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屬個人視角
除了血壓高，什麽Q都不高
一個不斷思考和尋求人生意義的人
國際青年領袖基金會（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Foundation，簡稱ILF）是一個活躍的非營利組織，每年資助30名在藝術、商業、社區、法律、醫藥衛生以及專業領域中表現卓越的亞裔大學生，從事暑期公共事務實習，前往華府聯邦政府部門實習工作。ILF讚助給每位實習生的1500元獎學金，來自於社會賢達和一些成功人士的捐助。記者參加ILF年會時偶然看見，捐助名單上，崔培良的名字赫然在列。
在維州，有一個以團結服務華裔老人，促進中西文化交流，並幫助華裔老人進一步了解美國， 融入主流社會，爭取應有權益為宗旨的“銀光老年協會”，崔培良作為這個非盈利組織的財務顧問，出現在“銀光老年協會”名冊上，義務幫助這個老人社團做財務谘詢工作。
“人生的意義是什麽？用什麽標準去定義成功呢？我們談多了掙錢，往往會用掙錢多少去衡量成功與否。我是在想，人除了物質的東西以外，是不是應該有一點人文的東西，有一點精神的東西。”當記者請崔培良談談他參與ILF和銀光老年協會活動的想法時，崔如是說，“成功還應該包括對社會的回饋，給他人的幫助。做事業的意義在於因為你的努力而使這個社會，使你的周邊變得更美好”。
崔培良是我在華府遇到的、為數不多的幾個在一起談論過社會價值、人生意義的的人。
十五年前，崔帶了三千美金，隻身闖蕩美國。一下飛機，付了學費，機票錢和房租定金，口袋裏隻剩了幾百美金，馬上得去打工維持生活。有的新移民的生活境遇更差。大多數人是空空兩手但充滿夢想地來到這裏，從社會的底層開始，努力奮鬥到今天，有了這樣那樣的成績。成功固然有自己的努力，但很重要的是社會的環境，朋友客戶的支持。他很感激美國這個社會對新移民的幫助：“因為在我們為這個社會做出任何貢獻前，我們已經索取了很多。如孩子一到美國，享受的免費公立學校教育，享用免費午餐，等等。在這個社會，隻要有夢加上努力，成功是早晚的事。有人說這是因為前輩移民種樹，我們乘涼。那麽，當我們有能力時，是否也要來為我們的後代種樹呢？”崔培良如是說。
崔培良感慨道，他對政治不敏感，也不會刻意去注意那些描寫的“資本主義”的黑暗麵，但他接觸的許多平凡美國人，一直用他們的默默奉獻，讓這個社會更美好，讓這個國家更強大。他提到他的一個客戶，是一個公司的老板。每當附近醫院來電需要獻血，她總是有求必應。問她獻血有多少次，她說有無數次，問她有什麽獎勵，她說幾塊餅幹，一杯橙汁，外加一連串“令人難為情”的問題。一天崔培良佩服地告訴她，他以前在中國回輪上獻了一次血，結果不僅有一筆獎金，還有兩個禮拜假期外加一次公費旅行。
崔培良說，“打那以後，每當她獻完血碰到我，總會開玩笑地嚷嚷讓我安排她去中國獻血。這樣的幫助別人，奉獻社會的美國人真的很多。他們幫我理解了人生的意義和人的社會價值。所以，我們要以感恩的心去看待人生，一有機會就要回饋社會。盡管能力有大有小，方式各有不同，但一定有這份心和行動。”
談到他的專業工作，崔培良說：“做金融財務工作同樣是這個道理。有那麽多的財務顧問，會計師，經紀人，客戶有許許多多選擇，為什麽不找別人來找你啊，而是因為他對你信任，他為什麽信任你啊，因為你能真正替他們想，用自己不斷更新的專業知識，來替他們出謀獻策，幫他們實現財務上的夢”。
在中國新年成為馬裏蘭州法定節日之後，我問崔培良：中國人很聰明，我們現在知道如何體現華人團體的力量，還深諳某些行之有效的技巧，比如聯署等等，這些行動已經讓美國社會認識到亞裔的存在。但我們的目標，僅僅是讓這個法案通過麽？崔培良回答：這既反映了主流社會對亞裔的承認，也包涵著美國社會對我們的期望。我們不能隻知道要求、索取，我們也要懂得給予、貢獻啊。法律的簽署，意味著亞裔對社會的責任更大，亞裔必須要做更多。正是在這種意識和觀念下，崔培良多次呼籲媒體和讀者幫助ILF和銀光老年協會這樣的公益組織。
正是崔培良這種富有社會責任感和憐天憫人的思想，贏得了一個新聞工作者的共鳴和信任。他積極幫助ILF和銀光老年協會這樣公益組織，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回饋社會回饋社區，正是他實現“以感恩的心去看待人生，深知成功來自社會和客戶，懷著感激和謙誠去工作”和“取之社會用之於社會，樂於奉獻，回饋和分享，希望社會因為自己的奉獻變得更美好。”理念的具體行動。
這也許就是崔培良業務蒸蒸日上，贏得客戶口碑的本質因素。在商業社會，特別是醜聞和欺詐時常出現，選擇一個具有職業道德、尋求人生意義的專業人士作為我們的財務稅務顧問，實在比聽一些天花亂墜的“秘訣”心裏踏實得多。
用專業知識關注和服務社區的人
本著盡其所能，回饋社會的理念，崔培良從自己的專業開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服務於華人社區。自本報在大華府發行來，崔培良就不斷為本報財經專欄寫專欄，至今已有兩年多。他笑著說，最初答應寫這個專欄，是從為自己做市場的角度。但讀者的熱烈反響告訴他，讀者和華人移民更需要係列的、綜合的和公正的財務知識，需要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地了解、掌握美國的金融、財務、稅務等係統和知識。作為一位專業的金融策劃師，崔培良感到有義務和責任提供這個服務，他抽出寶貴時間，堅持每周一期，一期一期寫好每一篇。
在寫作《美洲時報》的專欄文章中，崔培良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特別善於根據社區讀者的需要來寫，令讀者實實在在地從閱讀中受益，幫助和解決財務方麵的問題。
有的新移民來美不久，由於年齡等因素，無法重回學校讀書，也沒有很高的工作技能，他們特別擔心因為沒有足夠多的收入和足夠長的時間去積蓄他們退休生活所需要的退休資產。當他們的擔心反饋到崔培良耳中後，他專門寫了兩期專欄，介紹一個叫翠西的單親母親如何用有限的收入，撫養三個孩子，償付兩個房屋貸款，一個汽車貸款和數個學生貸款，並一點一點在償還信用卡債務。告訴華人朋友，財務管理和財務規劃完全是因人而異，因材而用。對那些收入不高，開銷不少，掙紮在付帳單、償債務，求收支平衡的朋友來說，財務規劃的重點是合理預算，平衡開銷，培養良好財務習慣，積少成多，一步一步走出財務泥沼。
去年，崔培良的客戶和朋友中有近十個家庭有新生兒出生，他意識到社區中新做父母者需要一些專家的建議，他專門寫了“新做父母者的十大誤區”，討論了新做父母者關心的議題，諸如：教育儲蓄是否越早越好？新做父母的要避免什麽？多少的保額和什麽樣的保險是新父母需要的呢？根據社區讀者的實際需要落筆，是崔的專欄的重要特色，也是他贏得讀者信任的關鍵。
崔培良財經專欄的另一個特色是他的綜合性。他說，既然這是一個解惑答疑傳播財經知識的園地，便不能光局限於自己的營業範圍。很多時候，讀者有問題，有興趣，而這些問題和興趣又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便會采納成自己今後討論的議題，花時間和精力去搜集材料，核對數字，用自己專業的眼光去分析，發表自己的見解。如房地產投資問題，在2004年房地產持續升溫的時候，他分析過華府房地產可能的泡沫現象，就利息升幅、地區優勢、實際需求的變化以及投資和投機的心態談投資風險，並運用自己掌握的資訊和財務規劃方麵的計算，幫助客戶判斷投資房地產的收益和風險。在2006年房地產出現降溫信號的時候，他又在收集有關房地產方麵的資訊消息，分析房地產和分散投資前景。他說，一個人的投資組合總應該有房地產這一部分，但投資的方式和時間選擇非常關鍵。
為了寫出讀者需要和歡迎的專欄文章，崔培良每個周末總要擠出半天到一天的時間，坐在咖啡店或圖書館裏，大量閱讀有關材料，根據讀者的需求，歸納整理，寫出一篇篇文章。他說，他把辦好這個欄目，視為對社區和讀者的一個承諾，不管春夏秋冬，不管出差在外，或身體不舒服，也堅持不斷，把這當作用專業知識關注和回饋社區的事情來做。
勤奮刻苦持之以恒盡職盡守的人
記者：經曆過土插隊，再經曆了洋插隊，這些生活的經曆對你的事業有什麽影響呢？
崔：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話題。今年正好是文革40周年，我是1976年下放，距離今天也有整整30年了。我們這一代人，包括所有的“老三屆”，和我們這些吊尾“自願”擠進“知青”隊伍的75、76屆，是生不逢時的一代。像我，1966年剛進學校，文革正好開始，1976年離開學校，文革也宣告結束。在我們人生最重要的基礎教育階段，除了寫大字報，批判鬥爭，什麽也沒有學到。記得有學者稱我們這一代是“吃狼奶長大”的。盡管無知無識，可心比天高，一心想戰天鬥地，改造世界，成為社會的“救世主”。當時積極要求下放，就是抱著“解放全人類”的宏圖偉略。我是下放在江西井崗山地區，一下去，當美妙的理想與社會的現實一衝撞，自己的精神烏托邦立刻被撞得粉碎。不要說改造農村建設農村，連自己在農村的生活都無法過下去。記得自己曾寫過“當喧鬧的歡送場麵結束，轟轟烈烈的風光不再時，剩下的是繁重的體力勞動，艱苦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和隨之而來的理想幻想的褪色”。我想許多與我有相同經曆的知青朋友都曾有這種體驗。問題是如何麵對打擊，如何從地上再爬起來，調整自己，重新麵對人生。我想我試了，我做了。我們今天回顧文革40年，組織知青開展憶舊活動，特別要發掘的是體現知青一代身上的特質，弘揚“知青精神”。
記者：你是如何歸納知青一代的特質，並從中獲益的呢？“
崔：一位偉人說過，人生的經曆是一個人最大的財富。經曆過文革，經曆過上山下鄉，又經曆過改革開放，再經曆過洋插隊，知青一代已經成為社會中堅力量。知青一代之所以能成為一個曆史性特殊群體，一種流傳史冊的文化現象，我認為是因為他們特別不信命運，特別能思考，特別不怕挫折，特別有感激心。與很早下放，長年插隊的老知青們相比，我隻能算是“知青小弟弟”，但回顧人生，自己從這些知青特質中獲益不少。
記得自己剛到美國時，除了口袋裏揣著3000元，兩眼一抹黑，什麽都不會。當時住在華盛頓DC，R街與4街處的一個“留學生宿舍”，看著肮髒的馬路，遊蕩的無家可歸者和破爛的樓房，感覺不是到了美國，而是非洲的一個窮國。僅有的一點錢，在付完學費、機票和房租加押金後，所剩無幾，馬上要去打工。為了省錢，住在房租160元，夏天沒有冷氣，常常聽槍聲的破小房間裏。為了掙學費，每天騎自行車單程50分鍾去動物園附近的酒吧打工，直至次日淩晨三點。在暑假，還把打掃整個酒吧的活都包下來，從上午十點打掃酒吧直至下午四點，然後在隔壁圖書館的桌子上打盹一個小時，再從五點一直幹到次日淩晨三點，常常一天工作16、17個小時。那時又要讀書又要掙錢維持生活、付學費，如果說有什麽東西支撐著如此去做，我想大概是追求美好生活的願望和當年下放的艱苦生活磨練，也是“留學生宿舍”的夥伴的幫助。
對職業的追求也是如此。我在大學學的是中文，到美國得一切從頭開始，重新選擇自己的職業和事業。盡管很早就對投資感興趣，在1987、1988年時就開始投資上海剛開張的股票。那時在華東師大工作，還常常溜差去中山公園附近的證券行看行情。到美國，要從一個投資愛好者變成一個投資理財的專業人士，這條路是非常漫長，非常艱辛。開始幾年，我攻讀會計學碩士學位，那時不僅語言上有困難，專業知識一竅不通，電腦也是從零開始。一天打工下來，拖著疲憊的身子，打開書本，已經支撐不住。為了逼自己看書，特地去買了100W的亮燈泡，靠著強烈的燈光刺激自己學下去。回想起來，當時會計學的課程對我現在做稅務規劃幫助特別大。
拿到碩士學位後，正碰上“電腦熱”開始升溫。為了找到收入較高的工作，同班的一些同學開始“轉業”攻讀電腦課程。說實話，我也心動過，還從“甲骨文公司”訂了一套數據庫軟件DEMO，琢磨著想尋找掙大錢的職業。可能也是“知青精神”的基因在我身上的原因，我很快地否定了這個打算。記得當時想的是，改專業去追求高收入，與自己思茲念茲做事業的想法格格不入，做事業就是要運用自己的特長，了解社會的需要，找到自己的社會價值。一旦定下決心，就給自己尋找更大的挑戰：學習財務規劃課程，通過注冊金融策劃師(CFP)的考試。記得去學校上第一堂課時，全班有20多名學生，大多是來自美林、花旗等大證券行和財務公司的資深專業人士，我是唯一的亞裔。經過層層測試淘汰，一年半後所有課程結束時，隻有八個人留下來夠資格參加CFP考試，我是其中之一。當然CFP考試非常具有挑戰性，兩天十個小時的考試，六大部分必須全部過70%，才算通過，每次的通過率隻有50%-55%，我也不是一次就通過，但麵對失敗，知青精神中“百折不撓，不怕挫折”的特質，一直感染著我，讓我不氣餒和不放棄，加倍努力，直至成功。
記：這類證書執照對你們的職業非常重要？
崔：對，這是一種資格，要成為財務管理的專家，必須首先獲得應有的資格。美國本身是一個分工細致，講究專業的社會，過硬的執照是客戶信任你的起點。最近我又拿到了財政部頒發的注冊稅務師的執照，英文叫"Enrolled Agent"，全美有四萬人，它可以代表付稅人，直接麵對國稅局的各種審計，討債和上法庭打稅務官司。這個執照在1884年由國會授權設立，是唯一由國稅局組織考試，可在全美執業的稅務專家權威的稱號。EA的候選人，要麽通過國稅局嚴格的考試，要麽有五年國稅局執行稅法和適用稅法的工作經驗。盡管我有不少稅務的實踐經驗，但要在繁忙工作中抽出時間準備複習，然後在兩天中通過四大部分的考試，對我也是一個挑戰。回想起1977年自己參加文革後第一次高考，沒有複習材料，不能停工準備，大隊幹部冷嘲熱諷，每天邊挑著扁擔勞動，邊偷偷掏出從別的考生處討來的隻字片語，背上幾句，最終成為全公社二、三百考生中唯一被大學錄取的幸運兒。我不能不把這些成功歸功於“知青精神”。
【後記】我們身處每個行業都需要專家指導而“專家”又多如牛毛，多到我們幾乎無從選擇：在我們沒有遭遇完全可以避免的尷尬甚至損失之前，每一個裝修師傅都可能說自己的技術質量是最過硬的、每一個律師都可能說自己辦案是最有把握的、每一個貸款專員都可能承諾給你的利率最低、每一個汽車銷售員都可能告訴你他賣給你的這輛車價格最便宜、每一個房地產經紀都可能說你現在選的這棟房子是最實惠的、每一個會計師都可能覺得自己是最負責任的。
然而，當我們麵對令人氣惱的裝修現場、當我們付出高額費用卻因為律師方的某些疏失而導致的困境、當我們買下房屋發現利率還有降低空間、當我們發現同樣的車別人的買價比我們便宜許多、當我們後悔手裏的房子還有那麽多不足沒有在買房前發現、當我們因為一些財務專業方麵的處理不當而惹來麻煩的時候，我們才更加體會“選擇”的重要。
正因為如此，我特別看重從事財務這個“利益悠關”行業的執業者的個人道德操守和社會責任意識，正是相近的價值觀，使得我這個從事媒體工作的人和崔培良成為充分信任的朋友。當然，這也是我請他做財務顧問的根本原因。道德感、責任感，對一個金融策劃師而言，實在太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