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抉擇

文 周為筠

“搶救大陸學人”

對於生逢鼎革的知識分子來說，1949年是短暫而漫長的一年，這一年在政治軍事大幕背後，有悲歡離合的社會生活，有人生十字路口的彷徨躑躅。在這個改朝換代的易轍之時，他們注定要進行一次地震般分化與聚合。因為在整個20世紀上半葉，知識分子的命運不可避免地與雲譎波詭的政治粘合在一起了，國共兩黨的曆史和紛爭無情地影響了他們的選擇，透顯出時代是如何擺布個人命運的。當時整個知識界都得麵臨著何去何從的問題:是留在大陸，還是東渡台灣？

蔣家王朝在1949年倉惶敗逃時，帶走了故宮的古董字畫，國庫的金條珠寶，帶走了“光複大陸”的幻想。但是蔣介石盤算著日後大業，退守也總是需要一些知識分子來支撐門麵，更何況將這些大科學家、大學者留給共產黨，無疑是助長赤焰，他於是開始了對一些知識分子的爭取工作。

蔣介石倚重傅斯年與朱家驊負責“搶救大陸學人”。在具體執行上由傅斯年、陳雪屏與蔣經國三人組成小組，他們磋商謀劃細節辦法，來“搶救”平津學術教育界知名人士。這樣就出現了國民黨在敗離大陸前的“搶救大陸學人”那一幕，這與蔣介石在經濟上搶運國庫儲存的黃金美鈔比肩並行，為國民黨日後在台灣經濟文化的複蘇打下基礎。

計劃中有四種人必須“搶救”送赴台灣:各院、校、會負責首長；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須離開大陸者；在學術上有貢獻者。很快傅斯年、陳雪屏和蔣經國商議擬定了需要“搶救”的名單，這份名單幾乎是清一色的有成就的知識分子。在第一份名單裏，院校負責人當中，包括湯用彤、饒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搶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學術上有所貢獻的如楊振聲、羅常培等，而胡適自然是搶救的首選和重點。

1948年12月初，陳雪屏奉命由南京飛北平，召集梅貽琦、胡適等北大清華校長教授開會，商討“搶救學人”實施辦法。蔣介石親自下手諭派飛機冒著解放軍的炮火飛抵北平，至北平南苑機場隨時待命，被“搶救者”可以即時登機南飛。但在這次沉悶的會議上，在座各位相顧無言不置可否。 

這段時間共產黨方麵開始爭取胡適，解放區的廣播電台明確宣布:隻要胡適不離開北平，不跟蔣介石走，中共保證北平解放後仍讓胡適擔任北大校長和北平圖書館館長。北大一些同仁聽了，都饒有興趣地靜觀胡適的反應，胡適卻異常平靜，隻微笑著說了句:“他們要我嗎？”

胡適囑托鄧廣銘找到陳寅恪，問其是否願意一起南飛，陳寅恪幹脆地回答說跟胡先生一起走心安理得。胡適臨走時贈給北大同仁三句話:“在蘇俄，有麵包，沒有自由；在美國，又有麵包又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

1948年12月14日，飛機在北平等候大學教授時，鄭天挺覺得不大好辦，決定公開此次計劃，使要離北平的人去登記。15日傍晚6點半，胡適與陳寅恪乘坐的飛機抵達南京明故宮機場，同機者尚有北大清華的毛子水、錢思亮、英千裏、張佛泉等著名教授。

1948年12月21日，第二批被“搶救”的學人由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率領，同機者到達南京的還有李書華、袁同禮、楊武之等24位教授。梅貽琦一下飛機就抱怨“市內新機場跑道太軟，隻能載重三千磅”雲雲，似為不能多載幾人而惋惜。

其實當此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下，谘詢消息不再暢通，搶救也變了調子。原來信心滿滿地以為還會有許多名教授忠於黨國，大義凜然地飛回南京，結果竟讓人大失所望，飛機上下來了許多不相幹的人。原來飛機上有不少空位，連袁同禮的老媽子也跟來了。而“搶救”名單上有的人卻轉向進步而不願同國民黨同流合汙，甚至有天派了五架飛機到機場，卻應者寥寥。反而有些家在南方的講師助教們趕上了這次難得的機會。蔣介石懊惱不已，不得不停止了飛機“搶救”。

當然也有很多不在“搶救”之列，卻執意要走的，錢穆就是其中代表。在錢穆的眼裏這場政權的更迭不僅有“亡國”的問題，更有“亡天下”的意味，因為馬列主義是西方理論，與他信仰的民族文化衝突頗多，他不可能轉變立場“改造思想”。在去上海看望老師呂思勉時，老師勸錢穆留下來教書，錢穆坦言，若留下來雖無刀鑊之刑，但須革新洗麵重新做人，這與自己對中國文化的管窺和主張有所不同，所以他是萬萬做不到的。

這些離開的知識分子，大多原本就不理解人民革命，或曾堅持過“反共”立場，他們或是直接擔任過國民黨軍政要職，或是思想文化立場不認同新政權。在緊張的政治氣氛中，已隱隱預感到將是新時代中被改造拋棄的對象，反複權衡種種利弊之後，帶著生命個體的彷徨與恐懼，無奈地背井離鄉。

父母之邦，不可棄也！

走的知識分子畢竟是少數，大多數還是選擇留下。他們之所留下來，或是深深眷戀著這片土地，或是對國民黨統治由失望到徹底絕望，或是對共產黨人印象頗好，或是他們心中對自己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有種期望。但歸根結底，他們都滿懷著對這片苦難深重的土地無法自拔地愛，都懷抱著對國計民生地殷切關懷。這段短暫而漫長地選擇，他們有茫然無助，有不安焦慮，但更多的還是希望。

清華教授馮友蘭沒有走，他毅然地肩負起“護校”的重任，把一個完整的清華交給了新政權。這個曾兩度加入國民黨的著名哲學家不走，是因為他覺得不管哪一個黨執政，隻要能把中國搞好都擁護。他自言“我之所以在解放時沒有走，主要是由於對於國民黨反動派的失望，並不是由於對共產黨的歡迎”。

北大文學院長湯用彤沒有走，胡適離開後曾寫信勸其南下，並派人送來兩張機票，湯用彤不為所動。此時北大各院係群龍無首，盡管湯用彤不善管理，然而眾望所歸之下，他義無反顧地挑起重任，擔當北大校務委員會主席，領導北大迎接新中國。

輔仁大學校長陳垣決心留下，胡適邀他同機飛走時被他斷然拒絕。陳垣在致胡適的公開信中說，“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兩次地用飛機來接，我想雖然你和陳寅恪先生已經走了，但青年的學生們卻用行動告訴了我，他們在等待光明，他們在迎接新的社會，我知道新力量已經成長……”

而此時在廣州的熊十力也沒有走，他不想在老邁之年做一個流亡之士。熊十力是無黨無派的讀書人，所以並不在乎是誰的天下。當年王夫之鑽進山洞都能為往聖繼絕學，難道他就不能？熊十力不願意效法朱舜水，他要做王夫之。熊十力自然也希望得意弟子能留下來，陪他一起繼往開來。但他的三大弟子徐複觀、牟宗三、唐君毅終究和老師因理念不同而分道揚鑣。熊十力在中共高層盛邀下頗為風光的北上，三大弟子則倉惶出走。

陳寅恪被“搶救”後終究也沒有走，因為他覺得胡適是因政治上的關係非走不可的，而他於政治卻是絕緣的，所以他最終選擇棲居嶺南度過餘生。而他的好友吳宓則西行入川，站在重慶北碚民眾隊伍中歡迎解放，他再三地說:“我不願逃到台灣去，依附美國。‘父母之邦，不可棄也！’”  

當時為“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士”而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太多。比如像張伯苓、張元濟、竺可楨、儲安平、羅隆基等等，都是大名鼎鼎的社會賢達。文學藝術界留下的人更多，沈從文、老舍、巴金等等。新聞界有影響的知識分子，比如王芸生、徐鑄成、趙超構、陳銘德和鄧季惺夫婦等幾乎都是從香港北上，迎接新政權。大多數知識分子像胡風一樣，站在廣場上放歌《時間開始了》，新時代的來臨激蕩著他們每個人的心靈。

據後來統計，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有60餘位留下了，各個研究所除了傅斯年領導的史語所比較完整地遷台，其他幾個隻有少部分人與儀器遷台，如數學所等。

最終或走或留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分水嶺，他們的選擇亦成了新中國初建時一道搶眼的風景線。所謂最終，是因為對於想走的人來說，這是最後的機會；而對決定留下的人來說，無疑亦是新生活的開始。無論是走是留，個人命運都將由此而大不相同，或漂泊孤寂，或坎坷磨難……

自此天涯各西東

1949年8月14日，毛澤東發表了那篇著名的社論《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在文章中毛澤東提到:“為了侵略必要，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百萬區別於舊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分子。對於這些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反動政府隻能控製其中一部分人，到了後來，隻能控製其中的極少數人……”這裏毛澤東對胡適、傅斯年、錢穆這三人進行了點名抨擊。

對於那些帝國主義“不能控製”，走到帝國主義反麵的大小知識分子地留下，毛澤東是歡迎之至的，但原則必須對他們進行徹底地改造。緊接著中共發出《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學校教職員和高中以上學生中普遍進行思想改造工作。於是一場如火如荼的知識分子改造進入高潮。在一次北大師生召開“控訴會”時，湯用彤、楊振聲、俞平伯等紛紛表示膺服馬列主義，批判胡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

1949年11月，朱光潛這個去年9月曾和毛子水、張佛泉等16位知識分子聯名發表《中國的出路》的名教授，在《人民日報》發表了《自我檢討》，對自己前半生作了全麵的否定。

而巴金在第一次文代會上的發言題目為《我是來學習的》。以巴金這樣赫赫有名作家尚且如此，其他人又怎能不懷有心靈深處的自卑呢？被停掉教職的沈從文甚至企圖幾次自殺而未遂，最後被發配到曆史博物館鑽故紙堆。

馮友蘭、湯用彤、陳垣、金嶽霖等等，這些留下來的大大小小知識分子都以改造對象的身份公開發表自我批判的文字。他們對自己過去所受的教育、所做出的成就進行全麵地否定，極盡自我糟蹋之能事。

此後幾十年內，知識界一片烏煙瘴氣，學術研究被扣上資本主義或封建主義的帽子，學術研究活動一直處於“失語”狀態。而這些知識分子自然不能幸免被拋棄、被批判、被侮辱的命運。有的人或許能逃過“反右”一劫，但幾乎無人逃過“文革”，等待他們的是“封建餘孽”、“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牛鬼蛇神”的帽子，是被抄家、揪鬥、遊街……

“文革”中，風燭殘年的熊十力常著一件長衫，獨自一人跌跌撞撞地雙淚長流，口中念念有詞，“中國文化亡了！”目盲腳臏的陳寅恪自言“譬如在死囚牢中”，被掃地出門後淚盡泣血而逝。吳宓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和現行反革命，受盡迫害至死…… 

劉獻廷評王夫之說:“其學無所不窺，於六經皆有發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氣，聖賢學脈，僅此一線耳”。在大陸轟轟烈烈開展的知識分子改造、“反右”、“文革”這些政治運動時，我們不能不發出同樣地感慨，然後目光轉向那些遠走的知識分子。

這些曾被“搶救”的知識分子大多都順利轉移到台灣，有的去了香港、美國、東南亞等地，有的晚年才輾轉去了台灣。他們政治上或多或少都傾向於國民黨，有一些人還是蔣介石的座上賓，曾為後來的“戡亂治國”出謀劃策。

不過台灣那麽多年的“戡亂”時期，這些知識分子也沒少受迫害和壓製。胡適在孤島上屢受圍攻；《自由中國》慘遭查封，雷震被投進監獄；殷海光和弟子李敖、陳鼓應們“越軌”行為被一次次打擊……

但這些遠走的知識分子懷著花果飄零的精神，始終保持著對學術研究的興趣，幾十年如一日沉潛於學問，或整理國故，或闡發宏論，繼承傳統，發揚學術，卓有建樹。傅斯年把北大的自由主義校風帶到台灣大學，把其辦成台灣最高學府與學術中心；錢穆“千斤擔子兩肩挑”，在香港白手起家創辦了新亞書院；徐複觀、牟宗三、唐君毅師兄弟為民族文脈傳承續寫春秋，均成著作等身的一代大儒……

他們在孤島上保住了學術的一脈，帶出一批批衣缽傳人，使得台灣學界幾乎獨占西方學界與中國交流的唯一孔道與資源。等到大陸“撥亂返正”，改革開放看世界時，首先看到的是捷足先登的台灣學人。林毓生、餘英時、杜維明等成為大陸學人與西方學術界尤其是漢學界最初交往的橋梁，而且是一座難以繞過的橋梁。

如此看來，這些知識分子在1949年地抉擇，無論是留下還是離去，都有各自所遵循和捍衛的人生宗旨，是幸運或不幸，也許真是無可厚非的，隻能讓後人空發幾聲唏噓與歎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