，我在美國、加拿大、土耳其、德國、香港、台灣的同學和朋友在不同的時區知道了我的被解職，但在電話裏，基本是都是同一句話：該發生的，真的發生了。

BBC：共產黨對新聞報道的政策是怎麽樣的？

什麽可以報道？什麽不可以？報道口徑的限製？ 政策是相對於國家法律和部門規章而言的。 在中國，相對於法規，政策可以是多變的、隨意的。而這種多變和隨意有時僅僅取決一個部門領導的一個批示一個電話或者莫名的心血來潮。 中國沒有新聞法，什麽可以報道，什麽不可以報道，其口徑和標準是不斷變化的，其口徑的大小和標準的寬嚴往往取決於主管領導同誌個人的政治素質、文化修養和道德風度，有時甚至還取決於領導同誌的情緒。 希特勒有句名言：什麽是權威，權威就是神秘。 我曾經對某媒體的一位長官說：你要這樣的權威嗎，那你最好經常發神經。 後來這位領導真的經常發神經，他的部下真的很怕他，因為誰也無法揣摩他的思維走勢。 在中國，隻要你是相當一級領導，那你就是相當一級的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的導師，你冷不丁冒出個排比句或者兒歌童謠之類的話來，也會有人將之放在相當的政治曆史文化道德的高度來歌唱，來統一相當範圍內人民的思想和行為。

BBC：中國的新聞媒體能在這樣的限製下能做到遊刃有餘嗎？

中國新聞管控政策是多變的，其多變的原因，在於它的滯後性。 我曾經對南華早報記者說：這種管控政策是個橡皮筋，你在其中不動，它就那麽小、那麽緊。你拱拱它，它也就大了，寬了，不那麽束縛了。當然，你別將它弄斷了。 曆史總是在艱難中前行。 當初，中國搞經濟體製改革，鄧小平給出的秘方是：你們給我殺出一條血路來。 永恒的自由，需要先驅者的膽識和犧牲精神。
 
BBC：您個人認為中國新聞的未來前景？

我的看法是，在中國目前，還沒有真正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新聞界。中國的報刊雜誌還僅僅是執政黨或者政府部門的附屬工具。 官方似乎也沒有否定這個所謂中國新聞界的基本屬性。 中國共產黨從戰爭時期開始，就規定了黨領導下的新聞媒體是"黨的輿論陣地"，這個定性和指導思想至今沒有改變。 毛澤東說：要政治家辦報， 江澤民說：輿論導向正確，是黨和人民之福，輿論導向不正確，是黨和人民之禍。 中國目前有幾十萬的新聞從業人員，幾十萬的知識分子能把一千多種報紙辦得幾乎一模一樣，也可堪稱世界的曆史的奇跡。 我們的所謂新聞現在形成了這樣一種模式：新聞的價值取決於被報道者的官銜。盡管一次礦難幾百人被埋地下，幾乎全中國的電台電視台，全中國的日報晚報都慢悠悠地告訴你誰批示了，誰到現場了，直到從中央到基層的有關領導都一個不拉地體現了一遍，才“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麵”，極不情願地告訴你你想知道的事實真相。

按說，你按新聞規律辦事，好像也沒有要撤你職的政策，但我們就習慣這麽做了。 當諂媚成為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群體習慣時，這個民族這個時代實際上已經失去了思維和靈魂，成了行屍走肉。 我真的希望我的同行們能珍惜自己，遵守一個文化人或者知識分子的起碼的道德規範。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這點本來不需要深刻學習和領會“榮辱觀”就應該懂得做到的。 我們現在提倡建設和諧社會，我很高興我們這一代領導者能從我們民族文化的倉庫裏拎出這個我們民族自己的詞匯，作為我們的社會建構目標。 中國的文字是可以會意的。從文字學的角度講，我們的文化先人已經賦予“和諧”兩字深刻的社會學內涵，這就是：人人都擁有足夠的莊稼，人人都可以平等自由地說話。 中國新聞界的幾十萬從業人員，如果還認為自己是中國的文化人，中國的知識分子的話，他應該可以從中找到自己在這個時代應該承擔的曆史責任，並為之勇敢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