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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帝國的惆悵之荒唐的正義

(2007-03-11 08:53:42) 下一個



嚴嵩像


  帝國的惆悵之荒唐的正義(一)  奸臣嚴嵩
 
     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是“一代名奸”嚴嵩傷心難過的日子。就在這個月,他的兒子嚴世蕃被人告發,以“通倭謀反”的罪名逮捕下獄。這個罪名如果成立,等待他的,將是身敗名裂、家破人亡。

  嚴嵩是有明一代的異數,一個“不可多得”的奸臣。明代的奸臣不多。《新唐書》作《奸臣傳》,上下兩卷,另有《叛臣傳》上下兩卷,《逆臣傳》上中下三卷。《宋史》作《奸臣傳》,多達四卷,另有《叛臣傳》上中下三卷,《佞幸傳》一卷。《明史》的《奸臣傳》卻隻有一卷。當然,這並不等於說,大明的奸臣就一定比大唐或大宋少,因為《明史》還有《佞幸傳》和《閹黨傳》。入此二傳的,在一般人看來,也是奸臣。比如武宗(正德)朝的焦芳,身為閣臣,卻與宦官劉瑾狼狽為奸,沆瀣一氣,怎麽不是奸臣?然而入《閹黨傳》。又比如成祖(永樂)朝的紀綱,專一刺探官民隱私,打小報告陷害他人,“被殘殺者不可勝數”,又怎麽不是奸臣?然而入《佞幸傳》。《明史》認為,不能把小人都名之為“奸”。隻有那些“竊弄威柄,構結禍亂,動搖宗祏,屠害忠良,心跡俱惡,終身陰賊”的,才是奸臣。像焦芳和紀綱那樣的,便隻好算作“閹黨”和“佞幸”。

  這也並非沒有道理。正如寵臣不等於權臣,小人也不等於奸人。小人,是從來就有的(世所恒有)。奸臣就比較罕見。“一代名奸”更是“珍稀動物”。審諸唐宋元明四代,堪稱“名奸”的,唐代隻有一個李林甫。宋代多一點,蔡京、秦檜、賈似道。元代六大奸臣一個都不知名,明代的“名奸”恐怕就是嚴嵩。不信隨便找個人問問,問他明代最壞的人都有誰,答案多半不是魏忠賢,就是這位嚴閣老(當時稱內閣大學士為閣老),要不就是兩個人都榜上有名。要知道,在中國的戲曲舞台上,嚴嵩從來就是大白臉。

  當然,舞台上的事並不一定靠得住,曹操的大白臉就很冤枉。曹操不是奸臣。即便站在漢帝國的立場上看,也不是。在那個東漢王朝氣數已盡,中央政權王綱解鈕,群雄並起逐鹿中原的時代,如果不是曹操頂住,真不知幾人稱王幾人稱帝,那位末代皇帝也未必能有更好的下場。所以曹操不是奸臣,至多是奸雄,甚至是英雄。

  嚴嵩卻不冤,也沒人替他翻案。據《明史·奸臣傳》雲,嚴嵩其實並沒有什麽執政能力(無他才略),卻很懂得怎樣做一個奸臣(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他踏入官場以後,實際上隻做了四件事情: 一是媚主,二是整人,三是弄權,四是索賄。早在他“入閣拜相”之前,就公然向宗室藩王索取賄賂。成為“當朝宰相”後,更是結黨營私,賣官鬻爵,敲詐勒索,貪得無厭。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八月,嚴嵩家產被抄,共抄得黃金三萬多兩,白銀二百萬兩,相當於當時全國一年的財政總收入,此外還有田地上百萬畝,房屋六千多間,以及無數的珍稀古玩、名人字畫。嚴嵩出身原本貧寒,這些財產是從哪裏來的?當然是他竊權二十年,父子二人搜刮來的。所以張居正說,嚴嵩當國,其實是“商賈在位”。

  被嚴嵩整垮整死的人也很是不少,《明史·奸臣傳》列了一個長長的名單,其中最有名的是沈煉和楊繼盛。這兩個人,都是因為彈劾嚴嵩而被害死的。沈煉上書時,官職是錦衣衛經曆。經曆是個管文書檔案的“七品芝麻官”,錦衣衛則是明代著名的特務組織,相當於憲兵隊。沈煉雖然在特務機關工作,卻很正派,《明史》說他“為人剛直,疾惡如仇”。沈煉的長官錦衣衛帥陸炳和嚴嵩父子關係很好,對沈煉也不錯(善遇之),常常帶他到嚴世蕃家去喝酒。然而沈煉卻不吃這一套。他痛恨嚴嵩父子為非作歹禍國殃民,“時時扼腕”,終至忍無可忍,在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上書彈劾,痛斥嚴嵩“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頑於鐵石”,欺上瞞下,以權謀私,排擠忠良(忠謀則多方沮之),任用奸佞(諛諂則曲意引之),以至於“人皆伺嚴氏之愛惡,而不知朝廷之恩威”。這當然是捅了馬蜂窩。於是嚴嵩勾結死黨,捏造了一個“圖謀不軌”的罪名將沈煉殺害。

可惜沈煉殺不完。一個沈煉倒下了,又一個沈煉站起來。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楊繼盛再次上書彈劾嚴嵩。楊繼盛的官職是兵部員外郎,和沈煉一樣,也是一個“七品芝麻官”。而且,楊繼盛的攻勢比沈煉還猛。沈煉的奏疏,列舉了嚴嵩十大罪狀。楊繼盛則指出,嚴嵩不但有“十罪”,還有“五奸”。這“五奸”是: 由於嚴嵩的奸詐狡猾蒙蔽聖聽,以至於“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陛下之喉舌皆賊嵩之鷹犬”,“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隸”,“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腹”。這當然又捅了馬蜂窩。於是嚴嵩在楊繼盛的奏章裏找了個岔子,慫恿嘉靖下令將其逮捕。不過嘉靖皇帝雖然將楊繼盛下獄問罪,卻並沒有要殺他的意思。嚴嵩就又搞鬼,在另一件死刑案的上報文件中塞進楊繼盛的名字,將其謀殺。

  嚴嵩,是不是大奸臣?

  不過嚴嵩的有名,除“罪大惡極”外,還因為他這個奸臣當得有點“不合時宜”。《明史》所列奸臣,其時代不是在開國之初(如胡惟庸、陳瑛),就是在亡國之際(如周延儒、溫體仁、馬士英),唯獨嚴嵩不三不四,是在嘉靖一朝。嘉靖朝是個什麽概念呢?明代十七朝十六帝享國276年,嘉靖是第十一位皇帝,登基的時候(1522年)上距開國154年,下距亡國122年,正好在王朝的中間偏後一段。開國之初出現奸臣是不奇怪的,因為那時製度還是草創,時局也不穩定。亡國之際出現奸臣也不奇怪,因為那時氣數已盡,弊端叢生。然而嘉靖一朝,即便從他老人家“駕崩”那年算起,距離亡國也還有78年。照理說,這可應該是“天下無事,安享太平”的時代,怎麽會冷不丁地冒出個大奸臣來呢?

  何況明代的朝臣當中也不該出奸臣。事實上,有明一代的特點,是皇帝多混賬而朝臣無大惡。明代的皇帝,和曆朝曆代相比是最差勁的。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心狠手辣,殺人如麻,和他一起打江山的功臣幾乎被他趕盡殺絕。成祖永樂皇帝朱棣,殘忍暴戾,也是草菅人命,殺人如麻,還動不動下令將人犯“拖出去著狗子吃了”,或者下令將女犯輪奸,簡直就是心理變態。仁宗洪熙皇帝朱高熾,宣宗宣德皇帝朱瞻基,這兩個算是不錯,因此有所謂“仁宣之治”。可惜仁宗在位隻有一年,宣宗在位也隻有十年,況且宣宗還因為喜歡鬥蟋蟀而被稱為“促織天子”。接下來,英宗朱祁鎮(他有兩個年號,正統和天順),就開始出問題了。最大的問題還不是做了俘虜,搞了複辟,殺了忠臣,而是開了宦官專政的先例,為大明王朝留下無窮後患。英宗的兒子——憲宗成化皇帝朱見深也很夠嗆。此公寵信太監,迷戀佛道,熱衷於房中術,朝政頗為穢亂,《正說明朝十六帝》一書總結為三句話: 一個貴妃(萬娘娘)、兩個宦官(汪直、梁芳)、三樁弊政(西廠、皇莊、傳奉官)。不過,憲宗的兒子——孝宗弘治皇帝朱佑樘,卻是難得的明君,被認為可以和漢文帝、宋仁宗相提並論。可惜天不佑大明。這個最溫良恭儉讓的皇帝卻有一個最任性頑皮的兒子。他這個兒子——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堪稱“亙古第一頑主”。而且,正是因為他的荒唐胡鬧,害得孝宗這一係斷子絕孫,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和奸臣嚴嵩才得以粉墨登場。

  以後便是一代不如一代。穆宗隆慶皇帝朱載垕,惟一的愛好是女人,最大的優點是無能。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酒色財氣,醉生夢死,最擅長的是耍賴和罷朝。光宗泰昌皇帝朱常洛,在位隻有一個月,惹出的案子倒有三個: 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此即所謂“明末三案”。熹宗天啟皇帝朱由校,其實是個文盲。他在位七年,玩了七年積木,鬥了七年蟋蟀,朝政全部交給另一個文盲——太監魏忠賢。等到他的弟弟——崇禎皇帝朱由檢來收拾局麵時,局麵其實已不可收拾,隻好亡國。當然,亡國也不能都怪前人,崇禎自己也有責任。崇禎的勤政自律固然超過前人,他的剛愎自用、嫉賢妒能、苛刻猜忌怕也史無前例。這裏且不說他。

明代皇帝如此差勁,國祚為何還能延續如此之久呢?這是因為,自隋唐而宋元,經過七百多年探索,文官製度已經完善,官僚政治已經成熟,帝國的政權其實是由士大夫階層來支持的。這些人耕讀為本,詩書傳家,滿腦子“忠君報國”,一肚皮“修齊治平”。一旦進入官場,大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職,盡心盡責,因此國家機器甚至在君主缺位的情況下也能運轉自如。也因此,盡管皇帝多混賬,然而朝臣無大惡。正如《明史·奸臣傳》所說,明代作惡多端的主要是太監(有明一代,巨奸大惡,多出於寺人內豎),奸臣的出現竟成為異數(求之外廷諸臣,蓋亦鮮矣),唯獨嘉靖一朝是個例外(惟世宗朝,閹宦斂跡,而嚴嵩父子濟惡,貪得無厭)。

  於是就有了一個問題: 為什麽唯獨嘉靖一朝閹宦斂跡而奸臣崛起?或者說,為什麽閹宦斂跡以後奸臣就要崛起?這當然與嘉靖其人有關。那麽,嘉靖又是一個什麽樣的皇帝?

  依我看,是個混蛋。



    嘉靖像

  帝國的惆悵之荒唐的正義(二)  混蛋嘉靖
 
    嘉靖是明代一個繞不過去的皇帝,在位時間很長,45年,僅次於他的孫子萬曆(神宗朱翊鈞),在中國曆史上排名也很前。曆代皇帝在位的年頭,康熙最長,61年;乾隆次之,60年;第三漢武帝,54年;第四明萬曆,48年;嘉靖排在第五名。

  不過,嘉靖在位時間雖長,政績卻乏善可陳。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二月,時任戶部雲南司主事的海瑞,向嘉靖皇帝呈上了轟動朝野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戶部主事官價正六品,相當於現在的司局級幹部,在當時則是一個不大不小、不上不下的職位。明代官製,戶部有尚書一人,正二品,相當於部長。侍郎二人,正三品,相當於副部長。這三個,都叫“堂官”,由皇帝直接領導。部以下,設司(戶部有十三個司)。司的官員,有郎中(正五品)、員外郎(從五品)和主事(正六品),都叫“司官”。再下麵,則有一大群八品、九品的辦事員,比如照磨、檢校之類,是為“吏員”。部裏的工作,大事有堂官做主,小事有吏員張羅,司官的任務並不重。何況自明孝宗弘治(嘉靖的伯父)以來,治理司務的隻有郎中一人,員外郎和主事隻在授官之日出席而已,實際上是閑差。然而海瑞雖然級別不高,責任不重,事情不多,卻“位卑未敢忘憂國”,對國家的命運前途充滿擔憂。他在戶部無所事事,就琢磨朝政。這一琢磨不要緊,海瑞發現,嘉靖一朝的政治,竟然可以概括為十六個字:“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堪稱一塌糊塗。而且天下的臣民,對嘉靖皇帝也極其不滿(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甚至用他的年號來挖苦他,說什麽“嘉靖嘉靖,家家皆淨”,堪稱民怨沸騰。

  那麽,事情為什麽會弄到這個地步呢?究其所以,就因為嘉靖這個皇帝不好。怎麽個不好?昏聵多疑(心惑)、剛愎殘忍(苛斷)、自私虛榮(情偏)。隨便舉個例: 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老頭子病重,太醫徐偉奉旨前往診治。當時嘉靖坐在小床上,龍袍垂地,徐偉遲疑不敢前進。嘉靖問他為什麽不走過來。徐偉說,皇上的龍袍在地上,臣不敢進。診視完畢,嘉靖就下了一道手詔給內閣,表揚徐偉。嘉靖說,徐偉的話,最能體現他對君父的忠愛之情。因為他說的是“皇上的龍袍在地上”,而不是“皇上的龍袍在地下”。這又有什麽區別呢?嘉靖說,區別很大——地上,人也;地下,鬼也。徐偉聽到傳達,當時就嚇出一身冷汗。地上地下,這在一般人那裏是沒有什麽區別的。我們平時說話,也是地上地下不分,哪有那麽多講究?按照嘉靖的邏輯,臣下一言不慎,豈不是就要招來滅頂之災?

  嘉靖要求臣下極其苛刻,對待自己卻極其放縱。他這個皇帝,在位四十五年,倒有半數以上年頭是不上朝的。他從嘉靖十八年(公元1439年)起就不視朝,從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起就不進宮。幹什麽呢?躲在西苑,修齋建醮,整天和道士鬼混。而且,他聽信道士的鬼話,也不和皇後、太子見麵,因為據說他們父子二人命相相克。所以海瑞認為,嘉靖不但從政治的角度看不是好皇帝,從倫理的角度看也不是好父親、好丈夫。如果拿君臣、父子、夫婦這“三綱”來衡量一下,就會發現原本應該成為全體臣民道德楷模的皇上,居然一綱都談不上: 任意懷疑、謾罵、屠殺臣僚,是不君(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對親生兒子毫無教誨養育,連麵都不見,是不父(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與皇後分居,躲在西苑煉丹,是不夫(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為薄於夫婦)。這樣一個人,能把國家治理好,那才是咄咄怪事!

  實際上嘉靖也無心治國。他最關心的隻有兩件事情,或者說兩個問題。一是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活夠歲數,二是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玩夠女人。隻要能夠實現這兩個目標,即便把整個帝國都押上去,他也在所不惜。

  道士們據說就能夠幫助嘉靖實現自己的“理想”。因為道教主張的,正是長生不老,甚至肉體飛升,而且“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更加妙不可言的是,道教“養身之道”的有機組成部分和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便正是所謂“房中術”。按照嘉靖寵信的道士邵元節、陶仲文等人的理論,養生是不必節欲的。相反,如果掌握了房中秘術,多次與童貞處女性交,還能起到采陰補陽、延年益壽的作用。這實在是太對嘉靖的胃口了。對於他來說,長壽固然是重要的,但如果必須禁欲,活那麽長又有什麽意思?現在好了。縱欲和養生竟可以並行不悖相得益彰,這真讓皇帝陛下心花怒放。

然而這種以少女身體為煉丹鼎爐的“采陰補陽”,對於女性而言無異於身心摧殘。何況宮女們還要黎明即起,在日出時分采集甘露供嘉靖飲用;還要向嘉靖提供初潮的經血,供他煉丹。這種由少女經血、中草藥和礦物質煉成的“紅鉛丸”,其實是一種壯陽藥,內中含有從人尿(當然是童男童女的尿液)中提取的性激素。嘉靖服用以後,便要在這些少女身上發泄獸欲。這實在讓人忍無可忍,終於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發生了“壬寅宮變”。十月二十日晚上,以楊金英、邢翠蓮為首,十餘名宮女決定謀殺嘉靖,而且差一點就用黃綾布把他在床上活活勒死。我們知道,謀反,是要滅九族的。弑君,也是要判剮刑的。所以,許多公卿將相即便大權在握,也不敢輕易動此念頭,何況手無寸鐵的弱女子?不難想象,如果不是嘉靖太過荒淫暴戾,她們斷然不會鋌而走險。

  謀殺皇帝的宮女都被淩遲處死,嘉靖卻也有了一個借口,從此不回大內。皇上不住在宮裏,自然也不上朝。於是,他便在西苑永壽宮安營紮寨,修齋建醮,做起道士來。

  修齋建醮也叫齋醮。什麽是齋醮呢?就是建立道壇,齋戒沐浴,向神仙祈福。這時,必須向皇天上帝呈奉奏章祝詞。這個奏章祝詞通常用硃筆寫在青藤紙上,叫“青詞”,也叫“綠章”。這事道士是幹不來的,得靠詞臣。最好的詞臣自然是內閣大學士。我們知道,明清兩代是沒有宰相的。皇帝一人身兼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直接領導六部。這當然忙不過來,得有人協理。協理的部門就叫“內閣”,其實是秘書處;協理的人就叫“大學士”,其實是高級秘書。不過,久而久之,六部離皇帝越來越遠,內閣離皇帝越來越近。但有大事,皇帝往往向內閣垂詢,交六部執行,大學士就從製度上的秘書變成了實際上的丞相,因此也可以打一個引號,稱為“宰相”。

  內閣大學士既然原本是秘書,主要工作是替皇帝披閱奏章起草文件,文字功夫是沒有問題的。他們既然能夠替皇帝草擬詔書,自然也能夠替皇帝撰寫青詞。於是,以嘉靖的人生目標為中心,道士和閣臣開始分工合作。道士炮製春藥,閣臣炮製青詞;道士煽風點火,閣臣舞文弄墨。如此這般,嘉靖一朝的政治豈能不烏煙瘴氣?

  然而內閣大學士們心甘情願。這些家夥比誰都清楚: 要想青雲直上,就得討好皇帝;要想榮華富貴,也得討好皇帝;要想永保平安,還得討好皇帝。皇上既然就好這一口,咱們又有的是時間精力聰明才智,何不奉獻一點?所以,嘉靖一朝的閣臣,不少都是寫青詞的好手,甚至除了撰寫青詞,其實不會別的。比如袁煒、李春芳,後來還被稱作“青詞宰相”。總之,在嘉靖治下,要想出將入相、位極人臣,就必須是青詞寫手。

  嚴嵩當然也不例外。

  嚴嵩的青詞也是寫得極好的,曾經一度無人能夠望其項背。青詞並不好寫。那是一種賦體的文章,要求能夠以極其華麗的文字表達出皇帝對上天神靈的敬意和誠心。嘉靖求仙心切,性子又急,所以青詞總是供不應求,常常能把那些閣臣憋死。然而嚴嵩卻有求必應,得心應手。這並不奇怪。嚴嵩原本就是頗負盛名的詩人,文學修養很高,自然長袖善舞。嚴嵩又盡心,使出渾身解數,殫精竭慮,揣摩鋪張。結果一來二去,竟然隻有嚴嵩一個人寫的青詞能讓嘉靖滿意(醮祀青詞,非嵩無當帝意者)。

  於是嚴嵩“入閣拜相”,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八月(也就是“壬寅宮變”前兩個月)拜武英殿大學士,入直文淵閣,成了“宰相”。這時嚴嵩已經六十多歲,卻“精爽溢發,不異少壯”。入閣以後的嚴嵩當然還要撰寫青詞,但更重要的還是“揣摩聖意”。嘉靖雖然是個混蛋,卻不是昏君;雖然躲在西苑,卻沒有大權旁落;雖然整天求仙問藥,卻一刻也沒有放鬆對朝廷的控製。許多重大政治問題,嘉靖都是自己已有成見才去谘詢閣臣的。因此,閣臣的本事,就在於能夠摸清嘉靖的心思,說出皇帝想說的話,甚至皇帝想說而不方便說的話。嚴嵩正好就有這樣的本事。他和他的兒子嚴世蕃,差不多每次都能把嘉靖的心思猜個八九不離十,所奏自然“甚合朕意”。這在嘉靖看來,是嚴嵩父子忠心耿耿,勤於王事;在別人看來,則認為皇上對嚴嵩言聽計從。至於嚴嵩,當然不會說穿其中的秘密。他們父子正好趁機欺上瞞下,以售其奸。

但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奸者千慮,大約也難免一失。嚴嵩做夢也沒有想到,他這一生,是成也青詞,敗也青詞;成也揣摩,敗也揣摩。當然,他也沒有想到,自己竟然會遇到一個更厲害的對手,一個能夠“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他對付別人的辦法來對付他,最後置他於死地的人。

  這個人就是徐階。



徐階像夏言像


帝國的惆悵之荒唐的正義(三)  滑頭徐階
 
 
    徐階也是會寫青詞的,而且寫得比嚴嵩還好。 

  徐階是鬆江華亭(今屬上海)人,從小就命大福大。一歲的時候,他掉進井裏,三天以後居然活了過來。五歲的時候,又掉到山下,居然掛在樹上不死。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他中了進士,一甲第三名,是探花郎。《明史》說他這個人的特征,是個子小,皮膚白(短小白皙),注重儀表(善容止),聰明過人(性穎敏),能謀善斷(有權略),城府很深(陰重不泄),似乎天生就是嚴嵩的克星。

  和嚴嵩一樣,徐階得寵,也是因為會寫青詞(所撰青詞獨稱旨)。他在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以禮部尚書的身份兼東閣大學士,成為“宰相”,排在嚴嵩(首輔)和李本(次輔)的後麵。徐階的入閣,使嚴嵩本能地感到威脅,便多次加以傾害,“中傷之百方”。然而徐階每次都能從容對付,化險為夷。其間原因,固然有徐階的權術謀略,也有嘉靖的偏袒庇護。嘉靖實在是太喜歡徐階寫的青詞了,簡直就是愛不釋手,嚴嵩當然有所顧忌。等到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五月,李本離職,徐階升任次輔,嚴嵩就更扳他不倒了。

  何況嚴嵩這時也力不從心,自身難保。原來,嚴嵩揣摩聖意能夠百發百中,倒有一半以上要歸功於他的寶貝兒子嚴世蕃。嚴世蕃的長相,是脖子短,身體胖(短項肥體),還少了一隻眼睛(眇一目),是個獨眼龍。不過,他這一隻眼睛,比兩隻眼睛還厲害。嘉靖下的手詔,常常語焉不詳,不知所雲(語多不可曉),唯獨嚴世蕃一看就懂(一覽了然),一答就對(答語無不中),真可謂“一目了然”。可是就在這個月,嚴嵩的夫人歐陽氏去世,依禮,嚴世蕃要在家居喪,再也不能跟著嚴嵩去上班了。那時,嘉靖不住大內住西苑,為了辦公方便,也為了便於寫青詞,就在西苑為閣臣設立辦公室,叫“直廬”。嚴世蕃不能跟到直廬,嚴嵩就沒了主心骨,隻好一接到嘉靖手詔,就派人送回家征求嚴世蕃的意見。這嚴世蕃也真不是東西,居然當真不問國事,整天在家和女人鬼混。嚴嵩派人來問對策,也不按時回答,隻管自己淫樂,全然不顧老爸心急如焚。前麵講過,嘉靖是個性急的人,哪裏能容忍嚴嵩磨磨蹭蹭?嚴嵩又不能說以前都是嚴世蕃參謀,隻好自己硬著頭皮對答(不得已自為之),自然是答非所問(往往失旨),讓嘉靖大為不滿。

  嚴嵩的青詞也越寫越差。這時的嚴嵩,畢竟是八十二歲的老人了,日薄西山,江郎才盡,哪裏還能寫得出好文章?也隻能請人代筆,質量可想而知。嘉靖便越來越不喜歡他(積失帝歡)。等到半年以後,永壽宮一場大火,就把嚴嵩的“聖眷”燒了個精光。

  永壽宮這場大火倒不是嚴嵩放的,是嘉靖皇帝自己和宮姬在貂帳裏玩火造的孽。但不管怎麽說,永壽宮沒了,萬歲爺卻不能沒有地方住。一個辦法是重修永壽宮。這是嘉靖的想法,但嚴嵩認為不可能。因為這時正在修建奉天、華蓋、謹身三大殿,國庫早已掏空,哪來的人力物力?第二個辦法是搬回大內。這是群臣的想法,嚴嵩認為也不可能。因為大內是皇上差一點被害的地方,至今心有餘悸,怎麽可能回去?嚴嵩的主張是既不回大內,也不住西苑,而是移駕重華宮。重華宮修飾完整,比現在臨時居住的玉熙殿舒服多了。

  嚴嵩這一番謀劃自以為得意,卻沒想到犯了更大的忌諱。重華宮是什麽?是當年景帝軟禁英宗的地方。因此嘉靖一聽便大為惱火: 這不是要把朕關起來嗎?也是合該嚴嵩姑埂4斯墒且幌蟶樸詿Α笆ヒ狻鋇模饣厝窗崖砥ㄅ牡攪思尉傅耐唇派稀?/FONT>

  這時,次輔徐階說話了。

  徐階說,奉天、華蓋、謹身三大殿確實工程浩大,但正因為三大殿工程浩大,所以能夠修複萬壽宮。為什麽呢?三大殿工程有“餘料”呀!工程越大,餘料就越多。所以,修建三大殿和修複永壽宮不但不矛盾、不衝突,反倒相得益彰。嘉靖一聽就高興了,問那要多長時間?徐階的回答是“可計月而就”。於是嘉靖龍顏大悅,準其所奏,還欽命徐階的兒子徐璠承包工程。徐璠也不負所望,百日之後就如期完工。嘉靖將其改名萬壽宮,給徐階加官少師,徐璠也由尚寶丞(正六品)破格晉升為太常少卿(正四品)。

這下子嚴嵩知道自己不是徐階的對手了。於是擺酒設宴,款待徐階。席間,嚴嵩令子孫團團拜倒在徐階腳下,舉杯托孤道: 嚴某日薄西山,這些小子就全仗徐公看顧了(嵩旦夕死矣,此曹惟公乳哺之)。徐階立即避席,連連說不敢當,不敢當!

  徐階雖然一副受寵若驚的樣子,心裏卻在磨刀霍霍,暗暗盤算怎樣才能徹底整倒嚴嵩,出這多年所受的窩囊氣,也為對自己有知遇之恩、又被嚴嵩害死的夏言報一箭之仇。他的辦法是請神仙幫忙。徐階知道,嘉靖身邊是不能沒有道士的。他最寵信的道士,先是邵元節,後是陶仲文。但邵元節早在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仙逝,陶仲文也在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升天,於是徐階便向嘉靖推薦藍道行。藍道行是山東道士,本事是會降紫姑扶乩。紫姑是何方神聖呢?是管廁所的。大家不要小看這廁所。內急的時候找不到廁所,比肚子餓了找不到飯館還嚴重。所以紫姑的乩語最靈。藍道行會降紫姑,自然本事不小。

  其實藍道行哪有什麽本事。他的本事是和太監合夥作弊。扶乩的過程是這樣的: 先由皇帝把要問的問題寫在紙上,然後由太監帶到扶乩的地方焚燒,請神仙用乩語回答。如果不靈,就要怪太監汙穢不潔,神仙不肯降臨。太監當然不願意背這個罪名,就在焚燒之前先偷看皇帝的問題,然後告訴藍道行,這樣自然就靈了。藍道行的乩語一靈,徐階就可以做手腳。比方說,徐階知道嚴嵩有密折呈奏,就讓藍道行扶乩說“今有奸臣奏事”。嘉靖問天下何以不治,乩語就說: 賢臣沒有得到重用,小人把持朝廷。再問誰是賢臣,誰是小人,答案也是不難想象的,自然說徐階賢臣,嚴嵩小人。

  不過這種裝神弄鬼的把戲還上不了台麵。它隻能讓嘉靖動心,不能讓嘉靖動手。堂堂大明天子,總不能公然下詔,說乩語如何因此必須如何吧!這就需要有機會,比如嚴嵩正好犯了什麽事,或者正好有人彈劾他。機會也是說來就來。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五月某日,天降大雨,一個名叫鄒應龍的禦史(監察部處長)因為避雨躲進一位太監家,聽到了“神仙”說嚴嵩是小人的事。鄒應龍一聽就明白,嚴嵩的好日子到頭了(帝眷已潛移),於是連夜修成《貪橫蔭臣欺君蠹國疏》,上奏朝廷。疏文指控嚴世蕃貪贓枉法、禍國殃民,應處死刑;嚴嵩溺愛惡子、受賄弄權,應予斥退。嘉靖也很快做出批複: 嚴嵩給米百石,退休回家,嚴世蕃發配雷州充軍。去年一場大火,燒掉了嚴嵩的聖眷;今年一陣大雨,又澆滅了嚴嵩的權勢。這可真是“水火無情”。

  嚴嵩倒了,但沒有死。嚴世蕃也活得很滋潤。他並沒有到雷州衛服刑,隻在廣東南雄住了兩個月,就溜回家了。回家以後也不韜光養晦,反倒大興土木,修建私宅。這就引起了地方官員的注意。更糟糕的是,地方官注意嚴府,嚴世蕃卻不注意,氣焰十分囂張。有一次,袁州府推官(專管刑獄的官員,正七品)郭諫臣到嚴府公幹,嚴府家奴非常無禮,公然不把他這個朝廷命官放在眼裏。郭推官咽不下這口氣,一狀告到巡江禦史(監察部特派員)林潤那裏。林潤也是一個想把嚴家置於死地的,正好手上也抓住了嚴世蕃的把柄——與羅龍文過從甚密。羅龍文是什麽人?是倭寇王直的親戚,而且和嚴世蕃一樣,也是從流放地私自逃回的。於是林潤上奏朝廷,狀告嚴世蕃和羅龍文網羅江洋巨盜,私用違製車服,日夜誹謗朝廷,聚眾四千餘人,“道路皆言,兩人通倭,變且不測”。

  這就是謀反了。於是,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朝廷下令將嚴世蕃捉拿歸案。那時,嚴世蕃的兒子嚴紹庭還在北京當錦衣衛指揮,立馬派人通風報信。嚴世蕃聞訊本想逃回雷州,誰知早在林潤的監視之下,剛一出門,就被逮了個正著,隨後被押解進京,交由三法司審理。三法司,就是刑部(公安部)、都察院(監察部)和大理寺(最高法院),其長官分別是刑部尚書、都禦史和大理寺卿。像嚴世蕃這樣涉嫌謀反的大案,照例是要“三司會審”的。

嚴世蕃二進宮的消息轟動了京城。許多人額手稱慶,都認為沈煉和楊繼盛的冤案這回總算可以平反了。林潤和郭諫臣是這麽認為的,“三法司”長官黃光升、張永明、張守等人也是這麽認為的。因此他們在判決書裏,便大講嚴嵩父子如何迫害忠良,而且重提沈煉、楊繼盛案。草稿送到徐階那裏,徐階問,諸位的意思,不是想救嚴公子一條性命吧?黃光升幾個都說,當然不是,恨不得立馬就殺了他。於是徐階不慌不忙拿出自己的稿子,上麵一五一十列舉了嚴世蕃的“反跡”: 什麽住宅私擬王府啦,什麽招募亡命之徒啦,什麽謀為外投日本啦,什麽串通裏應外合啦,不一而足,而且說得有鼻子有眼。蠱惑嚴世蕃在南昌稱王的,是彭孔;挑唆嚴世蕃勾結黑社會的,是典楧;煽動嚴世蕃裏通外國的,是羅龍文;協助嚴世蕃誘致外兵的,是牛信。黃光升等人一看就明白了,立即照抄上奏。結果,皇帝在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三月二十四日下詔,以“交通倭虜,潛謀叛逆”的罪名判處嚴世蕃死刑。而且,根據徐階的意見,並沒有“秋後處決”,而是“亟正典刑”。

  沈煉和楊繼盛可以瞑目了,曆史也終於實現了“實質正義”,盡管方式是如此荒唐。



帝國的惆悵之荒唐的正義(四)  誰是禍根

 
    嚴世蕃之死,當時就有人認為是冤案。 

  當然是冤案了。這嚴世蕃惡貫滿盈不假,聚眾謀反卻是冤枉。林潤的奏折其實說得很清楚:“道路皆言,兩人通倭,變且不測”。什麽叫“道路皆言”?就是路上的人都這麽說。實際上是捕風捉影,連匿名舉報都算不上。嘉靖皇帝也不相信,曾下令三法司“從公鞠訊,具以實聞”。然而徐階卻上奏說“事已勘實”,“具有顯證”,也不容嚴世蕃申辯,更沒有什麽取證、對質,硬是手忙腳亂地就把他的腦袋砍掉了。

  這當然讓很多人不以為然。張居正在主修《世宗實錄》時就說,嚴世蕃是該殺的,但罪名應該定為“奸黨”而不是“反賊”。像林潤的奏折那樣“指為謀逆”,或者像三司的判決那樣“擬以謀叛”,都“悉非正法”。這也是後來一些人的觀點。比如談遷就說徐階他們的判決是“舍奸黨之正條,坐不軌之苟論”,支大綸更是質問:“內閣頤旨,法官惟諾,刑罰不中,伊誰之咎?”是啊,這種以冤案平反冤案的荒唐,究竟應該由誰負責?

  恐怕不該是徐階。在我看來,沈煉和楊繼盛的死,是冤枉的;嚴世蕃背上謀反的罪名,也是冤枉的。但要說罪魁禍首就是徐階,同樣冤枉。

  徐階不是糊塗蟲,也不是迫害狂。他何嚐不知道以“奸黨”之名定世蕃之罪,才是“正論”、“正法”、“正條”?他又何嚐不想光明正大地為沈煉和楊繼盛平反昭雪?但是不行啊!因為這些冤假錯案都是皇上欽定的。如果把沈煉和楊繼盛案翻出來,就是和當今聖上過不去了(是彰上過也)。當然,皇帝做錯的事,也不是不可以批評、糾正,但前提是那皇帝肯聽才行。嘉靖恰恰就是一個聽不得半點不同意見的人。《明史·奸臣傳》說:“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頗護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也就是說,嘉靖這個人,是剛愎自用自以為是的。別人的性命一錢不值,自己的麵子比天還大。所以,嚴嵩要想害人,非常容易,隻要抓住嘉靖“護短”的心理煽風點火就行。難怪嚴世蕃聽說三法司把沈煉和楊繼盛的舊案翻了出來,竟然在獄中高興得手舞足蹈。因為他知道,這必然引起嘉靖的猜忌、懷疑和憤怒。保不住的,就不是自己的腦袋,而是三法司的烏紗了。所以徐階對黃光升幾個說,按照你們這種寫法,嚴公子明天就可以出門了,諸位反倒可能被關了進去。

  顯然,不冤枉嚴世蕃,沈煉、楊繼盛,還有許多人的冤情就無法昭雪。張居正說,定為“奸黨”,也可以殺嚴世蕃,這當然不錯。但你要定得了才行呀!顯然,徐階製造新的冤假錯案,以“莫須有”的罪名除惡鋤奸,實在是嘉靖逼出來的。

  其實就連嚴嵩這個“奸臣”,也是嘉靖“培養”出來的。嚴嵩是江西分宜縣人,所以又稱“嚴分宜”。《明史》說他身材高大,眉目清朗,聲音洪亮,才華橫溢,名重一時。他在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中進士,做過庶吉士、編修之類的小官,就因病回家了。嚴嵩在家鄉又讀了十年書,寫作詩文,“頗著清譽”,回到官場時也還正派,能和其他大臣一起反對嘉靖的胡作非為。但是,嚴嵩很快就被嘉靖的“雷霆之怒”嚇破了膽,“盡改前說”,從此踏上了媚上、邀寵、弄權、謀私的不歸之路。

  然而嚴嵩的道路並不平坦。

  正如許多曆史學家所指出,嘉靖其實是最懂得怎樣做皇帝的人。正因為精通帝王之術,所以,嘉靖不像高祖朱元璋那樣日夜操勞,也不像玄孫朱由校那樣大權旁落。他在位四十五年,二十七年不視朝,但朝廷裏哪怕飛過一隻蒼蠅他都知道,更不要說國家大事了。也就是說,大明帝國這四十五年其實是他當家的,盡管他每天的“功課”,不過是煉丹、祈福、讀青詞、泡女人。一般地說,一個皇帝,倘若如此的“不務正業”,恐怕是要“喪權辱國”的。但是嘉靖並不。甚至不能說他是一個完全不合格的皇帝。事實上,帝國製度對後世君主的要求不高,隻要守住祖宗基業、江山社稷就行。從這個角度看,嘉靖至少稱職。可以說,他是治國、玩樂兩不誤。結果,作為男人,他玩得盡興;作為皇帝,他還算盡職。他是盡職而不累(輕鬆自如),盡興而不廢(大權在握)。

這實在“聰明”。嘉靖的聰明,就在於他明白所謂“國家大事”,其實是要分析的。國家的事並不都是大事,也有小事。不但雞毛蒜皮是小事,就連財政、賦稅、軍事、工程、刑律,總之,一切可以交由臣工去處理的事情,對於皇帝來說都是小事。因為它們不是綱,而是目。目,是可以也應該交給臣下的,皇帝要抓的是綱。而且,皇帝也隻應該抓綱。隻要皇帝抓住了綱,所有的目就帶起來了。綱舉目張嘛!

  什麽是綱?綱就是權力,就是任命與罷免、提拔與處分、獎賞與懲罰官員的權力。國家的事務是由大小官員來打理的,而官員最想的是升官,最怕的是罷官。所以,抓住了官員的任免權,就抓住了官員的命根子;而抓住了官員,就抓住了天下。所以,隻要抓住這個“綱”,就可以“垂拱而治”,將天下“運於股掌”。

  皇帝自然有這個權力。因為從理論上講,官員是皇帝的兒子(因此叫臣子)、奴仆(因此叫臣仆)、打工仔(因此叫臣工)。作為父親(君父)、主子(君主)、老板(君王),皇帝在製度上擁有對官員的生殺予奪之權。但是,有沒有這個權力是一回事,會不會用又是另一回事。嘉靖就是會用的。他甚至不必動用升遷獎懲的大權,隻要“假以顏色”,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方說,嚴嵩剛剛被重用時,曾經遭到官場的普遍攻擊。明代是實行“兩京製”的,南京和北京都有中央政府,而南京和北京的給事中(六部監察官員)和禦史(監察部官員)彈劾貪官汙吏,第一個提到的就是嚴嵩。因為嚴嵩實在太不像話,居然向宗室諸侯勒索賄賂,他的兒子也四處活動,大走後門。然而嘉靖為了包庇嚴嵩,便故意向他谘詢國事,而且故意表示欣賞(必故稱賞),哪怕嚴嵩的回答實在不怎麽樣(平無奇)。這樣連續多次以後,對嚴嵩的攻擊也就煙消雲散,正所謂“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可以說,正是由於嘉靖的縱容,嚴嵩才有恃無恐,日益驕橫,終於成為天字第一號的大奸臣。

  嚴嵩對於嘉靖,也堪稱肝腦塗地,馬屁拍足。嘉靖是喜歡做道士的,製有一種道士戴的香葉冠,賜給閣臣每人一頂。其他閣臣(比如夏言)認為這不是正式朝服,不肯戴。嚴嵩卻不但戴了,還籠以輕紗,以示虔誠,讓嘉靖大感欣慰。嘉靖又常常把自己煉的“仙丹”賜給臣下。其他人知道那玩意有毒(內含鉛汞化合物),不吃。嚴嵩卻不但吃了,還要報告服用結果,比如“遍身燥癢異常,不可一忍”,或者“至冬發為痔疾,痛下淤血二碗”,正是鉛汞中毒的症狀。一個七八十歲的老人,心甘情願充當實驗室“小白鼠”,要說他對皇帝不是“忠心耿耿”,還真是冤枉了他。

  然而嘉靖對嚴嵩卻既不放心,也不放手,時不時要敲打他。敲打也很容易。比方說,在朝野上下都認為皇帝對嚴嵩言聽計從時,故意不問意見,乾綱獨斷,或者故意當眾表示反對,讓嚴嵩碰一鼻子灰。又比方說,在嚴嵩值班時,故意多次不召見他,把他晾在那裏。有一次,嚴嵩久等不得召見,卻見李本和徐階往西苑走,便也跟著走。走到西華門,李本和徐階進去了,嚴嵩卻被攔在外麵。這時,嚴嵩在名義上還是首輔。次輔(李本)和三輔(徐階)昂首而入,首輔卻吃了閉門羹,嚴嵩無論如何也想不通。回到家裏,父子二人竟抱頭痛哭。

  實際上嚴嵩終其一生,都隻是“寵臣”而非“權臣”。他推薦的人選,並不一定能保住官位(吏部尚書缺,嵩力援歐陽必進為之,甫三月即斥去)。他的心腹獲罪,也不一定能夠救援(趙文華忤旨獲譴,嵩亦不能救)。在嘉靖心目中,嚴嵩其實是自己手中一個可以任意把玩拿捏的玩意,一條“叭兒狗”和一隻“小白鼠”,高興時攬在懷裏,不高興就一腳踢開。事情都讓他去做,責任卻不替他擔。今天讓他青雲直上,明天就把他打入冷宮。最後,名垂青史的是嘉靖(因為奸臣是他除掉的),背上罵名的是嚴嵩(因為壞事都是他幹的),這難道公平,難道不荒唐?

嚴世蕃伏誅後,嚴嵩也被抄家。一無所有的嚴嵩隻好“寄食墓舍以死”,也就是寄居在守墓人的房子裏,到處要飯吃。這離他最風光的時候也不過三四年光景。想當初,嚴嵩是何等得寵啊!因為年紀大,嘉靖特許他乘肩輿出入紫苑。見他的直廬簡陋,嘉靖“撤小殿材為營室,植花木其中”,每天賜禦膳,賜法酒。現在呢?寄食墓舍以死。看來,嚴嵩甚至連“寵物”都不如。因為養寵物的人是很少會讓自己的小狗變成“喪家犬”的。

  讀史至此,感慨良多,遂填得《采桑子》一闕雲: 翻飛柳絮風中舞,上也荒唐,下也荒唐,四十年來夢一場。伴君如伴南山虎,喜也無常,怒也無常,混賬專橫是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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懶風 回複 悄悄話 壬寅宮變:紅顏鬧宮闈 龍顏一怒血成河

1542年11月27日(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宮女發動“壬寅宮變”,嘉靖皇帝險些喪命。因驚嚇過度而昏迷的嘉靖皇帝蘇醒後立刻以淩遲之刑奪了謀事諸宮女的性命。

現場 繩套成死結 弑君未成反失命

明朝皇帝的寢宮是紫禁城內的乾清宮,除了皇帝和皇後,其餘人都不能在此居住。妃嬪也隻是按次序進禦,除非皇帝允許久住,否則當夜就要離開。

嘉靖年間的乾清宮,暖閣設在後麵,共9間。每間分上下兩層,各有樓梯相通。每間設床3張,或在上或在下,共有27個床位,皇上可以從中任選一張居住。皇上睡哪裏,誰也不知道。

這種設置一定程度上保護了皇上的安全,但對最貼身的宮女卻毫無防範作用。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淩晨(公元1542年11月27日),十幾名宮女想趁嘉靖皇帝朱厚熜熟睡時把他勒死。姚淑皋用黃綾抹布蒙住朱厚熜的臉並緊掐他的脖子,邢翠蓮按住他的前胸,王槐香按住他的上身,蘇川藥和關梅秀分別按住他的左右手,劉妙蓮、陳菊花分別按兩腿,楊金英把繩套拴在他的脖子上,姚淑皋和關梅秀用力拉繩套。可繩套被楊金英拴成了死結,無法將皇帝勒死。

宮女張金蓮見勢不好,連忙去報告方皇後。方皇後趕來後被姚淑皋打了一拳。宮女王秀蘭叫陳菊花吹滅燈,可又被總牌陳芙蓉點上。宮女徐秋花、鄭金香又把燈撲滅。這時管事趕來,謀事宮女被捕。

朱厚熜沒被勒死,可由於驚嚇過度,昏迷好久才醒。

事後,司禮監嚴刑拷打謀事宮女,可供詞都同楊金英如出一轍。司禮監定案:“楊金英等同謀弑逆。張金蓮、徐秋花等將燈撲滅,都參與其中,一並處罰。”朱厚熜下旨:“這群逆婢,並曹氏、王氏合謀弑於臥所,凶惡悖亂,罪及當死,你們既已打問明白,不分首從,都依律淩遲處死。其族屬,如參與其中,逐一查出,著錦衣衛拿送法司,依律處決,沒收其財產,收入國庫。陳芙蓉雖係逆婢,阻攔免究。欽此欽遵。”

刑部等領命執行,事畢給皇帝回奏:“臣等奉了聖旨,隨即會同錦衣衛掌衛事、左都督陳寅等,捆綁案犯赴市曹,依律將其一一淩遲處死,屍梟首示眾,並將黃花繩黃綾抹布封收官庫。然後繼續捉拿各犯親屬,到時均依法處決。”

聖旨中提到的曹氏、王氏據考證是寧嬪王氏和端妃曹氏。司禮監題本中記錄了楊金英的口供:“本月十九日的東梢間裏有王、曹侍長(可能指寧嬪王氏、端妃曹氏),在點燈時分商說:‘咱們快下手吧,否則就死在手裏了(“手”字前可能漏一個“他”字,指朱厚熜,或有意避諱)。’”有人據此記載推斷此次弑君事件主謀是曹氏、王氏。但刑部行刑回執中並無對曹氏和王氏的處置的描述。

追蹤 煉丹、爭權“壬寅宮變”主謀難定

宮女弑君的“壬寅宮變”為何會發生在嘉靖年間,曆來有幾種不同的解釋。

■版本一:嘉靖皇帝為煉製長生不老丹藥,酷虐宮女所致

依據:司禮監審問宮女的口供中有此話:“咱們快下手吧,否則就死在手裏了。”

分析:沒有資料記載事發前宮女們做錯了什麽事情,既無大錯而又麵臨危險,據此推測,這件事很可能是朱厚熜煉製長生不老丹藥所致。

為投皇帝所好,大江南北進獻的秘方和丹藥五花八門。“紅鉛”作為最流行的煉製丹藥之法,是將處女月經和藥粉經過拌和、焙煉而成,形如辰砂。“壬寅宮變”兩年前,朱厚熜信用方士煉製丹藥,為了采得足夠的煉丹原料,強迫宮女們服食催經下血的藥物,輕則損傷宮女身心,重則造成失血過多甚至血崩,許多人因此喪命。為了防止煉藥的秘密被泄漏,還會殺掉取過血的宮女。

結論:宮女自知此災難早晚落到自己頭上,於是決定拚死一搏。

■版本二:寧嬪王氏首謀發動宮變

依據:聖旨、口供、一般宮闈鬥爭的邏輯。

分析:朱厚熜自嘉靖元年大婚後,身體虛弱,經常氣喘、咳嗽,直至嘉靖九年還沒有孩子。嘉靖十年,朱厚熜在宮中欽安殿建壇求嗣,以求得到一個兒子。起初,以禮部尚書為監禮使,文武大臣輪流值班進香,一直沒有效果。到嘉靖十五年,請道士邵元節等主持祈壇。當年,後宮妃嬪就生了男孩,以後又生了好幾個孩子。

寧嬪王氏也在這一年為朱厚熜生了一個兒子,按慣例,她應該由嬪晉為妃,可朱厚熜並沒晉封她。寧嬪王氏心存不滿,便在朱厚熜夜宿寵妃曹氏宮中時,指使楊金英等宮女將皇帝勒死以作為報複,同時也可把責任推到曹氏身上。

結論:一個生有皇子的妃嬪為爭寵冒如此大的風險,沒必要。十幾位宮女為給主人爭寵而不顧生死謀害皇帝,而且態度一致,也不大可能。

■版本三:嘉靖皇帝喜怒無常,任意殘害宮女而導致宮變

依據:朝鮮史書。

分析:書中載,朱厚熜雖然貪色,但宮女隻要犯了一點錯誤,從不寬恕,痛加責打。有200多名宮女被打死。

結論:非人的待遇使宮女們擔驚受怕,蓄謀拚死鬥爭。

■版本四:一妃一嬪引發的政治鬥爭

依據:嘉靖皇帝剛取得“大禮儀”之爭的勝利,即發生宮變,並涉及一妃一嬪。

分析:明武宗死時,沒有留下子嗣,也未留下遺囑。他臨終時告訴太監,由太後與朝臣商議酌定立嗣之事。經慈壽皇太後與朝臣商議,興獻王之子朱厚熜被迎立,即明世宗嘉靖皇帝。論輩分,世宗與武宗為堂兄弟,如按繼承皇位的要求,他應稱自己的生父興獻王為叔父,而尊武宗之父明孝宗為父。但朱厚熜卻想尊興獻王為皇考,並想追封興獻王為皇帝。

嘉靖初年,朝廷中一方主張尊重明朝的皇統,另一方則迎合朱厚熜的私意。一場史稱“大禮儀”的爭論延續了近20年,它實質上是朝臣與皇帝、朝臣各派係之間的鬥爭。

結論:“大禮儀”之爭剛以朱厚熜的勝利宣告結束,即發生“壬寅宮變”,而且與一妃一嬪有關。據此推測,宮變是政治鬥爭失敗者想利用妃嬪除掉朱厚熜。

作者:王海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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