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法拉盛變遷看移民曆史宿命

《交通篇》

貫通曼哈頓的七號地鐵

　　紐約的第一段地鐵線路開通，是100年前的1904年。兩行簡短文字，記載了一個世紀以前的這一曆史事件：（10/27/1904）The first section of the New York Subway system was opened. The first section operated between City Hall and 145th Street.（紐約第一條地鐵開通了。它運行於市政廳和145街之間。）

　　從此，紐約的地鐵係統逐步完善，成為這個現代國際都市的動脈。　

　　60年後的1964年，一條連接曼哈頓時報廣場和紐約市東北部皇後區的地鐵線—七號線全線貫通。地鐵經過的每一站，一個個零星的社區隨之興起，而這條線的終端－緬街，在隨後的40年中逐步發展，成為一個多族裔移民的聚集地。

　　在20世紀末的最後20年裏，它已成為以大陸、港、台兩岸三地華裔移民為主的社區。貫穿於法拉盛中心的緬街，迅速被“黑眼睛、黑頭發、黃皮膚”所覆蓋，以中國式的傳統文化和生活方式為特色的社區經濟，成為這一段跨世紀新移民發展曆史的主導。　　　　　　今天，從與緬街交叉的北方大道往南，沿途85％以上的商店招牌都是以中文或中英文書寫，任何一個初來乍到的新移民，哪怕連英文ABC都無法完全掌握，都可以輕易地在這裏獲得一切維持生計的生活必需品；這裏，最常聽見的語言是華語，無論國語、粵語、閩南語、四川話、客家話、上海話，隻要是中國人，既使你人地兩生，都可以憑著鄉音，找到失散與隔絕了的熟悉和親切感；10家以上清一色“有中國特色”的超市，成為緬街乃至全美獨一無二的“風景線”，以溫州、福州人為主經營的新興超市，成為與最初由港台移民經營超市最強有力的競爭對手；數十家大小銀行匯集法拉盛，足見金融界、商界對這個社區商業發展的重視，愈來愈多的銀行加強了有“華語代表”的雙語服務，個人和商業用戶同時受到“被重視”的禮遇；上百家中餐館提供的餐飲，令來自“五湖四海”的數十萬個適應或不適應或正在適應美國飲食文化的中國腸胃，隨時得以“認祖歸宗”。

　　如此的便利，使法拉盛理所當然地成為美東數十萬華裔移民漂泊海外的“停靠站”，由此帶來了繼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期之後，90年代的第三次移民高潮。法拉盛及其周邊地區的華人人口迅速躥升，而這一切，同七號地鐵有著密不可分的聯係。

　　人口比例上的“優勢”和商業經營上的“強勢”，都使得華人逐漸成為法拉盛經濟文化的主體。服務華人為主的商業性機構和企業遍布法拉盛以緬街為主幹的大街小巷：律師樓、旅行社、美容店、婚紗店、應招站、夜總會、出租車、醫院、診所、殯儀館，幾乎涵蓋了民眾吃喝玩樂、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所有行業；社團組織、中文報刊、華語電視、圖書館、教堂、宗親會等在社區內都異常活躍，貫通包容，把“形而上”和“形而下”都“一網打盡”。

　　隨著時間的推移，生活在這個社區的人們越來越多地感受到華人民眾逐漸覺醒的社區環境意識，感受到華裔逐步成熟的參政議政熱情與行動，感受到華裔社會團體和商業團體漸成氣候，感受到與兩岸三地困難重重的“三通”截然不同的民族融合，感受到到初見雛形的社區規劃與建設。　

　　然而，在一片經濟“榮景”和民眾內心對於美好生活的“願景”後麵、在據稱911之後，紐約市經濟一片蕭條惟法拉盛商業持續發展一枝獨秀的表象之下，這一社區的發展和未來，以及這一地區華人的前途與命運並非一片光明。

　　在眾多的問題之中，城市規劃與交通瓶頸對經濟的影響和製約的矛盾顯得尤為突出。

超飽和的道路交通

近年來，法拉盛人口劇增，商業發展迅速，道路建設卻嚴重滯後。這５０年內，法拉盛的道路不僅沒有拓寬，商家和攤點擠占道路的現象反而愈演愈烈，造成人車搶道、交通事故頻發。僅2002年下半年，就有幾名華裔在主要街道因交通事故死於非命，而因汽車意外的傷者更有數十之眾。交通擁擠也導致警民關係緊張，震驚華人社區的楊林一案就是典型事例。 2002年8月17日，家住長島的楊林，因為“雙排停車”引發一場突如其來的遭遇，給他們平靜的生活平添了不小的波瀾：讓剛剛來美探親的母親受驚犯病、讓70多歲的老父被毆、讓自己不滿周歲的兒子嚇得啼哭不止。

　　違章停車在交通擁擠不堪的法拉盛司空見慣，有時候你不得不憑運氣，而現實是楊林那一天的運氣不好，剛買完菜，警察就對著汽車屁股後麵的牌照開起罰單來。急於解釋的心情使他的與警察產生所謂的“肢體接觸”，這樣的接觸可以被定為“襲警”，因此警察立即掏出手銬銬住了楊林。70多歲的老父試圖替兒子解圍，結果被警察按倒在地，父子雙雙被銬住帶往警局。

　　社區曾經就此事件展開討論，華文報紙、電台、電視台分別也因此采訪警局、社區人士和當事人。問題集中在警方是否涉嫌暴力、楊林父子是否“防礙公務”等等。但很多人忽略很重要的一點：事件的肇因——交通。

　　交通環境惡劣，成了法拉盛的一大頑症。法拉盛鬧市從37大道到法蘭克林大道近兩年來已有九條路段被迫采取單向調流，交通局和社區委員會現正在考慮把周邊友聯街等幾條大道也改為單向行使道。此外，羅斯福路和緬街交口、38 大道和緬街交口等都采取了強製手段限時直行措施、主要路口還安裝了照相機以遏製闖紅燈現象。但所有這些措施，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地區道路擁擠的現狀。

　　人車搶道、違章停車、雙排停車的現象愈演愈烈。特別是到了周末，對開車進法拉盛采買的人來說，找車位難，通過法拉盛鬧市街道難，簡直如同一場惡夢。

　　交通環境惡劣，嚴重製約了法拉盛地區的經濟發展，這已經成為社區民眾的一大心病。而其中停車場的嚴重缺乏，更是影響交通與環境的一大病根。

　　法拉盛現有四個公共停車場，其中三個在鬧市區，已嚴重超負荷使用。據統計：如果把法拉盛中心大大小小、公私停車場的車位統統加起來，不過4000個左右。而每到周末進入法拉盛需要停車的數量，卻是這些停車場容量的兩到三倍。也就是說，在周末，每三到四輛進入法拉盛的車，隻有一輛是可能找到停車位的，那些暫時無法找到車位的車輛，隻能在街上兜圈子或臨時停靠或雙排停車，這無形中又降低了車流量，使原本就擁擠、狹窄的街道更加淤塞不堪。

　　法拉盛是紐約的一大交通樞紐。除了七號地鐵和長島鐵路外，還有20多個公車站在這裏交匯，周邊有678、495、GCP等高速公路縱橫交錯。據不完全統計，每天進出法拉盛的人流在15萬左右；僅七號地鐵，每日客運量就約有5萬之眾。以發車頻率、客運量、空載率、快慢車調度統計，貫通法拉盛和曼哈頓的七號地鐵堪稱紐約捷運局的“運輸標兵”、“勞動模範”。

　　連年來，大量的新移民繼續湧入法拉盛，人們在這裏安家：置產、租房、買車、吃喝、生兒育女。就是這麽一個彈丸之地，承受著日益增長的超負荷交通壓力。有人說，造成法拉盛交通擁擠的根源其實在社區內：道路狹窄、商家林立、流量劇增，交通擁擠在所難免。也有人說，法拉盛的交通擁擠是個死結，很難徹底解決，除非市府、區府大規模改變這一地區的格局，而這又是一個極為渺茫的事。那麽，法拉盛環境、交通問題的症結究竟何在？它對法拉盛經濟的影響究竟有什麽的負麵作用呢？

9層的停車場和9000個停車位

　　“我常常說法拉盛是‘長不大的法拉盛’。為什麽這麽說？你看這裏，這是七號地鐵出口的那幢樓，是1930年蓋的；它旁邊那幢，1960年蓋的，都沒有超過三層。法拉盛幾乎見不到高的商業住宅，因為幾乎所有的商業建築的規劃和設計都要通過‘上訴局’，也就是說必須經過漫長的公聽的過程。所以近50年來，這裏商業樓宇的發展一直處於僵局。從1961年土地改測，最後一次建的全新SHOPING CENTER也是1973年的事情了”。　

　　陳作舟－著名華裔設計家和發展商，指著辦公室裏法拉盛的地圖模型感慨萬千。

　　“地圖上比較高一點的建築物，喜來登算一個了，但那是酒店。近年來法拉盛的酒店倒是增加了一些，相對而言還都算是高樓。但是真正用於商業辦公用樓所增無幾。法拉盛很多二到四層的辦公樓還沒有電梯。”

　　當談到在法拉盛建商業樓難在哪裏時，陳作舟說：“難就難在政府在市政建設和城市規劃中，對配套的停車場有一定的要求。比如：喜來登酒店旁新建的全玻璃建築，如果完全按照建築規劃部門的要求，這樣層高的建築必須配有9層的停車場。9層的停車場，年紀大一點的老人家或者是開車技術差一點的人，繞得出來麽？所以法拉盛東一塊、西一塊的地塊，大多都因為達不到商業停車的規定和要求，而隻能建住宅樓”。

　　一邊是法拉盛河西謝亞球場9000個閑置的停車位，另一邊是政府對9層的停車場的政策規定，兩地相距咫尺之遙，法拉盛規劃建設的失衡可見一斑。

　　近年來，法拉盛附近的住宅樓蓋了不少。在緬街和大學點路之間，新建的住宅樓和正在興建的的建築工地不下一、二十處。這些住宅樓的興建，使這一地區的居住狀況更加擁擠。隨著居住人口的增加，交通擁擠和環境汙染的矛盾更為加劇。

　　而實際上，法拉盛經濟振興亟待解決的是，增建具有“提供就業機會、增加商業機會”等功能和作用的商業用房。隻有辦公用房增加了，商業活動才有發展空間，隻有商業活動的發展空間擴大了，就業機會才能相應增加。

　　紐約州眾議員麥克勞林曾提出法拉盛地區新的發展規劃，依照他的藍圖，重新規劃謝亞體育場和目前的法拉盛商業中心之間地區，取消廢舊汽車處理場，在謝亞體育場和大學點大道之間建設一個全新的集娛樂、購物、廉價住房和旅店等為一體的商業和社區中心，同時配合交通和河岸的環境建設。這個規劃涉及的麵積有１１110英畝，一旦實現，可創造就業機會至少4萬個。

　　實施這一發展規劃，必須要有足夠的投資，因此無論政府官員還是社區人士都認為占法拉盛人口多數的華人商家的參與至關重要。　　

　　事實上，法拉盛並不缺少規劃和藍圖。據多次參與近年法拉盛主要標誌性建築設計、規劃的著名設計家陳作舟先生介紹，有關法拉盛發展規劃的所謂MASTER PLAN早在1946年就誕生了，接下來1950、1960、1970、1980、1990，幾乎每10年，都有新的設計計劃出台。現在，如果你登上Publications-NYC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的網頁，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多個Downtown Flushing plan。但近60年來，幾乎所有對法拉盛的規劃和計劃，都沒有被完整地實施。 “怎麽可能每一個計劃都能得以實施？”法拉盛華商會理事長傅鶴鳴先生一臉驚訝地看著我們。“類似的區域性計劃各個地方都會有的，但計劃實施的前提是要培養條件和時機成熟，而最關鍵的還是錢－錢從何而來。” 與政府法律法規的矛盾和沒有充足的財力，以及缺乏當地商家和社團支持，成為阻礙法拉盛規劃藍圖難以實施的主要障礙。

困難重重的突圍

　　當初建法拉盛這個小村莊的時候，規劃僅能容納數萬人，而現在卻一下子湧進了幾十萬人。道路交通、居住環境及商業發展都在承受著前所未有的壓力。回顧曆史我們發現，法拉盛第一次大規模的市政建設是在1910-1940年間，包括興建停車場、車站、托兒所等。從40年代到現在，近60年幾乎沒有任何大型的整體規劃被實施和執行。

　　法拉盛鬧市寸土寸金，要想在這樣一個人口稠密、商業集中的地區進行大規模改造，幾乎是不可能的。在這一地區，一些商用辦公樓的租金，居然和曼哈頓商業中心的租金相差無幾，附近居民的房租更是居高不下。房主違規加建改建違法出租的現象相當嚴重，被查出和查處的案例也有增無減。 與此同時，法拉盛的房地產買賣也十分活躍，據一位知情者透露，2002年初，緬街一幢辦公樓被溫州人以2000萬美元的價格買下，創下法拉盛同類辦公樓賣價的新高。不少人已把在此地買房，然後再出租作為賺取利潤的一個重要手段，更有人幹脆靠房租生活。以房屋租金為例，70年代法拉盛地區一棟HOUSE的價格是5萬美元，85年左右是15萬美元，而現在，大約需要35萬。 對於法拉盛房地產的出奇火爆，有人樂觀其成，有人認為這是有別於主流的不正常現象。但對於初到法拉盛的新移民來說，這似乎又是一個在美國立足必然要經曆的艱難的生活曆程。 對開發商和地產商而言，隨著都市計劃調整和市政建設方案的出台，法拉盛河西岸因此而出現新的商機。如果這塊工業用地改為商業用地的建設計劃得以順利實施，法拉盛鬧市將與謝亞球場連成一片，停車難的問題將會得到極大的緩解。如果2012年紐約申辦奧運會成功，相信法拉盛的商業環境、居住環境有可能趁勢改觀。

　　法拉盛是流動的，數以萬計的中國人，潮水般湧向這裏，在20世紀與隨後100年交匯的那一段曆史河床上，留下奮鬥、成功、辛酸、無奈的印跡，他們幾乎都是新移民，一批又一批的新移民，成為振興社區經濟的動力和勞力。同時，他們也又不得不忍受著惡劣的生存環境，期望在完成了原始資本積累之後，搬離這塊土地。留下來的人繼續期望著，期望著這裏終究會變得越來越好。


《環境篇》

商業環境和競爭環境

競爭主要是一個形成意見的過程：通過傳播信息，它帶來了經濟體係的統一和連貫，而這是我們把它作為一個市場的先決條件；它創造出人們對於什麽是最好的和最便宜的看法；而正是由於它，人們所了解的可能性和機會至少像現在了解的那樣多。所以，競爭是一個涉及數據不斷變化的過程，它的重要性也就必然完全被任何視這些數據為恒定的理論所忽視。

清一色的中國超市

　　正如當年“超級市場”是美國創業者用來稱呼一種新型商店的名字那樣，法拉盛大大小小十多家“有中國特色”的“超市”成為最具有兼容傳統商業色彩和新興競爭力量的典型。 2002年，緬街最後一家由韓裔經營的超市易主為“萬興隆”，預示其他族裔在法拉盛鬧市區的緬街經營大型超市時代的終結和華人一統超市格局的開始。自那時起，緬街稍具規模的超級市場，成為清一色的“中國超市”。

　　近兩、三年來，超市行業由來自溫州、福州的後起之秀們悄然沿襲著、同時又改變著傳統“超級市場”格局和特色。同樣是“超市”，早先由港台商家開設並成為主導的諸如“金山超市”、“香港超市”，與近年來雨後春筍般拔地而起的“新興超市”，如“中國城超市” 、“新中國超市”、“中美超市”、“黃金超市”形式上的明顯區別在於：前者“固守”著原有的地盤和交易場所、按部就班地進行日常的生意，而後者在它們誕生的那一天起就以低成本、低利率、大流量見長，顯示出咄咄逼人的擴展態勢。任何在法拉盛采購食品的顧客，很容易區分前後兩種超市的差別：把水果攤排在自家門口的店就是新興的超市。

　　然而，在超市越開越多、業務越做越大、價格越來越實惠的背後，是不容忽視的惡性競爭和低工資、低福利的成本壓縮，以及相應的街道的環境惡化。

　　2003年1月19日，上午7：00，黃師傅出現在“黃金超市”門口。他負責超市外邊的水果攤。“早上要早起，法拉盛的很多中國人有早起的習慣，我們做的是他們的生意。現在競爭很激烈，我們店每天開到晚上11點”。黃金超市在緬街算是新開的，這個在原“黃金商場”舊址上重新改建的超市，一開張就打出了營業至晚間11點的口號，以期創出自己的經營和服務特色。“我每天7點到這裏，在這裏賣水果。水果是從布朗士批發有人送來的”。見有人來，黃先生似乎也願意說幾句，“這兩天天氣特別冷噢，你怎麽不戴付手套？”戴著頂毛線帽的黃師傅在冰冷刺骨的風中不停地說著，毛線帽拉到把耳朵完全遮住，也許是因為這個緣故，他的聲音在早上七點的緬街上顯得特別清冽。他說話時嘴巴一張一合，一團團白氣隨之飄散。此刻的氣溫在華氏18度以下，黃不住地抱怨紐約今年連續的低溫，沒有人在意他的抱怨。最後，他象是自言自語：“這麽冷的天，把水果都凍壞了”。

　　這是法拉盛一個普通的超市工人的工作環境和想法。與“心憂炭賤願天寒”的賣炭翁有所不同的是，他希望天別太冷，別把他的水果們都凍壞了。

　　“超級市場”興起於20世紀30年代，是把“自取”方式、現金交易、種類廣泛和高銷售額等幾種特點結合在一起的商業模式。半個世紀以前，隻有年銷售額在50萬美元的商店才有資格被稱為超級市場。而今天，法拉盛華人經營的超市，每個月的銷售額都接近或超過當年的“年”生意額。現在的超市已經演化為一個生活化的大廣場，經營的方向由單一食品走向綜合性日用品；經營規模由小到大；經營品種由少到多。超市經營品種繁多，能最大限度滿足消費者一次購足的需求。中國人把超市經營範圍的多樣性發揮到極致、把生意的靈活性發揮到極致。

　　龍勝行老板鄧龍，就是一位新近崛起的新興超市的成功代表。鄧在經營模式和經營範圍上將副食品和新鮮的瓜果蔬菜加以整合，在貨源上加大與中國大陸的互動，並依靠家庭成員中對於美國商業和進出口業務的法律法規的熟悉而成為今天華人經營的超市的領軍人物。今天，鄧不用出門就已經可以憑借他的行業經驗和魄力，在他靠近海邊的豪宅裏或乘風破浪的遊艇上運籌帷幄，將其業務拓展到法拉盛以外的諸多的華人聚集地。但是，華人超市的購物環境並未因為華商在此一領域內的空前成功而得以改善。相反，隨著貨物吞吐量和顧客人流量的增加，傳統意義上的“超級市場”的購物環境正在被類似於中國大陸“農貿市場”的形態所取代。

　　從目前情況來看，像“香港超市”、“金山超市”一類的超市也有發展“瓶頸”，一是售價，與那些經營方式上更像農貿市場的超市相比較高，因為他們經營的生鮮產品從采購到進場，要經過一些中間環節，進場後還要經過檢測、分級、加工、包裝等工序才能擺上貨架；而“新興超市”價格低廉，生鮮食品一般清晨直接從產地進貨，品種豐富，使得其在價格上形成較強的競爭力，由此造成了前者的價格略高於後者。二是蔬菜鮮果的新鮮度趕不上後者。所以我們經常可以看到，盡管那些更像農貿市場的超市購物環境惡劣，但依舊人聲鼎沸，收款機旁總是排著長隊，生意紅紅火火。

由於缺乏商業的布局規劃，在同一個商圈內大小超市擠在一起，各種經營類似商品的店鋪軋在一起。僅從７號地鐵口上來，沿緬街向南數百米距離內，就有甌江超市、中國城超市、新中國城超市、黃金超市等１１家同類型的超市近距離搏殺，競爭的方式不外乎比拚價格。這與大型超市質量、服務、信譽、品牌等方麵深層次的商業競爭，大相徑庭。

業內人士認為：在激烈的商業競爭中，價格已成為了商家吸引路人的法寶之一，尤其在法拉盛這樣消費單一的移民城鎮，價格更是影響著民眾選擇的重要因素。也許正因為存在這樣的認識，經營者忽略了商業環境對消費人群的影響。　 　李先生在馬丁路德金的紀念日這天，來到“大學點”附近的“韓國城”超市。平時他一個人上街采購，總是到緬街上的“中國城超市”去買菜。但是今天這個長周末，他是帶著一家老小開車來法拉盛的，除了停車容易這一點，他還要考慮孩子問題：兩個孩子，老大自己能走但要顧及安全，老二還得抱在手上，走太長的路有些吃力，推著嬰兒車擠進“中國城”簡直不敢想象。所以他選擇了“韓國城”。他把車停好，然後推上Shopping cart，把孩子放在手推車上，自動門開了，象是對客人做著“請進”的手勢。沒有停車的煩惱、沒有吃罰單的危險、錢包被“擠掉”的可能性也很小、心情沒有因擁擠不堪而產生的煩躁。

　　以上的悠閑和輕鬆顯然不屬於法拉盛。今天，到“中國城超市”或“新中國城超市”買菜，完全有別於普通的美國超市—那種輕輕鬆鬆推著車走在開闊的貨架之間、那種情侶甚至可以“手牽手”進去的商店。在法拉盛，人們大多不得不象在沙汀魚罐頭裏穿行，你擠我、我踩你、你撞我、我躲你。在這樣的狀態中，孩子無立足之地，家長也不能帶著孩子從從容容選這選那。如果一個超市的購物環境，擁擠到會把顧客同他們的家人隔絕，擁擠到別人想來卻懼怕來，那是否意味著也有可能會把無形的、更大數量的潛在客人拒之門外呢？

　　以皇後區為例，2000年的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在本區2229397人口總數之中，亞洲人有391500，其中華人隻有139820，不到總人口的10％。在收入和消費習慣上，占10％的華人人口是無法同另外的90％相匹敵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超市的發展把顧客目標群盯在華人自身、拚命靠“拉動內需”來維持經營業績並非長久的萬全之策。黃皮膚的麵孔多了，有兩層含義：一是亞裔人口增加了，另外一個原因是其他族裔的人“不來了”。一位以前經常光顧法拉盛的美國人說：“我已經很久沒來法拉盛了，這兒的秩序不是很讓人樂意來這裏”。一個在法拉盛汽車站等車的韓國人說：“從地鐵出來，我不願意停留，而是希望馬上能搭上巴士回家”。一位非亞裔的駕駛者對記者說：“我每次路過這裏，都想著趕快開車衝過去”。

　　以上的現象，對於中國人密集的法拉盛社區並非是很好的事情，起碼對於促進這一地區的商業發展不是很好的事情。因為這說明購物環境和交通衛生環境的惡化正在造成消費者的流失和購買力的隱形損失。起碼，為了10％的購買力而將90％潛在的客人拒之門外是缺乏遠見的。

　　“現在不象前幾年了。前幾年超市相對少一些，買東西的人裏麵老外也多一些，做這一行發財啦。現在過路的人不少，但看的人多，買的人少。為了吸引客人，就要不停地減價”。黃金超市的黃師傅在1月19日的那個星期天已經在店門口的冷風裏站了12個小時了。“下午的時候價格變動最大，水果不賣掉有的就要爛掉了，活的海鮮如果不賣掉，到明天就死掉了。所以要隨時注意其他人家的價格變化、隨時調整。我不用到11點、8點我就可以下班了。我們溫州人吃得起苦，動腦筋賺錢。做超市這一行還算好一點的啦，大學點那邊的衣廠，一半以上倒閉了”。

　　黃師傅8點鍾可以下班回家，超市的另一位鄭先生則不能。這位在紐約和外州開有30多家99C店的老板常常是第一個到店裏，最後一個離開。經濟不景氣下購買力的衰退他最有體會：“到我店裏的好多客人我都認得，有的人以前周末總要買120到160塊錢的東西，現在最多不超過50塊錢了。超市和餐館一樣：你吃一頓飯，100塊也是吃，20塊錢也是吃，掙錢容易的時候大家花錢手腳就大方一點，經濟不好的時候花錢就緊一點。所以，現在大家都很難做”，鄭先生一邊說著一邊把暖氣通風口的葉片往下扳了扳，出口處，收銀台上的半個檸檬很久沒有被手指蘸過了。

　　從工人到老板，明知難做還要做，因為大家都要吃飯、都要求生存求發展。

一窩蜂的$16．95 2002年11月，《時代》雜誌選出“全球具有影響力的15位企業家”，其中包括在美成功銷售低價數字激光視DVD player“阿佩克斯數字公司”Apex Digital兩名華裔創辦人紀大衛與許安可。據稱，APEX堅持低價戰略，把DVD的價格一路壓低到59美元，並因此贏得了市場。

　　拚價格似乎是中國商人的特色。比價格可能會與邊際成本不一致。更為嚴重的是，有了強大的壟斷，成本也會大大地提高。

　　餐飲業一向被認為是高利潤行業，因此也是法拉盛華人從事的一個競爭最為激烈的行業。 如果說紀大衛和許安可，靠價格戰打下了北美DVD市場、贏得“全球具有影響力的15位企業家”的稱號，法拉盛眾多餐館一窩蜂的＄16．95引發的是怎樣一種市場結果呢？如果你仔細觀察一些店家的菜單，以前包括在“套餐”之中的一些海鮮和一些價格較貴菜的已經不聲不響地從飯桌上撤退了 “80年代初，在我的記憶裏，華人經營的餐館隻有兩、三家：‘林市’聽起來有點日餐館的味道、‘狀元樓’在現在信托銀行的位置、還有一家叫什麽名字一時想不起來了。”現任法拉盛華商會理事長傅鶴鳴一邊看著前一天發來的、足有十幾尺長的傳真一邊說，“但是現在以緬街為中心，東西幾百米範圍內的餐館不下60家，如果把小的外賣店和小吃店都算進去，絕對超過100家”。

　　從3家到100家，法拉盛的飲食業經曆了巨大變遷，同時也正麵對日益嚴峻的競爭壓力。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法拉盛越來越多的超市和餐館推出了3-4元的快餐。如緬街上的金山超市、黃金超市、東雲閣外賣部、花旗餅屋，凱辛娜大道上有中美超市、阿宏飯店，大學點大道上有綠波浪、鄉園餐廳等等，方便上班一族。為了爭取客源、奪回被“快餐盒飯”分食的市場，也有相當一部分餐館采取了自己的應對之策，其中最流行的作法就是90％以上的餐館都推出的實惠型“家庭套餐”。於是乎，整個法拉盛一窩蜂地“$16．95”，幾乎所有的餐館菜譜上都出現了“套餐”的字樣，而$16．95，頃刻之間成為上班族和小家庭的周末的“時尚”。

　　“沒有辦法，我們上海灘也開16．95元的套餐了”。蔣璐（英文名Cindy）這位來自姑蘇的年輕老板娘，和先生一起經營著有24名員工的“上海灘大飯店”，像這樣的餐館，過去在法拉盛被視為檔次較高的飯店。“中國人開餐館，跟別人學的水平很高，但是自己有Idea、有創新的很少。法拉盛餐館越開越多，利潤空間卻越來越小”。

　　晚上近九點，來吃火鍋的客人反而多起來了；電視裏，周華健在唱著許多年前的流行歌曲。“冬天天冷，我們的羊肉鍋賣得很好的”，蔣說。看得出，“上海灘”一直想方設法推出自己的特色，阿威（餐館老板）幾乎每隔一個月就到上海去品菜、學菜，這裏的菜式基本上和上海同步走。

　　說到911之後生意上的變化，蔣璐有非常清楚的一本帳：“新州、康州的客人在逐年減少，廣東的客人有所增加；最大的問題是外國客人不大來這裏了，外國人收入高，也喜歡中國菜，但這裏的環境差，人家不來消費你也沒辦法”。“外國人不來，中國人比較追求經濟實惠，所以我們也隻能推出16．95的套餐，大家都拚價格，我們也沒有辦法”。

　　細心的人可以發現，以前被包括在“套餐”之中的一些海鮮和一些價格較貴菜的已悄然從飯桌上撤退；有些飯店菜的質量越來越粗糙，而數量也越來越“簡練”了。蔣璐提起餐館同業的競爭，似乎有很多話想說，卻又一言難盡。寒風中，門口鵝黃色燈箱上“上海灘大飯店”幾個大字顯得格外冷峻；店裏，Waiter們手腳麻利地穿梭在客人中間，一切顯得有些沉悶，隻有周華健繼續在無憂無慮唱著：黑夜又白晝、黑夜又白晝，人生悲歡又幾何。

出血的牙齦和健康的牙齒

或許是職業特質和敏感，華裔設計家、建築師陳作舟對環境和商業發展之間的相互影響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和比喻：“商業環境和商業本身就象人的牙齦和牙齒，有誰見過牙齦一直出血的人，會有一口健康的牙齒的？” 　　“生活中我們都可能有這樣的經曆，在曼哈頓的大街上，我們有時會不乘subway或bus，卻連續走十幾、廿幾個Block；有時候，我們純粹想散散步走走，而走一站路、兩站路，為什麽？走這麽長的路不覺得累、不覺得煩躁麽？不覺得。因為在那樣的環境裏人們感覺是在放鬆、在enjoy”。

　　“但在法拉盛，你說有幾次大家是為享受環境而走上街頭的呢？”陳先生反問。

　　陳先生對法拉盛的商業環境憂心忡忡，他對法拉盛的發展前景看得更遠、投注了更多的專業上的關切：“同樣的商業環境上的惡化並不局限於超市和餐館。比方說“購物中心”，根據美國研究機構和媒體的統計，一般的社區，在２０英裏的範圍內，居住人口約230萬，87萬戶家庭，通常這樣的區域內有10個左右的Shopping Center可供居民選擇。而紐約的皇後區，不出5英裏就聚集了210萬人口和大約81．7萬個家庭，Shopping Center卻隻有Elmhust Queens Center一家，法拉盛的人口密度以及商業設施的缺乏，更是其間的典型。再看美國商業區衡量購物環境的“人均麵積”：一般的地方是23尺，比較高的可達31尺，而我們居住的社區隻有4尺。如此懸殊的消費環境差異，又如何吸引更具消費能力的外族裔消費者呢？” 住在法拉盛三福大道的裴女士在會計師樓工作，她並不象陳先生那樣具有職業敏感，但她對於法拉盛的看法和感受卻與陳作舟先生有一些相似之處。今天她有朋友自老家上海來美考察，她要當向導帶朋友去逛街：“五大道”、“麥迪遜大道”、“時代廣場”，“聯合國”、“大都會博物館”，“哪怕什麽都不買，看看櫥窗設計都是老愜意的”，裴女士談著自己的看法：“法拉盛有啥好白相的？軋麽軋的要死、齷齪麽齷齪得要死，除了中國人麵孔還是中國人麵孔”。 的確，在法拉盛，大家通常麵無表情、行色匆匆，因為每個人來這裏都帶著非常明確的目的：吃飯，或者買菜。法拉盛的商業發展空間就在這樣一種“環境”中變得越來越狹隘和單一。 人們有理由為這裏買菜吃飯的方便而點頭稱許，但絲毫沒有理由為這種狹隘單一的趨勢而樂觀，因為這種種的“方便”是建立在超市、餐館“林立”和隨處可見的環境汙染的基礎之上的，而在這樣一種商業環境中，多元、主流和更大容量的這座無形的“商業大廈”正在轟然坍塌；人們有理由為這裏物價的低廉而沾沾自喜，但絲毫沒有理由為潛在著的惡性競爭而感覺輕鬆，因為盲目競爭最終隻會導致商家和商家、商家和買家的“三敗俱傷”。因為很顯然，美國經濟的大環境的蕭條和日益嚴峻的就業問題、或是法拉盛地區的房價、地稅、就業率、購買力等諸多因素的改變，都可能引發商家的經營困難。無論是超市還是餐館，這些負擔如果最終不是以工人勞動環境和福利待遇的惡化或者轉嫁到消費者頭上，那除了關門大吉還有第三條路可走麽？

如果說，商業環境的惡化會造成購買力的流失、競爭環境的無序會加劇商家之間的自相蠶食，那麽，投資環境的改變有可能導致頃刻間的傾家蕩產。

環境，有時會象一個無形的殺手，殺得你片甲不留。

無形殺手

“導致安然公司崩潰的安德魯·法斯托，被控詐騙、洗錢、串謀等78項罪名，是多個計劃的主謀。如果罪名成立，他可被判入獄幾百年” （2002年11月1日美聯社）。

徐先生（Zhijian Xu,譯音），是在法拉盛靠近緬街一家證券公司的電腦的中文網頁上看到這則消息的。他摘下眼鏡，用手指和手掌搓揉著眼眶和臉頰，他對今天看到的報道已經木然。他知道，無論那個叫安德魯的家夥判幾百年，2000年以來，他一生省吃儉用攢下的二十萬美元、連同他最初炒股賺的近三十萬美元，都變成市值不到五萬塊的股票而無法“還原”了。 徐一度自稱是法拉盛華人裏麵的炒股高手，2000以前因“成績顯著”而深得在指甲店做工的太太的敬佩與尊重，就讀貝賽重點高中的女兒更把他當成“英雄老爸”。徐在股市買進賣出大把賺錢的時候，最喜歡講的一句口頭禪是：狐狸再狡猾也鬥不過好獵手。然而好景不長，2000年春節還在“上海灘大飯店”和一大桌股友暢談革命理想和美好前景的他，做夢也想不到，一個多月之後，他的噩夢就開始了，這次和他這個獵手鬥法的，是一隻叫做“投資環境”的隱形狐狸，這隻“食錢獸”的最大特點在於，它一旦和人性的貪婪結合，能量足以動搖美國建國兩百年逐步建立起來的商業基礎和誠信製度。 “跟我差不多的，大把中國人在”，徐先生在一家叫“鹿鳴春”的中餐館吃晚飯的時候總結他的經驗教訓：“開始大家都沒有意識到，等反應過來已經晚了。其實大多數中國人根本沒有辦法意識到，很多中國人讀英文財經分析報告都看不懂，怎麽可能知道華爾街的內情呢？而且，一般老百姓，誰又會想到股市會這麽黑、人心會這麽黑？”，熱騰騰的蟹黃小籠包端上桌來，徐沒有動筷子，“哪個人如果能在三年前就看出股市的“環境”，知道自己正處在充滿欺詐、毫無誠信的危險境地，那他就不會傾家蕩產了。問題是華爾街幕前幕後、有形無形的的黑手大把拋股票的時候，我們還忙著‘承接’、‘買進’，和那些“老狐狸”鬥，不賠才叫見鬼呢”。

自90年代以來，股市裏翻騰的人很多，有人稱之為資產文化（equity culture），也有很大數量的人以養老基金來擴充股票所有權，還有共同基金，有些存有共同基金並不直接投資故事的上班族同樣遭受損失。楊女士（Huimin Yang譯音），自90年從香港移民來美就一直在一家貿易公司從事財務工作，七年前開始買共同基金，2001年以前從來沒有虧損過，但這兩年卻損失慘重。看不見摸不著的“投資環境”，三年來讓絕大部分華人股民的錢包都縮了水，徐和楊隻是其中比較典型的例子而已。美國經濟大環境的“不良”，傷害著每一個把錢包交給“股市”和哪怕是相對保險的“公共基金”保管的投資人。投資環境象一個無形的殺手，能讓你荷包滿滿，但也會趁人不備就把你洗劫一空。對於象徐先生這樣的股民，顯然不是他炒股的技能退步造成的失敗，而是整個經濟“環境”完全變了，整個維持美國企業和股市的信用製度變了，他沒能預見其變，一味地“堅持”和不甘心，導致今天的全軍覆沒。 華燈初上，法拉盛進入霓虹燈活躍的時段。徐先生不象前幾年那樣股市一結束就想著回家，他常常漫無邊際地在緬街閑逛。女兒繼續著學業，但夫妻之間多了些憂鬱和沉悶，有時也會有些彼此的不耐煩。 在來美創業的華人當中，絕大部分都屬於高智商，特別是眾多的留學生和有豐富創業經驗的老移民，人們常說，來美國的，都是人精兒，沒點本事，也不可能到美國來。但IQ高並非意味著勝券在握，個人的精明有時根本無法抗衡惡化的美國經濟。照中國人特點分析，華人的AQ（ADVERSITY，長期處於逆境的適調力）似乎也不差，中國人最缺的，是SQ（SPIRITUAL：精神上處理突發危機的能力），象徐先生這樣的人，此刻最需要的，是親人的理解和家庭的溫暖，因為在麵對突發性危機的時刻，臨危不懼的冷靜至關重要。

危機並不十分可怕，可怕的是集體無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ds）。法拉盛的華人是否具備足夠的危機意識，看清自己所處的環境呢？



居住環境和治安環境

根據在對於現代人選擇居住城市的調查顯示，除了政治文化因素、城市建設因素、個人感情因素之外，現代人最注重的是環境因素，其次才是經濟因素。這就是為什麽我們說法拉盛是流動的，人們在這裏站住腳跟是為了最終離開這裏。除非這裏的環境一天比一天好。

以族裔聚居形成的社區，並不完全是靠成員有一體感而維係的，而是因為需要，有的時候甚至是因為被迫。

　　沒有人說得清楚為什麽選擇這裏，但每個人的確都有自己的理由

我們需要生存的安全

聖誕節紐約下了一整天的雪。在被稱為第二華埠的法拉盛，並沒有出現中國人通常希望的征候：瑞雪兆豐年。倒是治安方麵，頻頻傳出令人不安的消息：先是元旦發生多起華人被攻擊搶劫案；緊接著是3日發生在皇後區新鮮草原的四口之家兩死兩傷的滅門血案；4日，又發生法拉盛緬街太空KTV夜總會中的鬥毆案，一名亞裔警察在內的三人受到攻擊和傷害；而14日淩晨，來離緬街不遠的法靈頓街，兩名持有類似利刃或砍刀的武器、年齡約在十七、八歲的亞裔男子攔住一名46歲的華裔男性，劈頭就是一頓亂捅猛砍，受害人右大腿和腰部被砍傷，當即血流如注，後送醫不治。電視畫麵和報紙登出的照片都可以看到被鮮血染紅的積雪。

　　不僅是治安問題令人住在法拉盛的居民感到擔憂，諸如校園暴力、風化、毒品和其他犯罪問題也層出不窮。去年紐約皇後區的風化警察（皇後刑警隊）對法拉盛和新鮮草原等社區進行”掃黃“行動，連續破壞多起利用私宅賣淫案件。據資料顯示，2000年紐約警方在皇後區供逮捕了1424名賣淫嫌犯，單在華人聚居的法拉盛羅斯福大道附近，警方就查抄了250餘家妓院，涉及來自韓國、中國、俄國和拉美各國的合法和非法移民。許多賣淫女在被捕時，身上沒有任何證件。

對於新年頭幾天糟糕的治安狀況，住在這裏的華人反應不一。來自天津的老何（Jack He音譯），並不把這個問題看得很重，他認為凶殺案之類的畢竟是少數，而且都是在深夜或淩晨出的事，不能就說法拉盛的治安情況惡化了。老何自八年前來紐約，就沒離開過法拉盛。雖說先後也搬過不少次家，可搬來搬去也沒搬出過法拉盛去。最後一次搬家是三年前，一個朋友要回香港，把在緬街和ＭＡＰＰＬＥ交界處的一室一廳的公寓房轉給了他。其實那是一個可以當作一室兩廳的公寓房，包暖氣和煤氣，有三個大壁櫥，當時的租金是八百五，隻是這兩年才逐漸漲到九百多。他對法拉盛的治安出現的問題不以為然，用他的話說就是：“動刀動槍，跟咱沒關係。隻要你深更半夜別出去鬼混，就嘛沒事兒都沒有”。

　　老何單身，曾經有過一個太太後來離了，曾經有過一輛車後來賣了。在美國這八年，也有過幾個女人在他的生活裏進進出出，隻是他自己，始終沒離開過法拉盛。他曾經去過舊金山一趟，回來時大喊不習慣，說沒地鐵不習慣，說舊金山的東西太貴不習慣。老何覺得就法拉盛好，髒是髒點，但住得踏實。到底踏實在哪些地方他也沒總結，但是有些事情是顯而易見的：如果現在搬到另外的地區，再想回來的話，房價估計要漲一、二百。除了房價，生活的其他各方麵都還能接受。剛來美國的時候，電話費要一塊錢一分鍾，現在還不到一角；早上睜開眼，油條、豆漿、大餅、鹵蛋，想吃啥都有；買菜就街對過“萬興隆”，海鮮、蔬菜都便宜，順便還能把報紙給買了。“美國人的生活咱比不了，經濟情況又不好，可是呢，盤算來盤算去，還就法拉盛生活容易，而且朋友也多些，走動方便”。

　　同樣住在與緬街交界的凱西娜大道上的高先生持不同看法。高先生對法拉盛十多年的變化是肯定的。五、六年前，他在天橋底下賣報紙，還經常聞到令人作嘔的尿騷氣。“你現在路過那裏已經不太聞到那股難聞的味道了”，這位開洗衣店的老板一邊拎起客人送來的衣服過磅一邊感慨：以前十個人裏麵可以看見兩、三張中國麵孔，現在十個人裏麵有七、八個是黃皮膚，心理上有一種安全感。“我就怕動刀動槍的事情蔓延開來，因為小孩子學壞容易學好難，如果現在不重視小孩打打殺殺的事情，說不定那一天大白天也會碰上不測呢”。高先生有兩個孩子，老大是女兒，今年十八歲了；老二是在這裏出生的，兒子。

　　高先生不太放心的是女兒。女兒來美國的時候擔心她英文基礎差，就讓她多念了一年初中，但現在也要讀大學了；舍不得讓她離開父母太遠，想讓女兒就近念一所大學，起碼周末可以回家吧。所以高先生對法拉盛的治安比較關心，特別是有關青少年的。他不是沒考慮過搬家，911以後還到長島看過十幾處房子，但目前的公寓和店鋪都在法拉盛，生意好壞很難預測，所以暫時還不敢動搬家的念頭。本來小兒子要學空手道，老高什麽道都不道，幹脆把兩個孩子送到了大學點附近的“少林寺”，“我是希望他們強身健體不學壞啦，而且也感染感染中國的文化，不要來了美國丟了祖宗”。 這是高的心願。

　　住在凱辛娜的阿香和高先生的想法近似。阿香在曼哈頓的FUJI餐館做工，但住在法拉盛。雖然現在生意“比以前差多了”，她和丈夫小趙仍然在積極想辦法把自己在國內讀高中的女兒接到美國來。“女兒的同學有很多出國的，日本、新西蘭、澳大利亞、英國，所以小孩子自己也很急。我們也不知道該不該讓她來這裏，前幾天的報紙一直登校園暴力和種族歧視的事情，想想心裏覺得有點怕。”

　　和老何認識、又是天津老鄉的小劉（Qiliang Liu），與上麵幾位想法都不一樣。他選擇住在法拉盛有他自己的考慮。小劉在天津是搞聲樂的，雖說來美國時間沒幾年，但也請律師辦了“特殊人才綠卡”。剛來時他也啥都不懂，打電話前麵要加１都不知道，英文又不好，很多事情要一邊問一邊學，所以他特別喜歡法拉盛。他所有的“信息”都來自法拉盛的“民間”，諸如怎麽辦綠卡，哪種綠卡容易辦，假結婚是什麽價碼，找房子租房子的注意事項。他沒事就喜歡上緬街溜躂，和每一個看上去願意和他交談的人搭訕，不出一個月，法拉盛的大事小事在他那裏基本上沒有漏網的。老何就是他在“花旗餅屋”買李連桂大餅時認的老鄉。前幾個月，政府補助紐約911受災戶1750美金買空氣淨化器，小劉不但自己早早就用上了，還替老何家也申請了一份兒。認識小劉的朋友漸漸明白，他哪兒都不去就認準了法拉盛，是把法拉盛當他的生活情報站了。小劉住在法拉盛就沒挪過窩，他的口頭禪是：“你就是MBA、數學博士、再會精打細算，都沒本事把法拉盛的房租給算低嘍”，看來是實踐檢驗出來的真理。聖誕節大夥兒到他那裏聚餐，氣氛比火鍋還熱烈，分不清是XO喝多了還是X O醬吃多了，小劉先是狂吐，之後是大哭，最後是高歌。歌詞是啥基本沒人能懂，唯獨一句特別清楚，法拉盛、法拉盛，回家、回家

　　在這個中國移民占多數的新社區，人們不僅僅要為周邊的環境和治安問題傷神，還要提防來自各個角落的險惡。

在法拉盛，的確存在為數不少的“有心人”，他們貪婪的目光，常常盯在初來乍到、特別是沒有“身份”的新移民身上。

誘人的廣告 林在皇後區經營一家裝修公司。事發的兩個多月前，他在一張中文報紙上看到“雷幫服務公司”代辦駕照、身份卡的消息，連手套都沒有脫下來就去了這家據說能辦“兩照”的服務公司，因為他有一個暫時沒有身份的朋友急得要命，想得到一張駕駛執照，以便找個司機的差使謀生。林先生在幫他的朋友交了1400元之後，除了得到一張很快就會過期的“臨時駕照”之外，情況就開始不妙了，等林上門找到那家公司的時候，這家位於法拉盛緬街40-48號的服務公司已經人去屋空。 一位在費城中餐館打工的鄭先生也有同樣的經曆，唯一不同的是他先交了800塊“定金”，剩下300元還沒來得及交，收錢的人已經失蹤了。鄭並不清楚收他錢的人的姓名，隻知道協助收錢的小姐姓董。現場有位早年自福建來美的先生說，欺負自己的同胞、尤其是沒有身份的同胞，太不應該了，法律應該嚴懲這些人，政府也應該對這些沒有正式注冊就非法經營的騙人公司給予應有的約束和管製。 有關“招工”和“服務”的廣告充斥在各種中文媒體之中。這些廣告的“目標人群”，絕大多數都是沒有身份或走投無路的新移民。通常除了“請小姐：月入兩萬安全保密供食宿”等明顯的不良行業之外，是一些容易讓人心動的“致富信息”，這些廣告針對“市場需要”而發布信息。例如在一份老牌的中文報紙上，一條關於“招收郵局工和賭場發牌員”的廣告已經連續等了很多年了，廣告上聲稱“負責培訓和介紹收入豐厚的職業”，但實質上是在受害者繳的錢之後，給你一些在圖書館或互聯網上都可以輕易得到的資訊，有時，還裝模作樣地進行一些“考試”，而實質上到這家在曼哈頓中城的公司去尋找工作的人，除了錢包裏的錢少了幾十或幾百元之外，不可能因此獲得實質就業崗位。最具代表性的一則廣告，是六、七年前關於“每周數千美金、到阿拉斯加打魚”的消息。現在在一家貨運公司當部門經理的邢先生（Shu Xin譯音）至今回想起來還心有餘悸： “那個關於到阿拉斯加打魚的廣告登了好久，有鼻子有眼的，開始我還不信，後來朋友也看到這個廣告，跑來和我商量。我們就按照廣告上登的電話號碼聯係，但是是說英文的，當時我英文不好，隻能再叫別的朋友聽，朋友說第一步是寄支票給他們，然後才知道下一步怎麽做”。邢站在公司門口的鐵柵欄旁邊回憶當年的情景：“當時剛來美國麽，什麽也不懂，覺得幾十塊錢如果能得到一份每月收入七、八千的工作簡直太合算了。我寄了支票過去，但沒有任何回音。據說有收到回信的，是一本告訴你一些阿拉斯加工作機會的公共刊物。” 就是這個誘人的廣告，吸引了為數不少想謀個好工作的華人，更出人意料的是，似乎有人看出其中的端倪，卻非但沒有出來揭穿，反而讓這出鬧劇愈演愈烈。很快，中文報紙上出現了更多的打魚的廣告，據說中國城還有來自阿拉斯加的“業務代表”，有地址、有電話，接受現場報名，而且“名額有限、時不我待”。據說報名工作進行得非常“順利”，但下文如何不詳，應該也逃不出那個代辦駕照、身份卡的“雷幫服務公司”一樣的結局——人去屋空。 虛假廣告幾乎染指所有新移民最希望的到幫助的領域。紐約州消費者保護局行政總監趙小美（May Zhao）曾經對媒體透露，有些詐騙公司號稱能幫助華人找到助學金，收取大量費用。不懂英文的華人如果不審核那些公司編造的文件，甚至有可能會觸犯法律。但是，正因為語言的障礙，才使眾多的新移民落入詐騙公司的圈套。一位被騙去500美金的家長說：“這些人還在繼續騙人，他們利用我們想為孩子找助學金、覺得不找到對不起孩子的心理。” 以上列舉的，還隻是幾個小CASE。象負責辦證的“雷幫”，或許想出辦法騙人的人原本也是為謀生而“靈機一動”，或許開始就是想幫人辦駕照，想在美國各個州之間法律法規上鑽一些空子，結果碰上“反恐”，原有的空子被堵死了。在麵對天天接不完的詢問電話、無法招架的上門追逃之下，萬般無奈也隻有“撤”了。但是，在這個社區，也有從一開始就可能存著惡意的“移民顧問公司”，這些公司的行為和後果，給這個移民社區和新移民造成的傷害是巨大的。 報載：以“精辦各項移民事務”招攬生意的紐約“凱通”移民公司及“藍鷹”移民公司在一夜之間人去屋空，其共同負責人謝定剛也不見蹤影。30多名受害人集體前往皇後區檢察官辦公室，希望將涉嫌移民詐騙行為的謝定剛送上法庭被告席。一份500個凱通和藍鷹客戶的名單，顯示出這兩家移民公司的受害人數已近800人，這在皇後區犯罪史上亦為罕見。　

　　報載：繼去年6月發生凱通移民事務所特大詐騙案之後，華人聚居的法拉盛社區近日又傳出一起數額更為巨大的移民詐騙案。涉案的“光華移民顧問公司”原來位於緬街近北方大道的36－09號樓2層，以包辦綠卡為名收取高額費用，保守估計總額也達300萬元以上。但3個月前光華卻人去樓空，公司負責人陳榮義仍無蹤跡，據稱已攜巨款同家人逃往加拿大。數十位受害人始如夢初醒，但被陳詐騙的錢款卻不知從何追起。

300萬，使多少家庭破碎的數目，使多少希望破滅的數目，使多少人傾家蕩產陷入困境的數目，夠使多少想不通的人走上絕路的數目？“光華移民顧問公司”，36-09二樓，法拉盛緬街近北方大道，離我們不遠，甚至就在我們隔壁。



我們必須冷靜和理性，隻有這樣才能識破一些騙人的把戲和那些誘人的廣告。他們看準了人們一點：急病亂投醫，但他們的企圖隻有一個，就是騙去人們錢包裏所剩無幾的錢。

有時，我們還要提防有些所謂的大師，他們許諾將帶人們進入富有的天堂，而實際也是盯上了我們的錢包；我們不應懷疑所有的人，尤其不應該對神聖的信仰心存敵意，但是我們應該盡力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痛苦

神靈活現的大師

很少有人會想到，在新年開始的第一天，也就是2003年的元旦，一個45歲、名叫YING LIU的中國女人上了《紐約時報》。原因據稱是因為有一位住在長島30歲的男子鍾（Chung Chen Ling，音譯）向州檢察官辦公室告發了她。鍾在去年獲得YING LIU保證：賦予他算命能力。但在為此支付八千美金後，鍾苦等11個月，仍然沒有得到預測未來的能力，於是就有了後麵的行動。州檢察官辦公室將案子轉交給皇後區地區檢察官辦公室經濟犯罪局處理，檢方以三級重竊罪（Grand Larceny）、作假承諾（False Promise）等罪名起訴。YING LIU自稱能以特異功能治病和預測未來，並具佛眼能看風水、婚姻、財運及全身疾病。 時報記者在描述這位“大師”時，用了“PEDDLING”一詞。這位一夜之間成為“紐約時報”的華人、名人、大師，也在法拉盛執業。 據說這位“東方大師”認定自己是無辜的，對自己恢複名譽充滿信心。這其實並不是民眾最關心的事情，對於繳了錢的人來說，似乎更有必要知道怎樣從大師那裏討還被收取的錢。警方表示，YING LIU總共向十多名受害者收取超過2萬元的費用。不少家裏裝了有線電視的華人，早已在中文電視的廣告中目睹過這位略帶東北口音、神龍活現的“XX真功大師”的現身說法。不僅上電視、打廣告，這位自稱大師的奇人還有自己的網站。如果用搜索引擎“古狗”檢索一下“XX真功”，互聯網會顯示如下信息：東方奇人XX大師網站 2003年1月正式開通。[e-mail] XX真功多元化中心。與這位“大師”同時出現在網頁上的，有熱心社區服務的知名人士、有投身教育的專業人士、有事業有成的商業人士。但是人們似乎應該仔細想想：為什麽一些“大師”，常常混跡於這些社區名人之中，做他們想做的事情。如果進一步分析，人們或許會有更多的疑問：為什麽有些“大師”正是從“名人”隊伍中發跡的，而有些“大師”在敗露之前，可能就是“名人”。

正因為良莠不齊、正因為一時很難區分，人們才應當更加小心謹慎。判斷一個人，不能僅僅看牆上掛著的和各界“名流”、“政要”的合影，也不能輕易相信天花亂墜的媒體廣告。

來自天津的中醫談先生今年77歲了，來美國之前已經行醫五十多年。對於紐約華人的生存困難談先生深有感觸：“活了七十多，才知道現在要發財，除了真本事，還要具備其他幾種能力，一是吹、二是騙、三是狠”。談曾在一家韓裔開的診所駐診，因為不同意用經過消毒水處理過的發黴的中藥材而被迫離開，後來，又因為不願意按照一家中藥店老板的意思給病人亂開根本沒有必要的名貴藥材而再次失去了工作。他曾經在上門看病的一位病人家裏巧遇一位風水大師，拿著帶磁鐵的羅盤指指點點：600塊，給一尊陶瓷的佛像“開光”：又是600塊。“你看，我在正規的醫院做了40年、行醫50多年，也沒有他們掙錢容易。”談老先生不禁感慨。

在醫術不如巫術、醫學不及靈學的時代，甄別和爭辯誰真誰假、誰是誰非都沒有太多的實際意義。問題是這個社區真正需要看病就醫又沒有醫療保險的華人，他們的病痛能夠得到及時的治療和有效的遏製麽？他們心甘情願掏出自己打工的所得，能換回自己的健康和平安麽？

傳達上帝之言的“熱心人”

今年的第一個長周末——馬丁路德金紀念日到來的時候，紐約氣溫在攝氏零下五度左右。早上不到八點，緬街的行人就開始多了起來。離“新中國城超市”約20米開外的一輛白色麵包車前，一個看上去痛苦不堪的年輕人緊閉著雙眼，在他的身邊，一個中年女人將手搭在年輕人的肩頭，念念有詞：主啊，你是萬能的，你象電流、、、你帶給我光明和自由、讓我過富裕的生活。 在緬街，宗教的活動和其他族裔的社區一樣如常、活躍，人們按照自己的意願選擇自己的信仰、走進屬於自己的教堂。但人們也時常能在街頭遇上一些在馬路上傳播各種教義的人，象上麵描述的中年婦女，人們很難判斷她是樂於助人的熱心腸，還是有其他什麽目的隱藏其後，人們無法識別她所傳達的，是不是真的來自上帝、是不是上帝真實的聲音。但無論你信仰什麽，你同時得信自己。在這個財務報告可以隨意編造、經濟形勢可以任意分析、公司盈利可以胡編亂造的時代，信自己是成功的基本，通過自己的勞動和努力去創造財富才是成功的根本。

在美國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劉先生體會很深：“踏踏實實勞動致富才是一條正路，有時候貪念也會導致人失敗和上當受騙。有人自己不做事，熱衷於講經傳道，熱衷於叫別人把辛辛苦苦掙的錢捐獻出來。生活中是這樣，生意上也是一樣，相信自己、不上別人的當，就是成功的一半。” 中國人，特別是飄零海外的華人，吃苦耐勞的精神是有目共睹的，他們大多數人並不畏懼工作的艱苦，但讓他們無法忍受的是與家鄉隔絕與親人離別的精神上的孤獨。這種精神上的孤獨感，很容易引發人的思想朝絕望處想。但無論是尋求宗教的力量、尋求社團的幫助、尋找鄉親的溫情、尋找短暫的互助，都要警惕形形色色打著上帝的旗號卻歪曲上帝旨意的那部分人。

盡管頻頻發生的惡性案件和各種各樣的騙術充斥著法拉盛，但人們、尤其是還沒有完全在這裏立足的新移民還是得在這裏居住下去。希望自己的所處的環境好起來，是絕大多數華人的共同心願，而近年來不斷壯大的華人社團，正在成為推動商業發展、改善社區環境的重要推動力。

《未來篇》

一切活的事物都在尋求更加美好的世界。 人、動物、植物，甚至單細胞機體永遠是積極主動的。它們在試圖改善自己的處境，或者至少避免它的惡化。

40多年前，一個瘦弱的女孩乘一條貨運的船隻，在海上漂流了一個月，終於在紐約上岸。這個當時隻有八歲的女孩對這場可怕的旅行記憶猶新，她至今記得母親抱著患病的妹妹滿臉淚痕，船上沒有一個醫生；她對四周驚恐萬狀，因為除了她母親，船上也沒有一個婦女。初到美國，這個女孩一家人住在皇後區的一個一居室的住所裏麵。全家人除了已來美國三年的父親，沒有一個人會說英語。她的父親同時做三份工，還要幫助她們姐妹學英語。“那時，新移民家庭非常艱難，他們幾乎沒有渠道獲得資訊和幫助。他們先是在自己的社區朋友和鄰居的幫助下慢慢渡過難關，之後慢慢了解主流文化”，她回憶說。

　　40多年後，這個女孩早已成為美國曆史上的首位華裔內閣成員、勞工部長，她，就是趙小蘭（Elaine Chao）。

　　趙小蘭的成長史，就象是一部“標杆式”的美國移民的個人奮鬥史，她的成功，給無數移民美國的華人，特別是屬於“開拓者”的第一代華人以希望和信心。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寄希望於“下一代”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心態和一種犧牲精神。很多在法拉盛艱苦創業的中國人，之所以曆盡千辛萬苦而不氣餒退縮，就是因為他們抱著：“我們這一代人吃苦受累也就認了，隻要我們的孩子能夠幸福地成長、能夠有出息就好了”的期待。這種期待，既包括了對自己子女能力的信心，也包涵了對美國這個開放社會的教育體係以及公平競爭環境的信念。

　　一個社會及其成員要經過一、二個世代，才能趕上勞動力組成與工作對技術、知識之要求的劇烈改變。服務性勞工要經過一段時間後（根據曆史經驗，至少要一個世代的一半多），生產力才會提高到有“中產階級”的生活水準。相信，憑借中國人的刻苦與努力，勤奮與智慧，現在法拉盛的華人移民之中，一定會誕生更多的象趙小蘭一樣的成功者。

推波助瀾的中文媒體

　　與趙小蘭的那個時代相比，法拉盛作為新興的移民社區，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年趙小蘭的父親趙錫成先於全家來美創業，三年內幾乎中斷了和自己在台灣的妻子以及家人的通訊聯絡。而現在，緬街上幾十家代售各種電話卡的小店所提供的上百種電話卡，以每分鍾幾分錢的價格確保移民和自己的故鄉，無論大陸、台灣、香港，保持密切的聯係和溝通。“我永遠忘不了自己作為新移民剛到這個國家時的情景，忘不了那時哪怕了解一點點信息有多難”，趙小蘭回高中母校向台下七百多名在校學生演講時說。而現在，內容側重大陸、港、台兩岸三地的主要媒體在這裏都有各自的報紙，華語的電台和電視台和名目繁多的中文網站，隨時隨地提供各種的信息和新聞。1998年5月，有著百年曆史的皇後區公共圖書館——法拉盛分館新館落成，當時各個媒體都爭相報道了這一有關“文化”的重大事件。這座皇後區規模最大的分館，建築麵積7060平方米，地麵三層，地下一層，擁有260個讀者座位。新館建築融先進技術與多種功能為一體；並為今後功能調整與擴展留有餘地。新館配有125台個人電腦供讀者查詢網上信息資源，設有2 40個座位的多功能廳和140個座位的小會議室，比原館大了5倍。今天，這裏每天吸引著眾多的華人來閱讀、學習。

　　中文媒體與文化事業的興起，預示著一個移民社區成熟和繁榮的開始。“文化對人有‘安身立命’的功能；個人想尋求精神的歸宿仍舍文化莫屬”（餘英時語）。移民離開自己熟悉的生活環境、離開了自己的文化本土，雖然物質上還沒有完全立足，但在精神上仍然擁有原有的豐富文化資源，“他們憑借這些文化資源才能在新土重建基業”，而媒體，正是擔當了把移民文化資源發揚光大、讓移民在精神層麵有親切感、歸屬感的重任。正是有了中文媒體的參與和推波助瀾，法拉盛地區憑借地鐵、公路和機場的優勢，成為新移民“安家落戶”的第一站；也正是有了中文媒體的新聞和信息報道，法拉盛的華人覺得自己和周圍世界的緊密聯係，並因此而有了精神上的“舒適感”和“認同感”。

　　“76年在中國城、78年搬到現在喜來登的位置，世界日報對法拉盛在上個世紀的最後20年中成為‘第二個華埠’起了重要的作用”，法拉盛華人工商促進會現任理事長傅鶴鳴對此感觸尤深：“中國人有中國人的文化，就象中國人的胃有自己的吸收習慣而更適應中餐一樣，中文報紙的興起，滿足了移民的閱讀習慣，特別是剛到美國、英文又不行的新移民，中文報紙和華語廣播、電視為法拉盛華人社區的興盛，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文媒體的成長與壯大，也促進了法拉盛地區以及整個北美華人在經濟和商業領域的發展。報紙、廣播、電視不僅讓新移民很容易得到相關的商品信息、服務信息，來美創業的商家，也通過中文媒體將自己的產品和推銷的意願，對準了屬於自己的目標客戶群；與媒體“唇齒相依”的華人廣告代理公司也因此趨向專業化分工和在創意方麵日漸成熟。幾年前，幾乎沒有人知道一名叫作“原聖傑”的香港創意人來到紐約，而今APARTNERSHIP公司製作的關於美國郵政的係列廣告中，對於美國化的幽默要素以及中國傳統民俗的運用盡管還未由表及裏，但已在眾多叫賣吆喝式的廣告中脫穎而出，讓人刮目相看；‘ADMERASIA公司在與主流廣告媒體長達半年的比稿中勝出，同樣顯示了華裔的能力、實力和智力。

日益壯大的社團力量

　　與蓬勃興起的中文媒體一樣，各種華人社團和宗親組織在促進法拉盛的繁榮與秩序方麵日益成為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也成為華人參政議政的溝通橋梁和組織代表。

　　以華商會為例，不少使得法拉盛民眾普遍受益的成果就是華商會多年來與政府堅持不懈的溝通所取得的，例如：在北方大道增設皇後區警察北區指揮中心、維持中心地區停車場費率不變、開創並推動新年遊行活動、參與改建法拉盛公共圖書館、組織清潔法拉盛主要街道、設立皇後學院獎學金。

　　正如彼得·德魯克在《後資本主義社會》中預言的那樣，“社會有兩種需求一定會不斷成長。一種是傳統上被視為‘慈善救助’的活動，如救助窮人、弱勢者、無助者、受害者等。另一種是‘社團改善’與‘人的提升’的服務活動，這種需求或許會成長更快”。華人社團在改善法拉盛社區環境、提高民眾生活品質方麵，正越來越發揮出其積極的作用；而以親屬、鄉黨、同學、宗教信仰為主體的各種組織，以不同的屬性和特性，聯合了不同背景和能力的力量與個人，特別是在民族融合方麵起到了特殊的催化作用。當兩岸三地還在為“三通”和“小三通”等各種各樣的名詞說法爭執不下、沒有定論的時候，紐約的華人移民早就通過各種社團組織、通過商業和經濟、通過信仰和教會、通過聯誼和聯姻而“全通”了。

　　華人社團同樣也關注同其他族裔的溝通與融合。2002年，由華商會組織發起、華人商家共同集資樹立的聖誕樹，與社區內的韓裔、西裔、非裔、拉美等少數族裔社團一起，共同歡慶聖誕節的到來。華人社團領袖還積極參與有區長、市長、議員等市府、區府首腦參加的社區會議並代表華裔團體發言，提出華人社區的意見、表達社區民眾的意願，讓政府和其他族裔能夠更加重視和尊重華人移民的力量。

　　法拉盛目前登記注冊的華人社團有一百多個，社團內部以及社團與社團之間不定期地舉行各種各樣的活動，通過這些活動，彼此溝通、建立友誼，共同促進了社區的穩定與發展。而2001年劉醇逸當選為紐約第一位華人市議員，使得法拉盛華人社區內的華人社團組織與主流社會的溝通更加及時和有效，在這個社區發生重大事情的時刻，幾乎都可以看見劉和社團領袖以及各大媒體記者的身影。

　　作為社會團體，華人社團同樣在推動社區商業活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無論是清潔街道、疏導交通、維護治安，還是聯合社區商家設立商業改進區域計劃，法拉盛的社團組織和華裔商界都表達了提高社區環境品質的意願和決心。2003年2月11日紐約市政府公布了正式的法拉盛預定發展範圍圖，社團的領袖和代表將參加20、21日在法拉盛市政廳舉行的、針對如何規劃法拉盛發展藍圖舉辦的討論說明會。根據紐約市政府提出的發展規劃，東至帕森大道、南至三福、北至32大道範圍內的法拉盛下城地區都在規劃之列，法拉盛的“市區”想向西拓展到法拉盛河濱區、威利點和西亞球場旁的三角區域，這就是和法拉盛未來的發展與繁榮密切相關的“西進計劃”。

全麵規劃的西進計劃

法拉盛—這個傳統的移民社區，在紐約戰勝舊金山，成為美國爭辦2012年奧運會的唯一城市之後，終於麵臨一次新的曆史機遇。 隨著近年來新移民不斷湧入這個新興的華裔社區，法拉盛的商業發展在地域空間和規劃空間上捉襟見肘。以緬街為主要商業幹線的法拉盛中心區，其基礎設施並不能因為商業發展的需要而相應擴大，原有的市政規劃對商業區的範圍有明確規定，既不能隨意改變、也不可能在較短時間內提出申請並獲批準。交通方麵，居民和車輛在大量增加，而道路和停車場無法拓寬和增加，使得劇增的人口和有限的空間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商家擠占道路和大量流動人口造成的環境惡化，使得法拉盛社區的生活品質麵臨新的環境挑戰：移民流動的無序性向市覽政規劃的整體性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2003年2月11日公布的、2月20、21日將邀請社區主要企業和社團組織討論的法拉盛預定發展範圍圖，就是由紐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在年初選定的全新規劃法拉盛的藍圖，此藍圖是由經驗豐富的古柏凱利在六個月內提出的全麵性發展計劃，參與協助的單位包括紐約市副市長辦公室經濟發展和重建小組、市政府都市計劃局等多個機構。

　　紐約市規劃局在1993年、1997年和1998年先後出台了《法拉盛商業中心計劃》、《37、39大道改造項目議案與機遇》以及《法拉盛商業中心城市設計總體方案》等多項計劃，在1993年到2003年的十年間，特別是近五年建設計劃在執行過程中遭遇的障礙，使上述計劃無一得以完整實施，許多需要和政府協調、配合的諸如城市停車交通及商業無序競爭問題仍然無法得到切實的解決。

　　針對這一問題，規劃設計師和房地產開發商們紛紛提出自己的開發戰略，其中TDC公司“一體化、平衡化、多元化、國際化”設計方向，據說已受到多方專家學者和相關部門的注意。其“不單純地僅限於建築物和社區設施的建設，而把為市民提供新的生活方式的選擇也包括其中”的設計理念頗為大膽和具有新意，它打破了傳統都市開發的模式，將法拉盛看作各族裔共同的舞台，而不是沿襲舊的社區形態，走單純中國城或韓國城的老路。所謂一體化，是指與公共運輸、行人交通、公交係統與停車容量相協調的土地綜合均衡利用，集民用、商用、工業用途、社會公共用途於一體。而所謂平衡，是指有創意地、經濟地選擇土地的使用和分區、密度、強度。麵對已有的凸顯的對房屋、貿易、工作與服務需求的巨大市場，在開發中尋求對不平衡現狀進行糾偏的方案，疏解原有超負荷運轉設施的實際壓力。

　　在一體化、平衡化、國際化的設計方向下，西進計劃的輪廓和雛形隱約可見：法拉盛緬街以西大學點路和法拉盛河之間的水邊地區和大量閑置的未被開發利用的地段的商業利用價值浮上台麵。將該地區成片開發成為住宅區、興建大型的國際酒店、或配合周邊的運動設施建設，建造大型的會議中心，這些建築和設施與河西的威利士點如果通過大型立交橋連接，法拉盛的開發將闊步向西進發。

　　一旦橫跨法拉盛河的大橋自37大道起，將河西威利士點的開發與水邊地區和東部經過改良的新商業中心連在一起，將會有利於增強法拉盛社區的商業發展潛力力和競爭吸引力；有了周圍環境的緩衝和必須的公共事業係統配套設施的完善，威利士點將有足夠的麵積用於重要的商業或多用途商業聯合體的建立；並且可以有能力利用其他開發項目作為補充，例如與新世紀主流辦公和職業集中相結合的體育營銷和相關主題的娛樂業等。跨河大橋的建立，除了36大道和王子街可能興建的500車位的立體停車場和大學點路與北方大道交匯處經由水泥廠改建的500車位的停車場之外，水邊地區自北方大道南至羅斯福路段如果興建停車場，可提供1000個左右的停車位，而大橋的更大功用在於它因此激活了河西“謝亞球場”附近的9000個停車位，為根本疏解法拉盛社區停車難的問題提供了解決之道。

　　當然，任何都市開發計劃和重建計劃的實施，都受到許多條件的製約，需要大量資金的投入、需要大批開發商的積極參與和配合、需要政府在規劃計劃、法規政策和配套基礎設施方麵的全麵支持，同時也需要法拉盛民眾和社團的參與和響應。正如1964到1965年紐約舉辦的世界博覽會使7號地鐵全麵貫通曼哈頓和法拉盛，皇後區的眾多公共設施和場館也因此得以完善興建，從而帶動了法拉盛的崛起，紐約作為2012年的奧運會申辦城市，給法拉盛整體性的商業區規劃提供了契機。如果紐約勝出，靠近法拉盛的可羅納－新鮮草原公園和西亞球場等地理所當然地會成為奧運會某些項目的分會場。奧運設施、場館的建設會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旅遊觀光業的發展也將帶給法拉盛無限的商機。

在實現法拉盛地區現代商業化的同時，社區公共設施也將在設計中更加完善和全麵。在文化方麵，可以興建大型會議、集會的會所，為各族裔、社團的文化、娛樂活動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和幫助；在健康服務方麵，可以興建50000尺的醫療機構和設施，包括老人中心和健康服務中心；在教育方麵，同樣也可以采用與紐約各大學協同辦學或鼓勵大學在法拉盛建立轉為新移民服務的社區學院；在宗教信仰方麵，可以配合非洲馬其頓衛理公教主教教堂，建立一個可同時容納千人的大會堂，作為各宗教團體或文藝團體舉行活動的場所。

　　法拉盛的遠景規劃是令人振奮的，它將徹底改變法拉盛的商業形態和這個移民社區的生活環境。未來的法拉盛有可能成為連接曼哈頓經濟中心的一座衛星城。在這座嶄新的現代城市在人們麵前崛起的時候，人們不會忘記今天為實現這一目標而努力的各族裔力量，尤其不會忘記為實現這一藍圖而竭心盡力的有識之士和為爭取這一目標順利實施的各工商團體、社團組織。今天的努力，將會在明天結出累累碩果；今天的藍圖，將會在明天變成美好的家園。

02/19/2003

個人直覺：

　　以上所寫，畢竟隻是遠景規劃，現實與規劃的距離甚至有可能比中、美之間地域上的距離還要大。所謂融入主流充其量隻能是個人的和局部的成功，文化的隔閡與文明的衝突使得所有關於國家性的“歸化”成為一廂情願式的天真。而處於這種殘酷的天真之中的移民族群，除了在非常遙遠的將來才有可能實現所謂的“遠景規劃”之外，從宏觀著眼，在今後幾十年乃至幾百年內，人們隻能在這個社區留下自己奮鬥、艱辛、無奈的印跡，即使越來越多的個人的成功和富裕也根本無法改變這種宿命。

無論樂觀或悲觀都不能改變現實，這就是宿命。

在人類“移民史”中，對於向北美大陸的遷徒（主要指美國），在20世紀末和跨越20世紀後的這個曆史階段，所有的外來人口其實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寬容和機會，中國移民更不例外。但是這種偶然的“受惠”並不穩定。在人性與生俱來的“自私”劣根之下，移民命脈其實非常脆弱：從某種意義上講，移民整體的命運既不取決於智慧和勤勞，亦非取決於財富和素質，倒很有可能取決於一個並不起眼的宏觀因素——“人口”。而人口，恰恰捏在美國“移民政策”的製定者和美國國民情緒的手中。針對某國的“移民政策” 就象一個巨大的閘口，閘開了，人潮蜂擁而入，人口占到適當比例，什麽都“活了”，你想不主流都不行；閘關了，過分點再驅逐出境、或再“麥卡錫”一些，別說主流，想支流都沒可能。因此，未來是充滿光明還是前景黯淡並不是21世紀“移民時代”的特征，這個世紀移民的前途特征有可能是另外兩個字：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