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沙祖康“銀河號”底細，他就是不說

沙祖康任職聯合國，想起一段往事：

大約十年前，在紐約飛洛山磯的航班上，因為和沙先生座位挨著，加上艙內隻有我和他兩個中國人，就聊了一路，名副其實地“零距離”和這個外交戰線上的“紅小鬼”接觸了五、六個鍾頭。

沙先生甚健談，幾乎是有問必答。那時，我還是而立之年的愣頭青，有點玩世不恭，拿他的頭銜開玩笑，說中國外交圈裏“特命全權等於沒權”的說法是否當真。他答，的確有這麽一說，但也不全然是這樣。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外交實力自然也和過去大不一樣，“特命全權”也有了一定的權。我問他，將在外，遇到緊急情況，怎麽處理，你從北京出來的時候，有沒有帶著“核心”的最高指示或麵授機宜呀？

沙先生道：“我這次出來前，江總書記確實親自接見了，囑咐了很多”，我好奇啊，就繼續問：在中南海接見的？怎樣的規格？沙答：“不象你們這些生意人想象的那麽排場奢侈。就是兩杯綠茶，續了三次水，談了幾小時。”隨後好像怕我不相信，又解釋道：外交部都很清寒的，哪象你們這些做買賣的。隻要不是別人給訂票，我平時公務從來不坐頭等艙”。

我說：“你真逗，你怎麽就認定我是生意人，而不是留學生呢？我感覺自己一臉書生氣啊。”沙笑道：“別看你戴副眼鏡，就以為把自己打扮成讀書人了，讀書人穿你這牌子的西裝、穿你這牌子的皮鞋？還有你這個皮包和這個箱子，每個都要不少錢吧？”我也被他逗樂了：“看來GCD的外交幹部，也不都是土包子麽？”

沙知道我在開玩笑，也不生氣，繼續說：“我兒子我不讓他做生意，讓他接他老子的班。外交部雖然是清水衙門，但是我們父子兩代人都有我們自己的人生追求，有自己的價值觀。你可能以為我在唱高調，其實未必。一個國家，需要一些把國家利益放在最高位置的人，需要那些為了自己祖國的強盛而甘於清貧的人。我是當年周總理挑選出來的幾個，屬於國家自己培養的外交人員之一，我們的生命和青春都是應該屬於中國的。”

機艙內，服務員不停地送點心、酒和飲料上來，我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了，而沙隻喝一種飲料，就是番茄汁。我有意和他打趣：“飲料和酒都在機票裏了，您別替美國鬼子省錢呀”，而沙的回答讓我知道，他早已患上了糖尿病。我說那你要注意身體，注意鍛煉和休息。他答：沒辦法，外交工作就是有熬夜和加班的特性。

一路談過來，健談的沙隻在我詢問“銀河號”真正內幕的時候笑而不答。（看新聞這次中央台采訪他，他連說十七個“窩囊”）。他也問了一些我做生意的情況。我說自己並不適合在生意場上算計，賺錢雖然是賺錢，但早已心力交瘁未老先衰了。“唉，老了”，我說：“不值得。如果有可能，我倒是願意象你那樣，為國家利益而鞠躬盡瘁，那看上去還值點。有些人的性格，就是生來為國家為民族‘打工’的，比如我”。

在洛山磯機場，他還要轉機，臨分手前，握了握我的手，然後又用手使勁拍了拍我的肩：“讓我們一起為中國的強盛而努力”。

我記得他揮手告別的最後一句話是：“好好幹，你還年輕。我也還年輕，才虛歲五十。”

如同飛機上談了一路並不感覺他在喊政治口號一樣，他這樣一個中國外交幹部的臨別贈言，我記了十年。我在想，一個人世界觀的形成，和他的環境，和他的人生經曆有關。沙的言行，自然和他的經曆有關。我又想起他說的那句：“我們的生命和青春都是應該屬於中國的”來。我想，中國，真要多幾個願意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獻給祖國的強盛的人，那是中國的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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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個性外交官 聯合國各管一攤

　　聯合國新任命的兩個重要副秘書長職位中，中美各占一席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李學軍發自華盛頓 2月9日，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宣布任命4名副秘書長，其中兩個重要的職位中美各占一席。美國現駐印尼大使林恩·帕斯科被任命為聯合國負責政治事務的副秘書長，而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代表沙祖康被任命為負責經濟和社會事務的副秘書長，任期均為五年。

　　帕斯科：“美國鷹”飛進聯合國

　　帕斯科的任命滿足了布什想得到聯合國這一重要職位的願望，這不啻於潘基文向美國總統布什奉送了一個大大的“禮包”。

　　幾十年來，這一重要職位一直由英國人掌握，直到幾年前由來自尼日利亞的易卜拉欣·甘巴裏“占據”。美國人此前一直擔任聯合國負責行政和管理的副秘書長，所以此次下定了決心，要得到負責政治事務的副秘書長這一職位，並最終如願以償。

　　現年63歲的帕斯科是位有著30年外交經曆的職業外交官，於2004年10月開始擔任美國駐印尼大使。在此之前，他曾擔任美國國務院負責歐洲和歐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幫辦，並曾擔任美國駐馬來西亞大使職務。

　　值得注意的是，帕斯科曾於1993～1996年擔任“美國在台協會的台北辦事處處長”（中文名為貝霖），並曾在北京、香港、曼穀、莫斯科和中亞等地的美國使領館工作過，能說一口流利的中文。另據美國官員透露，帕斯科個性直率，脾氣急噪。外界關注其在台灣的一段經曆是否會影響他的一些政治理念及處理與中國有關的事務問題上的看法。



林恩·帕斯科



沙祖康

　　帕斯科即將擔任的這一職位堪稱聯合國最為重要的職位之一。尤為重要的是，政治事務部負責處理世界範圍內的諸如伊拉克、近東和蘇丹等地發生的危機。帕斯科就任這一職位無疑將大大提升美國在聯合國中的地位和發言權，今後，帕斯科將會成為美國操縱聯合國的“工具”，還是能在聯合國和美國之間“一碗水端平”，恐怕還有待觀察。

　　沙祖康：中國的外交“鬥士”

　　有意思的是，另一位肩負重任的是有“中國外交鬥士”之稱的沙祖康，他被任命為負責經濟和社會事務的副秘書長。在他的外交生涯中，與美國“鬥”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美國的軍費占全球軍費開支的一半，而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五六倍。為什麽指責中國？”隨後，沙祖康提高嗓音，“美國該如何做，這是美國的主權，但美國不應告訴中國該如何做！”這是沙祖康在去年8月17日，BBC（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節目中，為反駁布什政府對中國軍費開支增長的指責時說的話，當時他的頭銜是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及瑞士其他國際組織代表。

　　發言不僅讓國人頗感意外，也讓西方大跌眼鏡。為此，有人稱他為中國的“鷹派”，還有人說他是“另類外交官”。不過沙祖康對自己的評價是：“我既不是鷹派，也不是和平派，我是中國派。”

　　1947年出生於江蘇宜興沙祖康從事外交工作36年，曾任外交部國際司參讚、副司長，2001年任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際組織代表、特命全權大使。1995年至1997年，沙祖康被任命為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代表團副代表、裁軍事務大使。那三年，也是《全麵禁止核試驗條約》最關鍵的時期。對於這個條約的最後通過，中國代表團出力良多。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的錢其琛，曾特意表揚過沙祖康在條約談判中立下的汗馬功勞。除此之外，沙祖康還經常參加世界貿易組織談判等重要國際會談，被外界譽為與唐家璿、李肇星齊名的中國“外交三寶”。

　　在被提名為聯合國副秘書長之後，沙祖康在瑞士日內瓦接受香港《文匯報》越洋電話專訪時表示，新職位是一個全新的領域，將是一次重大挑戰。他幽默地形容，一旦出任副秘書長，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就是“老板”，“到了哪座山，就唱哪個歌。”他認為，“做好聯合國的事務，本身也包括做好有關中國和香港的事情。隻要有利於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在我們授權範圍內的，都應該努力去做。”

　　未來，帕斯科和沙祖康這兩位作為潘基文的副手，在政治和經濟領域將各管一攤，也許，他們的“合作”與“鬥爭”將成為聯合國新的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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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雜誌駐日內瓦記者/楊伶 提起沙祖康，這位中國常駐日內瓦聯合國代表團團長、聯合國負責經濟和社會事務的新任副秘書長，公眾腦海中立刻閃現的是“性格張揚”、“直率強硬”、“雷厲風行”……等諸如此類的詞匯。沙祖康，也無意中被賦予了“個性大使”、“外交鬥士”的稱號，仿佛是個隨時劍拔弩張、準備投入戰爭的“好鬥”之人。

3月2日上午，當《環球》雜誌記者如約走進沙祖康大使的辦公室，再次向他即將赴任聯合國副秘書長表示祝賀時，他笑著說：謝謝，謝謝。不過我可是任重道遠啊！

采訪，就從這個“任重道遠”開始了。

“我算是個比較特殊的”

《環球》：沙大使，您也認為擔任聯合國副秘書長對您來說是任重道遠？

沙祖康：是啊，我深感任重道遠。眾所周知，經濟和社會問題覆蓋麵非常廣，涉及麵非常多，非常複雜，難處理。這次任命我為負責經社事務的副秘書長，中國政府提名我，我覺得是政府對我的信任和期望，而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接受中國提名，正式委任我擔任此職，也同樣體現出他對我的期望。

我的任命宣布後，從總體來講，聯合國、國際社會、媒體，特別是日內瓦當地的使團，反映都很好，紛紛向我表示祝賀，認為潘基文的選擇和中國政府的推薦是正確的。大家主動向我介紹情況，出點子，當然也提出一些要求，對此我深感鼓舞，但我更多是感到任務艱巨，責任也很重。你要問我現在心情的話，恐怕我更多的是擔心，而不是高興。

《環球》：在您之前中國已經有6任聯合國副秘書長，但好像隻有您的任命在媒體、公眾和國際社會上引起較大的關注？

沙祖康：說實話，我也搞不清楚，我覺得我當副秘書長不是什麽大事，似乎不應該鬧成這樣。但客觀情況的確如你所說，引起了國內人民、媒體、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我發現沒有哪一個中國副秘書長的任命在國際社會和國內引起這麽大的重視，我也算是個比較特殊的(笑)。

《環球》：這是否與您的知名度和鮮明的外交個性有關？

沙祖康：我也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當一個聯合國副秘書長讓大家對我如此關切，我也很不安哪。為什麽會這樣？我自己認為，首先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增強，國際地位提高了，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也增長了，這種情況下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期盼、期望值提高了，我看這是根本的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如果沒有這一條的話，我看任何一個中國副秘書長的任命也決不會引起這麽大的關注。

第二個原因呢，跟我個人也可能有關係吧。我的幾位前任都是知識淵博，很有學識，經驗豐富，但是性格都比較儒雅，比較溫文爾雅，應該說是較好地代表了中國人的形象。而我本人呢，因為生活經曆、工作經曆的緣故，性格上比較張揚一些，率直一些，從這個意義上講跟他們有所不同。大家可能是出於好奇心對我比較關注一些吧。

“我沒有主動挑釁過任何人”

《環球》：那您的這種張揚的性格是怎麽形成的呢，或者說源自何處啊？

沙祖康：我覺得這可能主要跟我從事的工作性質有關。從2001年擔任大使以後，我的工作重點發生了轉移，從裁軍轉到經濟社會的工作。大家都知道，日內瓦這裏人權問題政治對抗非常激烈。當時由於種種原因，國際社會對我們了解不深，存在著這樣那樣的誤解，中國本身也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盡管我們取得了很大進步，但法製需要完善，人民生活水平有待提高。這就使得人權問題比較敏感。國際上一些不友好的勢力借人權做文章，年複一年提出反華提案，企圖以此羞辱中國，醜化中國形象。

因此，工作性質就決定了我有時不得不做些比較強硬的甚至比較鮮明的、堅決的反應。在這個地方，台灣問題也比較敏感。全世界都知道，台灣選擇世界衛生組織作為擴大國際生存空間的突破口。我在中央電視台和其他媒體也說了，中國在台灣問題上是沒有退讓餘地的。

麵對敵對勢力和反華勢力，我覺得我也沒有退讓的餘地，因此在處理這些問題上，就會表現得比較強硬。不過這是個打引號的“強硬”，大家認為我比較強硬，我自己認為我並不強硬，我認為我是非常通情達理的，我這個強硬是被逼出來的。

實際上，20多年的工作中，我都是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從沒有將自己的意誌強加給別人。大家都注意到，即便在我沙祖康表現所謂“強硬”的時候，我都是給逼出來的。我沒有主動挑釁過任何人，都是在被挑釁的情況下，按捺不住給予必要的反擊，我是在自衛，是被動的，我從來不是主動的，從來沒有主動發起攻擊，我是合理正當防衛。

《環球》：您的這種鮮明個性使您擁有了不少“粉絲”。有報道說，您的前任陳健副秘書長曾經向您建議赴任後要收斂一些鋒芒，您對此怎麽想？

沙祖康：陳健同誌是我的同事，我非常尊重他。其實，任何一種風格，辯證地看，都不是完美的，都有兩麵性。溫文儒雅，大家比較容易接受，但在有些問題上會被人看作是軟弱。如果我比較張揚，比較坦直，可能有人認為我好鬥，相處起來比較困難，但同時感覺到你很真誠，很坦白，很可信，很可靠，可以打交道，可以一起共事、合作。所以，任何一種性格和風格都有兩麵性。

其實，媒體宣傳的可能主要是我的強硬一麵，如何跟人鬥爭。作為一個中國大使來講，也需要廣交朋友，也需要進行大量的協調，和各方麵打交道，這和聯合國副秘書長性質是一樣的。並不是說，為國家利益服務就不需要跟人協調。不，中國作為大國，根據我們的外交政策，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台，特別是像我這樣，必須同時和大國、鄰國、發展中國家打交道，我必須做大量的協調工作。我覺得在這裏，各方反應以及大家對我的評價是較高的。可能是由於媒體本身的需要，他們突出報道的是我強硬的一麵，實際上我在日內瓦被選為賢人小組成員，就是“member of wisemen group”。

《環球》：賢人小組是日內瓦外交界的調解機製嗎？

沙祖康：賢人小組就是碰到熱點問題，在各方分歧難以解決的情況下，作為一種手段，就某一個具體分歧，經成員國推選，成立一個小組，專門協調對立雙方的分歧。

一般來講，我總是賢人小組的固定成員。一般國家之間、地區集團之間發生矛盾、難以解決的時候，都請我出來調解。我是個和事佬，可以說在日內瓦我是第一和事佬。

說沙祖康隻知道鬥爭，不是這樣的，我99%的時間都在用來談判、協調、妥協。毫無疑問，在捍衛我們的根本利益上，我沒有妥協餘地，我必須強硬。每一個合格的外交官都會這樣做。

《環球》：那您會在新的崗位上繼續當好這個“協調大使”嗎？

沙祖康：我覺得當大使和當聯合國副秘書長都需要與各方打交道，與各方進行協調合作。在這方麵，兩項工作的性質是一樣的。所以別人問我的時候，我回答說，我不會改變自己的風格，我不需要。聯合國的工作人員也是風格各異嘛。

當然，我願強調一點，以前是作為雙邊大使為國家服務，以後做聯合國雇員，就是為聯合國服務。聯合國顧名思義，是一個國際上最大政府間組織，聯合國當然也包括中國。我覺得，為國家服務要執行國家政策，到聯合國去要執行聯合國政策。我覺得最大的轉變就是這個，即從為國家服務轉向為國際社會服務。因此，對我來說，你戴的帽子要變了，你上的山不一樣了，到哪個山唱哪個歌，都要照規矩辦，到聯合國就得要按照聯合國規矩辦。

“必須頂得住最後最深的黑暗”

《環球》：幫助陳馮富珍女士成功競選世衛組織總幹事應該也是您談判、協調能力的一個體現吧？能講講陳太競選的幕後故事嗎？

沙祖康：其實談不上什麽內幕，我們的選舉是公平競爭，是友好競爭。為此，我們訂了幾條原則：首先在整個競選過程中決不攻擊對手，任何情況下，即便是在出現對我不公正報道的情況下，也努力保持最大限度的克製，不惡語傷人。你知道這是為什麽嗎？有人就是希望中國出來攻擊別人，借此找尋把柄。嗨，我們決不上當，決不會揭對手的短，貶低對手。

另外，決不搞賄選。中國是個大國，要有君子風度，追求的是幹幹淨淨的選舉，不會利用選舉機會做些不當的承諾。

第三，競選是一時的事情，國家關係和雙邊關係是長遠的事，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係要把握好。中國與其他候選人所屬國家不能因為競選傷害關係，雖然我隻能贏，不能輸，屬於背水一戰，但我決不講傷害感情的話。

第四，正麵強調候選人陳馮富珍女士的素質，讓別人認識到中國願意為世界衛生做貢獻的真實願望。為此，我們盡可能地出訪更多的國家，連南美的玻利維亞等國家，能去的都去了。最後，立足於最壞的打算，爭取最好的結果。

《環球》：那您是否一開始對競選就充滿了信心？

沙祖康：實話告訴你，一開始，我們的“鐵票”隻有4票，其中2票由於友好國家國內形勢的變化還出現了波動。你說我會怎麽樣？我的信心就是對於自己的工作有信心，立足於1票1票地爭取，全麵徹底了解投票國的情況。

給你講一個細節。就在執委會即將就5名最後候選人進行投票時，我們突然發現，答應投票給我們的兩名執委沒有到場！這可不單單是兩票的事情，也許裏外就差了4票！怎麽辦？我們立刻用兩部手機給那兩名執委打電話，同時向執委會主席探討能否等所有執委到齊再開始投票。因為那兩名執委回電話說記錯了時間，以為是下午三點，其實提前到了兩點，在接到我的電話後，才開始往會場趕。直到兩名執委進場坐下，我的心才算放下來。

我們做工作，就要做細、做實、做到位。從五人名單中選舉唯一候選人的那天，我們嚴密把握現場情況，爭取被淘汰候選人的選票，怎麽爭取？一是事先達成諒解，二是在現場找人家，做工作。選舉勝利首先是由於我們對每一個細節都把握很準，沒有出半點差錯。

《環球》：您作為一位成功的中國大使，又被稱為“個性大使”，您給年輕的外交官們有何建議呢？

沙祖康：建議不敢當，從我個人的體會來講，要想成為一名真正的外交官，首先必須熱愛自己的祖國，政治上要強。無論什麽時候，要把國家利益頂在腦門兒上。30年來，隨著改革開放，人們的觀念發生了很多變化，但是，對國家的忠誠不能變。

其次，一個合格的外交官業務要精。光有報效祖國之心，沒有真本事，同樣不行。對國家外交政策、國際形勢、地區形勢、駐在國國內形勢、雙邊關係，都要做到心中有數。這就需要你去刻苦鑽研，舍得花時間。一位資深的老大使曾經說過：8小時以內是出不了優秀外交官的。

另外，外交官要有嚴謹的作風和過硬的心理素質。外交看起來很風光、體麵，但實踐中，細節很重要。另外，勝利往往就在最後的堅持中，所以堅強的心理素質必不可少。在迎接黎明前，我們必須頂得住最後、最深的黑暗。因此，我希望我們的年輕同誌，能自覺地培養自己的憂患意識，學會從最壞的角度去考慮、處理問題，將自己置於艱苦環境中鍛練。

此外，要勇於實踐。年輕人，最忌諱誇誇其談，隻有實踐才能進步。最後，年輕人務必要求真務實，在任何時候堅持說真話、說實話。外交是一個相互作用、相互影響、不斷變化的動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長官意誌沒有位置，隻能實事求是，要不惟上、不惟書，隻惟實。

《環球》：在37年的外交生涯中，外交工作給您帶來了成功的喜悅，那麽有沒有特別遺憾的事情？

沙祖康：遺憾的事情當然很多啊。其中令我最感遺憾的是，2003年世界知識產權北京峰會未能如期舉行。當時為了向世界介紹我國知識產權保護形勢，進一步提高國內民眾對知識產權的認知，我們爭取到了2003年北京世界知識產權峰會的舉辦權。可是，突如其來的非典爆發，使得峰會最終未能如期舉行。近一年的辛苦就由於這個不可抗力的原因，白費了。中國失去了一次絕佳的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機會，我為此深感遺憾。

另外，1995至1997年，我擔任裁軍大使，經過日以繼夜的艱苦談判，終於達成了《全麵禁止核試驗條約》。為了這個曆史性的公約，我得了一身病，牙都掉了兩顆。可是最後呢，一直積極推動談判的美國卻宣布反對批準該條約，致使條約到現在都沒有生效，這是令我感覺非常遺憾的另一件事。

我的外交生涯即將結束，回顧起來，由於我的性格比較張揚，個性比較強，總認為把工作做好就行了，處理內部關係時舍不得花功夫。如果重視了，一些關係當可處理得更好些。不過，這些遺憾現在已無法彌補。也好，生活不是完美的，有成功、有驚喜，也有缺憾，這才是真實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