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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應對民族國家內戰爭的藝術
《武力的運用：現代世界的戰爭藝術》（Utility of Force: The Art of War in the Modern World）魯珀特·史密斯（Rupert Smith）著，埃倫雷恩出版社（Allen Lane）2005年出版，精裝本448頁。
200多年前，卡爾·馮·克勞塞維茨（Karl Von Clausewitz）在他的祖國普魯士與拿破侖統治的法國的戰爭中失敗被俘（1806年普法耶拿會戰），但他卻因此段經曆，開始思考拿破侖的作戰方式和作戰特點，並最終寫下了《戰爭論》一書。這部影響了世界戰爭史的名著深刻地把握了拿破侖治下的法國所帶給戰爭的革命意義，指出了在拿破侖之後，戰爭－－可以說至今仍然沒有改變－－的一些特點，包括：在民族國家的作用下，戰爭被高度地組織化起來，而受到狂熱民族主義的激勵，軍隊、國家和國民“三位一體”作戰，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國家間戰爭；同時，戰爭開始變為民族國家政治的工具，“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等等。
而現在，部分也是出於受戰事失利之影響，英國退役軍官魯珀特·史密斯將軍寫出了《武力的運用：現代世界的戰爭藝術》一書，試圖剖析我們時代的戰爭的新特點。他認為，東西方冷戰是最後一場克勞塞維茨意義上的國家間戰爭，自此之後，民族國家之間戰爭（war between peoples）的主流地位開始逐漸被民族國家內的戰爭（war amongst people）所取代；這是我們時代戰爭的最大特點，也是最根本的特點。受這一特點的影響，適用於以往戰爭的許多原則都將在不同程度上不再適用，要打贏新時代的戰爭，就需要掌握新的作戰原則。
魯珀特·史密斯將軍的經曆或許可以為他的這一判斷增加說服力：他是1991年海灣戰爭期間英國第一裝甲師（First British Armored Division）的指揮官；其後曾任駐波黑聯合國保護部隊（UNPROFOR，1992-1995年）最高指揮官。也正是在他的任期內，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發生了波黑塞爾維亞軍隊對穆斯林的震驚世界的大屠殺，超過7,000名穆斯林在聯合國保護部隊的眼皮底下被殺害；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爆發後，他又成為北約部隊的高級指揮官。
其中，尤其是在波黑的失敗，對魯珀特·史密斯而言實在是個巨大的挫折。但將這一悲劇純粹歸咎於他是極其不公平的。要知道魯珀特·史密斯是最早對聯合國命令提出質疑的人，後來也正是他，毅然為北約部隊空中打擊塞族軍隊開了綠燈。真正要追究起來，造成這一悲劇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聯合國本身的製度缺陷（可參見2006年第31期《華盛頓觀察》周刊所載筆者關於《人類議會：聯合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一書的介紹），以及當時的國際社會對新的民族國家內戰爭的認識嚴重不足。正是出於這些因素，安理會才會對魯珀特·史密斯那兵力嚴重不足的聯合國保護部隊發出“（危險）預告卻不許付諸行動”（to threaten with no intention to act）和“假裝調派部隊”（to deploy forces with no intention to employ their force）這樣奇怪的命令。在這種情況下的聯合國保護部隊，即使事先得知塞族軍隊行動的情報，恐怕也難以製止大屠殺的發生。
正是憑借著他本人的這些親身作戰經曆，以及對新近發生的一係列其它戰爭和衝突－－比如伊拉克戰爭和以黎衝突－－的考察，魯珀特·史密斯將軍才得出我們時代的戰爭將主要是民族國家內戰爭，而不再是傳統的民族國家間戰爭的結論。
魯珀特·史密斯在其著作裏對傳統的民族國家間戰爭與當前的民族國家內戰爭進行了非常深入的比較：民族國家間戰爭由國家組織發動，而民族國家內戰爭則由非國家的組織挑起，這種組織大可以象基地組織那樣遍布全球，小可以和伊拉克的那些小武裝派別一樣，隻存在於某一個地方；民族國家間戰爭主要依靠軍事手段，以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或摧毀敵人的作戰能力為目標，而民族國家內戰爭則更主要地依賴於國家的重建，以奪取人心為根本目標；為達到作戰目的，民族國家間戰爭需要動員一切力量，征召最大數量的作戰部隊，策劃各種各樣的宣傳作品以激發其國民的民族主義狂熱情緒，而民族國家內戰爭更需要的是對秩序的維持，對經濟的發展，以保證居民的安全和繁榮；以及民族國家間戰爭可以持續幾天，幾個月，甚至幾年，但總有結束的時候，而民族國家內戰爭則可能永遠也沒有一個結束的期限，等等，不一而足。
由此可見，這種民族國家內戰爭雖然在規模和殺傷力等方麵遠遠比不上傳統的民族國家間戰爭，但其危險性和艱巨性卻絲毫不遜於後者。不過對於這種危險異常的非傳統戰爭，魯珀特·史密斯將軍認為，外部力量也並不是不可以介入，隻是必須要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和堅定的意誌，否則隻會取得象他的聯合國保護部隊在波黑那樣的悲慘結局。
更重要的一點是，魯珀特·史密斯將軍指出，外部力量要介入就必須首先認識到，在這種新的戰爭形勢下，適用於傳統戰爭的那些作戰原則已經不再適用，戰爭的目標也開始由消滅敵人變成奪取人心，一場戰爭的勝負關鍵不再是擊斃了多少人這樣的硬性成果，而是是否成功製造了能讓對手垮台的失敗氛圍。因此，在新的戰爭形勢下，對輿論的影響和控製就達到了空前重要的地步。
以伊拉克內戰的情況為例，反叛和恐怖組織不顧一切地發動各種各樣包括針對伊拉克平民的襲擊，以求達到製造恐怖的效果，從而讓民眾以及世界輿論對駐伊美軍及其支持的政府失去信心，最終達到讓美軍黯然撤離的目的。與之相對應的是，美軍和伊拉克政府要想打贏這場戰爭，就需要把“戰爭”的目標由消滅對手變為維護社會安定，竭盡所能地讓民眾知道他們是能夠帶給其安全感的，他們是好的、有希望的一方，而反叛和恐怖組織是壞的、沒有希望的一方。
可以說，現代戰爭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魯珀特·史密斯甚至提出，傳統意義上那種以軍隊和武器在戰場上進行的大規模戰爭將不複存在！從這一視角出發，可以很順利地解釋美軍在伊拉克的行動何以“開始時如此輕鬆，結束卻遙遙無期”的根源所在：這場戰爭一開始屬於傳統的國家間戰爭，因此強大的美軍毫不費力地取得了勝利，但在大規模戰爭結束之後，戰事開始轉變成為魯珀特·史密斯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內戰爭，在這種情況下，美軍卻依然依靠傳統的戰爭手段去戰鬥，試圖依靠裝甲部隊去阻止種族屠殺，試圖以空中打擊的手段去實現社區重建，如此一來，那樣陷入困局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哪怕其用的武器再先進也沒有用。
在魯珀特·史密斯將軍看來，美軍要想扭轉伊拉克戰局，就必須改變包括作戰目標、作戰手段、作戰策略乃至軍事思想在內的整體的戰爭方式；更重要的是，新時代的戰爭將以民族國家內戰爭為主，這一示範範性的變革決定了傳統的戰爭原則不再適用，美軍要想繼續維持其“世界警察”的地位，需要探索和掌握新的戰爭藝術。
劉見林 ，《華盛頓觀察》周刊 2007年第9期，3/14/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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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多年前，卡爾·馮·克勞塞維茨（Karl Von Clausewitz）在他的祖國普魯士與拿破侖統治的法國的戰爭中失敗被俘（1806年普法耶拿會戰），但他卻因此段經曆，開始思考拿破侖的作戰方式和作戰特點，並最終寫下了《戰爭論》一書。這部影響了世界戰爭史的名著深刻地把握了拿破侖治下的法國所帶給戰爭的革命意義，指出了在拿破侖之後，戰爭－－可以說至今仍然沒有改變－－的一些特點，包括：在民族國家的作用下，戰爭被高度地組織化起來，而受到狂熱民族主義的激勵，軍隊、國家和國民“三位一體”作戰，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國家間戰爭；同時，戰爭開始變為民族國家政治的工具，“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等等。
而現在，部分也是出於受戰事失利之影響，英國退役軍官魯珀特·史密斯將軍寫出了《武力的運用：現代世界的戰爭藝術》一書，試圖剖析我們時代的戰爭的新特點。他認為，東西方冷戰是最後一場克勞塞維茨意義上的國家間戰爭，自此之後，民族國家之間戰爭（war between peoples）的主流地位開始逐漸被民族國家內的戰爭（war amongst people）所取代；這是我們時代戰爭的最大特點，也是最根本的特點。受這一特點的影響，適用於以往戰爭的許多原則都將在不同程度上不再適用，要打贏新時代的戰爭，就需要掌握新的作戰原則。
魯珀特·史密斯將軍的經曆或許可以為他的這一判斷增加說服力：他是1991年海灣戰爭期間英國第一裝甲師（First British Armored Division）的指揮官；其後曾任駐波黑聯合國保護部隊（UNPROFOR，1992-1995年）最高指揮官。也正是在他的任期內，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發生了波黑塞爾維亞軍隊對穆斯林的震驚世界的大屠殺，超過7,000名穆斯林在聯合國保護部隊的眼皮底下被殺害；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爆發後，他又成為北約部隊的高級指揮官。
其中，尤其是在波黑的失敗，對魯珀特·史密斯而言實在是個巨大的挫折。但將這一悲劇純粹歸咎於他是極其不公平的。要知道魯珀特·史密斯是最早對聯合國命令提出質疑的人，後來也正是他，毅然為北約部隊空中打擊塞族軍隊開了綠燈。真正要追究起來，造成這一悲劇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聯合國本身的製度缺陷（可參見2006年第31期《華盛頓觀察》周刊所載筆者關於《人類議會：聯合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一書的介紹），以及當時的國際社會對新的民族國家內戰爭的認識嚴重不足。正是出於這些因素，安理會才會對魯珀特·史密斯那兵力嚴重不足的聯合國保護部隊發出“（危險）預告卻不許付諸行動”（to threaten with no intention to act）和“假裝調派部隊”（to deploy forces with no intention to employ their force）這樣奇怪的命令。在這種情況下的聯合國保護部隊，即使事先得知塞族軍隊行動的情報，恐怕也難以製止大屠殺的發生。
正是憑借著他本人的這些親身作戰經曆，以及對新近發生的一係列其它戰爭和衝突－－比如伊拉克戰爭和以黎衝突－－的考察，魯珀特·史密斯將軍才得出我們時代的戰爭將主要是民族國家內戰爭，而不再是傳統的民族國家間戰爭的結論。
魯珀特·史密斯在其著作裏對傳統的民族國家間戰爭與當前的民族國家內戰爭進行了非常深入的比較：民族國家間戰爭由國家組織發動，而民族國家內戰爭則由非國家的組織挑起，這種組織大可以象基地組織那樣遍布全球，小可以和伊拉克的那些小武裝派別一樣，隻存在於某一個地方；民族國家間戰爭主要依靠軍事手段，以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或摧毀敵人的作戰能力為目標，而民族國家內戰爭則更主要地依賴於國家的重建，以奪取人心為根本目標；為達到作戰目的，民族國家間戰爭需要動員一切力量，征召最大數量的作戰部隊，策劃各種各樣的宣傳作品以激發其國民的民族主義狂熱情緒，而民族國家內戰爭更需要的是對秩序的維持，對經濟的發展，以保證居民的安全和繁榮；以及民族國家間戰爭可以持續幾天，幾個月，甚至幾年，但總有結束的時候，而民族國家內戰爭則可能永遠也沒有一個結束的期限，等等，不一而足。
由此可見，這種民族國家內戰爭雖然在規模和殺傷力等方麵遠遠比不上傳統的民族國家間戰爭，但其危險性和艱巨性卻絲毫不遜於後者。不過對於這種危險異常的非傳統戰爭，魯珀特·史密斯將軍認為，外部力量也並不是不可以介入，隻是必須要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和堅定的意誌，否則隻會取得象他的聯合國保護部隊在波黑那樣的悲慘結局。
更重要的一點是，魯珀特·史密斯將軍指出，外部力量要介入就必須首先認識到，在這種新的戰爭形勢下，適用於傳統戰爭的那些作戰原則已經不再適用，戰爭的目標也開始由消滅敵人變成奪取人心，一場戰爭的勝負關鍵不再是擊斃了多少人這樣的硬性成果，而是是否成功製造了能讓對手垮台的失敗氛圍。因此，在新的戰爭形勢下，對輿論的影響和控製就達到了空前重要的地步。
以伊拉克內戰的情況為例，反叛和恐怖組織不顧一切地發動各種各樣包括針對伊拉克平民的襲擊，以求達到製造恐怖的效果，從而讓民眾以及世界輿論對駐伊美軍及其支持的政府失去信心，最終達到讓美軍黯然撤離的目的。與之相對應的是，美軍和伊拉克政府要想打贏這場戰爭，就需要把“戰爭”的目標由消滅對手變為維護社會安定，竭盡所能地讓民眾知道他們是能夠帶給其安全感的，他們是好的、有希望的一方，而反叛和恐怖組織是壞的、沒有希望的一方。
可以說，現代戰爭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魯珀特·史密斯甚至提出，傳統意義上那種以軍隊和武器在戰場上進行的大規模戰爭將不複存在！從這一視角出發，可以很順利地解釋美軍在伊拉克的行動何以“開始時如此輕鬆，結束卻遙遙無期”的根源所在：這場戰爭一開始屬於傳統的國家間戰爭，因此強大的美軍毫不費力地取得了勝利，但在大規模戰爭結束之後，戰事開始轉變成為魯珀特·史密斯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內戰爭，在這種情況下，美軍卻依然依靠傳統的戰爭手段去戰鬥，試圖依靠裝甲部隊去阻止種族屠殺，試圖以空中打擊的手段去實現社區重建，如此一來，那樣陷入困局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哪怕其用的武器再先進也沒有用。
在魯珀特·史密斯將軍看來，美軍要想扭轉伊拉克戰局，就必須改變包括作戰目標、作戰手段、作戰策略乃至軍事思想在內的整體的戰爭方式；更重要的是，新時代的戰爭將以民族國家內戰爭為主，這一示範範性的變革決定了傳統的戰爭原則不再適用，美軍要想繼續維持其“世界警察”的地位，需要探索和掌握新的戰爭藝術。
劉見林 ，《華盛頓觀察》周刊 2007年第9期，3/14/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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