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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中國經濟二次轉型勢在必行

(2006-11-30 15:45:45) 下一個
馬歇爾·邁爾 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

  中國的第二次經濟轉型勢在必行,惟如此,那些有能力在國內競爭中獲勝,繼而挺進國際市場的企業才能脫穎而出。這一次轉型或許比第一次所麵臨的挑戰更加艱巨,因為地方主義已經深深地根植於中國。但我相信這第二次轉型的成功,對於中國保持長期的經濟活力至關重要。今天的中國是一個國家,包含多個不同的經濟體。中央政府為解決麵臨的困難已采取措施減緩經濟增長速度。往前看,未來中國企業是否有能力參與國際競爭,將依賴於國內是否能有統一的市場和統一的經濟體。

  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開始對除支柱型企業之外的大部分經濟實行分權。根據行政分權政策,國有企業大部分的控股權下放至有關省級和地方當局手中,有時候甚至下放給企業管理人員。這種經濟分權讓中國在90年代嚐到了巨大的甜頭,因為在分權體製的激勵下,經濟改革開放迅速推進到地方層麵。

  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推行實施了大多數的改革,許多改革都是實驗性的。見效的就由中央政府納為國策,無效的就立即拋棄。這種分權體製和根據實際經驗解決問題的改革方法,與前蘇聯所采取的“爆炸式改革法”或者“休克療法”截然不同。前蘇聯的“激進式”改革,結果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經濟由少數寡頭集中掌控和經濟迅速陷入低迷等惡果。

  行政分權及後來的企業分權改革造成的負麵影響是,中國逐漸演進成幾大地方經濟區域而不是一個統一的經濟體。珠江三角洲(位於廣東省東部)、長江三角洲(包括上海、江蘇省南部和浙江省)以及渤海灣區域(從青島到大連的弧形地帶,包括天津、北京)成為中國經濟的熱點地區。同時,各級地方政府都在競相追求GDP增長,並且為省際間的貿易往來設立障礙。

  由於地方政府片麵追求GDP增長以及地方保護主義的存在,各省之間的經濟相互重複,縮小了公司規模和犧牲了競爭優勢。

  有一些計量經濟學的研究報告證明,中國經濟割裂的現象在90年代加速發生。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經濟學教授艾維·楊(AlwynYoung)發現,在70年代末期至90年代中期之間,中國各省工業、農業、服務業的GDP產值趨同而勞動生產力和價格卻千差萬別。假如在全國經濟在實現整合的情況下發揮地區優勢,就不會出現這種現象,而且這一現象很可能是各省之間貿易往來障礙增加造成的後果。

  法國巴黎一大經濟學院助理教授桑德拉·龐塞特(SandraPoncet)將1987年至1997年間中國各省的國內及國際貿易額進行比較並得出了令人驚訝的結論:中國各省市加強了與全球其他地區的聯係,但各省之間的整合程度卻有所降低。“中國經濟進一步走出國門但國內市場的分化狀況卻更加嚴重。”此舉造成的影響是由於在國內做生意日益艱難,中國的本土企業轉而開拓海外市場。

  英國《金融時報》前駐北京首席記者詹姆斯·金奇(JamesKynge)在他的新書《中國震撼世界》(ChinaShakestheWorld)中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說:“是國內市場的嚴峻局勢而非自身實力的雄厚逼迫中國的製造廠商把目光投向海外市場。”

  接下來的問題是,企業應該采取怎樣的措施來建立國內市場繼而實現全球化?我認為最重要的步驟是詢問投資者希望得到什麽?絕大多數投資者希望看到解決某些基本問題,而不是充滿空洞熱情的商業計劃。譬如,你是否有一個構築國內品牌的整體戰略,而不僅僅是製訂了一個銷售計劃?你是否製訂了戰略來建立足夠強大的國內平台,以促進國際化的實現?請記住不論公認的國際化理論正確與否———即在進軍國際市場之前必須完全占領國內市場———但你的投資者相信這些理論是正確的。你是否有一套公司治理的戰略,來促使公司專注於建立可持續的競爭優勢,而不是短期的盈利能力?

  政府也麵臨著國內國際雙重挑戰。在國內遇到的困難是采取措施製定統一的國內標準,建立統一的國內市場和降低物流成本,包括發放全國性的貨車運輸執照、取消地方稅,甚至是參考美國憲法中的商務條款———即將監管州際貿易的權利授予聯邦政府而不是各州———在中國進行實踐。總而言之,我說的是要改變遊戲規則而不是修建更多的公路港口,是關於軟件建設而不是硬件建設上。

  但製度建設必須謹慎進行。正如道格拉斯·諾思(DouglassNorth)在他1994年的諾貝爾獲獎演說中所言,改變規則———製度變革———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因為正式的規則、非正式的規則以及執行機製必須循序漸進地演進,而這對於國情複雜和高度分權的中國而言絕非易事。所以,“將那些在西方市場成功實施的政治經濟規則照搬到第三世界和東歐國家,並不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充分條件,私有化也不是萬能藥……”重要的是靈活性、學習能力,以及適應力。

  中國在國際上的挑戰在於:要讓全世界相信,一個強大的中國國內經濟是穩定的最佳保證。如各位所知,中國在美國有許多朋友。但是,美國國內對於中國的恐懼心理仍然非常嚴重,美國國會中的政治左派擔心就業機會,而右派則擔心國家安全。在中國正進行第二次經濟轉型之際,這些憂慮都是不容忽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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