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潔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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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1996年第12期知音
葉林
編者按：我們淒涼地向廣大讀者講述這樣一個辛酸而尷尬的故事：一位曾經在一部著名電視連續劇中擔任一號配角的女演員，一位那麽國色天姿、前程遠大的女明星，在如今仍在演藝界乃至不少國人中對婚姻與金線的錯誤價值取向的支配下，屢次陷入感情與婚姻的泥潭，最終落得個紅顏憔悴、星運失色、在香港當保姆的尷尬境地，與本文作者、這位昔日女明星的丈夫一樣，我們不想再去責備她什麽，也沒有權力去輕視一個奮鬥著要爬起來的人。但我們要說的是：人啊，一輩子要靠著自己艱苦努力，把自己的路走好！
（一）
我和蕊（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在這裏我對她用了化名）的婚姻，是一份榮幸，還是一份衷傷，我至今也說不清楚。回顧起來，這仿佛是一個過於漫長，又過於曲折的夢。
我家與蕊家是世交。我和她自小在一個院子裏長大，又在同一所中學讀書。比我小2歲的蕊生得十分美麗，即使在我們所處的那座城市的漂亮女孩中也是很紮眼的。那是國家已恢複高考，學校對學生的功課抓得很緊，而蕊，或許自身條件太好了，她學習並不努力，有一次數學期中考試，為了給坐在我前麵的她遞條兒，我這個全校的尖子生竟被罰出考場外。這個小小的插曲後被演繹成一個才子佳人的早戀故事，在校園裏傳得沸沸揚揚。一連許多天，我和蕊都不敢在同學們麵前搭一句話。
1978年底，16歲的蕊高中還未畢業便應征入伍了，她是作為文藝兵特招去上海的。臨行前，她大膽地找到我說：“林子，如果你喜歡我的話，就考到上海來吧”她的話給了我很大動力。我發奮讀書，終於在她走後的第3年考入了上海一所著名的學府。到了上海我才知道，這幾年蕊在部隊幹得並不出色，僅僅為別人的演唱伴伴舞而已。我想，這可能與她中途輟學有一定關係，她以自己的漂亮作資本，憑空有許多的優越感也有不少幻想，這使她很難腳踏實地地幹起來。
想不到命運之神終於有一天降臨到她頭上。1983年初，一部根據著名古典小說改編成的電視劇連續劇將要投入拍攝，劇組在全國範圍內挑選女演員，經過多方篩選後，蕊以其美貌和天生麗質被選中了。自此，蕊被借調北京，擔任這部電視連續劇中的一號配角。
這件事對我的影響也是很大的，我為蕊高興，也深感自己必須進取。為此，我報考了北京一所名牌大學的研究生班。那時我更勤奮，常常早上四點鍾就起來讀書。1984年，我的願望實現了。來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給蕊打電話，第一個周日，我又約她同爬香山。我們都陶醉於再次相逢的喜悅裏。
那個電視劇的拍攝周期很長，前後經曆了兩三年時間。我們常常約會，但蕊不喜歡我去劇組找她，跟我約定，有時間她來校找我好了。那時我對影視界還很陌生，也不願多打攪她。盡管這樣，我們的感情仍然發展得無法收斂，就要噴發了。終於在一次約會分手之時，我鄭重地向她提出了結婚的要求。
其實，當時說到結婚我們確實沒有條件。我在讀書，她是借調北京的，我住集體宿舍。她住劇組宿舍。我們在北京沒有自己的住房。然而這並沒有妨礙我們的腳步。1985年元旦，我和蕊終於拿到了大紅結婚證書。當天晚上，我的研究生班的同學讓出了那間3人合住的集體宿舍，我從食堂買了炒菜，至街上買了些醬肉火腿和一箱啤酒，請來我的導師和班裏的同學，大家熱鬧了一番，我們的婚姻就算完成了。
蕊沒有邀請她在劇組的朋友。我想可能是女孩的麵子，擔心這樣寒酸的婚禮會使她在劇組裏受到嘲笑吧。因此我並沒有責怪她。婚後她又告訴我，我不能在她的朋友中公開我們的婚事。她說那樣會影響她的演藝事業。那時我已隱隱覺得她有了些變化，但我對演藝界並不熟悉。我隻是認為她說的也有道理，23歲的她理應擁有更美好的事業。
（二）
那部電視劇進入後期製作時，報紙上就開始了對該劇和參加演出的演員的宣傳，蕊自然也是其中的一個。她曾很得意過。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演員新秀陸續被其他電視導演看中，不斷有某人某人被邀參加某部電視劇的消息傳來，而蕊卻被冷落了。
原因可能是多種的，但她強調的卻是跟我的結婚，她說這絕對是個錯誤。
蕊的這種認識和焦灼的心情對我的家庭生活影響很大。她時時抱怨我，似乎是我在拉她後腿。她一方麵認為自己已成了“名人”，一方麵又為下一步的等待而煩躁。勸解沒有用，她也增長了所謂新星的脾氣。
那一年，蕊的開銷大得驚人。為了應付場麵，為了參加種種活動，也為了開拓前程，她每月用於購買化妝品、買服裝和請客吃飯的開支要花掉幾千元。
而我們的實際收入是很低的，我那時還沒有畢業，靠拿助學金生活，而蕊的工資隻有幾百元。她的開銷對我來說，是個超負荷的巨大壓力。
可她卻不管這些，她重視的是已經撐起來的架子和麵子。而我去“撈錢”的唯一本領就是拚命寫稿，去拿稿費，這使我苦不堪言。
在此之前，我已經在一些文學刊物上發表過小說和紀實文學，還寫過散文和隨筆。我對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也都比較關注，也寫過探索性的文章。但這些文字的稿酬都是微薄的。絕對無法支付蕊的開支。於是為了蕊，我給自己規定了一個新的原則：什麽題材好發，什麽文章稿酬高就寫什麽稿子。說來慚愧，那時我每月至少要發表5萬左右的平庸文字。我為街頭小報寫過文章，也寫過凶殺故事和打擦邊球的愛情小說。那些東西雖然用的都是化名。但在寫作時心裏仍很難受。
不幸的是，我的稿費的增長速度遠遠趕不上蕊的花消的增長速度，盡管我已經非常努力了，家裏仍常常處於拮據狀態。
1987年，我取得了碩士學位。分配到北京一家部級研究機構工作。也是這一年，那部電視劇在中央電視台正式播出了，蕊又一次成為各方關注的熱門對象，各種應酬也忽然增大了許多。
記得那是秋季的裏的一天，蕊很晚才回到家裏，神秘而興奮地對我說，這幾天某某導演正在為連續劇選女演員，演他的戲，一定能走紅。她所說的這位導演我是知道的，我問她：你們見過？她說，還沒有，不過，我已經約下了他，明天晚上在香港美食城吃飯。
她當時很可意，可我一聽心裏就發涼。幾天前她剛剛請過另一位導演，我的口袋裏已經空空，剩下的生活費聚到一起也不過500元，而在北京的香港美食城包一桌飯，少說也得1000元，這錢從哪兒來？
見我遲疑，蕊顯得不耐煩，說，我已經約好人家，座位也訂好了，能請到人家是很不容易的。我隻好說，行，明天下午5點鍾，我準時把錢送到你手裏。
第二在，我請了一天假，接連跑了兩家醫院，共獻血換來500元錢。從醫院出來時，我覺得頭暈腳軟，老是惡頭想吐。這是我第一次獻血，又超過了常量，身體仿佛掏空了。但這些還不是主要的。我的感受太複雜了，心情十分惡劣也十分委屈。我知道在這個人才濟濟的大都市裏，我一介書生算不了什麽，可我畢竟是研究生，新單位的領導和同事對我都是很尊重，畢業不到一年時間裏，我寫出的幾篇關於經濟改革的文章，發表後受到中央領導的表揚。可是我的妻子卻並不看重這些，在她眼裏，那些導演，明星才是她生命中至關重要的。也許我並不應該怪她，畢競，那是她的天地。
我把1000元錢送到蕊手裏時，她連問都沒問錢的來源，拿著就進去陪客人了。直到半夜，她才回來，錢花了，客請了，但她得到的答複卻是等一等再說，等一等是什麽意思?等一等就是意味著她的失敗，用北京話說是是沒戲。口袋裏裝滿鈔票的人有一個共同的盲點，就是認為別人的錢來得也都十分容易。我並不想責備那位導演，因為這類盲點是社會所共有的。
我臉色蒼白，蕊看出來，這時她才問到那筆錢，她當時一副吃驚的樣子，我忍不住先難過了，紅了眼圈，決不是心疼我的那點了血，而是為一種恥辱！我覺得我的才華並不比某些導演低，而我卻在用最寶貴的東西換取最廉價的東西，我真不知這是否值得。然而那天的蕊卻令我感動，她的心情也不好，況且天已很晚了，她還是為我做了雞蛋湯。夜裏她偎在我身邊哭了，哽咽地說，她想好了，今後再也不做了演員了。我知道這些情話，也是氣話，她不去做演員還能去幹什麽？
以後，蕊脫下了軍裝，轉業到北京一家文藝團體。她曾參加過幾個劇組的攝製，都是做配角。那兩年是蕊演藝生涯的低穀，也是我們婚姻生活最艱難的一段。
（三）
1989年，有人組織一班人馬去廣州走穴，蕊參加了這十幾個人的隊伍。半個月後，走穴的演員都回到北京，蕊卻遲遲沒有消息。我很擔心，蕊既沒來信也沒打電話，她在廣州又沒有親屬，她能去哪裏？我找到那個姓陸的組織者。
他顯得很為難。我說，我是蕊的丈夫，蕊是跟你們走的，即使是她有什麽事，你也應該對我講一下啊！他猶豫了一會說，這事跟你講一下也沒有關係，反正這裏邊也沒有我的什麽責任。
他告訴我說，在他們演出間，廣州有個姓劉的私營老板看上蕊了，一連幾天，演出結束後他都要請蕊出去吃夜宵。後來，蕊就不和劇組的人一起住了，每天到了演出時間她才由那位企業老板開車送過來，演出結束後又坐他的車回去。他們這些人回北京之前，蕊坐著那位劉老板的車來給大家送行，她告訴大家說：我暫時不回北京了，劉老板要送我一輛車，我準備先留在這兒幫他打理一段生意。
這位陸先生語調相當平靜，可我卻聽得全身發抖，額頭和手心都沁出汗出來。
我絕對沒有想到我曾那般深愛的妻子會做出這樣的事！當天我就請假登上南下的火車，在廣州找到了那位劉老板。這位劉老板身材矮小，其貌不揚，半禿頭，看上去少說也有50歲了。我強忍著火開宗明義說明了我的身份，想不到他竟然一臉平靜：是蕊小組自己自願留下的，你要她回去，得看看她怎麽想的啦。
我在一家賓館見到蕊，她倒直截了當，告訴我說，她不願再回北京了。我憤怒地問她：為什麽？也許她從未見我發過火，這時有些害怕了，她怯怯說：“那日子太窮了，在那裏我什麽也沒有”。
我不得不與那位老板進行了一場非常棘手的談判。我威脅他說，我在廣州政府部門有朋友，他要是不想找麻煩，就別再糾纏蕊。開始他還跟我打官腔，後來可能想到我也不大好惹，況且他能得到的便宜已經得到了，留下蕊隻會損失一輛車，也就及時地打了退堂鼓。“談判”之後，他便不再見到蕊。也停止供給她生活費，萬般無奈之下，蕊不得不跟我回北京。
一路上她板著臉不跟我說話，回到北京她還是那樣，板著臉不理睬我。
我知道蕊的身上已在發生著可怕的變化，這變化已使我們的婚姻生活有了質的改變。可是，我仍然下不了與她分手的決心，原因是複雜的，最主要的恐怕是我太在意我的過去，那青梅竹馬的時光以及兩家父母的交情，我勸說自己，權當是她的單純使她錯走了一步罷，原諒她這一次吧，但願我的寬容能使她回頭。
可是蕊還能回頭嗎？其實那時的她已沾染了不少女演員的共有的壞毛病，好像她們的人生目標就是躋身於上層社會，哪怕隻做上層社會的附庸者。傳統的道德在她看來不值分文，要有錢，要享受最奢侈的上流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她多次走穴，其間也參加過一些電視劇的拍攝。憑心說，我的心情是矛盾的。也許，女演員的職業道路就是這樣，她也是在試探，在闖蕩，那條路上，我這個做丈夫的情感並不緊要。況且我又這樣無能，不能掙大錢來供養她。蕊從我的心裏已經走得越來越遠了。
1991年夏，蕊應邀到深圳拍電視劇，這應該說又是她的一次機遇，是她等待了許久，交了許多學費之後一次東山再起的機會。劇本不錯，她所分擔的角色也不錯，如果她有上乘表演，再次走紅是大有希望的。
她去了兩個月，戲拍了一半就無心再幹下去了。在深圳，她頻繁地與人約會，大抖女演員的威風----這些我能想得到，那些腰中有錢又無道德約束的老板們如何競相對她獻殷勤，如何周末帶她飛海南、溜香港、逛澳門‥‥總之最後是一位姓李的台灣商人包租了一套房間，住在裏麵的蕊，搖身一變，成了他的私人秘書。
李先生家住在台灣高雄，年過半百，在台灣早有老婆。蕊跟他也是因為他開的“價碼”最高，許諾說，要送她一棟別墅和一輛高級車，還答應幫助她到台灣定居。
當然，這些情況是我後來才搞清楚的。
蕊在一切都作出了決定之後給我來一卦簡短的信，提出了離婚。
我接到她的來信居然十分平靜，哀莫大於心死，一切都是意料中的事，思前想後，我還是決定飛到深圳與她作最後一次談話。
我來到深圳那家大酒店，為了避免尷尬先給她的房間打電話，是蕊接的，她表示不願見我。我還是乘電梯上去了，希望與她鄭重談一下，即使我同意離婚有些話我還是想當麵說給她聽。沒想到她對我居然那是冷談，她打電話叫來酒店的保安人員，說我來找她是為敲詐她的錢財。我實在是感到了憤怒和侮辱，我覺得她這樣的女人根本就沒見過什麽叫錢財！
第二天中午，我約下那位台灣商人。他倒是沒有退縮，我倆像西方電影中決鬥的男人那樣，都在攝影棚外等待著。蕊拍完戲走出來的時候，恰恰與我們站成個三角形。她左邊右邊看看我們，然後十分幹脆地對我說：“我們完了，我們過不到一起，我要跟你離婚，今後我的事與你再沒有任何關係了”“我說，可以，隻要你慎重思考過，我完全同意。”她看了我一眼，顯得輕鬆了些。我們倆說話的時候，李先生始終在不遠的地方站著，他什麽也沒有說。我準備告辭，猶豫了一下對蕊說：“你不覺得你對生活預支得太多了嗎？還是好自為之吧”！這是我思考了許多要對她說的話，也是我飛來深圳要告誡她的唯一一句話。
那天深圳下了雨，我在淌雨的街道上一個人走了很久‥‥
（四）
回到北京我馬上給蕊寄去了離婚協議書，這時候我才覺得了難過，一種由衷的難過，不是思念和悔恨，是為了我自己，我走到一個無人的地方大哭一場，然後囑咐自己徹底忘記她，全身心投入新的生活。
那時，我在北京的發展前景是不錯的，我已經被破格評為副研究員，我所撰寫的文章經常在首都的各大報刊發表，並有一定的影響，北京一些社科研究部門也多次請我作過報告。但我還是決定離開北京，因為這個地方太讓我感傷了，我的心情其實很壞，我用了很多自律的辦法都沒有從這個打擊的陰影裏掙紮出來。
當時，正好美國有一家研究機構邀請我去做訪問學者，於是我來到了美國。旅美至今，已有四個年頭，通過艱苦的努力，如今我已在美國一所有名的大學裏做東方問題專業的研究員了。
時間真是個魔術師，它最能洗滌人的內心痛苦，蕊帶給我的創傷已經淡泊了。去年，一位來自南京的比我小8歲的瓊，走近了我的身邊。瓊遠遠沒有蕊漂亮，但她有學識，是我所在大學的一名博士生，非常地善解人意，她用女性的溫柔縫合著我傷痕累累的心。我們決定回到我的家鄉去舉行婚禮。
1996年5月14日，我們抵達北京機場。想不到在北京逗留的那段日子裏，我又聽到了關於蕊的消息。在深圳，她與那個姓李的台灣商人同居了兩年，李先生並未現他許下的諾言，一沒給她買汽車，二沒給她買別墅，倒是他自己的工廠越來越不景氣。無奈，李先生把大陸鞋廠轉他人經營，決定返回台灣，第三條他倒沒有食言----在蕊的堅持下他把她帶到了台灣。
蕊隨著李先生到達台灣後，被安排在高雄市郊的一家簡陋的旅館。李先生給她“約法三章”：不許她給他家打電話，不許她外出走動，生活費由他按月支付。這與深圳已是遠遠無法同日而語了，可她在台灣舉目無親，又沒有獨立生活的能力，她隻能忍氣吞聲。
半年後，李先生到香港發謀求發展，在那裏開辦了一個公司，把蕊又帶了過去。這回他應蕊的要求，給她辦理了香港長期居留證。到1995年春節前後，李先生對她已失去了興趣，提出分手，並摞給她5萬港幣作為分手費，他對她說：“我隻能給你這麽多了，也算對得起你，我們沒有法律關係，你是分不到我的財產的，如果你不要這筆錢，我可以收起來。”已經沒有退路的蕊，又能怎麽樣呢？
據說，她用那筆錢，自己租了住所，也曾打算靠打工自謀生路。但她從小就沒有受過什麽苦-----這點我很了解，憑她的能力，很難獨立闖蕩。她也想打入香港影視圈，結果失望而歸。她沒有什麽謀生手段，不會說萼語，當中文教師自己常寫錯別字。或許是沒有辦法吧，35歲的她找到一份在國人看來不好聽的工作-----保姆。她在一對英國夫婦家帶一個漂亮的小男孩。
蕊沒有回過家，她的遭遇以及她現在的處境是一位經常往返香港的朋友告訴我的。
這位朋友在香港海洋公園遊覽時，偶遇牽著一個外國男孩在此玩耍的蕊，他說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蕊的漂亮在朋友圈中是公認的，當年有人把她比作國色天香。可他所見到的蕊已變成一個地道的小婦人。也許是歲月的折磨吧，她臉上的皮膚已經鬆弛，眼睛四周出現了許多細小皺紋，腰也變得粗壯起來，昔日那雙顧盼生輝的大眼睛已毫無生氣。她原原本本地向這位朋友講述了自己的境遇。說起過去，她是三分的歎息，七分的後悔。臨分手時，她對那位朋友說，她不想再回來了，她希望過去的朋友忘掉她。
那天，我說不好心裏是什麽滋味，我是很難過，很難過。唯一讓我有些安慰的是，畢竟，她現在的生活比過去的現實多了，她終於學會了依靠自己來生存，這或許是她的新生活的一個轉機。其實，人無論是幹什麽職業，隻要他是自食其力的，他就會贏得社會的尊重。
我不想再去責備蕊什麽，誰也沒有權力去輕視一個奮鬥著要爬起來的人，盡管她是艱辛的。
作為昔日的愛人，今日同為四海飄泊的遊子，我願衷心的祝福她：蕊，把今後的路走好。
葉林
編者按：我們淒涼地向廣大讀者講述這樣一個辛酸而尷尬的故事：一位曾經在一部著名電視連續劇中擔任一號配角的女演員，一位那麽國色天姿、前程遠大的女明星，在如今仍在演藝界乃至不少國人中對婚姻與金線的錯誤價值取向的支配下，屢次陷入感情與婚姻的泥潭，最終落得個紅顏憔悴、星運失色、在香港當保姆的尷尬境地，與本文作者、這位昔日女明星的丈夫一樣，我們不想再去責備她什麽，也沒有權力去輕視一個奮鬥著要爬起來的人。但我們要說的是：人啊，一輩子要靠著自己艱苦努力，把自己的路走好！
（一）
我和蕊（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在這裏我對她用了化名）的婚姻，是一份榮幸，還是一份衷傷，我至今也說不清楚。回顧起來，這仿佛是一個過於漫長，又過於曲折的夢。
我家與蕊家是世交。我和她自小在一個院子裏長大，又在同一所中學讀書。比我小2歲的蕊生得十分美麗，即使在我們所處的那座城市的漂亮女孩中也是很紮眼的。那是國家已恢複高考，學校對學生的功課抓得很緊，而蕊，或許自身條件太好了，她學習並不努力，有一次數學期中考試，為了給坐在我前麵的她遞條兒，我這個全校的尖子生竟被罰出考場外。這個小小的插曲後被演繹成一個才子佳人的早戀故事，在校園裏傳得沸沸揚揚。一連許多天，我和蕊都不敢在同學們麵前搭一句話。
1978年底，16歲的蕊高中還未畢業便應征入伍了，她是作為文藝兵特招去上海的。臨行前，她大膽地找到我說：“林子，如果你喜歡我的話，就考到上海來吧”她的話給了我很大動力。我發奮讀書，終於在她走後的第3年考入了上海一所著名的學府。到了上海我才知道，這幾年蕊在部隊幹得並不出色，僅僅為別人的演唱伴伴舞而已。我想，這可能與她中途輟學有一定關係，她以自己的漂亮作資本，憑空有許多的優越感也有不少幻想，這使她很難腳踏實地地幹起來。
想不到命運之神終於有一天降臨到她頭上。1983年初，一部根據著名古典小說改編成的電視劇連續劇將要投入拍攝，劇組在全國範圍內挑選女演員，經過多方篩選後，蕊以其美貌和天生麗質被選中了。自此，蕊被借調北京，擔任這部電視連續劇中的一號配角。
這件事對我的影響也是很大的，我為蕊高興，也深感自己必須進取。為此，我報考了北京一所名牌大學的研究生班。那時我更勤奮，常常早上四點鍾就起來讀書。1984年，我的願望實現了。來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給蕊打電話，第一個周日，我又約她同爬香山。我們都陶醉於再次相逢的喜悅裏。
那個電視劇的拍攝周期很長，前後經曆了兩三年時間。我們常常約會，但蕊不喜歡我去劇組找她，跟我約定，有時間她來校找我好了。那時我對影視界還很陌生，也不願多打攪她。盡管這樣，我們的感情仍然發展得無法收斂，就要噴發了。終於在一次約會分手之時，我鄭重地向她提出了結婚的要求。
其實，當時說到結婚我們確實沒有條件。我在讀書，她是借調北京的，我住集體宿舍。她住劇組宿舍。我們在北京沒有自己的住房。然而這並沒有妨礙我們的腳步。1985年元旦，我和蕊終於拿到了大紅結婚證書。當天晚上，我的研究生班的同學讓出了那間3人合住的集體宿舍，我從食堂買了炒菜，至街上買了些醬肉火腿和一箱啤酒，請來我的導師和班裏的同學，大家熱鬧了一番，我們的婚姻就算完成了。
蕊沒有邀請她在劇組的朋友。我想可能是女孩的麵子，擔心這樣寒酸的婚禮會使她在劇組裏受到嘲笑吧。因此我並沒有責怪她。婚後她又告訴我，我不能在她的朋友中公開我們的婚事。她說那樣會影響她的演藝事業。那時我已隱隱覺得她有了些變化，但我對演藝界並不熟悉。我隻是認為她說的也有道理，23歲的她理應擁有更美好的事業。
（二）
那部電視劇進入後期製作時，報紙上就開始了對該劇和參加演出的演員的宣傳，蕊自然也是其中的一個。她曾很得意過。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演員新秀陸續被其他電視導演看中，不斷有某人某人被邀參加某部電視劇的消息傳來，而蕊卻被冷落了。
原因可能是多種的，但她強調的卻是跟我的結婚，她說這絕對是個錯誤。
蕊的這種認識和焦灼的心情對我的家庭生活影響很大。她時時抱怨我，似乎是我在拉她後腿。她一方麵認為自己已成了“名人”，一方麵又為下一步的等待而煩躁。勸解沒有用，她也增長了所謂新星的脾氣。
那一年，蕊的開銷大得驚人。為了應付場麵，為了參加種種活動，也為了開拓前程，她每月用於購買化妝品、買服裝和請客吃飯的開支要花掉幾千元。
而我們的實際收入是很低的，我那時還沒有畢業，靠拿助學金生活，而蕊的工資隻有幾百元。她的開銷對我來說，是個超負荷的巨大壓力。
可她卻不管這些，她重視的是已經撐起來的架子和麵子。而我去“撈錢”的唯一本領就是拚命寫稿，去拿稿費，這使我苦不堪言。
在此之前，我已經在一些文學刊物上發表過小說和紀實文學，還寫過散文和隨筆。我對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也都比較關注，也寫過探索性的文章。但這些文字的稿酬都是微薄的。絕對無法支付蕊的開支。於是為了蕊，我給自己規定了一個新的原則：什麽題材好發，什麽文章稿酬高就寫什麽稿子。說來慚愧，那時我每月至少要發表5萬左右的平庸文字。我為街頭小報寫過文章，也寫過凶殺故事和打擦邊球的愛情小說。那些東西雖然用的都是化名。但在寫作時心裏仍很難受。
不幸的是，我的稿費的增長速度遠遠趕不上蕊的花消的增長速度，盡管我已經非常努力了，家裏仍常常處於拮據狀態。
1987年，我取得了碩士學位。分配到北京一家部級研究機構工作。也是這一年，那部電視劇在中央電視台正式播出了，蕊又一次成為各方關注的熱門對象，各種應酬也忽然增大了許多。
記得那是秋季的裏的一天，蕊很晚才回到家裏，神秘而興奮地對我說，這幾天某某導演正在為連續劇選女演員，演他的戲，一定能走紅。她所說的這位導演我是知道的，我問她：你們見過？她說，還沒有，不過，我已經約下了他，明天晚上在香港美食城吃飯。
她當時很可意，可我一聽心裏就發涼。幾天前她剛剛請過另一位導演，我的口袋裏已經空空，剩下的生活費聚到一起也不過500元，而在北京的香港美食城包一桌飯，少說也得1000元，這錢從哪兒來？
見我遲疑，蕊顯得不耐煩，說，我已經約好人家，座位也訂好了，能請到人家是很不容易的。我隻好說，行，明天下午5點鍾，我準時把錢送到你手裏。
第二在，我請了一天假，接連跑了兩家醫院，共獻血換來500元錢。從醫院出來時，我覺得頭暈腳軟，老是惡頭想吐。這是我第一次獻血，又超過了常量，身體仿佛掏空了。但這些還不是主要的。我的感受太複雜了，心情十分惡劣也十分委屈。我知道在這個人才濟濟的大都市裏，我一介書生算不了什麽，可我畢竟是研究生，新單位的領導和同事對我都是很尊重，畢業不到一年時間裏，我寫出的幾篇關於經濟改革的文章，發表後受到中央領導的表揚。可是我的妻子卻並不看重這些，在她眼裏，那些導演，明星才是她生命中至關重要的。也許我並不應該怪她，畢競，那是她的天地。
我把1000元錢送到蕊手裏時，她連問都沒問錢的來源，拿著就進去陪客人了。直到半夜，她才回來，錢花了，客請了，但她得到的答複卻是等一等再說，等一等是什麽意思?等一等就是意味著她的失敗，用北京話說是是沒戲。口袋裏裝滿鈔票的人有一個共同的盲點，就是認為別人的錢來得也都十分容易。我並不想責備那位導演，因為這類盲點是社會所共有的。
我臉色蒼白，蕊看出來，這時她才問到那筆錢，她當時一副吃驚的樣子，我忍不住先難過了，紅了眼圈，決不是心疼我的那點了血，而是為一種恥辱！我覺得我的才華並不比某些導演低，而我卻在用最寶貴的東西換取最廉價的東西，我真不知這是否值得。然而那天的蕊卻令我感動，她的心情也不好，況且天已很晚了，她還是為我做了雞蛋湯。夜裏她偎在我身邊哭了，哽咽地說，她想好了，今後再也不做了演員了。我知道這些情話，也是氣話，她不去做演員還能去幹什麽？
以後，蕊脫下了軍裝，轉業到北京一家文藝團體。她曾參加過幾個劇組的攝製，都是做配角。那兩年是蕊演藝生涯的低穀，也是我們婚姻生活最艱難的一段。
（三）
1989年，有人組織一班人馬去廣州走穴，蕊參加了這十幾個人的隊伍。半個月後，走穴的演員都回到北京，蕊卻遲遲沒有消息。我很擔心，蕊既沒來信也沒打電話，她在廣州又沒有親屬，她能去哪裏？我找到那個姓陸的組織者。
他顯得很為難。我說，我是蕊的丈夫，蕊是跟你們走的，即使是她有什麽事，你也應該對我講一下啊！他猶豫了一會說，這事跟你講一下也沒有關係，反正這裏邊也沒有我的什麽責任。
他告訴我說，在他們演出間，廣州有個姓劉的私營老板看上蕊了，一連幾天，演出結束後他都要請蕊出去吃夜宵。後來，蕊就不和劇組的人一起住了，每天到了演出時間她才由那位企業老板開車送過來，演出結束後又坐他的車回去。他們這些人回北京之前，蕊坐著那位劉老板的車來給大家送行，她告訴大家說：我暫時不回北京了，劉老板要送我一輛車，我準備先留在這兒幫他打理一段生意。
這位陸先生語調相當平靜，可我卻聽得全身發抖，額頭和手心都沁出汗出來。
我絕對沒有想到我曾那般深愛的妻子會做出這樣的事！當天我就請假登上南下的火車，在廣州找到了那位劉老板。這位劉老板身材矮小，其貌不揚，半禿頭，看上去少說也有50歲了。我強忍著火開宗明義說明了我的身份，想不到他竟然一臉平靜：是蕊小組自己自願留下的，你要她回去，得看看她怎麽想的啦。
我在一家賓館見到蕊，她倒直截了當，告訴我說，她不願再回北京了。我憤怒地問她：為什麽？也許她從未見我發過火，這時有些害怕了，她怯怯說：“那日子太窮了，在那裏我什麽也沒有”。
我不得不與那位老板進行了一場非常棘手的談判。我威脅他說，我在廣州政府部門有朋友，他要是不想找麻煩，就別再糾纏蕊。開始他還跟我打官腔，後來可能想到我也不大好惹，況且他能得到的便宜已經得到了，留下蕊隻會損失一輛車，也就及時地打了退堂鼓。“談判”之後，他便不再見到蕊。也停止供給她生活費，萬般無奈之下，蕊不得不跟我回北京。
一路上她板著臉不跟我說話，回到北京她還是那樣，板著臉不理睬我。
我知道蕊的身上已在發生著可怕的變化，這變化已使我們的婚姻生活有了質的改變。可是，我仍然下不了與她分手的決心，原因是複雜的，最主要的恐怕是我太在意我的過去，那青梅竹馬的時光以及兩家父母的交情，我勸說自己，權當是她的單純使她錯走了一步罷，原諒她這一次吧，但願我的寬容能使她回頭。
可是蕊還能回頭嗎？其實那時的她已沾染了不少女演員的共有的壞毛病，好像她們的人生目標就是躋身於上層社會，哪怕隻做上層社會的附庸者。傳統的道德在她看來不值分文，要有錢，要享受最奢侈的上流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她多次走穴，其間也參加過一些電視劇的拍攝。憑心說，我的心情是矛盾的。也許，女演員的職業道路就是這樣，她也是在試探，在闖蕩，那條路上，我這個做丈夫的情感並不緊要。況且我又這樣無能，不能掙大錢來供養她。蕊從我的心裏已經走得越來越遠了。
1991年夏，蕊應邀到深圳拍電視劇，這應該說又是她的一次機遇，是她等待了許久，交了許多學費之後一次東山再起的機會。劇本不錯，她所分擔的角色也不錯，如果她有上乘表演，再次走紅是大有希望的。
她去了兩個月，戲拍了一半就無心再幹下去了。在深圳，她頻繁地與人約會，大抖女演員的威風----這些我能想得到，那些腰中有錢又無道德約束的老板們如何競相對她獻殷勤，如何周末帶她飛海南、溜香港、逛澳門‥‥總之最後是一位姓李的台灣商人包租了一套房間，住在裏麵的蕊，搖身一變，成了他的私人秘書。
李先生家住在台灣高雄，年過半百，在台灣早有老婆。蕊跟他也是因為他開的“價碼”最高，許諾說，要送她一棟別墅和一輛高級車，還答應幫助她到台灣定居。
當然，這些情況是我後來才搞清楚的。
蕊在一切都作出了決定之後給我來一卦簡短的信，提出了離婚。
我接到她的來信居然十分平靜，哀莫大於心死，一切都是意料中的事，思前想後，我還是決定飛到深圳與她作最後一次談話。
我來到深圳那家大酒店，為了避免尷尬先給她的房間打電話，是蕊接的，她表示不願見我。我還是乘電梯上去了，希望與她鄭重談一下，即使我同意離婚有些話我還是想當麵說給她聽。沒想到她對我居然那是冷談，她打電話叫來酒店的保安人員，說我來找她是為敲詐她的錢財。我實在是感到了憤怒和侮辱，我覺得她這樣的女人根本就沒見過什麽叫錢財！
第二天中午，我約下那位台灣商人。他倒是沒有退縮，我倆像西方電影中決鬥的男人那樣，都在攝影棚外等待著。蕊拍完戲走出來的時候，恰恰與我們站成個三角形。她左邊右邊看看我們，然後十分幹脆地對我說：“我們完了，我們過不到一起，我要跟你離婚，今後我的事與你再沒有任何關係了”“我說，可以，隻要你慎重思考過，我完全同意。”她看了我一眼，顯得輕鬆了些。我們倆說話的時候，李先生始終在不遠的地方站著，他什麽也沒有說。我準備告辭，猶豫了一下對蕊說：“你不覺得你對生活預支得太多了嗎？還是好自為之吧”！這是我思考了許多要對她說的話，也是我飛來深圳要告誡她的唯一一句話。
那天深圳下了雨，我在淌雨的街道上一個人走了很久‥‥
（四）
回到北京我馬上給蕊寄去了離婚協議書，這時候我才覺得了難過，一種由衷的難過，不是思念和悔恨，是為了我自己，我走到一個無人的地方大哭一場，然後囑咐自己徹底忘記她，全身心投入新的生活。
那時，我在北京的發展前景是不錯的，我已經被破格評為副研究員，我所撰寫的文章經常在首都的各大報刊發表，並有一定的影響，北京一些社科研究部門也多次請我作過報告。但我還是決定離開北京，因為這個地方太讓我感傷了，我的心情其實很壞，我用了很多自律的辦法都沒有從這個打擊的陰影裏掙紮出來。
當時，正好美國有一家研究機構邀請我去做訪問學者，於是我來到了美國。旅美至今，已有四個年頭，通過艱苦的努力，如今我已在美國一所有名的大學裏做東方問題專業的研究員了。
時間真是個魔術師，它最能洗滌人的內心痛苦，蕊帶給我的創傷已經淡泊了。去年，一位來自南京的比我小8歲的瓊，走近了我的身邊。瓊遠遠沒有蕊漂亮，但她有學識，是我所在大學的一名博士生，非常地善解人意，她用女性的溫柔縫合著我傷痕累累的心。我們決定回到我的家鄉去舉行婚禮。
1996年5月14日，我們抵達北京機場。想不到在北京逗留的那段日子裏，我又聽到了關於蕊的消息。在深圳，她與那個姓李的台灣商人同居了兩年，李先生並未現他許下的諾言，一沒給她買汽車，二沒給她買別墅，倒是他自己的工廠越來越不景氣。無奈，李先生把大陸鞋廠轉他人經營，決定返回台灣，第三條他倒沒有食言----在蕊的堅持下他把她帶到了台灣。
蕊隨著李先生到達台灣後，被安排在高雄市郊的一家簡陋的旅館。李先生給她“約法三章”：不許她給他家打電話，不許她外出走動，生活費由他按月支付。這與深圳已是遠遠無法同日而語了，可她在台灣舉目無親，又沒有獨立生活的能力，她隻能忍氣吞聲。
半年後，李先生到香港發謀求發展，在那裏開辦了一個公司，把蕊又帶了過去。這回他應蕊的要求，給她辦理了香港長期居留證。到1995年春節前後，李先生對她已失去了興趣，提出分手，並摞給她5萬港幣作為分手費，他對她說：“我隻能給你這麽多了，也算對得起你，我們沒有法律關係，你是分不到我的財產的，如果你不要這筆錢，我可以收起來。”已經沒有退路的蕊，又能怎麽樣呢？
據說，她用那筆錢，自己租了住所，也曾打算靠打工自謀生路。但她從小就沒有受過什麽苦-----這點我很了解，憑她的能力，很難獨立闖蕩。她也想打入香港影視圈，結果失望而歸。她沒有什麽謀生手段，不會說萼語，當中文教師自己常寫錯別字。或許是沒有辦法吧，35歲的她找到一份在國人看來不好聽的工作-----保姆。她在一對英國夫婦家帶一個漂亮的小男孩。
蕊沒有回過家，她的遭遇以及她現在的處境是一位經常往返香港的朋友告訴我的。
這位朋友在香港海洋公園遊覽時，偶遇牽著一個外國男孩在此玩耍的蕊，他說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蕊的漂亮在朋友圈中是公認的，當年有人把她比作國色天香。可他所見到的蕊已變成一個地道的小婦人。也許是歲月的折磨吧，她臉上的皮膚已經鬆弛，眼睛四周出現了許多細小皺紋，腰也變得粗壯起來，昔日那雙顧盼生輝的大眼睛已毫無生氣。她原原本本地向這位朋友講述了自己的境遇。說起過去，她是三分的歎息，七分的後悔。臨分手時，她對那位朋友說，她不想再回來了，她希望過去的朋友忘掉她。
那天，我說不好心裏是什麽滋味，我是很難過，很難過。唯一讓我有些安慰的是，畢竟，她現在的生活比過去的現實多了，她終於學會了依靠自己來生存，這或許是她的新生活的一個轉機。其實，人無論是幹什麽職業，隻要他是自食其力的，他就會贏得社會的尊重。
我不想再去責備蕊什麽，誰也沒有權力去輕視一個奮鬥著要爬起來的人，盡管她是艱辛的。
作為昔日的愛人，今日同為四海飄泊的遊子，我願衷心的祝福她：蕊，把今後的路走好。
還有，知音這本雜誌本來就不靠譜。
是在加拿大。
希望她把今後的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