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楊
園中草木春無數隻有黃楊厄閏年
正文
回長安不久，司馬遷出侍為武帝的郎中令。郎中令是個侍候皇帝的官員，論級別即使趕不上汪東興同誌，和田家英比也是不相上下的。
年紀輕輕的，就成了高級幹部，這和他剛剛完成的遊曆有著很大的關係。您想啊，司馬遷要是沒經過那次遊曆，他能知道那麽多故事增長那麽多見識嗎？回來給大夥兒一通亂侃，司馬談上朝的時候也有的說了，說得滿朝文武沒有不誇他這個有出息的兒子的。一來二去，司馬遷的事兒就傳到漢武帝耳朵裏去了，在皇帝心目中，他就成了與眾不同的青年才俊。
靠旅遊獲得知識見識使司馬遷得以脫穎而出，在幹部子弟裏麵鶴立雞群。反正那時候科舉製度還不健全。那年，正巧趕上皇帝要招個秘書，臣下一舉薦，武帝一麵試，滿意，就是他了。
雖說郎中令這個官職並非是司馬遷夢寐以求的，但有機會隨武帝頻繁出巡，能夠公費旅遊了，這對立誌“讀萬卷書，行萬裏路”的司馬遷來說，也算是一項美差。
扈從皇帝出巡，皇帝是主角，想去哪兒去哪兒，你隻能跟著。好在皇上去的地方都是名山大川，曆史名勝，多是好玩的地方。要是單純為了遊山玩水，比自己弄個背包旅遊要滋潤多了，所到之處，五星級飯店不用說了，最起碼都要下榻行宮。一路上也不用操心盤纏還夠不夠，地方官員都會使出吃奶的勁來讓皇上一行吃好喝好玩好，絕對不會出現“困薛彭城”的事了。 既然有幸撈到這麽一個美差，司馬遷充分利用自己的職務之便，每次皇上出遊都爭取跟著去，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外，捎帶腳兒搜集民間曆史傳說，實地考察曆史事件的地理環境和社會背景，並且觀察比較各地的經濟發展狀況和民俗風情。
司馬遷還在這些出遊過程中，觀測天象，氣候變化和山川形勢，隨時紀錄所到之處的所見所聞。能夠做到這一點在當時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時候又沒電腦又沒紙，要記下來的東西不是寫在布帛上，就得刻在竹板兒上，攜帶起來很吃力。雖說當了官，有人幫他扛行李了，司馬遷仍然堅持自己的好習慣，什麽事都盡量用腦瓜子記，非要寫下來的一律簡約。您瞧，《史記》的文字就是簡要，沒廢話，要翻成現在的語言，字數至少要加倍。這一點，值得編長篇小說的作家和電視連續劇的導演們好好學習，別竟糊弄老百姓，幹嗎倆鍾頭就能演完的故事非給弄成四十集連續劇不可？
漢武帝是個非常迷信的人，他的身邊又總是有一批方士不停地給他進言，建議他今兒祭這神，明兒祭那神，而漢武帝就不停地東跑西顛，凡是有點兒神跡的地方，他都去，不管祭祀有沒有效果，神仙不顯靈，先去拜了再說。因此，漢武帝頻繁的出巡，就給了司馬遷非常多的出差機會，遊覽了許多不曾去過的地方，彌補了在第一次遊曆中未曾跨越長城，領略塞外風光的缺憾。
公元前一一二年（漢武帝元鼎五年），武帝聽了公孫卿的建議，在“行辛雍”之後，西出隴阪（山名，延亙陝西隴縣及甘肅清水縣），直抵空同山（今甘肅平涼市），“登空同以望曆祖”，想模仿黃帝升天的榜樣前來祭神。
空同山有“道家第一山”之稱，取道家空空洞洞，清靜自然之意。相傳老子曾在此講道，其周邊地區乃華夏文明發源地，伏羲，炎帝，軒轅，黃帝等中華民族先祖都曾經在這一帶活動。這麽有名的地方武帝能不來嗎？這地方也是司馬遷早就想來的地方，黃帝的記載在古書中可是存在很大爭議呀，咱得借這個機會把黃帝的故事整明白。
武帝一行完成了在空同山的祭祀活動後，又北出蕭關（甘肅省固原縣東南），偕數萬騎狩獵於新秦中（內蒙古鄂爾多斯地區）。
司馬遷是這次出遊的全程陪同，從“隴山飛落葉，隴雁渡寒天”的隴阪到 “涼秋八月蕭關道，北風吹斷天上草”的蕭關，西北地區荒涼恢宏的自然景色使司馬遷印象深刻。盡管有時被凍得像冰棍似的，司馬遷仍然興致勃勃。
西行歸來後，司馬遷接到命令，任務是打著朝廷旗號視察和安撫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因此，公元前一一一年（漢武帝元鼎六年），司馬遷“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其大致路線是由長安出發，南出漢中，經廣漢（今四川樟潼），至蜀郡（今四川成都），出零關道（今四川蘆山縣西南），跨大渡河，然後抵達昆明，對這一地區的少數民族進行安撫。站在昆明西山龍門之上，五百裏滇池盡收眼底。這一帶最大的部落號稱“滇”，據說，滇池的名字就來源於此。盡管滇池風景美不勝收，司馬遷這次好像沒工夫遊山逛水，他是中央代表團團長，到少數民族地區宣傳朝廷政策，工作重要。
司馬遷辦差盡力，成績突出。這一年，朝廷在西南邊陲增設五郡，此舉和司馬遷出使西南，不無關係。除了向西南少數民族的頭人宣示中央向少數民族傾斜的政策之外，司馬遷的博學和口才也為邊民歸順中央發揮了重要作用。
司馬遷還借這次出使之機對當地的地理，物產，風俗和民情以及有關本地區少數民族的故事傳說，做了搜集整理。這些素材日後成了《貨殖列傳》和《西南夷列傳》的基礎。唐代柳宗元膾炙人口的《遊黃溪記》和《袁家渴記》就是模擬這種頗具韻味的地理文章而寫成的。
奉使歸來，司馬遷獲悉武帝東行封禪。因此，未直接回長安，前往洛陽接駕。然而，武帝車馬已過，司馬遷遇到的是因病未能跟隨武帝前往泰山封禪的垂危待斃的父親司馬談。
司馬談路上得了重病，見到兒子前來接駕，總算遇到個親人。知道自己不久於人世，囑司馬遷好生跟隨皇上完成著書大業後，便撒手歸西了。
司馬遷料理完父親的喪事，沒顧上請假回家，便趕赴山東泰山，稟複帝命，侍從封禪去了。瞧這爺倆，多兢兢業業！後來，漢武帝對司馬遷下毒手，真是太不應該了。
封禪是中國古代社會祭天的大典。
漢武帝為紀念這次隆重的泰山封禪，特將年號改為元封，時為公元前一一零年。
漢武帝是個自視極高的人，認為自己的“至德”大於曆代帝王，因此，他要效仿秦始皇，封禪泰山，向上天匯報自己的豐功偉績。以後，武帝先後六次泰山封禪，以求長生不老，長治久安。當然，每次封禪的巨大開銷，都是老百姓買單，反正“文景之治”時期積攢下來的老底兒還夠他折騰一氣的。
雖然司馬遷受到過武帝的賞識和提拔，現又身居皇帝貼身要職，但是，他對漢武帝濫用封禪，頗有微詞。在《封禪書》中，司馬遷通過對曆史上封禪祭祀活動，尤其是武帝搞的祭祀活動所作的大量嘲諷性紀錄，讓你看後覺得咱這迷信皇帝讓方士糊弄的一愣一愣的，到處祭拜，勁沒少費，錢沒少花，整個一瞎掰，基本上沒有應驗的。
舉行了封禪大典後，司馬遷隨所同武帝的大隊人馬從泰山沿海北上，經山東半島，北上碣石（今河北昌黎），出長城，到達遼西走廊的錦州，西行經承德，橫跨內蒙古大草原，經九原（今內蒙五原縣），順著蒙恬興建一千八百裏“直道”回到長安。
過長城時，司馬遷想到如此浩大的工程是在嚴刑峻法，征夫多死的悲慘局麵下完成的，痛罵蒙恬“兄弟遇誅，不亦宜乎”。
此次巡行，路過北地，塞外草原景色又給司馬遷開辟了新的創作天地，我們從《匈奴列傳》和《李將軍列傳》中便能體會到當時塞外的蒼涼。
司馬遷在一生中，東遊會稽，姑蘇；南登九嶷，廬山，遠至昆明；西至空同，巴蜀；北越長城，踏遍了中國的名山大川。前人評論司馬遷“自負之時，足跡不肯一日休”，確不為過。他以畢生的遊曆活動克服了“古今路阻，視聽壤隔”的局限，為著一部書，行遍萬裏路，這是什麽精神？
遊曆對司馬遷的《史記》寫作，尤其對他搜集曆史資料，了解社會，準確揭示曆史人物和事件，大有裨益。古代史書對曆史事件的解釋，大都受著君權神授，天道無常等世界觀的支配，這對自幼誦讀古籍的司馬遷產生很深的影響。
根據在遊曆中對曆史人物的了解和對當時社會現象的觀察，特別是扈從武帝封禪巡行，使司馬遷對天道產生懷疑。 他在《伯夷列傳》裏尖銳地指出，“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天之極施善人，其何如哉”？他以曆史人物的遭遇來對所謂的“天道”提出質疑，進而否定。項羽違背民心，導致最後滅亡。但他在臨死前尚不覺悟，竟荒謬地說：“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這家夥不好好找找失敗原因，把自己政治上的錯誤和軍事上的失利一股腦地歸罪於天，難怪同情項羽的司馬遷也毫不客氣地予以嘲笑。
在遊曆中，司馬遷看到了武帝時代懸殊的貧富差別和尖銳的社會矛盾，意識到經濟因素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通過對社會生活的細致觀察，他發現“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而有些統治者就不明白這個理兒，自恃受命於天，荒淫無度，祭天祭神，卻不理會百姓疾苦和他們對物質利益的追求，結果，到了百姓揭竿而起，大勢已去之時，又往往怨天尤人。早幹嘛去了？
在遊曆中，司馬遷廣泛地接觸到了各階層的廣大人民群眾，對下層人民的真實感情有了切身體會，從而一反正史官書不記載下層人物的舊例，從被壓迫被剝削的弱勢團體的角度，描寫了農民，婦女，娼優，遊俠，卜巫等眾多的小人物。他甚至還把陳勝吳廣領導的農民起義比之於湯武革命，充分反映了他傾向下層人民的思想高度。他還從群眾中學習了大量的民謠，諺語和俗語，使《史記》的語言豐富多彩。
在遊曆中，司馬遷縱情欣賞各地雄奇秀美的山光水色。那時候，可沒什麽環境汙染的問題，置身於大自然中，絕對是一種視覺享受。因而，山水形象的感受，像一幅幅色彩斑駁的畫卷，融入他的文字，將天下之大觀，釀之為文，吐之為書。“南浮沅湘”，訴大江，見狂瀾驚波，險風怒號，而筆鋒奔放；吊屈原，賈誼，臨江而涕垂，文辭則感切傷激；觀孔子遺風，鄉射鄒嶧，其文典重而溫雅；遊楚漢戰場，想見千軍萬馬，縱筆則龍騰虎躍，雄勇猛建；西使巴蜀，跨劍閣鳥道，又可見其文斬絕峻拔。這種千變萬化絢麗多彩的文筆，毋庸置疑是得之天籟。
遊曆還使司馬遷有機會對自己從書本上所學的知識加以檢驗。
司馬遷幼年時曾從古文經學大師孔安國學習《尚書》。這部書著述年代較早，沒有關於黃帝的記載。在《帝德》，《帝係》兩個古本裏，孔夫子有過關於黃帝的敘述，但失傳了，而諸子百家的書裏卻都有黃帝的記載。像這類問題，光從書本裏找答案是不行的，司馬遷也沒有輕下論斷。
後來，在扈從武帝巡行中，路過相傳皇帝殺蚩尤的涿鹿等地，經過認真考察，搜集了大量民間傳說，他才確信黃帝的存在。
《五帝本紀》就是根據百家之說和在這一地區調查中獲得的第一手資料寫成的。通過在遊曆中對山川地勢的考察觀測，他還發現以前讀過的兩部地理著作《禹本紀》和《山海經》中的記載荒誕不經，而《尚書》中的地理部分則多與實際相符，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畢生的遊曆活動不但使司馬遷得以“罔羅天下放失舊聞”，寫出一部展示自古至漢三千年間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麵進程的體係全新的宏篇曆史巨著，而且還開啟了“讀萬卷書，行萬裏路”這樣一種文人旅遊的風尚。
年紀輕輕的，就成了高級幹部，這和他剛剛完成的遊曆有著很大的關係。您想啊，司馬遷要是沒經過那次遊曆，他能知道那麽多故事增長那麽多見識嗎？回來給大夥兒一通亂侃，司馬談上朝的時候也有的說了，說得滿朝文武沒有不誇他這個有出息的兒子的。一來二去，司馬遷的事兒就傳到漢武帝耳朵裏去了，在皇帝心目中，他就成了與眾不同的青年才俊。
靠旅遊獲得知識見識使司馬遷得以脫穎而出，在幹部子弟裏麵鶴立雞群。反正那時候科舉製度還不健全。那年，正巧趕上皇帝要招個秘書，臣下一舉薦，武帝一麵試，滿意，就是他了。
雖說郎中令這個官職並非是司馬遷夢寐以求的，但有機會隨武帝頻繁出巡，能夠公費旅遊了，這對立誌“讀萬卷書，行萬裏路”的司馬遷來說，也算是一項美差。
扈從皇帝出巡，皇帝是主角，想去哪兒去哪兒，你隻能跟著。好在皇上去的地方都是名山大川，曆史名勝，多是好玩的地方。要是單純為了遊山玩水，比自己弄個背包旅遊要滋潤多了，所到之處，五星級飯店不用說了，最起碼都要下榻行宮。一路上也不用操心盤纏還夠不夠，地方官員都會使出吃奶的勁來讓皇上一行吃好喝好玩好，絕對不會出現“困薛彭城”的事了。 既然有幸撈到這麽一個美差，司馬遷充分利用自己的職務之便，每次皇上出遊都爭取跟著去，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外，捎帶腳兒搜集民間曆史傳說，實地考察曆史事件的地理環境和社會背景，並且觀察比較各地的經濟發展狀況和民俗風情。
司馬遷還在這些出遊過程中，觀測天象，氣候變化和山川形勢，隨時紀錄所到之處的所見所聞。能夠做到這一點在當時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時候又沒電腦又沒紙，要記下來的東西不是寫在布帛上，就得刻在竹板兒上，攜帶起來很吃力。雖說當了官，有人幫他扛行李了，司馬遷仍然堅持自己的好習慣，什麽事都盡量用腦瓜子記，非要寫下來的一律簡約。您瞧，《史記》的文字就是簡要，沒廢話，要翻成現在的語言，字數至少要加倍。這一點，值得編長篇小說的作家和電視連續劇的導演們好好學習，別竟糊弄老百姓，幹嗎倆鍾頭就能演完的故事非給弄成四十集連續劇不可？
漢武帝是個非常迷信的人，他的身邊又總是有一批方士不停地給他進言，建議他今兒祭這神，明兒祭那神，而漢武帝就不停地東跑西顛，凡是有點兒神跡的地方，他都去，不管祭祀有沒有效果，神仙不顯靈，先去拜了再說。因此，漢武帝頻繁的出巡，就給了司馬遷非常多的出差機會，遊覽了許多不曾去過的地方，彌補了在第一次遊曆中未曾跨越長城，領略塞外風光的缺憾。
公元前一一二年（漢武帝元鼎五年），武帝聽了公孫卿的建議，在“行辛雍”之後，西出隴阪（山名，延亙陝西隴縣及甘肅清水縣），直抵空同山（今甘肅平涼市），“登空同以望曆祖”，想模仿黃帝升天的榜樣前來祭神。
空同山有“道家第一山”之稱，取道家空空洞洞，清靜自然之意。相傳老子曾在此講道，其周邊地區乃華夏文明發源地，伏羲，炎帝，軒轅，黃帝等中華民族先祖都曾經在這一帶活動。這麽有名的地方武帝能不來嗎？這地方也是司馬遷早就想來的地方，黃帝的記載在古書中可是存在很大爭議呀，咱得借這個機會把黃帝的故事整明白。
武帝一行完成了在空同山的祭祀活動後，又北出蕭關（甘肅省固原縣東南），偕數萬騎狩獵於新秦中（內蒙古鄂爾多斯地區）。
司馬遷是這次出遊的全程陪同，從“隴山飛落葉，隴雁渡寒天”的隴阪到 “涼秋八月蕭關道，北風吹斷天上草”的蕭關，西北地區荒涼恢宏的自然景色使司馬遷印象深刻。盡管有時被凍得像冰棍似的，司馬遷仍然興致勃勃。
西行歸來後，司馬遷接到命令，任務是打著朝廷旗號視察和安撫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因此，公元前一一一年（漢武帝元鼎六年），司馬遷“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其大致路線是由長安出發，南出漢中，經廣漢（今四川樟潼），至蜀郡（今四川成都），出零關道（今四川蘆山縣西南），跨大渡河，然後抵達昆明，對這一地區的少數民族進行安撫。站在昆明西山龍門之上，五百裏滇池盡收眼底。這一帶最大的部落號稱“滇”，據說，滇池的名字就來源於此。盡管滇池風景美不勝收，司馬遷這次好像沒工夫遊山逛水，他是中央代表團團長，到少數民族地區宣傳朝廷政策，工作重要。
司馬遷辦差盡力，成績突出。這一年，朝廷在西南邊陲增設五郡，此舉和司馬遷出使西南，不無關係。除了向西南少數民族的頭人宣示中央向少數民族傾斜的政策之外，司馬遷的博學和口才也為邊民歸順中央發揮了重要作用。
司馬遷還借這次出使之機對當地的地理，物產，風俗和民情以及有關本地區少數民族的故事傳說，做了搜集整理。這些素材日後成了《貨殖列傳》和《西南夷列傳》的基礎。唐代柳宗元膾炙人口的《遊黃溪記》和《袁家渴記》就是模擬這種頗具韻味的地理文章而寫成的。
奉使歸來，司馬遷獲悉武帝東行封禪。因此，未直接回長安，前往洛陽接駕。然而，武帝車馬已過，司馬遷遇到的是因病未能跟隨武帝前往泰山封禪的垂危待斃的父親司馬談。
司馬談路上得了重病，見到兒子前來接駕，總算遇到個親人。知道自己不久於人世，囑司馬遷好生跟隨皇上完成著書大業後，便撒手歸西了。
司馬遷料理完父親的喪事，沒顧上請假回家，便趕赴山東泰山，稟複帝命，侍從封禪去了。瞧這爺倆，多兢兢業業！後來，漢武帝對司馬遷下毒手，真是太不應該了。
封禪是中國古代社會祭天的大典。
漢武帝為紀念這次隆重的泰山封禪，特將年號改為元封，時為公元前一一零年。
漢武帝是個自視極高的人，認為自己的“至德”大於曆代帝王，因此，他要效仿秦始皇，封禪泰山，向上天匯報自己的豐功偉績。以後，武帝先後六次泰山封禪，以求長生不老，長治久安。當然，每次封禪的巨大開銷，都是老百姓買單，反正“文景之治”時期積攢下來的老底兒還夠他折騰一氣的。
雖然司馬遷受到過武帝的賞識和提拔，現又身居皇帝貼身要職，但是，他對漢武帝濫用封禪，頗有微詞。在《封禪書》中，司馬遷通過對曆史上封禪祭祀活動，尤其是武帝搞的祭祀活動所作的大量嘲諷性紀錄，讓你看後覺得咱這迷信皇帝讓方士糊弄的一愣一愣的，到處祭拜，勁沒少費，錢沒少花，整個一瞎掰，基本上沒有應驗的。
舉行了封禪大典後，司馬遷隨所同武帝的大隊人馬從泰山沿海北上，經山東半島，北上碣石（今河北昌黎），出長城，到達遼西走廊的錦州，西行經承德，橫跨內蒙古大草原，經九原（今內蒙五原縣），順著蒙恬興建一千八百裏“直道”回到長安。
過長城時，司馬遷想到如此浩大的工程是在嚴刑峻法，征夫多死的悲慘局麵下完成的，痛罵蒙恬“兄弟遇誅，不亦宜乎”。
此次巡行，路過北地，塞外草原景色又給司馬遷開辟了新的創作天地，我們從《匈奴列傳》和《李將軍列傳》中便能體會到當時塞外的蒼涼。
司馬遷在一生中，東遊會稽，姑蘇；南登九嶷，廬山，遠至昆明；西至空同，巴蜀；北越長城，踏遍了中國的名山大川。前人評論司馬遷“自負之時，足跡不肯一日休”，確不為過。他以畢生的遊曆活動克服了“古今路阻，視聽壤隔”的局限，為著一部書，行遍萬裏路，這是什麽精神？
遊曆對司馬遷的《史記》寫作，尤其對他搜集曆史資料，了解社會，準確揭示曆史人物和事件，大有裨益。古代史書對曆史事件的解釋，大都受著君權神授，天道無常等世界觀的支配，這對自幼誦讀古籍的司馬遷產生很深的影響。
根據在遊曆中對曆史人物的了解和對當時社會現象的觀察，特別是扈從武帝封禪巡行，使司馬遷對天道產生懷疑。 他在《伯夷列傳》裏尖銳地指出，“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天之極施善人，其何如哉”？他以曆史人物的遭遇來對所謂的“天道”提出質疑，進而否定。項羽違背民心，導致最後滅亡。但他在臨死前尚不覺悟，竟荒謬地說：“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這家夥不好好找找失敗原因，把自己政治上的錯誤和軍事上的失利一股腦地歸罪於天，難怪同情項羽的司馬遷也毫不客氣地予以嘲笑。
在遊曆中，司馬遷看到了武帝時代懸殊的貧富差別和尖銳的社會矛盾，意識到經濟因素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通過對社會生活的細致觀察，他發現“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而有些統治者就不明白這個理兒，自恃受命於天，荒淫無度，祭天祭神，卻不理會百姓疾苦和他們對物質利益的追求，結果，到了百姓揭竿而起，大勢已去之時，又往往怨天尤人。早幹嘛去了？
在遊曆中，司馬遷廣泛地接觸到了各階層的廣大人民群眾，對下層人民的真實感情有了切身體會，從而一反正史官書不記載下層人物的舊例，從被壓迫被剝削的弱勢團體的角度，描寫了農民，婦女，娼優，遊俠，卜巫等眾多的小人物。他甚至還把陳勝吳廣領導的農民起義比之於湯武革命，充分反映了他傾向下層人民的思想高度。他還從群眾中學習了大量的民謠，諺語和俗語，使《史記》的語言豐富多彩。
在遊曆中，司馬遷縱情欣賞各地雄奇秀美的山光水色。那時候，可沒什麽環境汙染的問題，置身於大自然中，絕對是一種視覺享受。因而，山水形象的感受，像一幅幅色彩斑駁的畫卷，融入他的文字，將天下之大觀，釀之為文，吐之為書。“南浮沅湘”，訴大江，見狂瀾驚波，險風怒號，而筆鋒奔放；吊屈原，賈誼，臨江而涕垂，文辭則感切傷激；觀孔子遺風，鄉射鄒嶧，其文典重而溫雅；遊楚漢戰場，想見千軍萬馬，縱筆則龍騰虎躍，雄勇猛建；西使巴蜀，跨劍閣鳥道，又可見其文斬絕峻拔。這種千變萬化絢麗多彩的文筆，毋庸置疑是得之天籟。
遊曆還使司馬遷有機會對自己從書本上所學的知識加以檢驗。
司馬遷幼年時曾從古文經學大師孔安國學習《尚書》。這部書著述年代較早，沒有關於黃帝的記載。在《帝德》，《帝係》兩個古本裏，孔夫子有過關於黃帝的敘述，但失傳了，而諸子百家的書裏卻都有黃帝的記載。像這類問題，光從書本裏找答案是不行的，司馬遷也沒有輕下論斷。
後來，在扈從武帝巡行中，路過相傳皇帝殺蚩尤的涿鹿等地，經過認真考察，搜集了大量民間傳說，他才確信黃帝的存在。
《五帝本紀》就是根據百家之說和在這一地區調查中獲得的第一手資料寫成的。通過在遊曆中對山川地勢的考察觀測，他還發現以前讀過的兩部地理著作《禹本紀》和《山海經》中的記載荒誕不經，而《尚書》中的地理部分則多與實際相符，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畢生的遊曆活動不但使司馬遷得以“罔羅天下放失舊聞”，寫出一部展示自古至漢三千年間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麵進程的體係全新的宏篇曆史巨著，而且還開啟了“讀萬卷書，行萬裏路”這樣一種文人旅遊的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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