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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紅與張愛玲的“獨立”陷阱 ZT

(2015-06-26 15:01:10) 下一個


蕭紅與張愛玲的“獨立”陷阱

by 宋涵

《黃金時代》熱映,蕭紅重新被熱議。有人認為蕭紅是“作”死的,她最大的悲劇源於她的不自重不獨立。蕭紅自然有她的性格缺陷之處,可如此武斷地、哄鬧地評價一個天才女作家,進行道德大批判,未免讓人齒冷心寒。那麽,蕭紅究竟要如何獨立才能避免那些苦難?獨立與否能在多大程度上衡量她的一生?而比對民國另一才女張愛玲,她一生都拚盡全力追求“獨立”,可誰又仔細檢閱過這“獨立”背後的偶然性、無奈與損失?


1

  在我心中,張愛玲和蕭紅無疑是民國最有才華的兩個女作家。沒有之三。

  電影《黃金時代》上映,討論蕭紅的文章多起來。我不滿這部電影的,倒不是它沉悶的敘事方式,而是它竟然在3個小時的篇幅裏隱藏了蕭紅的創作過程與文學成就,使得人們(尤其是本來就不熟悉她的人)再一次隻關注她的私生活。

於是就有人就拿蕭紅和我們這個時代的“女文青”相提並論,認為蕭紅是“作”死的:私生活混亂,軟弱病態,隻能從一個男人身上輾轉到另一個男人身上。總而言之,她最大的悲劇,都源於她不自重不獨立。

  蕭紅自然有她的性格缺陷之處,可如此武斷地、哄鬧地評價一個天才女作家,進行道德大批判,恨不得給她掛上破鞋遊街,未免讓人齒冷心寒。她不是一個普通人,不是安分於輟學結婚生娃的女人;她是寫出了《呼蘭河傳》、用最純淨的文字注視過這個苦難世界的女人。

  我忍不住難過地想,蕭紅究竟要如何獨立才能避免那些苦難?獨立與否能在多大程度上衡量她的一生?我又想起張愛玲,張愛玲一生都拚盡全力追求“獨立”,可誰又仔細檢閱過這“獨立”背後的偶然性、無奈與損失?

  蕭紅是“情感軟弱、依賴男人、經濟不獨立”的,那麽我們來看看,張愛玲的“獨立之路”是如何走的。

 

  2

 

  張愛玲堅強的意誌力,從小時候她對金錢的認識,就可以看出來了。張愛玲9歲時最想做畫家,後來看了一個畫家(可能是梵高)窮困潦倒的故事,大哭一場,心裏的畫家夢從此破碎了。

  張愛玲雖然出身於大戶人家,父母祖上都是名門望族,但父親是典型的紈絝子弟,家裏已顯露頹勢。她母親是個新式女性,天資聰穎,不願在舊式封建家庭中耗掉一生,在張愛玲4歲時,賣了自己的嫁妝去歐洲遊學。張愛玲後來和父親、後母生活在一起,她在童年時,就感到了向父母要錢是沒有尊嚴且窘迫的。她說:“能夠愛一個人愛到問他拿零花錢的地步,那是嚴格的試驗。”--這句話評價的是她向回國的母親要錢時,那種“瑣屑的難堪,一點一點毀了我的愛”。

  張愛玲很早就有了女性意識。她和弟弟各有一個保姆,她的保姆,因為帶的是女孩子,自覺心虛,凡事都讓著弟弟的保姆,並且常常對她說,你將來總是要嫁的。她後來在《私語》中寫道:“張幹(她的保姆)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問題,我要銳意圖強,務必要勝過我弟弟”。

張愛玲和蕭紅一樣,看到了女性的不公正命運,他們都被父親囚禁過、也都有從舊式家庭中逃離決裂的經曆。少女張愛玲逃出之後,在母親的一點庇護之下,狠心念書,發誓要拿全獎去倫敦大學,結果考了整個遠東區的第一名。由於“二戰”,她隻能入學香港大學,在香港期間也是絲毫不敢放鬆,每學期都要拿全獎,她再也不願經受向親人要錢的恥辱。

 

  3

  香港淪陷後,張愛玲返回上海,正式開始寫作生涯。22歲的張愛玲在上海迎來了她的“黃金時代”。光是1943年5月至1944年6月這一年的時間裏,她就發表了《金鎖記》、《傾城之戀》、《紅玫瑰與白玫瑰》等將近18篇小說。她未經過青澀的摸索期,一出世就技藝圓熟、驚豔四座。這些小說至今仍是文學史上的瑰寶。

  年輕的張愛玲很快實現了她從小就心心念念的經濟獨立。盡管她自稱寫文章“慢而吃力”,但這時她已能依靠這種天賦爭取了來之不易的自由,終於擺脫了長久以來被貧窮壓迫的噩夢。於是她意氣風發地喊:“成名要趁早呀!”

  張愛玲對世界之殘酷非常清醒,在她喊出這句話時,是下決心要通過寫作實現經濟保障的。張愛玲的極致聰明,在於可以寫出叫好又叫座的小說。她寫通俗愛情、男女之事,故事裏充滿畸戀——她是知道讀者在哪裏的,讀者才是她的衣食父母,讀者可以為她撐腰,讓她理直氣壯地坐在公寓裏寫作。同時,她的天分又在這些通俗故事裏展現了流光溢彩的文學之美。她要拿《紅樓夢》的寫作標準在要求自己:“要一奉十”——讀者要一分的東西,她要寫出十分的東西來,“作者盡量給他所能給的,讀者盡量拿他所能拿的”。

 

  4

 

  到這裏,張愛玲已經比蕭紅要“成功”得多了。看起來張愛玲比蕭紅更要強、更果斷、更不懷僥幸,對任何人(包括任何男人)都不抱徹底的依賴。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另一個因素:她的環境比較蕭紅更優越,上海畢竟是國際大都市,機遇和輿論都遠遠好過那個封閉落後的東北小鎮。

  在幾乎相同的年紀,當張愛玲年輕成名時,蕭紅卻在寒冷與饑餓中四處逃竄、別無去處,最後,不得不一邊投靠男人一邊懷孕一邊寫作。蕭紅肯定也是要強的,否則她不會做出讓整個家族蒙羞的逃婚“醜事”來。但是,她的能力與她所處的環境,不足以支撐起她要解放自我的渴望。這對於同樣有才華、心高氣傲過的她,肯定是致命的痛苦。蕭紅一定經曆過走投無路的孤獨與絕望,對生活的鋒利與冰冷有蝕骨的體驗,所以她才會說,男人對她的傷害,並不那麽痛,因為“經曆過傷筋斷骨之痛,皮肉之痛也就不算什麽了”。

 

  5

 

  與時代的巨變相比,個人的命運終究是倉皇的。張愛玲的“黃金時代”也很快消失了。她那些“鴛鴦蝴蝶夢”般的故事,漸漸不能適應革命和政治的要求,她的市場開始走向萎縮,在大陸的最後兩年,她也不得不靠寫一些劇本來賺取生活費。到了50年代,張愛玲憑借對人性敏銳的嗅覺,預感大陸不可久待,從香港輾轉去了美國。

  從此以後,張愛玲的命運就接近一個世俗標準的“普通人”甚至“失敗者”了。她嫁給一個美國三流作家,丈夫癱瘓後,她照顧了6年。她常年生活拮據,申請各種寫作基金,也非常費力地申請了大學的研究職位,但學術研究不是她的長項,老板很不喜歡她,她最後離職。她寫的兩篇英文長篇小說,都被退稿,在美國找不到地方出版,她試圖借英文小說打開北美市場的願望徹底落空。

在美國近40年,張愛玲深居簡出,極少與人來往;她神經質般地搬了無數次家(據說有180多次),總覺得公寓裏有跳蚤,真是如讖語般地對應了她年少時寫的“生活是一襲華麗的衣袍,爬滿了虱子”。1995年,張愛玲謝世於洛杉磯寓所,7天後才被人發現。屋裏沒有家具,沒有床,她就躺在地板上,身上蓋著一條薄薄的毯子。於是有人說張愛玲“晚景淒涼”。後來宋以朗澄清說,張愛玲去世後的銀行賬戶裏還有2.8萬美金,並不算窮。

 

  6

 

  我們可以看到,在後來的幾十年,張愛玲很難通過寫小說謀生了。她做學術研究、為香港電影公司寫劇本,都是為了謀生,但這些事情,於她的才華都是巨大的浪費。這就好比讓愛因斯坦去做汽車GPS導航器。

  假如沒有曾經的盛名和一些港台出版人的幫助,張愛玲在美國的謀生一定更艱難。我們可以大膽假設一下,假設張愛玲沒有在上海成名,假設陰差陽錯,張愛玲錯過了她短暫的“黃金時代”,那麽,身懷曠世奇才的她,在美國的謀生也會十分難堪,也許也不得不靠嫁人來解決的生存難題。也許,我們再殘忍地想一想,假如她從沒有得到過她的“黃金時代”,她也就無法意氣風發,無法孤傲獨行,也許她就心甘情願地做了一名普通的小職員,再嫁一個美國人,過完寡淡的一生--聽起來是多麽“獨立”、“自主”的人生。但世上從此再無“張愛玲”。

 

  7


  假如蕭紅不一意孤行地抗婚,與商人之子汪恩甲過日子,應該是眾人眼裏皆大歡喜的一生,然而她的才華與欲望不是這樣的婚姻可以容納的。有人說她軟弱,是的,在最苦悶的時刻她無法獨自麵對,一定要有伴;可這也不是不可饒恕的,誰在最絕望的時候不渴望擁抱呢?

  蕭紅苦悶,是因為她看得見周遭的荒誕麻木,她不願意成為荒誕麻木的一部分——這一份勇氣又豈是“軟弱”能定義的? 她在饑餓、貧窮、疾病中仍然堅持寫了幾十萬字優秀的作品,這一份強悍與毅力,又豈是“懶惰”、“毫無意誌力”能斷言的?難道隻有去摘棉花、扛磚頭才叫“勤勞”?

蕭紅並非不想獨立。在險惡的環境中,單純依靠藝術創造來實現世人認可的獨立,是一件非常脆弱的事。張愛玲的“獨立”也是一種脆弱的偶然。藝術創造不是簡單的物質商品出售。如果說依賴,那麽歐洲曆史上許多詩人、作家、作曲家都依賴過貴族的支助。不同的是,他們得到的是讚助者的理解與尊重,蕭紅得到的是拳打腳踢與背棄。世界的惡意也在於,生前風光,那麽身後被追捧;生前淒涼,那麽身後被嘲弄。

  蕭紅反複說:“我別無所求,就希望有個安穩的地方好好寫作。”她意識到了自己的使命就是寫作。她不願為革命宣傳寫,隻想為自己寫,她是一個罕見的個人主義寫作者。她在動亂的環境裏屈就,是為了爭取一點時間與空間。她極端的痛楚需要一個情感庇護,因此來自男人的一點點溫情也能讓她抓住不放手。我實在不忍為此苛責她,我隻是理解她。我讀過她那麽憂傷又優美的文字,是那麽的好,因為懂得,所以願意慈悲。

  懂與不懂,才是世上最遙遠的距離。電影《西西裏的美麗傳說》裏,小鎮上那個最性感的女人在最最孤立無援的時候,做了德國軍官的情婦,後來她在大街上被全鎮女人撕衣服、扯頭發、吐口水。隻有少年雷納多一直偷偷地愛著她,終生都愛:“歲月匆匆,後來有很多女人在我的臂膀中問我愛不愛她們。但是我最愛的女人,卻從未問過我這個問題。”隻因他懂她。


8


我也常常宣揚“女性獨立”,我也很愛錢,但在藝術領域,我很難拿“經濟獨立”來衡量一個人的價值,無論男女。是的,我們必須要有這樣的常識:有的人留下的精神產品是無價的,是任何物質都無法與之等價的。

  為了經濟獨立,很多創作者一邊打一份工,一邊進行創作。比如寫了《三體》的劉慈欣老師至今不敢辭去工程師的工作,而他感到焦慮的是“發現最近再也不能熬夜了,不能熬夜就意味著創作的終結”——因為他所有作品都是在工作結束後,熬夜完成的。這樣的例子不勝其舉。你當然可以欽佩他們的毅力,他們拚命在世俗評價和精神追求中取得雙重平衡,但你也不得不承認,這樣的平衡對某些天才的傷害。

  當然,許多人也並不在意“天才”,他們的想法仍然是:拽什麽拽,沒有群眾,天才算個屁。這些人花錢去歐洲看梵高的畫,也會笑著評價:那個把自己耳朵割下來的loser;或者問:梵高活該,他為什麽不能一邊畫人像掙錢一邊畫向日葵呢?

  沒有理解,沒有懂得,何來慈悲?

 

  9


  張愛玲盡管從9歲就下決心不能成為潦倒的藝術家,也難以避免老年的落寂。她的天性與才華,注定了她不可能符合“老百姓”的標準,度過熱鬧的、庸碌的、團圓的一生。當她年老獨自坐在公寓時,也許會悄悄地笑:將來自己的故事,是否也會嚇到一個9歲的小女孩丟掉作家夢?

  可丟得掉的,就注定不是你的。命運冥冥中自有它的主宰。而天才的命運,不是凡人們一句“性格問題”所能了悟的。

 

  10

 

  為蕭紅《生死場》寫過推薦序的魯迅先生寫過一段話:

  “戰士戰死了的時候,蒼蠅們所首先發見的是他的缺點和傷痕,嘬著,營營地叫著,以為得意。

  的確的,誰也沒有發見過蒼蠅們的缺點和創傷。

  然而,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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