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楊
園中草木春無數隻有黃楊厄閏年
為了安慰自己，我隻能把高考看作是對自己學習成績的一次檢驗。這種阿Q精神對於走背字的人來說是非常有用的，它能使人跳出世俗名利的樊籬，避免過分執著於一時的勝負得失。把什麽都看開了，上不上大學也就無所謂了。
既然把高考僅僅看成對自己學習成績的一次檢驗，我倒真想了解一下自己的高考成績。就像到醫院檢查身體，一個勁兒抽血量血壓的，完事之後連個檢查報告都沒有，對身體的各項指標一無所知，那不是瞎忙乎了嗎？77年高考不公布分數，很多考生考完後兩眼一抹黑，沒考上也不知道具體原因。78年的高考就做了很大改進，分數公開，考生可以查閱自己的高考分數。
於是，等到高校都開學以後，估摸著錄取工作已經接近尾聲了，我親自去了一趟位於東城無量大人胡同的北京市高考招生辦公室。接待我的是位說話和氣，舉止文雅，戴著一副白邊近視眼鏡的女老師。她一看我的準考證，不費吃灰之力便找到了我的檔案。說我的分數高於重點大學的錄取分數線，招生辦已經盡了最大努力，向各個大學推薦，但都被人家退回來了。截至到目前為止，全市過了重點大學分數線未被錄取的考生一共有六個，基本上都是政治原因。她還麵有歉意地告訴我，這些天招生辦也在想辦法盡快解決這幾個考生的問題，有了好消息隨時通知我。好像我們未被錄取是招生辦的責任似的。
這位女老師的態度使我心存感激，也再次點燃了我心中的希望火花。
過了沒幾天，我又去了一趟市招生辦，了解事情進展情況。接待我的還是上次見到的那位女老師。她不無遺憾地告訴我，各學校補充招生的工作已基本結束，沒有任何學校敢於招收像我這樣的學生。她給我分析了原因：雖然我的問題現在看來已經不是什麽問題了，但是，政治結論不改變，各大學招生人員也不會為了招收一個普通學生甘冒政治風險。因此，她建議我先解決自己的政治問題，政治問題解決了，大學錄取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她的分析非常中肯。看來，要想上學的話，必須先上訪，爭取早日解決自己的政治問題。
78年，中國的政治環境已經出現寬鬆氣氛。5月11日，《光明日報》刊登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引發了一場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這場討論，在理論上為黨內改革派製造輿論，在政治上為改革開放開辟了道路。在社會上，長期受壓的“地富反壞右”也熬到了出頭之日。隨著緊鑼密鼓地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平反“冤錯假案”，中央一聲令下，除了幾個個別當擺設的右派，給幾乎所有右派分子都摘了帽子。
上麵風聲大，底下雨點小。雖說有頭有臉的人物平反的平反，官複原職的官複原職，但是，我們這種一介草民，你自己不張羅，就沒人想得起來你。要想早日改變自己的處境，就得主動找上級有關部門申訴，就要上訪。
從打吃了官司以後，我這人就不願意跟公家人打交道，見著各種衙門都犯怵。這一說要找上邊的衙門解決自己的問題，一時半會兒還真不知道找什麽部門好。就咱這點兒事兒，橫是不能上中南海信訪辦吧？想來想去，還是得找北京市公安局。
一般來說，公安局要不主動抓你，它那大門還挺不好進。我那天好不容易進了市局大門，接待的人哪有耐心聽你申訴啊，沒兩句話就給我打發了。
“你這事兒，和我們沒關係，誰抓的你，你找誰去”。您說這不是不講理嘛，我知道誰抓的我呀？我當時敢問嗎？
人家二話沒說，叫你走人。我這人不善於求人，也懶得跟他們廢話，出了市局大門，蹬車直奔位於大興縣胡同的市公安局東城分局。雖然我不知道誰抓的我，但我知道我最先進的是東城分局拘留所。
東城分局的大院離我姐姐家不遠，我卻從來不願打那個門口經過。要不為了上學，說什麽我也不情願再進這個門。進去之後，等了半天，好不容易等出來個接待人員，聽我把來意一說，人家態度倒挺好，說你在我們拘留所呆了差不多一年，又是從我們這轉到勞改場的，你的材料我們這都有。但是，你的問題我們無法解決。
“為什麽呀”？
“不是我們抓的你呀！你是被你們學校送進來的”。一聽這話，我還真沒的說了。這位警察大叔倒是個熱心腸，給我出主意說，你得先找你們學校，叫學校給你平了反，你這事兒不就結了嗎？
雖說忙乎了一天，總算有所收獲，知道該找誰了。比起那些在永定門外風餐露宿來京上訪的外地人，我真是太幸運了。
出了分局大院，回頭看看這座衙門，還是感覺這個地方陰氣逼人，盡管裏麵也有一些不錯的人。
第二天，通過在學校工作的發小找到了我們學校的領導。才幾年的功夫，這所中學也物是人非，當年宣布把我開除學籍扭送公安機關依法嚴懲的副校長似乎已破紅塵，除了向我表示歉意，也為盡快解決我的問題盡了他的努力。但是，學校的事兒不是他一人說了算，還得經過校黨委討論研究。那年月，研究研究倒不意味著“煙酒煙酒”，卻是一種推搪的婉轉表達。
學校經過反複研究，最終給了我一紙《平反通知書》。誰承想，這張《平反通知書》對於解決我的上學問題不起任何作用。因為我既不屬於學校的人，學校也沒有權力調動我的檔案。有這個權力的還是北京市公安局。
就這樣，皮球又推給了北京市公安局。我拿著材料找東城分局，分局再上交市局，之後就是無盡的等待。你再怎麽催著人家給你辦，人家就是不著急。全市那麽多冤錯假案，你怎麽也得講個先來後到吧？你上學著急，人家蹲在監獄的就不急嗎？死刑犯的家屬就不急嗎？幾次到公安局上訪辦催問此事，答複都是叫你耐心等待，你還能有什麽脾氣呢？
於是，我就排隊等著平反。像莫斯科人排隊買東西一樣，排到了，算你走運，排不到，也甭怨天尤人。不過，對於平反後插班成為78級大學生，我已不抱希望。就憑政府衙門的辦事效率，等著平反上大學，那還不把人急死！
正當我琢磨著是不是明年接著再考的時候，傳來了北京市創辦大學分校擴大招生的消息。
77和78這兩年的考生多，為了讓更多的年輕人有機會上大學，當時的北京市長林乎加辦了件好事，那就是推動創辦大學分校的工作。幾個月的功夫，三十多所大學分校籌建完畢，並且當年招生，為78年參加高考而未能進入大學的數萬名考生提供了上學的機會。
北京市建立大學分校，擴大招生的舉措，也為我搭上78級的末班車創造了有利條件。其實，到這個時候，我對上學已經不抱太大希望了。在那種個人無能為力，製度冷酷無情的環境中，聽天由命是我的唯一選擇。
人的一生充滿了偶然和必然。78年年底的一天，在沒有任何期盼的情況下，我接到了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分院的錄取通知書。這事兒對我來說實在突然。一方麵，平反的事兒沒丁點兒消息，另一方麵，我的報考誌願也沒有這所學校啊。
後來，我們係主任告訴了我事情的原委。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分院招生時看到了我的檔案，院長李越然先生當場拍板，這考生咱們先要了，出了問題我頂著！文革中，李越然先生被打成“蘇聯間諜”，在秦城蹲了七年監獄。因而，遇到像我這樣的考生，就惺惺相惜，就敢仗義執言。正是因為李越然先生的大膽決定，我才有幸在反革命帽子尚未摘除的情況下，成為78級的擴招生。
1979年春季開學時，離開學校多年的我，曆經艱辛，終於走進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分院大門，開始了又一段新的生活。
三十年前的風風雨雨，曾經走過；三十年後的今天，更能體會苦辣酸甜的生活。
我們和身邊的人有很多與你相似的經曆。
三篇讀後，心酸無言。
很高興一天讀到兩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