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屬個人視角
除了血壓高，什麽Q都不高
一個正在崛起的亞洲大國已成為世界出口基地，在驚人的儲蓄率和投資力度推動下，它正經曆著快速的出口拉動型經濟增長。它的技術能力正以飛快的速度升級，它的企業對越來越多的歐美產業形成威脅。它的高額央行儲備和不斷膨脹的經常賬戶盈餘導致有人聲稱，該國匯率受到不公平操縱，或者說，至少應對其進行向上引導。
該國的金融係統以銀行為中心，並與政府和產業界有著密切聯係，其嚴格的監管方式使國內機構受到特殊照顧。生產率的迅速增長壓低了產品價格，但資產價格卻在迅猛上漲。
美國國會領導人要求采取激進措施，壓製這一對其構成經濟威脅的國家。美國高級經濟官員組成的代表團與該國同行展開了‘對話'，討論該國經濟政策中導致當前失衡局麵的諸多方麵，並警告稱，如果不能迅速取得‘成果'，美國國會中的強硬派將隨時采取行動。
上麵描述的正是中國現在麵臨的內外局勢。它同樣也是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經濟狀況的寫照。而就在那之後，日本開始了通貨緊縮和國際關係大幅惡化的“失去的十年”。盡管這兩個國家之間有著明顯差別（尤其是中國目前的發展水平要低得多），但其相似之處也足以引人矚目，值得中國及其貿易夥伴從日本先前的經驗中汲取一些教訓。
有關日本衰落10年的權威曆史結論尚未確定。但有見地的觀察人士幾乎都認為，導致日本衰落的重要因素包括：股市和房地產市場泡沫破裂；金融係統中隨之產生的問題；銀行停止信貸擴張導致的總需求崩潰；以及消費者和企業喪失信心後，經濟難以實現由出口拉動型增長向內需拉動型增長的轉變。
回頭來看，日本官員犯下了幾個重大的政策錯誤。1987年盧浮宮協議(Louvre Agreement)後，為了避免日元進一步升值，他們采取了寬鬆的貨幣和金融政策，導致了巨大的資產價格泡沫和信貸擴張，為隨後的經濟低迷埋下了隱患。當消費者財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時，他們未能推動日本經濟向內需拉動型轉變。他們還任由銀行係統中的問題惡化下去，而非直麵它們。這些錯誤的結果是，日本沒有完全采取它本可以采取的措施，來避免上世紀90年代的嚴重問題，而當這些問題出現時便處在了不利位置。
這表明，如果中國想維持快速的經濟增長，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轍，那麽最好趁現在陽光依然明媚時裝上“政策的屋頂”，以“未雨綢繆”。在當前經濟處在過熱邊緣的局勢下，允許不可避免的貨幣升值，以及通過鼓勵消費來刺激國內需求，可能要比未來經濟降溫時容易得多。據測算，如果中國想將人民幣匯率維持在當前水平，需要在2007年積聚多達4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幾乎必將導致資產價格快速上漲，因為中國在購買美元時，要放出等量的人民幣。此外，目前也是解決銀行係統問題的最佳時機。
這些教訓與中國國內外一些觀察人士得出的結論截然不同。他們將日本的通貨緊縮和隨後的經濟疲弱，歸因於日本願意屈從於美國要求日元升值的壓力。這種觀點無助於解釋日本的資產泡沫及其破裂，也不能為人們提供理論依據，闡述日本原本可以采取何種措施，促進經濟向內需拉動型轉變。
另一個教訓是，在進行旨在向中國施加變革壓力的經濟政策對話時，有必要注意其謹慎性。決定經濟結果的是重大事件、國家及政治決策，而非國際社會。相比於日本資產市場崩盤、信息技術對美國生長率增長的推動、亞洲金融危機等政府控製範圍之外事件的影響，經濟對話中辯論的問題可謂相形見絀。
即使在政府政策或許具有重大影響的領域，也沒有證據顯示，上世紀80、90年代日本在國內具有敏感性的結構政策領域有過任何改革，例如住房金融、社會保障或回應“美國結構性障礙改革”(US Structural Impediments Initiative)而實行的零售業監管燈領域。這些領域中的政策由國內政治決定；如果笨拙的壓力讓特殊利益集團在抵製變革時更容易挑起民族主義情緒，那麽高調的對話則可能起到反作用。在一個善意匱乏的世界中，笨拙的對話會造成蔓延至其它領域的憎恨情緒。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談到美日關係時，人人都會說“美日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鑒於中國的經濟規模更大、經濟增速更快，以及目前全球經濟的失衡程度更嚴重，中國的經濟政策及其國際經濟關係甚至更加重要。通過從一段相當慘痛的曆史中汲取教訓，太平洋兩岸的政策製定者可以避免重蹈覆轍。
本文作者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美國前財長薩默斯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
| 2007年3月14日 星期三 |
譯者/朱冠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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