純屬個人視角
除了血壓高，什麽Q都不高
作者：美國法學教授James Boyle
過去15年，一批學者最終說服經濟學家，讓他們相信非經濟學家認為顯而易見的一件事：“行為經濟學”顯示，人們不是像經濟學原理所預測的那樣采取行動。
然而，這並不證明大眾智慧就勝過學術智慧。偏離“理性行為”，並非像你可能想象的那樣，是人類動機的普遍產物。這裏有一些模式。例如，麵對損失，我們就會排斥風險——我們傾向於高估損失幾率，而低估盈利幾率。對待問題，我們依賴試探法(heuristics)，但即便與事實矛盾，我們仍會固執己見。有一些模式為人所喜愛；例如，除美國共和黨人和受過經濟學教育的人以外，所有人估計都會有對於平等的“非理性”關切。但是，多數模式隻不過是認知偏見的反映。我們可以利用這些偏見，就像那些向我們兜售非理性的昂貴消費品保修服務的人那樣。或者，我們可以糾正這些偏見，就像受過訓練的飛行員那樣：在飛越厚重雲層的時候，要依靠儀表而不是自己錯誤的感知。
對知識產權和互聯網的研究讓我相信，我們還存在另一種認知偏見，即對開放的排斥。我們傾向於低估開放係統、開放網絡和非專利產品的重要性、生存能力和生產力。用以下問題對自己做一個測試。在每道問題中，時間都是1991年，而我拿掉了你對過去15年的所有認識。
你必須設計一個全球計算機網絡。一組科學家描述了一個完全開放的係統——開放的協議和係統，任何人都能與之連接，向全球提供信息或產品。另一組人（學者、商人和政界人士）指出了其中的問題：任何人都能與之連接。他們可能做任何事。會出現色情、盜版、病毒和垃圾郵件。恐怖分子可能上傳讚美自己的視頻。你激進的鄰居可能與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爭相評述伊拉克戰爭。最好是有一個管理完善的係統：建立網站需要得到官方的批準；僅有少數行為得到許可；我們大多數人隻是信息的接受者；垃圾郵件、病毒、盜版（以及創新和匿名言論）不可能出現。你會選擇哪一個？
想象一種任何人都能複製和改寫的軟件，創建這一軟件的授權要求，後來的程序員按照同樣的條款提供自己的軟件。想象一下全球為數眾多的程序員紛紛將自己的創造，貢獻給一個“集體創作”。這種聽上去像無政府主義的生產方法，在經濟上可行嗎？它能成功地與那些受法律和技術雙重保護，生產專有、封閉代碼，等級森嚴的企業展開競爭嗎？
給你自己分派一項撰寫有史以來最偉大參考著作的任務。它必須無所不包，從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羅利最美味的泰國食物，到泰國稻米的年產量，從觀賞藍鯨的最佳地點到“藍狗聯盟”(Blue Dog Coalition)的曆史等等。你會創建一個由有償專家和各類編輯組成的龐大組織，創作受到版權和商標保護的鴻篇巨製，還是等待愛好者、科學家和自告奮勇的百科全書編纂者來創作、由搜索引擎來整理一本信息大全呢？我知道自己在1991年會選擇哪種方式。但我也清楚，自己上一次查詢百科全書的時間是在1998年。
這不是說開放總是對的，而是我們需要在開放與封閉、專有與免費之間取得平衡，我們在係統層麵有可能把平衡搞錯。原因部分在於，我們仍然不了解存在於網絡中的那種財產。我們的多數經曆都是與有形財產打交道，那些如果不能排除外來者就可能遭到覬覦的領域。對於那種財產，約束更有道理。我們仍然不能理解那種因過度使用而枯竭的財產（例如軟件），那種他人用得越多，對我們就越有價值的財產（例如通信標準）。因此，威脅是不同的，但共享帶來的機遇也有差別。我們的直覺、政策和業務模式，對這兩方麵都沒有認識清楚。就像在重力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宇航員一樣，我們的本能反應不適合自由墜落。
我上麵的問題與萬維網(World Wide Web)有關——萬維網去年迎來了15歲的生日。我們今天會創建它嗎？1991年時，你可能會嘲笑萬維網，嘲笑開放源代碼軟件，嘲笑從穀歌(Google)上獲取信息。直覺上，控製和所有權似乎是正確的做法。你對當今的討論有何感想？我們是應該保留“網絡中立”(net neutrality)和開放性，還是應該賦予網絡所有者更大控製權？我們是否應該為廣播公司和數據庫所有者設立新的權利？行為經濟學家的下一個研究項目，應該是研究我們對產權、控製和網絡的認知結構。就像在雲層中觀察儀表的飛行員一樣，我們或許會發現自己是上下顛倒的。
本文作者是杜克法學院(Duke Law School)法學教授，公眾域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he Public Domain)創始人之一，創作共用(Creative Commons)董事會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