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鵬:精英、民粹與中國未來
編者按:這是楊鵬先生2007年6月9日下午在北京大學軟實力研究生班上的講座整理稿。
改革三十年,真是乾坤倒轉,有人喜歡有人愁苦。展望未來,有人樂觀有人悲觀,有人安心有人緊張。誰都知道要有大變局,但又不知會如何變,對未來的不確定的緊張和陰影,彌漫在社會中。學術界今天的爭論,不是吃多了撐的沒事幹,不是純粹無聊的鬥嘴取樂,而是一種價值戰爭,是爭奪話語權、爭奪人心、爭奪未來塑造權的價值戰爭。
幾十年的不爭論,使人們對“主義”這些概念已有些煩了,覺得空洞無物。而且,在座的多為商界人士,大家對理論界和媒體爭論的這些理論問題,也往往不感興趣。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風起於青萍之末”,社會的大變動,往往首先是從學者的爭論氛圍開始的。從校園、學術講壇、理論研討會上吹出的風,與一定的社會大氣候相契合的時候,就會演化成不可阻擋的社會風潮,將社會各階層各種不同的人都席卷進去。當李大釗與陳獨秀等學者在北大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時候,當時的商人誰會關心這些空洞的東西呢?當時誰會料想到他們吹出的風會產生後來這麽大的影響呢?當時實業救國的商人們,誰會料到後來他們的家產會全部被剝奪充公呢?在來的路上,我看到一些樓房上的房地產廣告被撒除了,光禿禿不好看,一打聽,才知道政府有令,今後不準在街麵上做高端房地產廣告了,說是刺激老百姓,讓老百姓看了不舒服。你們覺得好笑嗎?這都是輿論給鬧的。我們都生活在社會中,社會思想風氣的變化遲早轉化為現實的力量,不要小看理論的爭論和輿情的變化。山雨欲來風滿樓,理論和與輿論就是風,政治就是風吹來的山雨。
按會議組織者的安排,我今天到這兒,是來與大家交流關於“原罪”問題的看法。幾個月前,我在與幾位左翼朋友爭論後,把講話整理出來發表了,叫做《烏有之鄉談烏有之罪》,引來不少爭論。針對一些左翼朋友的批判,我回了一篇題為《左派自己要爭氣》的文章,又引來一些批判。今天再講“原罪”問題,我不想重複過去一段時間已經有過的觀點,我今天想換一個角度,這個角度,不再就“原罪”本身進行分析,而是分析“原罪”討論這種現象本身,分析“原罪”討論交鋒的雙方是什麽特點,研究一下為什麽有人要將原罪討論之火煽起來,為什麽有人認為應當終止這場爭論。也就是說,我們從“原罪”討論的戰場中抽離出來,跳出身來,從外麵,從上麵來看看這個意識形態的戰場,看看大家圍繞什麽在鬥法,是誰跟誰在鬥法,看看大家使用了什麽樣的法術。
為了看清這個原罪爭論的戰場,我們先離開“原罪”這個概念本身,先講一講“民粹主義”與“精英主義”這兩個極端的對立麵。把原罪討論放在“民粹主義”和“精英主義”之間來看,原罪爭論之事不言自明。我感到,弄清了曆史上的“民粹主義”與“精英主義”及其在今天的表現,我們對當前的原罪爭論就會有一種更為透徹的認識。民粹主義與精英主義,是兩個對立的極端,而今天中國關於原罪的討論,各種不同的觀點和情緒,其實多少都徘徊在民粹主義與精英主義之間。
半魔半神的民粹主義
近年來,“民粹主義”一詞常常出現在學術界的爭論中,常常出現在媒體上。台灣國民黨連戰也說,要民主主義,不要民粹主義,指責民進黨是民粹主義。什麽是民粹主義呢?學術界關於民粹主義,有各種不同的定義,我們不用去重複學術界那些定義,我們來看一看今天中國的媒體中所用到的“民粹主義”這個概念。
舉個例子,最近的重慶釘子戶事件,想來大家都多少聽說,媒體幾乎一邊倒站在釘子戶一邊。法學家江平站出來說,既然法院已經裁決了,就應當執行,以保障法律的權威。這話一出來,不僅受到許多網民的抨擊,也被許多江平自己的學界朋友批評。江平回應說:“我隻坐在法律一邊。”他的意思是,我不坐在強勢群體一邊,也不坐在弱勢群體一邊,法律的原則應當是超越性的、普遍性的、中立的。網民又罵他,質問“江平坐在法律一邊,法律坐在誰那邊?”江平在回應媒體時說:“強勢群體錯了,強勢不對;弱勢群體不對了,也是弱勢不對。法律不能說任何情況下都保護弱勢群體,這要看弱勢一方對不對。如果隻籠統問一句你是強勢還是弱勢的,如果我是弱勢你就得什麽情況都要保護我,這就麻煩了,這就是典型的民粹主義語言,典型的民粹主義思想。我們究竟要民本主義,還是要民粹主義?”這裏,江平用到了民粹主義這個概念,江平所用民粹主義這個概念的意思就是:如果我弱勢你得什麽情況都要保護我。民粹主義,就是一切按弱勢群體的要求來辦。
我們可以總結一下民粹主義的一些原則。
民粹主義第一原則:江平是法學家,他是從法律角度來看待民粹主義的,也許他認為,民粹主義在法律上的表現,就是認為弱勢者應得到法律更好的照顧,法律的天平應當向弱勢者傾斜,而江平並不認同這樣的民粹主義法學觀,他認為法律應超越於貧富之上,貧富在法律麵前應當平等。當然,反對江平的人並不這樣看,他們認為首先是中國社會不公平,法律本身就是由強勢群體製定並向強勢群體傾斜的,法律本身就不公正。江平說要尊重法律,就等於是優先保護強勢者。按批評江平的人的標準,法律不公正,不能用法律來裁決,那要依靠什麽呢?從這些批判性文章來看,許多人認為要依靠正義的道德,依靠基本的良知,依靠公眾輿論的指引。正義在道德良知之中,不在法律製度之中,裁決社會矛盾,要以道德良知為標準。道德良心判斷,高於法律判決。大家注意,這是民粹主義的第一原則,正義在道德良知之中。
民粹主義第二原則:除了這第一原則之外,民粹主義還有第二個原則,這就是道德良知在普通民眾之中,甚至隻在普通民眾之中。愈是社會底層,愈有道德良知。社會是分層的,而道德良知是有重量的,自然下沉,沉積在底層的社會人群之中。越往上層走,道德良知愈是稀薄。這第一原則與第二原則相結合,就有一個推論:道德在底層大眾中,底層大眾的裁決就是正義。要想成為有道德和正義感的人,就得到民眾之中去,尤其是到最底層最苦難的民眾之中去。
民粹主義第三原則:但是,底層大眾是分散的,沒有組織,怎麽辦呢?那些有道德良知的知識分子和政治聖徒得到民眾中去,去動員和組織,將民眾組織成一個整體,來摧毀或改造這個不公正的世界。走向底層大眾,與底層大眾相結合,政治聖人與底層大眾形成合力,這就形成民粹主義的第三個原則。政治聖人與底層大眾結合起來了,形成合力了,如何去改造世界呢?這就是以眾暴寡。反正底層總是多數人,上層總是少數人,底層的優勢就是人數,要發揮出多數優勢,以眾暴寡。
民粹主義第四原則:這就形成民粹主義的第四個原則,多數人的暴力反抗原則。隻要是多數人做的事,那怕是殺人放火之事,都一定是出於正義的動機。近年來,吳敬璉、江平、茅於軾等學界泰鬥,都不同程度享受了被網民“以眾暴寡”的滋味。好漢難敵四手,單個網民一篇批判性的文章,遠遠比不上這些知名學者文章的影響力。但幾十上百個網民一起上來圍攻,聲勢就不同了。堅信隻要是多數人多數意見,就一定正義。群眾運動,總是代表著正義的方向。當年共產革命如此,當年法西斯也如此。我在此重新總結一下民粹主義的這四大原則:道德良知,底層大眾,政治聖人與底層大眾相結合,多數暴力反抗。民粹主義的英文詞,好像是popularism,意思是民眾主義,但中國的翻譯很傳神,叫“民粹主義”。“粹”就是“純粹”、就是“精華”,顧名思義,“民粹主義”就是那種“唯有民眾才是純粹的,才是社會精華”的主義。它是反精英的,它認為精英的道德不純粹,精英不是社會精華。
我這樣來總結民粹主義,也許學界會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看法沒關係,這隻是我自己理解的民粹主義,而且我認為大體反映了民粹主義的一些基本特征。說到這,想來大家已經得出了結論,這不就是早期共產黨嗎?對了,一點不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係,也可以視為民粹主義情緒的一種表現。當年共產革命的重要基礎,就是民粹主義。要讓底層民眾跟著自己幹,首先得把他們捧上天,“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毛澤東不僅在道德上蔑視社會上層,“糞土當年萬戶侯”,他甚至認為知識愈多愈反對,人類的偉大發明和創造都來非知識界人士。他還說,殺豬比讀書難,豬會跑,書不會跑。會殺豬的勞動群眾把知識分子聰明能幹多了。建國後,把資本家變成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把知識分子趕到工廠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是民粹主義的實踐。
作為一個相對係統的理論,民粹主義形成於十九世紀的俄國。別爾嘉耶夫曾指出:“民粹主義是俄羅斯的特殊現象……赫爾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70年代的革命者都是民粹主義者。把人民看作真理的支柱,這種信念一直是民粹主義的基礎”。“全部的俄國民粹主義都起源於憐憫與同情。在70年代,懺悔的貴族放棄了自己的特權,走到人民中間,為他們服務,並與他們匯合在一起。”許許多多的偉大人物,自覺或不自覺地為民粹主義思潮的形成做出了貢獻。民粹主義思潮最初起於文學家,如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赫爾岑。他們對底層民眾充滿憐憫與同情,他們描寫到社會底層的小人物、罪犯和窮人的苦難,同時描寫這些苦難中人身上的偉大情懷和高尚品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裏,殺人犯、妓女、小偷以正麵形象出現了,他們的痛苦、懺悔、良心等呈現在讀者麵前。民粹主義風格的文學作品中,社會上層表麵光鮮,實質道德敗壞、虛偽冷漠、腐敗透頂,社會下層表麵汙穢,實質品德高尚、寬容人道、富於信仰與犧牲精神。社會就是地獄,有權有勢者就是魔鬼,真理、信仰與最窮苦人的同在。拯救社會,不靠那些上層的壞東西,而靠民眾的覺醒與反抗,靠將底層道德上升為國家道德。這是一個持續近百年的思想運動,也可以稱為窮苦人形象塑造運動,底層逐漸被神聖化,籠統的“人民”這個概念逐漸被推上了神壇,成了真神,“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曆史的真正動力”,與人民對立的社會精英階層就成了魔鬼。社會進步,就成了人民推翻精英統治的進步。
俄國革命一聲炮響,不僅送來馬克思主義,更送來了根基深厚的俄國民粹主義。“高貴者最卑賤,卑賤者最高貴”,“人民萬歲”、“到人民中間生根開花”、“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教育”、“知識分子是臭老九”。除了俄國民粹主義的影響外,民粹主義在中國迅速成長起來,也與中國傳統文化因素有關。大家知道,中國傳統文化是由儒、釋、道三家構成的,儒家是等級文化,而道家和佛家都有濃厚的反等級的民粹主義色彩。佛、道皆講平等。佛教禪宗說“人人皆佛”,這就拉平了平民與精英的距離。老子稱當時的社會權貴階層就是強盜頭子,“服文采,佩利劍,財貸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道家莊子說:“聖不人死,大盜不止。”那些所謂的上層聖人不死光,大強盜橫行的現象就不會終止。聖人就是大強盜。
中國文學界有民粹主義嗎?過去毛澤東時代的文學,可以說都是民粹主義的。今天中國的文學,民粹主義色彩的也不少。我推薦一篇小說,叫做《霓虹》,作者是曹征路,發表在去年《當代》雜誌上。它描寫妓女的生活。一位叫倪紅梅的絹紡廠工人,曾任過小組長、團支書、得過先進生產者榮譽,國企業改製下崗後,沒有出路,為養活生病的母親和供孩子上學,當了妓女。小說描寫了倪紅梅心底的苦難及她對世界的觀察感受,寫得很好,裏麵有這樣的句子:“我們出賣的是肉體,不是靈魂,那些上等人不如我們,別看他們又有思想又有理論。”裏麵描寫的上等人,全是混蛋和強盜,底層人是善良的人。裏麵描寫到因有一位妓女朋友被客人欺負,倪紅梅組織了維權行動,得到了越來工廠工友的支持,“熱淚就像被憋得太久,是那麽突然地往外一噴!這就像猛然走進一部老電影裏,我們迎著高壓水龍,迎著讓人窒息的無可訴說的悲痛,還有像鞭子一樣抽下來的暴風雨,勞苦人拉起了手,唱起了歌。這是孤雁追上了隊伍,是溺水者看見了海岸線。”妓女維權成功,得到了補償,“最重要的是,我們做了一個人,有尊嚴的那種人。”這小說很感人,充滿了對“下等人”的理解和同情,充滿了對“上等人”的蔑視和憤怒,這種風格,正是當年俄羅斯民粹主義文學的風格。這種文學塑造出來的社會心態,就是自稱“下等人”的那些人玩命造反的社會心態。
民粹主義是半神半魔的。說它具有半神色彩,因為它是對社會壓迫和苦難的感受,是對不公正的腐敗的現實的抗爭,它將社會底層大眾卷入到政治中來,對結束不合理的壓迫與剝削,對消除社會的不公具有具大曆史作用。在這個意義上,除了民眾暴力這條外,我認同民粹主義的許多說法。民粹主義也具有半魔色彩,是因為它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是錯誤的,是有破壞性的,最終是傷害勞苦大眾的。它隻講群體統一而忽視個性自由,不明白一切發現發明都基於個人的自由靈感。它視革命道德至高無上,以為可以通過群眾的道德運動來改造人性,淨化人性,而不顧人性千年不變的事實,不顧社會的法治建設。它崇尚大從的暴力反抗,對和平和秩序是一大威脅。人性會改變嗎?如果人性改變,就沒有文明延續了,我們就讀不懂幾千年前的著作了。讀讀諸子百家和二十四史,你說裏麵有人性改變的內容嗎?人就是人,人性就是人性,我們不能用政治力量來塑造人性,而隻能改變管理人性的辦法。另外,它追求平等而否定社會合理的多極分化。沒有競爭就沒有動力,就沒有進步,而競爭是要講輸贏成敗的,是一定會分出層級來的,所以公平競爭下的社會分化,是社會進步的必然現象。民粹主義更多是激情的、浪漫的、叛逆的、破壞性的力量而不是理性、秩序和建設性的力量,它表現上是激進的,而在骨子裏麵,它是害怕正常競爭的保守力量。民粹主義的人性道德光彩隻在奪權鬥爭之前閃現,而奪取政權後,人性的貪婪邪惡在極權下會得到更可怕的放大,它的魔性就彰顯了出來。民粹主義的製度性傾向,在共產主義運動甚至法西斯運動中曾有過實踐,多少應了偉大思想家老子說的“正複為奇,善複為妖”的洞見。
近百年俄國和中國痛苦的政治實踐,使無數閃動著道德神聖光環的偉大政治人物走下了神壇。當神聖的道德麵具被曆史殘酷地撕下來,人們才發現,道德並不具有重量,它不會隻是下沉到底層,以人民的名義發出的聲音,未必就是真理的聲音。人性是半神半魔的,底層大眾也是半神半魔的,“人民”也一樣是半神半魔的,那些將“為人民服務”天天掛在嘴上的政治聖人們,一樣是半神半魔的。神化或妖魔化精英,神化或妖魔化民眾,都不是真實的態度,而是出於政治的蠱惑。我對一切政治蠱惑都是警惕的,都是厭惡的。這個世界上的絕大多數人,既不是純粹的聖人,也不是純粹的魔鬼。好的製度是發揮人的善良與神性的部分,壞的製度是發揮人邪惡和魔性的部分。把希望放在一批被神化被聖化的領袖人物身上,由他們來實現正義,由他們來塑造一個夢想世界,那是大錯特錯。給了他們不受製約的權力,他們就會變成魔鬼,這些魔鬼不僅會傷害精英,也會傷害民眾。在這個意義上,今天的新民粹主義,屬於好了傷疤忘了痛。或者,他們本身就是魔性的蠱惑,目前全在利用百姓來謀取他們自己的政治權力。
人是容易忘卻的,被曆史扯下神壇的民粹主義,今天仍有人拚命要將它抬回神壇去。而政府的腐敗和社會的不公正,繼續刺激著民粹主義的興起。曆史說明,沒有民粹主義對摧毀極權的、特權的、腐敗的舊製度是有正麵曆史意義的,但民粹主義對建立一個公平競爭的、有法治秩序的新製度,是難以做到的。我們有沒有辦法隻要民粹主義的合理抗爭的神性部分,而不要它非理性的、群眾性歇斯底裏的、極權暴力的魔性部分呢?
有沒有辦法呢?中國人早就創造出來了,這就是目前風起雲湧的維權動動。維權運動,是被汙辱被傷害的人的抗爭運動,它保有民粹主義的活力,但它卻堅守在理性的、和平的、法律化的界限之內,它表現了人的神性卻控製住了人性中的魔性,它是民主主義的,而非民粹主義的。某種程度上,隻要民粹主義的第四個原則,暴力原則不啟動,我是認同民粹主義的許多判斷的。就我個人而言,我歡迎和支持一切來自底層的抗爭,隻有這抗爭不采取砍人殺人的手段,就應當歡迎和支持。隻要不選擇基於道德自大的暴力與極權,我認同民粹主義的其他許多內容,在這個意義上,我也可以稱自己為非暴力非極權的民粹主義者。
半神半魔的精英主義
與民粹主義相對立的,是各種形式的“精英主義”。什麽是精英主義?精英主義認為,是天才和英雄在創造曆史,大眾隻是跟從者和模仿者,不鼓勵精英,不保護精英,社會就無法進步。精英得到發展的空間,他們的創造力使社會發展,從而最終帶動更多的人發展。在這個意義,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說法,就是精英主義的說法。江澤民“三個代表”,更是精英主義的宣言。勞苦大眾不是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的創造者。左派罵鄧小平和江澤民悄悄顛覆了毛澤東思想,不是沒有一點道理的。中國改革以來最大的特點之一,就是精英主義重新替代的了民粹主義。
相對係統的民粹主義,主要發生於從傳統農耕社會向現代工商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是平等主義理念與現實苦難群體存在的強烈對比,這種對比所激發的激憤情緒的表現。比起民粹主義來,精英主義可算是源遠流長。甚至可以說,人類的文明,就是從精英主義開始的。中國的孔子、古希臘的柏拉圖,都是講精英治國的。孔子講道德精英治國,柏拉圖講智慧精英治國。孔子說:“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孟子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智者要治愚者,強者要治弱者。
改革以來,開始經濟建設,企業家和科技人員的作用突現出來,新形勢下的精英主義再次興起。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使知識精英的作用更突出了。中國有個著名作家叫王小波,他是文學領域的自由主義者,他十分討厭毛時代的民粹主義,討厭那時的假大空道德主義,他說要當就當知識精英,不當什麽道德精英。可以說,精英主義其實已經取代民粹主義,成為社會真正的主流意識。這種精英主義追求,從幼稚園就開始了,爭氣恐後地要爭著當精英,要出人頭地,要當名人,要當有錢人,要當科技精英,要當知識精英。學校玩重點學校,企業玩名牌企業,都要當頭號種子。曾經被打入十八層地獄的商人和知識分子重新抬頭,迅速成為支配社會運行的重要力量。在政府裏麵,官員也迅速地文憑化,現在沒有大學文憑就別想混大官了。其實,無論是政府上層還是商界上層,都知識化了文化文憑化了。商界裏仍有許多沒有讀過大學的人,但商界上層讀過大學的居多了。
1978年,改革之初,鄧小平明白,要搞四個現代化建設,就離開不專業知識分子,應當解放知識分子,鄧小平說:“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這在當時,這可是一種政治待遇,一種政治地位,許多知識分子聽到這個說法,馬上就淚流滿麵,被工人階級接受了,不再是另類和賤民了。鄧小平說這話,快三十年了,這三十年,知識分子的地位在市場經濟發展中急速提升,他們成為知識精英,他們不再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他們也不再為是不是工人階級一部分而焦慮了。毛澤東時代,結束了市場經濟和商品生產,把資本主義尾巴都割光了。改革開放以後,開放了經濟競爭,企業家在競爭中脫穎而出,成為社會的經濟精英,掌握著全國城鄉一千多萬個企業。另外,個體工商戶也迅速成長到幾千萬戶。改革初期的崇洋媚外,其實是精英主義的一種表現,崇拜外國的精英世界。
精英主義政策的成果是明顯的,經濟迅速發展,財富如魔幻般從大地噴湧出來,中國迅速成長為世界製造業大國,中國各個階層的物質生活水平都持續提高。但同時,社會矛盾也開始積累,精英們占有了絕大多數經濟發展的成果,社會階層不斷分化,大眾被拋到了後麵。不僅在經濟上如此,在其他領域也如此。分配不公平!民粹主義式的憤怒開始發酵。正在這個時候,互聯網擴展了,它為民粹主義憤怒的發泄提供了空間。互聯網可是地地道道的IT精英的產品,但它卻為大眾的聲音傳播提供了便利。想想這事夠荒謬的,精英們創造和控製的互聯網,成為民粹主義者表演者的最大舞台!從互聯網來看,精英與大眾是互助的,但在輿論世界中,精英與大眾的對立卻不斷被強化和塑造出來。是誰在塑造呢?不說大家也明白,這就是各式各樣具有民粹主義情結的人們。
民粹主義的四大原則,道德良知,底層大眾,知識分子與底層大眾相結合,多數暴力反抗,在這些對精英的攻擊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貴州一官員家人被滅門,網上一片叫好聲,“隻要是殺官家,我就舉雙手讚成。”他們可不管被殺的人中有無辜的老人和孩子。他們更不願聽這樣的道理:罪刑法定,隻有經過公平的法律程序,才能判決一個人的死刑。吳敬璉、江平、茅於軾發表自己對社會問題的看法,不少網民就嚷著要拿“你去死吧!”、“用磚頭砸死這幾個死老頭”。這叫什麽話?憑什麽來判吳敬璉等人的死刑呢?
可能大家會說,在激烈的經濟競爭,能不需要精英,能不崇拜精英,能不保護精英嗎?放眼人類曆史,放眼世界,一切偉大的發現和創造,不都是少數精英的突破嗎?如果大家這樣說,是因為大家看到了精英的創造性和建設性的一麵。民粹主義有維護底層權利,搞高社會平等的正麵價值,但它也有破壞秩序,破壞建設的一麵,所以我說它是半魔半神的。精英主義也不是純粹的,正義的,它有神性的創造性和建設性的一麵,但它也有可能有黑色的一一麵,精英主義同樣是半神半魔的。為什麽這樣說呢?
首先,精英群體是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的。精英可分為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等類別。精英在政治權力、經濟收入和社會知名度上,都高於普通百姓。什麽是政治精英,官場中的高官群體。他們是如何獲得這個高位的呢?有的人是因為德才皆備,有政績的基礎。但也有許多人是靠家庭背景、行賄或其他卑劣手段獲得高官顯位的。經濟精英即富人群體,有些人是靠聰明才智、運氣和財富創造發展起來,有些人是靠官商勾結以權謀私發家的,有些人是靠搶劫詐騙發家的。知識精英也一樣,有的是靠學術成就得名聲的,有的是靠官學勾結而占據學界高位的。有的知識精英靠天賦和勤奮獲得財富,有的知識精英靠買身投靠、出賣靈魂、欺騙他人而發財。有權有勢有財有名的群體,是一個混亂的灰色的群體。當我們用精英的創造和貢獻來塑造精英的合法性,來對抗對精英群體的攻擊時,我們有時也會感到難堪,當我們拿出幾個優秀的好人來當擋箭牌時,我們會知道馬上有一堆壞蛋跑來躲在後麵。而且,精英群體也有自我設防的衝動。就像過去擠公共汽車一樣的情況,擠上車前,我們大喊讓我們上車,當擠上去以後,我們又討厭別人再擠上來。成功者總有一種抬高門檻,減少競爭的保守衝動。爬進了精英圈,就想固化自己的權益,利用國家權力來壓製競爭。前一段時間,電影導演賈樟柯對電影界的成名導演壓製年青導演就進行了批判。一切不受約束的權力都容易走向腐敗,政治權力如此,經濟權力如此,話語權力也如此。不受約束和監督,精英群體也很容易走向漠視大眾、無視苦難的邪惡之路。老子說:“禍莫大於無敵。”這句話對精英群體來說十分重要。如果一個社會的精英群體不受約束,他們一定會走向特權和腐敗,走向剝削、壓迫和傷害民眾。這幾天《南方周末》報道,山西一些地方的煤礦,為了省錢,騙來上千童工,把他們像奴隸一樣管起來,隻管逼這些孩子幹活,不給工錢,動不動就往死裏打,這完全是新時代的奴隸製!這些煤礦有後台政治老板,所以政府不出麵管理。黑礦主為掙錢,不顧孩子死活。從權力和經濟來看,這些官或這些黑老板,他們是社會收入的上層,他們是“精英”嗎?我們可以否定他們是精英,但不能否認他們是社會上層吧,這樣的混蛋王八蛋,該不該依法定罪呢?如果法律還保護他們,那是一個什麽樣的法律呢?有這樣的上層人物存在,就怪不得社會民粹主義興起了。這是以暴易暴,暴民對暴君,底層暴力反抗的情緒,全是被激出來的。盡管從理性上我們知道,這樣的事情,隻能通過政治體製改革和建立法治社會來解決,不然,以民間暴力反抗社會黑暗,後果還是傷害到多數人。政治體製改革和法治建設,得依靠和平的無畏的政治抗爭,依靠理性的勇敢的維權行動,但是,民眾有這個耐心嗎?自由主義者追求自由與法治,在遇到精英群體這個問題是,總是有些困撓,精英群體魚龍混雜,混蛋一大堆。自由主義者認為,民主與法治才是清除特權腐敗與邪惡的正道。
最近,茅於軾先生發表《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能變富》一文,引來不少網民措詞激烈的抨擊,罵茅於軾為富不仁,為虎作倀,為權貴張目,為不公正的現實辯護。茅於軾先生所說的富人,指的是那些創造性地組合生產要素,促進了經濟發展,創造了就業機會的企業家。他看到了經濟精英的建設性和創造性的一麵,神性的一麵,他因此擔心中國經濟建設的核心創造力量被打壓和破壞。網民攻擊他,罵富人為富不仁違法亂紀,是看到了富人群體中魔性放縱的那些人。民粹主義隻看富人的壞處,而精英主義則隻看富人的好處,兩者都是偏頗的。在這個意義上,從國家精神和法治建設的角度看,民粹主義不好,因為它更關心分配而不關心創造,更長於批判破壞而不長於建設。精英主義不好,因為它更注重保護上層的權利而漠視下層的權利,製造社會的不公與不和諧。中國的社會轉型,需要的是平權主義、平民主義,建立人格尊嚴平等、法律麵前平等、受教育機會平等、進入機會平等的社會,我們需要的不是民粹主義的鋤弱扶弱,而是平權主義的保強扶弱。
在中國這種特權市場經濟的背景下,精英群體的興起過程總有一種陰影,即以權謀私化公為私的陰影。政治特權進入市場,通過腐敗尋租手段,轉化為市場壟斷利益,公務員腐敗、經濟界腐敗、學術界腐敗的後麵,都有一支政治特權之手。政治特權的存在和膨脹,是形成中國不合理的社會分化的根本原因。
我更多講了精英主義對秩序、法治、創造與進步的正麵價值,講了民粹主義的反抗。但曆史上,除了民粹主義的反抗外,有沒有精英主義的反抗呢?當然有,精英主義的反抗,精英群體中一部分人反抗另一部分人,是代表曆史前進方向的社會上層反抗阻礙曆史前進方向的社會上層的鬥爭。1215年,英國國王被迫簽訂《大憲章》,這是英國土地貴族造反的結果。精英造反,有一個法治和秩序的內在指向,所以更妥協一些,溫和一些。必竟,精英適應能力強,他們在任何社會任時代,往往都不是缺衣少食之群體,他們更溫和理性一些。1642年的英國內戰,因為有大量貴族精英參與其中,相比後來的法國大革命,就溫和多了。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之所以如此暴烈,是因為社會最底層全部卷入進來的,所以很暴烈。美國革命不是民粹革命,而是美國的精英們反對英國的精英們的不合理管製,所以美國建國者們建立的社會,是一個高度重視保護精英自由和權益的社會。美國很有意思,它是高度精英主義的,社會崇拜精英,激勵精英精神,但同時,美國社會又是高度平民主義的,它的製度不斷清除一切特權,清除一切阻礙公平競爭的東西,使平民有更公平的競爭機會。它是承認競爭等級的,但它又是將一切等級開放競爭的。它使精英主義不向特權化發展,也使民粹主義不向暴力化發展。毛澤東領導的革命戰爭,是典型的民粹革命戰爭,所以手段極其酷烈。鄧小平等人粉碎四人幫推進改革,是典型的政治精英衝突,所以對過去的人和事留有餘地,不會造成全社會的暴力衝突。從中國人民整體的利益上看,底層民眾的依法維權及精英內部的革命更為重要。極權、特權是中國一切不合理不公正的淵源,這既是對民眾不公平的,對真正的精英群體來說也是不公正的,對中國來說則是不可持續發展的。如果精英群體不進行自我區分和推進理性的社會變革,不為清除政治特權和腐敗而奮鬥,那麽精英群體的命運將是可悲的,中國的未來將是動蕩的。講到這,我回到“原罪”爭論上來。原罪爭論的兩方,一方認為企業家是有原罪的,要清算。一方認為企業家不是有原罪,而是有原功,對中國經濟發展貢獻巨大,要保護起來,他們屬於精英主義陣營。顯然,要清算原罪的,屬於民粹主義陣營,他們不斷妖魔化企業家和知識精英,希望迎來一場清剿富人的政治運動。我個人認為,兩者都是神魔各占一半。將兩方的神性而不是魔性統一起來,那麽我們就需要在中國進行一場門戶清理,需要一場民眾的依法維權及精英的自覺變革。什麽是門戶清理,推進政治體製改革,清除政治和行政特權,清除市場中不公平競爭的因素,推動教育公平,建立對弱勢群體的社會保障,隻有在這樣的情況下,精英和民眾才能真正走在一條路上,也就是說,精英主義有神性,這是法治保障下的自由創造,民粹主義也有神性,這是公平分配,兩者神性應當相結合。精英主義有魔性,這是特權壟斷,兩極分化,民粹主義也有魔性,這是極權暴力,以眾暴寡,兩者魔性都應被控製。精英主義受到公平競爭的約束,民粹主義應受到法治的約束,這才是一條造福中國之路。
2007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