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江舟閑
心情劄記
By 吳小東
誰能想到，風華絕代的才女張愛玲，晚年生活的中心不是寫作，不是研究，不是遊曆，而是艱苦卓絕地與虱子戰鬥。
據張愛玲遺囑執行人林式同說，從 1984 年 8 月到 1988 年 3 月這三年半時間內，她平均每個星期搬家一次。這似乎是誇張，因為這樣算下來，搬家次數達一百八十多次，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紀錄。但張愛玲給文學史家夏誌清的一封親筆信裏，說法更嚇人：“我這幾年是上午忙著搬家，下午忙著看病，晚上回來常常誤了公車。”可以確信，晚年張愛玲即使不是每天都搬家，其搬家頻率之高也將大大超乎一般人的想像。
張愛玲如此頻繁地搬家，僅僅是為了“躲蟲子” —— 一種她認為來自南美、小得肉眼幾乎看不見、但生命力特別頑強的跳蚤。她隨身攜帶著簡易的行李，隻要在投身處發現跳蚤就馬上離開。 1991 年，她在給朋友的信中說：“每月要花兩百美元買殺蟲劑”，“櫥櫃一格一罐”。
誰都看得出來，這是一種強迫症，一種病態。
17歲時，張愛玲就說過：“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衣袍，爬滿了虱子。”一個正當青春年華的女孩子說出這樣的話，想想令人恐怖。不幸的是，一語成讖。張愛玲的一生，正是與“虱子”戰鬥的一生。
張愛玲很早就看到，穿梭於俗世繁華中的男男女女，華麗的外表下包藏著人性的暗疾，靈魂中蟄伏著一隻隻微小卻執拗的“虱子”，貪婪地、不動聲色地啃齧著真性情。《傾城之戀》裏的白流蘇，明知範柳原不會把她當作愛的唯一，但為了嫁個體麵的富家子弟，不得不拿殘餘的青春作最後一搏；《金鎖記》裏的曹七巧，在無愛無性的婚姻中消磨了一生，導致心理變態，以摧殘兒女的幸福為樂……貪欲使她們沒有勇氣和力量清除內心的“虱子”，眼睜睜地看著它們繁衍、長大、蔓延，直到將鮮活的生命吞沒。
張愛玲有一句坦率得近乎“無恥”的名言：“出名要趁早”。那是1944年，有人勸她不要在當時上海一些與日軍和汪偽政權有染的刊物發表小說，她的回答是：“出名要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麽痛快。”1944年是什麽年頭？多數中國知識分子、作家蝸居於西南，有的作學術積累，有的投身抗戰宣傳，有的默默寫作，連張愛玲所崇拜的通俗小說家張恨水，也寄寓重慶，在作品中顯示出抗戰傾向。與張愛玲同樣身陷“孤島”的錢鍾書，開始寫《圍城》，但“兩年裏憂世傷生，屢想中止”，直到1947年《圍城》才出版。而張愛玲卻迫不及待地要“出名”，而且理直氣壯，洋洋自得。
張愛玲與胡蘭成的婚姻，不用說是一場孽緣。胡蘭成是夠下作的了，與張愛玲結婚不到半年，就在武漢與一個姓周的護士如膠似漆；當張愛玲追到溫州質問，他又已經與一個叫範秀美的當地女子同居。人們常怪胡蘭成給張愛玲造成了太多不幸，但問題是為什麽張愛玲偏偏“碰”上了胡蘭成。
世間沒有偶然的事。不管張愛玲多麽“高貴”，胡蘭成多麽下作，他們在人格上其實是有相似之處的。胡蘭成賣文（任敵偽報紙主筆），張愛玲也賣文；胡蘭成沒有原則，張愛玲也沒有原則。對他們而言，最重要的原則是能出人頭地，盡享浮生的繁華與榮耀。隻不過，胡蘭成確實更下賤一些。
在美國，最令張愛玲引以為自豪的寫作遭遇毀滅性打擊。一部部作品寫出來，一部部被出版社拒絕，為此張愛玲不知流下了多少羞恨交加的眼淚。絕望之中她隻好為香港電影公司寫劇本以謀生，甚至著手寫作《張學良傳》。她終於發現，她並不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紅”的天才。其實，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她在兩年內從一個因戰爭輟學的大學生一躍而成為上海最有名的作家，是與上海“孤島”時期的特殊形勢分不開的。
夏誌清先生曾建議張愛玲多接觸美國社會——她畢竟大半生都生活在美國——然後以美國生活為素材進行創作上的突破。但張愛玲的孤傲和軟弱，使她無法融入美國這個早已現代化了的社會。她的生活越來越封閉，最後把自己關起來，有人給她打電話要事先寫信預約，連友人書信也懶得看了。
在張愛玲的性格中，有一種寒意沁人的真正的冷。她不像其他女人一樣喜歡小貓小狗，對唯一的弟弟也冷眼相看。即使對她最親密的人如好友炎櫻、姑姑，她也錙銖必較，每一筆賬都算得清清楚楚。對於社會，她也沒有多少了解的欲望，一次她坐人力車到家要付車夫小賬，覺得非常“可恥而又害怕”，把錢往那車夫手裏一塞，匆忙逃開，看都不敢看車夫的臉。有一次空襲後，她和朋友在街頭小攤吃蘿卜餅，竟能對幾步外窮人青紫的屍首視若不見。
張愛玲出身於貴族之家，父親是一個封建遺少，性格乖戾暴虐，抽鴉片，娶姨太太，母親是曾經出洋留學的新式女子，父母長期不和，終於離異。後來父親續娶，張愛玲與父親、後母關係更為緊張。有一次，張愛玲擅自到生母家住了幾天，回來竟遭到後母的責打，然而後母誣陷張愛玲打她，父親發瘋似的毒打張愛玲，“我覺得我的頭偏到這一邊，又偏到那一邊，無數次，耳朵也震聾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還揪住我的頭發一陣踢。”然後父親把張愛玲關在一間空屋裏好幾個月，由巡警看著，她得了嚴重痢疾，父親也不給她請醫生，不給買藥，一直病了半年，差點死了。照她想，“死了就在園子裏埋了”，也不會有人知道。在禁閉中，她每天聽著嗡嗡的日軍飛機，“希望有個炸彈掉在我們家，就同他們死在一起我也願意。”
在這種陰沉冷酷的環境裏長大，青春期遭受過如此殘酷的折磨，心理上不發生一些畸變，幾乎是不可能的。張愛玲對這個世界充滿了恐懼和懷疑，在心裏築起一道堅硬的屏障，把她與世界隔開。“人是最靠不住的”，是她從青春磨難中總結出來的人生信條。冷酷無情、殺機四伏的家庭，在張愛玲的心靈裏種下了一隻陰鬱的“虱子”，成了她“一生不能克服”的“咬齧性的小煩惱”。她的急功近利，她的冷漠世故，她的孤僻清高，都與此有關。
在生命中的最後二十年，張愛玲呈現出越來越顯著的心理疾病症狀。她對人越發冷淡，生活日益封閉，家具、衣物隨買隨扔。她其實是以這種方式來擺脫內心的空虛與枯寂。
而多年來一直潛伏在心裏的“虱子”，此時終於變成實實在在的客體，來向她發動最後的攻勢了。在洛杉磯的最後二十三年裏，為了躲避這種令她觸之喪膽的小東西，她在各地旅館輾轉流徙，隨身隻帶幾個塑料袋。在搬家中，財物拋棄了，友人的書信遺失了，甚至花幾年心血完成的《海上花》譯稿也不知所終。去世前四個月，她還寫信給林式同，說想搬到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或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去——這兩個地方都是沙漠。也許她以為在沙漠裏可以擺脫被虱子咬齧的苦惱。
1995年9月8日，張愛玲謝世於美國洛杉磯寓所，七天後才被人發現。屋裏沒有家具，沒有床，她就躺在地板上，身上蓋著一條薄薄的毯子。一個曾經無限風光的生命，以一種最淒涼的方式凋零。我常常想，張愛玲彌留之際，有沒有想到晚年躺在床榻上的七巧？是否也懶得去擦腮上的一滴清淚？
她以一雙早熟的慧眼洞徹了人性的弱點和世間的荒誕，並以生花妙筆展示給世人看，但她沒有足夠的光芒來穿透黑暗，驅散心靈中的“虱子”。“生命是一束純淨的火焰，我們依靠自己內心看不見的太陽而生存。”一位外國作家如是說。但張愛玲心裏沒有太陽。她的生命正如她所說，是“一襲華美的衣袍”，這衣袍曾經光豔照人，風情萬種，但最終還是被“虱子”吞沒了。這是怎樣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