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授：日本失落的十年值得中國反思

作者：勞倫斯·H·薩默斯

　　原編者按：人們需要的不是知識，而是確定性。已故的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曾經如此評價人的需要，的確是洞悉人性。

　　勞倫斯·H·薩默斯(LawrenceH.Summers)無論從家庭背景還是人生經曆上看都是經濟學家的完美類型，他出生學術世家，父母均為經濟學家，兩位親戚——薩繆爾森和阿羅都曾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其本人五十歲之前就已經擔任過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美國財政部長和哈佛大學校長等職務，目前仍然擔任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以研究“失業、資本稅、儲蓄行為及宏觀經濟”而著稱。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以及在世界經濟權重中的迅速上升，薩默斯也加入了這一重頭話題的世界性爭論之中。薩默斯本人對中國經濟的長遠信心甚至高過了很多中國學者，他甚至認為從曆史的角度看，中國的經濟崛起將來必然是這個時代最為重要的事件。然而，經曆過多次經濟危機的他也認為中國必須盡快改革包括匯率政策在內的一係列宏觀經濟措施，否則日本過去的十年也有可能成為中國的未來。

　　盡管對於薩默斯的觀點，國內學者存在不同的看法，而且薩默斯對於轉軌經濟的看法是否將延續傑夫瑞·薩克斯 (Jeffrey Sachs，現任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曾因在上世紀最後二十年倡導用"休克療法"改革玻利維亞和俄羅斯等國經濟而毀譽參半)的結果，現在還很難下結論。

　　那麽確定性何在？

　　然而，僅從中國高達10663億美元的外匯儲備、1775億美元的外貿順差，以及與此相關的國內流動性泛濫來看，恐怕薩默斯的見解對於中國也將是有意義的。

　　以中國為首的亞洲經濟增長奇跡對世界有何意義？

　　為了思考這一問題——如何讓美好時光永駐，鞏固並延續目前已經取得的成就，我們從過去20年日本的教訓中可以找到一些堪為中國借鑒的方麵。20年前的日本人肯定沒有想到在其後的20年裏日本經濟所發生的一切。

　　我想我們可以從這一點開始。那場被後人稱為“工業革命”的事件之所以是場革命，是因為在全人類曆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具有實質意義的經濟增長。比較一下古代雅典人的生活水平、公元1000年中國人的生活水平，以及17世紀英國人的生活水平，可以發現其差別是不大的。但隨著工業革命的到來，在人類曆史上第一次可以想象這樣事情——在單個人的生命周期裏生活水平發生巨大的變化。在英國的工業革命中，隨著生產率的年增長率達到1.5%，人們的生活水平在單個人的生命周期裏翻了一倍。隨後這場革命擴展到美國，其力量更加強大，在單個人的生命周期中生活水平可能提高了4-6倍。

　　現在想想正在中國發生的事情。如果人均收入的年增長率達到約7%——中國在過去10～20年的增長率比這要高，那麽每10年生活水平就會翻一番，現在人的平均壽命超過了70 歲，這意味著在單個人的生命周期中生活水平發生了7次翻倍，也就是說變為初始水平的100多倍，這是人類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過去1000年間，就經濟變革的規模而言，唯一能與此相比的是文藝複興和工業革命，而正如我所揭示的，那兩次變革的影響甚至可以說遠遠不如這一次。中國擁有這個星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而印度等其他亞洲國家的增長率也表現上佳，如果這一巨大的經濟增長能夠持續下去，那將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曆史事件。

　　我經常提醒美國人，如果300年後的人們書寫我們今天的曆史，最主要的事件可能將不是美蘇之間50多年“冷戰”對抗的結束，更不會是中東和伊斯蘭世界目前發生的事情，而更可能是這一在單個人的生命周期中生活水平提高100多倍的現象，以及這對世界上其他人和全球經濟帶來的影響。今天最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就是如何盡最大可能地使中國的經濟增長持續下去，以及如何使中國的增長與全世界協調一致。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幾乎超過了我們所能設想到的其他所有問題。

　　奇跡終結？

　　中國經濟為何會增長，以及是如何增長的？各種細致的研究對情況進行了多方麵的評估。但我認為從一般意義而言，人們對以下觀點並無異議：中國經濟的增長是因為中國在高儲蓄、高投資的基礎上迅速積累資本，同時也是因為在從農業到高科技的所有領域都盡力釋放中國公民原始的經濟能量，朝向市場體製的方向發展。中國的快速增長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與全球經濟的融合給中國經濟帶來了巨大的好處，中國借鑒世界其他國家的做法並將其適用於中國。全球融合、激勵機製、市場力量的逐步擴展、有形資本的積累、大量投資和發展教育，這些都是中國增長的促進機製。而這些仍在繼續，中國可以很容易地繼續增長很長一段時間。

　　有時人們會說經濟奇跡終會終結——有的國家可以快速發展一段時間，但這不會永久持續下去。這可能是對的，但也有必要想到另一方麵。目前可得到的最好的數據顯示，中國人今天的收入水平大致相當於日本在1955年的水平，或者韓國上世紀60年代末期的水平。日本奇跡在1955年之前就開始了，而且後來持續了下去。韓國奇跡在上世紀60年代末期之後又持續了20～30年。因此中國將很可能繼續增長下去。

　　當然，如果要以和諧的方式維持這一增長，還有很多潛在的問題需要處理。例如，如果經濟增長一旦放慢，如何保持健康的良政？如何在維持對於中國非常重要的社會團結與穩定的同時，允許同樣重要的自由反叛精神與創造力，例如美國軟件業的發展就是依靠這些精神。在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之間取得平衡也是很重要的方麵，隨著清潔空氣和地下水變得稀缺，如何一方麵延續增長，另一方麵保護作為經濟增長基礎的環境？

　　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中國在融入世界，而世界是否做好了準備來接受中國經濟增長引發的巨大並不斷增長的貿易量。關於中國的經濟數據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2007年中國出口的增長額預計將超過2000年全年的出口總量，那正是我擔任美國財政部長的最後一年。如此一來，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就成為重要的問題。

　　外匯儲備超出保險需求

　　另一個重要問題是中國金融體係的運行與金融監管。我們在曆史上多次看到因金融問題而使健康的經濟增長、科技進步與合理的資源配置走向終結的情況。在美國經濟史上，投資增長最快、生產率提高最快、經濟最為旺盛、信心最足的十年就是上世紀20年代的十年，然而到了1929年泡沫破裂了，上世紀30年代進入了異常艱難的時期。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末信心十足，因為科技發展非常迅速、出口迅速增長、擁有巨大的資本積累，但在那之後，因為一係列的金融問題，進入了 “失落的十年”。這兩個事件值得我們慎重反思。而據我所知，中國也已經對此進行了慎重的反思。我接下來將集中論述這兩個事件，並涉及以下問題：維持金融穩定是延續經濟增長的前提之一，中國巨大出口導致的其與世界的關係問題，以及如何保證中國繼續成功並和諧增長的問題。

　　我以一個經濟學家眼中的謎題開始這個討論。上世紀90年代我在哈佛大學講課時會談到資本流動的問題，經濟學理論認為，資本將向收益最高的地方流動。我會出這麽一道考試題：設想世界上存在兩個區域，一個是成熟的、富裕的、增長緩慢的，另一個是年輕的、較貧窮的、但卻以比前者高兩倍的速度增長，資本將如何流動？如果有學生回答說，資本將從快速增長的貧窮地區流向緩慢增長的富裕地區，我就給他判不及格。但今天最重要的經濟謎題卻是，資本確實是沿這個方向流動的。美國在大量借入資源，已經接近美國國民生產總值(GNP)的7%，而中國和亞洲的新興市場國家在借出資源。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投資不是單個投資者為追求收益而做出的獨立投資決定，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府的公共決定，政府在大量積累外匯儲備，中國外匯儲備的年增長量已經超過了2000億美元。但想想這些外匯儲備的投資卻是很糟糕的——投資於美國或其他國家的短期國債，而以美元計算，扣除通貨膨脹因素之後的實際收益可能隻有1%～2%。想想這種情況發生在充滿機遇與需求的中國，投資1萬億美元，而實際收益隻有1%～2%，這是很令人驚訝的決定。我想指出，如果人民幣可能在未來某個時間對美元大幅度升值，到那時這1萬億美元將發生巨大貶值，實際收益可能連1%～2%的水平都無法維持，甚至可能是負收益。從純粹經濟學理論的角度考慮，積累如此巨大的資本是令人驚奇的，而更令人驚奇的是這些外匯儲備卻以收益如此之低的方式投資。我們應當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一種解釋是，積累這些外匯儲備是為了將來它能發揮保障功能。在10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中，泰國、韓國、俄羅斯、巴西等國家得到的教訓是，維持巨大的外匯儲備對於一個國家的經濟抵禦全球經濟波動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作為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時的美國財政部長，我和其他一些人理解積累外匯儲備是一種保險的手段，也理解這些國家不願意在問題發生時沒有做好準備而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求援。但現在很多發展中國家積累的大量外匯儲備明顯是超過保險需求的。艾倫·格林斯潘和其他一些專家提出的衡量外匯儲備不損及流動性的合理標準是，一國的外匯儲備應當等於一年內到期的政府、銀行與公司債務的總額。這是一個粗略的標準，根據這一標準，中國和其他很多新興市場國家的外匯儲備已經達到了該國短期債務總額的5倍，在這種情況下已經不能把外匯儲備的積累理解為保險的需求了。

　　外匯儲備積累的另一個理由、而且在中國等國很重要的一個理由是為了維持匯率穩定，從而提高出口產品競爭力、支持企業參與全球經濟。很明顯這是中國政策的結果之一。實際上如果根據通貨膨脹率進行合理的調整，並考慮到中國不隻是和美國貿易，而是和全世界貿易，那麽以競爭力標準來衡量，中國的匯率已經比5年前低了10%，這是因為人民幣和美元的掛鉤，而美元對歐元等貨幣已經大幅度貶值。因此，盡管中國經濟的生產率有了巨大的提高，中國卻不但未能讓貨幣升值，反而允許其競爭力大幅度提高。

　　毫不奇怪的是，貿易摩擦在大量增加，因為中國生產商的競爭者，不論是在工業化國家還是其他亞洲國家，都很擔憂這一趨勢，即中國的匯率不是由市場力量決定的，而是由政府積累外匯儲備的政策決定的，由此帶來的結果是，匯率政策帶給中國製造商的優勢在過去5年裏提高了。

　　我本不希望看到這樣的情況。我一直都強烈反對美國和其他國家的保護主義政策，因為那對美國消費者有害無益，也無助於國家間的和諧相處。我理解中國官員的看法，即中國仍是個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因而應當根據本國的需要和利益設定匯率和貨幣政策，而不是美國的傾向或者美國工人的利益。

　　日本之鑒

　　但我認為有必要考慮中國的現狀並反思中國的利益，可能最好的方式就是做曆史對比。想象有這麽一個國家：增長迅速、儲蓄率高、金融市場繁榮、信心十足，仍然沒有達到世界生產率極限，但在越來越多的產業、尤其是電子產業，日益成為全球領導者；這個國家有個以銀行為核心的金融體係，但許多銀行內部卻有嚴重的問題；因為存在貿易摩擦，這個國家受到美國的壓力而允許貨幣升值；這個國家的資本市場、包括股票和債券市場相對而言依然不夠發達。聽到這些你們會想到今天的中國，但回想一下也會想到上世紀80年代末的日本。日本當時也是如此。

　　日本當時的策略是，隻要既存的路徑仍然穩定、不那麽危險，就一直沿著這個路徑走下去。在上世紀80年代末，日本不願看到日元大幅度升值，因此在貨幣市場進行幹預。日本在兩種貨幣政策之中選擇了一條較簡單的政策，試圖通過一係列行政手段來控製流動性大潮，卻因此導致了股價大漲，以及大城市房地產價格更大幅度的增長。對於這一狀況，銀行體係卻誤認為經濟健康，因為流動性的提高使得企業的市值上升，因此銀行業的改革被推遲了。日本當時有一種感覺是，資本市場與國際過快的融合或者資本市場機構過快的發展，可能給銀行帶來巨大壓力並導致不穩定，因此日本設定了一個緩慢的改革日程。可能在資本市場方麵，中國和日本的情況也存在可比性。後來的事情大大出乎日本人的意料。由於貨幣政策主要用於匯率方麵，而未能利用貨幣政策來促進國內經濟穩定，導致了資產泡沫，泡沫的破裂讓經濟調控的形勢大大複雜化了。

　　要成功地朝向內需驅動的經濟發展，可能更好的時機是經濟處於旺盛期、過熱期的時候，通過消費者信貸的擴展和創造多樣化的住宅市場等方式來達到目標。而如果過了這段時間，經濟開始緊縮、活力下降時，曆史證明是要困難得多。金融體係的改革可能在經濟旺盛的時候更容易進行，同樣如果拖後將會複雜得多。另一方麵，如果未能控製資產市場的泡沫，在比較輕鬆的時期堅持不做可能導致不穩定的艱難決策，會導致給未來帶來更大程度的不穩定。一種被認為是維持穩定的政策可能在未來帶來更大程度的不穩定。

　　當然中國和日本的情況還是有非常不同的地方的。今天的中國通過工業化和城市化帶來的大規模的生產力提高，在日本早在上世紀80年代之前就已經是過時的驅動力量。中國政府對銀行業的諸多問題一直很警惕並努力解決。以一國在國際貿易和全球GDP中的份量衡量，現在的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的程度要高於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但我仍然認為日本的故事是值得思考的，因為它說明，當經濟表現良好往往給人以這些金融問題不緊迫的錯覺，從而導致人們延緩了集中全力來解決艱巨金融問題的努力，並可能給未來帶來很大的負擔。

　　用美國的一句諺語，“應當在依然陽光燦爛的時候修理穀倉的頂棚”。這說明在目前中國經濟力量強大的情況下，中國有很好的條件進行金融改革，改善銀行業的健康狀況，進一步強化朝向內需拉動增長的努力，促進資本市場創新，促進匯率市場彈性化——這將允許中國的貨幣政策更加根據本國的利益而調整。

　　通過采取這些措施，中國可能可以減少金融不穩和貿易衝突的風險，而這樣的風險可能在未來減緩中國目前的快速增長。采取這些措施也有助於提高那種可能性——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持續，將繼續成為世界有史以來最非凡的經濟故事。這也讓另一件事情的可能性更大，即當300年後的人們在書寫史書時，把21世紀的前25年描述為中國經濟另一個良性、積極的25 年，而如果中國經濟是如此，對全世界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