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倬雲：隻有最差的史學家會說曆史會重演

《新京報》書評人高建軍／最近幾天一直讀一本書，就是著名曆史學家許倬雲先生的《從曆史看時代轉移》。這是一本演講集。由於是演講集，所以“均為當場記錄，全是口語，未有文稿，”也“不作細節討論，沒有引證史料，更不用注腳”。　　（《序》）因此相比許先生的其他專業著作，讀起來還是比較輕鬆的。不過，輕鬆的閱讀卻依然有沉重的收獲，這本書的上述特點並不妨礙它視野的開闊、分析的深入與見識的超卓。　　討論中國的近代史和現代化的曆程應該從明末講起，中國民族發展到明朝末期，麵臨一個一個巨大的、根本性的“轉變的關口”，這一時期，既可以看作是“終點”，也可以看作是“起點”。說是“終點”，是指支持中國兩千多年社會發展的思想資源至此差不多接近枯竭。說是“起點”，是指以漢族為主的中原文明再一次被蠻族所征服，從而打斷了可能的、也是難得的“啟蒙”。　　“在世界曆史上，歐洲的啟蒙走向民主化，而中國的啟蒙卻直到了盡頭，這是中國和歐洲社會發展的分歧點”。（p44）因此，實質上，滿清入關後，中國社會已經不僅僅是停滯的問題，甚至有了大幅度的倒退。政治鉗製較前代更為嚴酷，思想文化萎縮，知識分子斯文掃地、精氣神全無等等，進入十九世紀，麵對西方世界的洶洶來勢，“中國再也沒有任何回應的能力，因為思想上的生機早就斷掉了”。（p45）到了二十世紀初，五四諸子不得不再次揭起啟蒙的大旗，但這比西方已經晚了整整三百年。但五四時期的中國人除了啟蒙還麵臨另外一個更為緊迫的任務，那就是救亡。關於啟蒙與救亡孰先孰後，也就成了當時知識分子爭論的一個焦點。而從曆史的發展實際看，救亡顯然壓過了啟蒙，其中的吊詭之處在於，時代仿佛又“轉移”回了明末。　　到了近代，許先生認為“最先警覺到世界在改變，中國可能跟不上世界腳步的人，便是這些跟外國人有往來交易的買辦，而不是讀書人”。（p60）不過，我認為如果放寬讀書人的尺度，則清朝那些大官僚像林則徐、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也應該是讀書人。他們這些人因為警覺，而起來辦洋務，帶動中國走向現代化，接著派留學生出國學習，其影響及於以後一百年，直到今天。然而，近代知識分子同樣麵臨困境，而且與明末的知識分子相比，他們的困境是前所未有的。明末的知識分子的困境在於方向目的並不明確，因之，盡管他們的“啟蒙”中斷了，但並沒有心理上的痛苦與失衡。　　近代知識分子麵臨的是清醒的、但無能為力無從著手的困境。　　許先生還從宏觀角度討論了影響曆史轉移的因素，大體有以下幾點：英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不過，許先生好像並不看好英雄與政治。或許一切曆史都可以從社會和文化角度進行解釋，但政治又確實是最表麵、最直接、最劇烈的因素，所有的曆史轉移最先、最明顯的表現應該是政治的吧。　　他談到中國內地的經濟發展時說：“以遊泳譬喻，隻要鼻子離開水麵一寸就可以順利過河。動亂、貪汙、腐敗、失序就像是河水，而經濟發展就像是鼻子；隻要經濟發展比動亂高一寸，就可以順利發展起來。以中國目前的情況來說，經濟發展活力應該可以持續。”（p96）委婉、含蓄，卻也嚴厲。　　最後，我對許先生的一個觀點頗有興趣，這個問題本身也極有興味，我拿出來簡單說兩句。許先生說：“真正懂得曆史的人相信曆史永遠不會重演。這就等於天天走路上班的人，雖然走的路一樣，但是走的路況並不同，因為路上所見、所聞、所思、所想都不一樣了，沒有兩個完全是一樣的。”“隻有最差的曆史學家會說曆史會重演。”（p114）許先生這一看法與平素我們聽到的、大家耳熟能詳的觀點大異其趣。　　我以為，曆史是非理性的，曆史研究卻是理性的。一方麵，曆史永遠是在非理性地發生著；另一方麵，曆史研究卻也在理性地進行著的。　　理性的根本訴求是人的幸福，但曆史發生中的領導和英雄們卻未必有興趣去征求曆史研究者的意見。這應了一句中國的古話：“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這大概也是曆史學者們的困境吧。因此，理性的曆史研究也許隻對普通百姓有用，他們可能會因了曆史學者提供的“鑒”而少犯盲從和隨聲附和的錯誤吧。（《從曆史看時代轉移》，作者：許倬雲，版本：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1月版，定價：1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