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當前的主要矛盾是什麽

　　判斷主要矛盾人人都有責任

　　近幾年，中國社會似乎開始進入一個矛盾快速積累期，傳媒天天展示著各種社會矛盾與衝突。胡錦濤總書記最近談道：“我國的改革發展正處於一個關鍵時期。在我們麵前有許多必須解決而且回避不了的問題，有許多必須抓緊而不能拖延的任務。”***總理最近也多次強調，當前中國經濟社會處在一個十分重要的關口。

　　彌漫在傳媒上的“關鍵時期”、“重要關口”這些概念，到底意味著什麽呢？這是一個需要深思的問題。

　　“在複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於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這句話是毛澤東在《矛盾論》中說的，距今已近70年了。我感到，麵對今天各種矛盾日趨複雜和並發的情況，我們真的有必要再認真熟讀《矛盾論》這篇紅色經典。

　　幾十年來，執政黨對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深刻地決定和影響著百姓的生命和中國的命運。1956年9月26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提出了全麵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八大的共識是，階級鬥爭已不再是主要矛盾，經濟不發達才是主要矛盾，因此全黨要由社會主義革命黨轉為社會主義建設黨。遺憾的是，八大關於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沒有得到毛澤東的認可。1957年10月，隨著反右鬥爭的擴大，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仍然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從根本上改變了八大的方針。這以後，自1957年之後，全黨全國的各項工作從根本指導思想上說均以“階級鬥爭為綱”，並成為後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核心內容。中國社會以後幾十年的成串災難，都是由於這種錯誤判斷所導致。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次會議重新將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確立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與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因此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決策。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對“八大”精神的繼承和超越。

　　改革前幾十年的彎路和改革開放以來輝煌的發展史說明，執政黨如何判斷社會的主要矛盾，事關千家萬戶的禍福和國家興衰。

　　主要矛盾的轉變：從私人品匱乏到公共品匱乏

　　說中國進入到一個關鍵時期或重要關口，說明了分析和認清主要矛盾的緊迫性。毛澤東說：“抓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反過來說，如果找錯了主要矛盾，就可能帶來混亂和災難。

　　目前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迄今為止，仍然沒有擺脫改革開放初期和中期的認識。這個認識是：目前我們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其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因此，解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徑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隻要把經濟建設搞上去，其他問題就能得到根本解決。這種認識曾經符合當時中國的國情。

　　但是，隨著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人們對這樣一種情況無比困惑：持續的經濟增長似乎使社會矛盾和衝突愈來愈多。由此，我們不得不反思我們固有的判斷，不得不承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正在悄然發生根本性的轉變，而我們必須把新的主要矛盾辨識出來。今天的主要矛盾是什麽呢？我認為是：公眾日益增長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給短缺低效之間的矛盾。

　　“文革”結束時，最大的社會問題是物質產品短缺，老百姓缺衣少食，物質生活水平極其低下，人人渴望著少搞點政治鬥爭，多改善點物質生活，因貧困引發的怨恨彌漫整個社會。麵對這種情況，“上善若水”的態度，就是將社會的主要矛盾確定為貧困，將政策的中心轉到發展經濟上來，就是要給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提供激勵因素。

　　人們認識到物品短缺是由於政府壟斷了生產和分配所造成的，因此有了放權讓利，有了市場經濟，有了自由競爭，有了對私有產權的包容，有了對外資的開放。而今天，經過20多年市場化改革和經濟的持續增長，缺衣少食、上無片瓦已不再是社會矛盾的主要起源，私人物品極度匱乏已不是社會主要矛盾的根本起因。雖然私人物品匱乏的現象仍然在一些區域或人群中存在，但是，我們可以說，私人物品極度匱乏成為社會主要矛盾的時代結束了。是市場經濟、自由競爭和全球化解決了改革開放初期和中期的社會主要矛盾。

　　然而一個主要矛盾的結束，卻催生了新的主要矛盾。10多年前所言的主要矛盾，在“端起碗吃肉”的情況下淡化了，而今天的主要矛盾，卻在“放下筷子罵娘”的情況下凸顯了。為什麽吃飽了還要罵娘呢？也許是恨貪官太多，也許是恨司法腐敗，也許是恨土地被征占，也許是恨找不到工作，也許是恨有冤無處訴，也許是恨教育醫療收費太高，也許是恨社會不安全……所有這些抱怨，都是衝著公共品短缺而來的。

　　什麽是公共品？公共品就是花費納稅人的稅款，由公共權力部門提供的、服務於社會公共利益的物品或服務。國家公園、國有道路、自然保護區等有形產品是公共品；公正的法律、政策和秩序等無形服務也是公共品。公共品供給的高效與公平，是保證社會和諧發展的基礎條件。我們隻要清理一下近年來引發輿論高度關注的種種社會矛盾，便會發現，今天的主要矛盾不再是私人物品的普遍短缺，而是公共品的普遍短缺。社會上的各個階層各個群體，都普遍感到公共品的短缺，因此也都對公共品的主要提供者―――政府―――埋怨不已。我們可以分析一下社會的一些焦點問題。

　　司法不公和法律白條問題，是合法法律權益得不到保障；MBO的國有資產分配問題，是公共資產沒有公平地市場化；農民土地**問題，是農民合法的土地權益得不到保障；村民委員會選舉矛盾問題，是農民合法民主政治權利得不到保障；教育腐敗問題，是受教育者不能公平分享到基本的公共教育資源；醫療腐敗問題，是患者享受不到現代社會應有的醫療保障；住房壓力問題，是社會低收入群體得不到基本住房財政資助；民營企業家**國資壟斷權的問題，是企業家公平競爭的權利得不到保障；環保事件的出現，是民眾合法的環境權益得不到保障；知識分子的許多不滿，是由於《憲法》規定的言論、出版自由權利得不到保障；律師們的不滿，是司法不獨立和判決被暗箱操縱……

　　將所有這些問題集中起來，我們可以看出今天中國的諸多矛盾，是由於法定的權利得不到保障而引發的，是公眾認真要求兌現白紙黑字的法律條款。此外，社會普遍痛恨的官員腐敗，是公共品供給問題；社會普遍批評的行政低效，是公共品問題；社會普遍關注的財政支出黑洞，是公共品問題；社會普遍質疑的官商勾結，是公共品問題；社會普遍要求推進的官員問責製，是公共品問題；社會普遍要求的有更多的民主參與權，是公共品問題。總之，我們可以斷言：公眾日益增長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給短缺低效之間的矛盾，已經成為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公眾需要一個高效廉潔、平等參與、公平透明的公共領域。

　　如何保障公共品的供給？

　　我們如果把政府設想成一個政治企業，它抽取和花費的稅收，就是社會成本，而它提供的公共品，就是社會收益，那麽從社會角度看，供養一個政府，也應當有一個成本和收益的核算。這種核算，未必一定需要科學的數學模型，它往往是由“人心一杆秤”來核算的，這種核算天天在百姓心裏進行著，如果不滿意的人愈來愈多，那就說明這政治企業的虧損在加大。

　　為什麽經濟持續增長到今天，中國社會的公共品供給短缺問題反而突出了呢？為什麽隻進行政策性的調整，已經難以滿足公眾的公共品需求了呢？

　　這是因為公共品需求的急劇攀升，而現行的供給體製已嚴重不適應。傳統的農耕社會，大量的社會糾紛由家族自行調整了，需要政府提供公共品的結構、數量、專業性和變化性都極其有限。但是，當社會從傳統的農耕社會向現代工商業社會轉變，需要政府統一解決的公共需求急劇增加，專業性和變化性急速提升，對政府的及時回應能力提出了嚴峻挑戰。

　　亞當•斯密在分析企業效率的根源時，找到了“分工”這個原因。市場的規模決定著分工的範圍，分工的範圍決定著效率的高低。工商業時代的來臨，帶來了公共領域的“大分工”，傳統的封建王權體製，被效率和“分工”的要求撕裂了。

　　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的分離，是一種“分工”，目的首先是為了提高各自的效率；政教分離和司法獨立，也是“分工”，也是出於效率的壓力；聯邦製的出現和相當一部分立法權的地方化，也是為了效率，便於更迅速地回應地方的公共品需求；近年來各種NGO的出現，使許多公共服務從傳統的政府係統中分離了出來，這也是公共品供給領域進行“分工”的結果。從這樣的角度看，我們可以有一個全新的視角：西方近代以來的社會變革，是工商業社會到來造成的公共品供求關係調整帶來的變化，結果就是公共品供求領域橫向縱向的“大分工”。

　　基於這樣的思考，我認為，今天中國公共品的短缺現象和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由中國社會工商業的進程所帶來的，它開始集中表現在公共品投入產出的關係上，集中表現在公共品的供求關係上，集中表現在要求公共領域的“大分工”的壓力上。麵對工商社會的複雜多變、專業性極強、數量龐大的公共品需求，傳統的縱向一體化管製的供給體製完全不能適應。權力集中起來，但卻承擔不了責任，以至於演化成現實中的“推責攬權”，使權力與責任嚴重不平衡，使公眾急劇增加的公共品需求得不到滿足，這便是中國今天的主要矛盾。正是這個主要矛盾，“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

　　如果這樣的判斷有一定道理，那麽我們就會明白，麵對今天中國的主要矛盾，不是那種為人民服務的道德說教所能解決的，不是那種隨機調整一下政策方向所能解決的，也不是那種簡單調整一下政府??領域的“大分工”，而有限有效政府的確立，便是這種“大分工”的結果。
(來自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