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科學花獨放的春天

大約在2001年，我常想，如果放下手中的工作，要幹什麽呢？那時，我在矽穀從事工程技術工作，還算順利。可心裏總覺得在職業上缺了點什麽，工作上就是不踏實。於是，去大學當教授這個想法又冒了出來。1995年，美國東部一所州立大學曾給個職位。與此同時，矽穀一家科技公司也給了一份工作。我聽從了導師建議，來到了矽穀，畢竟這裏有更多機會。此後幾年，當大學教授這個念頭還是常常冒出來。我問自己，為什麽大學教授有很強的吸引力呢？想著想著，不知不覺想到了中學的歲月，想到了科學花獨放的春天。

一九七八年，文革後第一次全國科學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不久，郭沫若寫了“科學的春天”，編入了中學語文課本。一九七九年元旦，葉劍英寫了一首詩，大意是：“攻城不怕堅，功書莫畏難，科學有險阻，苦戰能過關。”同期，幾乎各種新聞媒體都在報道陳景潤的事跡。此後經年，各樣理科競賽此起彼伏，先是年級、學校，再是區裏、市裏，最後到省裏、全國範圍內。理科至上，智商至上，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價值取向。

於是，我終於意識到，大學教授之所以有如此強大的吸引力，是因為這個頭銜可能讓學理工科的人覺得檔次高一些。我問過一些人，是否在大學當教授比在公司從事技術工作更有意思？有趣的是，從國內來的同齡人異口同聲地說是，而從香港、台灣來的同齡人卻說未必。我有個好朋友還說當年在國內某一著名研究所時，覺得研究員就是比高級工程師聰明，有地位。寫到這，突然想到了國內“教授級高級工程師”這個職稱，似乎明白了為什麽要加上“教授級”這三個字。

理科至上，過度崇尚高學曆和高智商，這就是科學花獨放的春天所留下的潛在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