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恐怖分子紮卡維被炸死的消息一經傳出，西方世界振奮不已。美國總統布什立即發表聲明，說紮卡維之死，能夠讓和平與安定提早降臨伊拉克。其實，消滅一個恐怖組織頭目並不等於該恐怖組織的消亡，人們沒有必要過早樂觀。再說，以國家恐怖主義手段對付恐怖主義活動，做得最好也就是治標不治本。
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渴望和平，反對戰爭，主張用非暴力方式解決爭端，已經被越來越多的文明國家所接受。但是，在當今的世界上，暴力卻無處不在。從兩次世界大戰到伊拉克戰爭，從每天發生的家庭暴力到雨後春筍般的人肉炸彈，無不證明暴力又是人們解決爭端的慣用手段。
暴力對人類的危害顯而易見。僅二次大戰就有五千多萬人被奪去生命，現代化的歐洲國家幾乎變成一片廢墟。鑒於現代化的暴力對人類社會造成的巨大危害，鑒於主權國家（State）無力承擔製止戰爭的責任，戰後，聯合國誕生了。人們寄希望於新型的國際政治組織來阻止戰爭，保障世界和平。
不幸的是，在聯合國成立後的六十多年裏，戰爭依然連綿不斷，從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到科索沃戰爭，從柬埔寨，蘇丹，索馬裏的內戰到盧旺達的種族大屠殺，暴力像一頭瘋狂的巨獸，為害人間。人們不禁要問，非暴力在現代社會就行不通嗎？
其實，解決爭端並非一定要使用暴力。曆史上，使用外交手段化解危機的事例比比皆是，即便一些涉及到政權更迭和引發重大社會變革的政治運動，也有以非暴力聞名於世的。上世紀印度的民族獨立運動和美國的民權運動，就是以非暴力方式解決爭端的成功範例。
提到非暴力，人們自然會聯想起甘地領導的印度民族獨立運動，它導致了印度最終擺脫英國的殖民統治而獲得獨立。這個以非暴力為主流的民族獨立運動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有著鮮明的區別。
但是，甘地倡導的非暴力究竟有沒有普遍意義，能否作為解決當代國際爭端的一種選擇，仍有待深入研究。雖然，甘地具有濃厚後現代主義色彩的非暴力思想為陷入現代主義迷津的人們指明了一條出路，但要說服人們相信甘地還是非常困難的。
在印度近代曆史上，當印度那幫主張精英政治的民族解放運動領袖們在麵對英國殖民主義重壓而感到一籌莫展的時候，甘地從發掘印度民族文化著手，重新解釋了非暴力，使宗教同政治鬥爭緊密聯係起來，從而創立和發展了以非暴力為核心內容的甘地主義作為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的政治理論武器。
甘地認為，以暴力為後盾的英國殖民統治是西方現代文明的象征。印度之所以淪為英國殖民地是因為印度人接受了西方現代文明，把印度拱手送給了英國。要擺脫英國的統治獲得獨立，就要拒絕現代文明，首先以非暴力的方式獲得精神上的獨立。
甘地主義最大限度地發動起印度廣大人民群眾參加政治鬥爭，使印度的獨立運動進入一個嶄新的曆史階段。因此，甘地也被印度人民尊稱為“聖雄”和“國父”。
甘地的非暴力概念是在傳統的非暴力概念的基礎上形成的。非暴力一詞最早見於印度婆羅門教經典《廣森林奧義書》，梵文寫作ahimsa，意為“不殺”或“不害”。印度的古代宗教都宣揚非暴力信條，耆那教以嚴格奉行非暴力而著稱，把非暴力置於信徒們正行的五戒之首，要求對一切生物實行絕對的不害。非暴力的概念在佛教中有了發展，作為一種戒律，它不僅消極的要求不害，而且還增加了泛愛眾生的內容。印度教也把非暴力列為“五德”之一，但是，對非暴力的解釋則非常靈活。《摩奴法典》規定，獵殺動物作為犧牲或食物，以及在自衛中殺人都可以稱為非暴力行為。
甘地的非暴力概念盡管與傳統意義相似，其本身卻有著 鮮明的特點。它包含兩個方麵：積極的方麵----愛和消極的方麵----不害。前者包括後者，代表著非暴力的本質。
甘地在使用非暴力的概念闡述其政治思想時，主要強調的是非暴力的本質方麵，即愛的精神。他清楚地認識到，耆那教所宣揚的絕對不殺生在實際生活中根本做不到。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命，在某種情況下殺生是不可避免的；或者，遇到一些特殊情況，殺人亦不可避免。
甘地在其主辦的《青年印度》上曾經舉例強調過殺人與非暴力之間的特殊關係。他指出：“假設有個人手中持刀，到處亂砍亂殺，殺死他所遇到的任何人，而沒有人敢於活捉他。無論是誰殺死這個瘋子，都會受到社會的讚許，並被看作是仁愛之人”。甘地認為，隻有擺脫了仇恨，憤怒，自私等惡念，這些行為都可以成為非暴力行為。
甘地的非暴力概念是其在南非領導印度人反對殖民當局實行種族歧視的鬥爭中形成的。起初，人們把甘地領導的以和平方式抵製政府的不合理法令的反抗運動稱為“消極抵抗”運動（Passive Resistance），當時的傳媒也以此稱呼該運動。然而，甘地對這種說法特別不滿意，他認為把非暴力抗爭活動稱為“消極抵抗”是一種誤解。持這種說法的人隻看到了這種抗爭的形式，而未理解它的本質。因此，他發明了“堅持真理”（Satyagraha）一詞，把他所領導的非暴力鬥爭定義為“堅持真理”運動。
甘地把“堅持真理”的非暴力鬥爭同消極抵抗作了嚴格區分。 他認為消極抵抗是弱者的武器，其特征是這種形式的鬥爭起源於仇恨，最終將導致暴力的發生。他否認印度民族主義鬥爭采取非暴力鬥爭形式是一種被壓迫民族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不得不采取的策略。甘地認為，非暴力抵抗邪惡的對象是惡，而不是做惡者。因為作惡者的內心深處也具有善性，隻是由於其善性被情欲和實際利益所蒙蔽。非暴力抗惡的目的在於使作惡者覺悟，改惡從善。他的這種解釋無疑具有很強的宗教色彩，但是，當時印度的老百姓就是愛聽。
在政治上，非暴力鬥爭總是以不合法的形式出現，即不同實施錯誤政策的統治者合作。如果被統治者采取不合作的態度，統治者的任何政策都會大打折扣。然而，在一個野蠻政府的統治下，不做順民，必然會付出坐牢，殺頭等巨大代價。所以，甘地認為 非暴力鬥爭是以自己忍受痛苦和犧牲的行為製止做惡者繼續做惡。這種“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才是一種真正的革命精神，才是精神上強大的表現。
在甘地數十年領導印度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中，充滿了絕食，自苦等有濃厚宗教色彩的事件發生。 表麵看來，同其他西方化的政治精英相比，甘地是落後於時代的，然而，正是這個甘地，把民族解放運動的具體實踐和印度的文化傳統結合起來，獨樹一幟，成為一個具有個人魅力的領袖，把億萬印度人團結在自己的旗幟下，掀起一波一波的民運高潮，弄得英國人愣是拿他沒轍。
甘地的非暴力不僅僅是一種政治策略和鬥爭形式，更重要的是一種生活理念。他從來不把非暴力作為一種手段，在這個問題上，他認為手段就是目的。所以說，甘地的非暴力同當今世界流行的政治文化是格格不入的。
獨立後的印度基本上放棄了甘地主義。以鼓勵競爭，刺激消費，滿足私欲為特征的資本主義現代文明無疑更迎合人類貪婪的本性，因而席卷全球。跟著甘地轉了一大圈兒的西方化的印度民族主義領袖們（如尼赫魯），無論如何也做不到麵對現代文明的誘惑而坐懷不亂，早就要沿著資本主義的“康莊大道”闊步前進了。把甘地的政治經濟主張束之高閣，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當今的印度為了稱霸南亞，正在積極擴軍，購買先進武器，在現代文明的舞台上扮演著積極的角色。因而，甘地的政治遺產在印度幾乎蕩然無存。
盡管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風靡一時，俯瞰世界，當今的戰爭仍多起源於爭奪權力和資源。在全球化過程中不同文明的碰撞雖然不可忽視，但是，權力和資源重新分配才更應引起重視。近年來，中國，印度和拉美一些國家加快了經濟現代化步伐，對能源需求日益增加，引起西方國家恐慌，“中國威脅論”一時間甚囂塵上。正是因為非西方國家接受了西方現代文明，才導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麵臨來自非西方國家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麵的挑戰。
在崇尚個人平等自由，強調國家民族利益，鼓勵追求財富和權力的現代社會，在民族主義再次張揚的今天，很難想象哪個國家會主動退出對世界有限資源的殘酷競爭和掠奪。理論上主權國家一律平等和實際上的不平等這一矛盾勢必加劇世界緊張局勢，最終導致戰爭。當今各國現存的核武器足夠將全世界徹底摧毀，我們每個人實際上都生活在沒頂之災的陰影之中。世界資源是有限的，但人的欲望則無止境。溫飽的奔小康，富裕的要奢侈。世界油價飆升，美國人的汽車卻越開越大，不發動伊拉克戰爭成嗎？
按照甘地的說法，現代文明猶如毒品，染上之後，不易戒除。作為一個後現代主義思想家，甘地對現代文明的批判是一針見血入木三分的，同時也是十分超前的。盡管甘地為我們開出了治療痼疾的藥方，但世界大國並非願意照方抓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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