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與張愛玲的“獨立”陷阱 ZT

蕭紅與張愛玲的“獨立”陷阱

by 宋涵

《黃金時代》熱映，蕭紅重新被熱議。有人認為蕭紅是“作”死的，她最大的悲劇源於她的不自重不獨立。蕭紅自然有她的性格缺陷之處，可如此武斷地、哄鬧地評價一個天才女作家，進行道德大批判，未免讓人齒冷心寒。那麽，蕭紅究竟要如何獨立才能避免那些苦難？獨立與否能在多大程度上衡量她的一生？而比對民國另一才女張愛玲，她一生都拚盡全力追求“獨立”，可誰又仔細檢閱過這“獨立”背後的偶然性、無奈與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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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心中，張愛玲和蕭紅無疑是民國最有才華的兩個女作家。沒有之三。

　　電影《黃金時代》上映，討論蕭紅的文章多起來。我不滿這部電影的，倒不是它沉悶的敘事方式，而是它竟然在3個小時的篇幅裏隱藏了蕭紅的創作過程與文學成就，使得人們（尤其是本來就不熟悉她的人）再一次隻關注她的私生活。

於是就有人就拿蕭紅和我們這個時代的“女文青”相提並論，認為蕭紅是“作”死的：私生活混亂，軟弱病態，隻能從一個男人身上輾轉到另一個男人身上。總而言之，她最大的悲劇，都源於她不自重不獨立。

　　蕭紅自然有她的性格缺陷之處，可如此武斷地、哄鬧地評價一個天才女作家，進行道德大批判，恨不得給她掛上破鞋遊街，未免讓人齒冷心寒。她不是一個普通人，不是安分於輟學結婚生娃的女人；她是寫出了《呼蘭河傳》、用最純淨的文字注視過這個苦難世界的女人。

　　我忍不住難過地想，蕭紅究竟要如何獨立才能避免那些苦難？獨立與否能在多大程度上衡量她的一生？我又想起張愛玲，張愛玲一生都拚盡全力追求“獨立”，可誰又仔細檢閱過這“獨立”背後的偶然性、無奈與損失？

　　蕭紅是“情感軟弱、依賴男人、經濟不獨立”的，那麽我們來看看，張愛玲的“獨立之路”是如何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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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愛玲堅強的意誌力，從小時候她對金錢的認識，就可以看出來了。張愛玲9歲時最想做畫家，後來看了一個畫家（可能是梵高）窮困潦倒的故事，大哭一場，心裏的畫家夢從此破碎了。

　　張愛玲雖然出身於大戶人家，父母祖上都是名門望族，但父親是典型的紈絝子弟，家裏已顯露頹勢。她母親是個新式女性，天資聰穎，不願在舊式封建家庭中耗掉一生，在張愛玲4歲時，賣了自己的嫁妝去歐洲遊學。張愛玲後來和父親、後母生活在一起，她在童年時，就感到了向父母要錢是沒有尊嚴且窘迫的。她說：“能夠愛一個人愛到問他拿零花錢的地步，那是嚴格的試驗。”--這句話評價的是她向回國的母親要錢時，那種“瑣屑的難堪，一點一點毀了我的愛”。

　　張愛玲很早就有了女性意識。她和弟弟各有一個保姆，她的保姆，因為帶的是女孩子，自覺心虛，凡事都讓著弟弟的保姆，並且常常對她說，你將來總是要嫁的。她後來在《私語》中寫道：“張幹（她的保姆）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問題，我要銳意圖強，務必要勝過我弟弟”。

張愛玲和蕭紅一樣，看到了女性的不公正命運，他們都被父親囚禁過、也都有從舊式家庭中逃離決裂的經曆。少女張愛玲逃出之後，在母親的一點庇護之下，狠心念書，發誓要拿全獎去倫敦大學，結果考了整個遠東區的第一名。由於“二戰”，她隻能入學香港大學，在香港期間也是絲毫不敢放鬆，每學期都要拿全獎，她再也不願經受向親人要錢的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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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淪陷後，張愛玲返回上海，正式開始寫作生涯。22歲的張愛玲在上海迎來了她的“黃金時代”。光是1943年5月至1944年6月這一年的時間裏，她就發表了《金鎖記》、《傾城之戀》、《紅玫瑰與白玫瑰》等將近18篇小說。她未經過青澀的摸索期，一出世就技藝圓熟、驚豔四座。這些小說至今仍是文學史上的瑰寶。

　　年輕的張愛玲很快實現了她從小就心心念念的經濟獨立。盡管她自稱寫文章“慢而吃力”，但這時她已能依靠這種天賦爭取了來之不易的自由，終於擺脫了長久以來被貧窮壓迫的噩夢。於是她意氣風發地喊：“成名要趁早呀！”

　　張愛玲對世界之殘酷非常清醒，在她喊出這句話時，是下決心要通過寫作實現經濟保障的。張愛玲的極致聰明，在於可以寫出叫好又叫座的小說。她寫通俗愛情、男女之事，故事裏充滿畸戀——她是知道讀者在哪裏的，讀者才是她的衣食父母，讀者可以為她撐腰，讓她理直氣壯地坐在公寓裏寫作。同時，她的天分又在這些通俗故事裏展現了流光溢彩的文學之美。她要拿《紅樓夢》的寫作標準在要求自己：“要一奉十”——讀者要一分的東西，她要寫出十分的東西來，“作者盡量給他所能給的，讀者盡量拿他所能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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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裏，張愛玲已經比蕭紅要“成功”得多了。看起來張愛玲比蕭紅更要強、更果斷、更不懷僥幸，對任何人（包括任何男人）都不抱徹底的依賴。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另一個因素：她的環境比較蕭紅更優越，上海畢竟是國際大都市，機遇和輿論都遠遠好過那個封閉落後的東北小鎮。

　　在幾乎相同的年紀，當張愛玲年輕成名時，蕭紅卻在寒冷與饑餓中四處逃竄、別無去處，最後，不得不一邊投靠男人一邊懷孕一邊寫作。蕭紅肯定也是要強的，否則她不會做出讓整個家族蒙羞的逃婚“醜事”來。但是，她的能力與她所處的環境，不足以支撐起她要解放自我的渴望。這對於同樣有才華、心高氣傲過的她，肯定是致命的痛苦。蕭紅一定經曆過走投無路的孤獨與絕望，對生活的鋒利與冰冷有蝕骨的體驗，所以她才會說，男人對她的傷害，並不那麽痛，因為“經曆過傷筋斷骨之痛，皮肉之痛也就不算什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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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時代的巨變相比，個人的命運終究是倉皇的。張愛玲的“黃金時代”也很快消失了。她那些“鴛鴦蝴蝶夢”般的故事，漸漸不能適應革命和政治的要求，她的市場開始走向萎縮，在大陸的最後兩年，她也不得不靠寫一些劇本來賺取生活費。到了50年代，張愛玲憑借對人性敏銳的嗅覺，預感大陸不可久待，從香港輾轉去了美國。

　　從此以後，張愛玲的命運就接近一個世俗標準的“普通人”甚至“失敗者”了。她嫁給一個美國三流作家，丈夫癱瘓後，她照顧了6年。她常年生活拮據，申請各種寫作基金，也非常費力地申請了大學的研究職位，但學術研究不是她的長項，老板很不喜歡她，她最後離職。她寫的兩篇英文長篇小說，都被退稿，在美國找不到地方出版，她試圖借英文小說打開北美市場的願望徹底落空。

在美國近40年，張愛玲深居簡出，極少與人來往；她神經質般地搬了無數次家（據說有180多次），總覺得公寓裏有跳蚤，真是如讖語般地對應了她年少時寫的“生活是一襲華麗的衣袍，爬滿了虱子”。1995年，張愛玲謝世於洛杉磯寓所，7天後才被人發現。屋裏沒有家具，沒有床，她就躺在地板上，身上蓋著一條薄薄的毯子。於是有人說張愛玲“晚景淒涼”。後來宋以朗澄清說，張愛玲去世後的銀行賬戶裏還有2.8萬美金，並不算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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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看到，在後來的幾十年，張愛玲很難通過寫小說謀生了。她做學術研究、為香港電影公司寫劇本，都是為了謀生，但這些事情，於她的才華都是巨大的浪費。這就好比讓愛因斯坦去做汽車GPS導航器。

　　假如沒有曾經的盛名和一些港台出版人的幫助，張愛玲在美國的謀生一定更艱難。我們可以大膽假設一下，假設張愛玲沒有在上海成名，假設陰差陽錯，張愛玲錯過了她短暫的“黃金時代”，那麽，身懷曠世奇才的她，在美國的謀生也會十分難堪，也許也不得不靠嫁人來解決的生存難題。也許，我們再殘忍地想一想，假如她從沒有得到過她的“黃金時代”，她也就無法意氣風發，無法孤傲獨行，也許她就心甘情願地做了一名普通的小職員，再嫁一個美國人，過完寡淡的一生--聽起來是多麽“獨立”、“自主”的人生。但世上從此再無“張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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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蕭紅不一意孤行地抗婚，與商人之子汪恩甲過日子，應該是眾人眼裏皆大歡喜的一生，然而她的才華與欲望不是這樣的婚姻可以容納的。有人說她軟弱，是的，在最苦悶的時刻她無法獨自麵對，一定要有伴；可這也不是不可饒恕的，誰在最絕望的時候不渴望擁抱呢？

　　蕭紅苦悶，是因為她看得見周遭的荒誕麻木，她不願意成為荒誕麻木的一部分——這一份勇氣又豈是“軟弱”能定義的？ 她在饑餓、貧窮、疾病中仍然堅持寫了幾十萬字優秀的作品，這一份強悍與毅力，又豈是“懶惰”、“毫無意誌力”能斷言的？難道隻有去摘棉花、扛磚頭才叫“勤勞”？

蕭紅並非不想獨立。在險惡的環境中，單純依靠藝術創造來實現世人認可的獨立，是一件非常脆弱的事。張愛玲的“獨立”也是一種脆弱的偶然。藝術創造不是簡單的物質商品出售。如果說依賴，那麽歐洲曆史上許多詩人、作家、作曲家都依賴過貴族的支助。不同的是，他們得到的是讚助者的理解與尊重，蕭紅得到的是拳打腳踢與背棄。世界的惡意也在於，生前風光，那麽身後被追捧；生前淒涼，那麽身後被嘲弄。

　　蕭紅反複說：“我別無所求，就希望有個安穩的地方好好寫作。”她意識到了自己的使命就是寫作。她不願為革命宣傳寫，隻想為自己寫，她是一個罕見的個人主義寫作者。她在動亂的環境裏屈就，是為了爭取一點時間與空間。她極端的痛楚需要一個情感庇護，因此來自男人的一點點溫情也能讓她抓住不放手。我實在不忍為此苛責她，我隻是理解她。我讀過她那麽憂傷又優美的文字，是那麽的好，因為懂得，所以願意慈悲。

　　懂與不懂，才是世上最遙遠的距離。電影《西西裏的美麗傳說》裏，小鎮上那個最性感的女人在最最孤立無援的時候，做了德國軍官的情婦，後來她在大街上被全鎮女人撕衣服、扯頭發、吐口水。隻有少年雷納多一直偷偷地愛著她，終生都愛：“歲月匆匆，後來有很多女人在我的臂膀中問我愛不愛她們。但是我最愛的女人，卻從未問過我這個問題。”隻因他懂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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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常常宣揚“女性獨立”，我也很愛錢，但在藝術領域，我很難拿“經濟獨立”來衡量一個人的價值，無論男女。是的，我們必須要有這樣的常識：有的人留下的精神產品是無價的，是任何物質都無法與之等價的。

　　為了經濟獨立，很多創作者一邊打一份工，一邊進行創作。比如寫了《三體》的劉慈欣老師至今不敢辭去工程師的工作，而他感到焦慮的是“發現最近再也不能熬夜了，不能熬夜就意味著創作的終結”——因為他所有作品都是在工作結束後，熬夜完成的。這樣的例子不勝其舉。你當然可以欽佩他們的毅力，他們拚命在世俗評價和精神追求中取得雙重平衡，但你也不得不承認，這樣的平衡對某些天才的傷害。

　　當然，許多人也並不在意“天才”，他們的想法仍然是：拽什麽拽，沒有群眾，天才算個屁。這些人花錢去歐洲看梵高的畫，也會笑著評價：那個把自己耳朵割下來的loser；或者問：梵高活該，他為什麽不能一邊畫人像掙錢一邊畫向日葵呢？

　　沒有理解，沒有懂得，何來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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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愛玲盡管從9歲就下決心不能成為潦倒的藝術家，也難以避免老年的落寂。她的天性與才華，注定了她不可能符合“老百姓”的標準，度過熱鬧的、庸碌的、團圓的一生。當她年老獨自坐在公寓時，也許會悄悄地笑：將來自己的故事，是否也會嚇到一個9歲的小女孩丟掉作家夢？

　　可丟得掉的，就注定不是你的。命運冥冥中自有它的主宰。而天才的命運，不是凡人們一句“性格問題”所能了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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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蕭紅《生死場》寫過推薦序的魯迅先生寫過一段話：

　　“戰士戰死了的時候，蒼蠅們所首先發見的是他的缺點和傷痕，嘬著，營營地叫著，以為得意。

　　的確的，誰也沒有發見過蒼蠅們的缺點和創傷。

　　然而，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