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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驚現秦檜遺囑：忠良寧負奸佞名
中國考古界2006年的最大發現，終於隨著引人爭議的拆遷開發工程而誕生。在建設過程中發掘的一宋代古墓，日前出土了包括秦檜親筆遺囑在內的一批重要文物。
據未經證實的消息透露，有關文物部門已經初步確定該批文物中包括有秦檜親筆書寫的“政治遺囑”，對其生前的引人爭議的行為作了一定的辯解，並對中國知識分子（士大夫）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據了解，國家文物局鑒定專家和各研究機構的著名宋史專家均已雲集現場。
自稱秦氏後人的多名人士表示，將密切關注該文物的鑒定，如確定先祖罪名不實，根據疑罪從無和無罪推定的司法原則，將可能入稟法院要求取消嶽飛廟中的秦氏夫婦跪像，如仍要設立跪像，則應“將跪像腦袋換為書本，代表食書不化、空言誤國的腐儒們該為中國的落後而懺悔”。
該份被專家初步認定為秦檜“政治遺囑”的文物，書寫在一塊長達2.2米、寬約50公分的綢緞上，這也是其能保持至今的主要原因。
出土該批文物的村莊位於本市郊區，早先名為麓洱，現名為壺侑，因風光優美，出產茶葉，宋代時一度是高官們的莊園。此次所發掘的宋墓，專家估計為秦氏子侄輩的墓穴，時間應在1178年（宋孝宗淳熙五年，為嶽飛平反昭雪）後，秦氏此時逐漸失勢，一些身前文物成為族人累贅和朝野忌諱，幹脆采用殉葬方式掩藏。
巧合的是，隨本次墓葬發掘一起出土的地契資料表明，此地莊園基本為嶽秦兩家分領。兩家比鄰，這也是宋史研究的研究的新發現之一。
據消息人士透露，初步鑒定秦檜該份遺囑作於高宗紹興十四年(1145年)，時年55歲（秦檜生於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即其死前(1155年)十年，嶽飛含冤被殺（紹興十一年臘月，1142年1月)後三年。
秦檜在該份遺囑中，首先告誡子孫遠離政治，自己深知將“獲譴汗青”，“蒙羞萬年”，叮囑子孫在他死後萬莫貪戀祿位，急流勇退，也不可在風暴來臨後為他爭辯，“庶幾可得苟全性命”，並對幾個已身據高位的族人詳細指示了退出政壇的方略。專家正是據此認定此書信為家族內的政治遺囑。據已經詳細閱讀該份文物的一位匿名專家介紹，秦檜在該份遺囑中表明自己堅信對金議和是當時的“國情”下保全家國的唯一出路，也曾經和嶽飛直接探討過此問題，但嶽飛表示“要為不可為之事”。而宋高宗其實並不反對北伐作戰，因為戰爭在很大程度上令他“為江北百姓所夙夜仰望”，顯然皇帝很陶醉這種救世主的感覺。但因為嶽飛在規複舊河山之外，經常公開宣揚要“迎還二帝”，而金國也不斷在戰爭失利時派密使威脅高宗要“送還汝兄”，並不斷暗示囚在五國城的宋欽宗與嶽飛有秘密來往，令高宗疑竇叢生，甚至到了“寢食不思”地步。高宗12道金牌召回征途中的嶽飛，就是因為金使送來了嶽飛與欽宗聯絡的“確切證據”，欽宗甚至揚言返國複辟後將清洗“老九”（高宗為徽宗第九子）的人馬，高宗因此需要和嶽飛對證確認。
據了解，秦檜在遺囑中說，高宗與嶽飛的晤談一概秘密進行，他也不能與聞。但事後高宗告訴他，嶽飛一再表態自己隻想規複北方迎還二帝，私心最多就是成就功名，待成功後願意效仿石守信等解甲歸田。至於帝位歸屬，嶽飛表示那是“皇家手足間事”，沒有旗幟鮮明地表態。
秦檜在遺囑中對嶽飛的戰功給予很高評價，認為嶽飛的善戰為其議和提供相當大的便利空間，以打促談效果很好。但嶽飛有功名心，性格也比較孤僻，與人不好相處，容易招疑招忌，好多次甚至與皇帝言語不合而撂挑子走人，與皇帝結了深怨。嶽飛不大考慮高宗本人的利益，不僅和被囚敵國的欽宗有謠傳中的來往，還多次當麵勸高宗立嗣，高宗本人因有隱疾（據後世醫學推斷是陽痿）而無子嗣，因此十分懷疑嶽飛擁兵欲立擁立之功，犯了人臣的大忌，違背了祖宗傳下的抑武揚文的宗旨，估計也是因此引發高宗殺機，不惜破除有宋以來不殺大臣的誓言。秦檜表示，他已竭盡全力至少保全嶽雲和張憲，但高宗指示全殺，他亦無奈。同僚們在嶽飛被殺後不敢質問皇帝，都來質問秦檜，秦檜也不敢和不便說皇帝的意思，隻好說“莫須有”含糊應對。
據透露，秦檜在遺囑中激烈指責中國知識分子（士大夫）空言誤國，“不知兵而好言兵事、不知國而好言國事”，以為慷慨激昂就能救國救民，更以為說過就等於做過了。自己不挑擔子，還好以大帽子壓人，政府隻要提出一韜光養晦，就會被指賣國；隻要一與金國議和，就會被指媚外，而戰爭需要大量積累，需要“暫息兵戈勤稼穡”與民生息。秦檜說自己不得不以強勢壓下這種言論，斷了不少空談者的仕途和財路，但“開罪言路罪在身後”，國事艱難又難免掛一漏萬，身後的名聲是不可指望的。有意思的是，秦檜說嶽飛對知識分子的空言比他還反感，並認為嶽飛本人究竟並非讀書人出身，更注重實戰成效。
秦檜在遺囑中辯解說，帝位一旦有紛爭，內戰必起，國家必亡，因此不如保全半壁江山；而即使帝室無恙，但畢竟皇帝已經對擁兵大將起了猜忌，此隙一開絕難彌合，即使嶽飛本人無所謂，但手下驕兵悍將也難保萬一。至於自己事後為皇帝分謗，從公議而言，高據相位責無旁貸，為江山社稷隻好犧牲自己的令名；從私情來說，高宗於他有“知遇之恩、信任之專”，他也隻能為知己者死。所以，教誨子孫，高宗在位或可保秦家富貴，而高宗百年後秦家必將被清算，“民忿欲泄終需泄”。他感慨，“生逢亂世家國顛沛”，總想做點經世濟國的實事，但“為實事者均不見容於當下”，嶽飛難以見容於皇帝，而他必將更難以見容於言官史冊，後世隻有那些維持亂世危局的當局者才能體會他的苦心了。
據專家介紹，民間形成定見的秦檜是金國“奸細”的看法，都無實證，卻有很多反證。南宋的史學家就留下很多資料，如李心傳寫的《要錄》說，秦檜不是金人“奸細”，隻是主和派而已。徐夢莘寫的《三朝北盟會編》說，前禦史中丞秦檜和家屬從金軍占領的楚州孫村中逃歸至漣水軍丁祀水寨，隻使用“逃歸”二字。熊克寫的《中興小記》說，秦檜從敵中歸來，也沒說他是“奸細”。
隻有張邦昌友婿朱勝非寫的《閑居錄》說，秦檜全家及婢仆從金國歸宋，不是“逃歸”。朱勝非是擁護張邦昌的，而秦檜是一直反對金人立偽張邦昌，秦檜與朱勝非矛盾尖銳。秦檜執政時，朱勝非被廢居八年，有利益衝突，因此專家認為可以斷定朱勝非《閑居錄》所記是對秦檜的打擊報複。另有《金人南遷錄》說，天會八年，金國諸臣害怕宋朝君臣報複，主張放縱秦檜歸宋朝。然而《金人南遷錄》是一本謬誤百出的書，此書對秦檜的敘述是“曉然傅會”，是錯誤的。
而從宋高宗的詔令中可以看到趙構是熱烈歡迎秦檜逃歸宋朝，他將秦檜比作漢代的蘇武，常持漢節。秦檜自己寫的《北征紀實》中，可以看到他在金軍中想盡千方百計，最後才能逃歸宋朝，情節十分具體，絕難杜撰。秦檜逃回宋朝，皇帝趙構稱讚秦檜“忠樸過人”，比作蘇武，朝中宰相重臣如範忠尹，李回等人說秦檜是忠臣，使許多朝臣不再懷疑秦檜是“奸細”，李綱書寫讚揚秦檜“精忠許國”，“立大節於宗社傾危之秋”。這充分說明金人並不是縱使秦檜歸宋朝。
本市政府新聞發言人今日表示，曆史問題將由專家們去研究考據，但此次考古大發現，也雄辯地證明了：即使僅從挖掘中華民族的悠久曆史的角度，城市的拆遷和開發也是十分必要的，今後將進一步加大城市圈地和開發的力度，更多更快地挖掘地下沉睡的寶藏，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度的“雙豐收”。
中國考古界2006年的最大發現，終於隨著引人爭議的拆遷開發工程而誕生。在建設過程中發掘的一宋代古墓，日前出土了包括秦檜親筆遺囑在內的一批重要文物。
據未經證實的消息透露，有關文物部門已經初步確定該批文物中包括有秦檜親筆書寫的“政治遺囑”，對其生前的引人爭議的行為作了一定的辯解，並對中國知識分子（士大夫）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據了解，國家文物局鑒定專家和各研究機構的著名宋史專家均已雲集現場。
自稱秦氏後人的多名人士表示，將密切關注該文物的鑒定，如確定先祖罪名不實，根據疑罪從無和無罪推定的司法原則，將可能入稟法院要求取消嶽飛廟中的秦氏夫婦跪像，如仍要設立跪像，則應“將跪像腦袋換為書本，代表食書不化、空言誤國的腐儒們該為中國的落後而懺悔”。
該份被專家初步認定為秦檜“政治遺囑”的文物，書寫在一塊長達2.2米、寬約50公分的綢緞上，這也是其能保持至今的主要原因。
出土該批文物的村莊位於本市郊區，早先名為麓洱，現名為壺侑，因風光優美，出產茶葉，宋代時一度是高官們的莊園。此次所發掘的宋墓，專家估計為秦氏子侄輩的墓穴，時間應在1178年（宋孝宗淳熙五年，為嶽飛平反昭雪）後，秦氏此時逐漸失勢，一些身前文物成為族人累贅和朝野忌諱，幹脆采用殉葬方式掩藏。
巧合的是，隨本次墓葬發掘一起出土的地契資料表明，此地莊園基本為嶽秦兩家分領。兩家比鄰，這也是宋史研究的研究的新發現之一。
據消息人士透露，初步鑒定秦檜該份遺囑作於高宗紹興十四年(1145年)，時年55歲（秦檜生於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即其死前(1155年)十年，嶽飛含冤被殺（紹興十一年臘月，1142年1月)後三年。
秦檜在該份遺囑中，首先告誡子孫遠離政治，自己深知將“獲譴汗青”，“蒙羞萬年”，叮囑子孫在他死後萬莫貪戀祿位，急流勇退，也不可在風暴來臨後為他爭辯，“庶幾可得苟全性命”，並對幾個已身據高位的族人詳細指示了退出政壇的方略。專家正是據此認定此書信為家族內的政治遺囑。據已經詳細閱讀該份文物的一位匿名專家介紹，秦檜在該份遺囑中表明自己堅信對金議和是當時的“國情”下保全家國的唯一出路，也曾經和嶽飛直接探討過此問題，但嶽飛表示“要為不可為之事”。而宋高宗其實並不反對北伐作戰，因為戰爭在很大程度上令他“為江北百姓所夙夜仰望”，顯然皇帝很陶醉這種救世主的感覺。但因為嶽飛在規複舊河山之外，經常公開宣揚要“迎還二帝”，而金國也不斷在戰爭失利時派密使威脅高宗要“送還汝兄”，並不斷暗示囚在五國城的宋欽宗與嶽飛有秘密來往，令高宗疑竇叢生，甚至到了“寢食不思”地步。高宗12道金牌召回征途中的嶽飛，就是因為金使送來了嶽飛與欽宗聯絡的“確切證據”，欽宗甚至揚言返國複辟後將清洗“老九”（高宗為徽宗第九子）的人馬，高宗因此需要和嶽飛對證確認。
據了解，秦檜在遺囑中說，高宗與嶽飛的晤談一概秘密進行，他也不能與聞。但事後高宗告訴他，嶽飛一再表態自己隻想規複北方迎還二帝，私心最多就是成就功名，待成功後願意效仿石守信等解甲歸田。至於帝位歸屬，嶽飛表示那是“皇家手足間事”，沒有旗幟鮮明地表態。
秦檜在遺囑中對嶽飛的戰功給予很高評價，認為嶽飛的善戰為其議和提供相當大的便利空間，以打促談效果很好。但嶽飛有功名心，性格也比較孤僻，與人不好相處，容易招疑招忌，好多次甚至與皇帝言語不合而撂挑子走人，與皇帝結了深怨。嶽飛不大考慮高宗本人的利益，不僅和被囚敵國的欽宗有謠傳中的來往，還多次當麵勸高宗立嗣，高宗本人因有隱疾（據後世醫學推斷是陽痿）而無子嗣，因此十分懷疑嶽飛擁兵欲立擁立之功，犯了人臣的大忌，違背了祖宗傳下的抑武揚文的宗旨，估計也是因此引發高宗殺機，不惜破除有宋以來不殺大臣的誓言。秦檜表示，他已竭盡全力至少保全嶽雲和張憲，但高宗指示全殺，他亦無奈。同僚們在嶽飛被殺後不敢質問皇帝，都來質問秦檜，秦檜也不敢和不便說皇帝的意思，隻好說“莫須有”含糊應對。
據透露，秦檜在遺囑中激烈指責中國知識分子（士大夫）空言誤國，“不知兵而好言兵事、不知國而好言國事”，以為慷慨激昂就能救國救民，更以為說過就等於做過了。自己不挑擔子，還好以大帽子壓人，政府隻要提出一韜光養晦，就會被指賣國；隻要一與金國議和，就會被指媚外，而戰爭需要大量積累，需要“暫息兵戈勤稼穡”與民生息。秦檜說自己不得不以強勢壓下這種言論，斷了不少空談者的仕途和財路，但“開罪言路罪在身後”，國事艱難又難免掛一漏萬，身後的名聲是不可指望的。有意思的是，秦檜說嶽飛對知識分子的空言比他還反感，並認為嶽飛本人究竟並非讀書人出身，更注重實戰成效。
秦檜在遺囑中辯解說，帝位一旦有紛爭，內戰必起，國家必亡，因此不如保全半壁江山；而即使帝室無恙，但畢竟皇帝已經對擁兵大將起了猜忌，此隙一開絕難彌合，即使嶽飛本人無所謂，但手下驕兵悍將也難保萬一。至於自己事後為皇帝分謗，從公議而言，高據相位責無旁貸，為江山社稷隻好犧牲自己的令名；從私情來說，高宗於他有“知遇之恩、信任之專”，他也隻能為知己者死。所以，教誨子孫，高宗在位或可保秦家富貴，而高宗百年後秦家必將被清算，“民忿欲泄終需泄”。他感慨，“生逢亂世家國顛沛”，總想做點經世濟國的實事，但“為實事者均不見容於當下”，嶽飛難以見容於皇帝，而他必將更難以見容於言官史冊，後世隻有那些維持亂世危局的當局者才能體會他的苦心了。
據專家介紹，民間形成定見的秦檜是金國“奸細”的看法，都無實證，卻有很多反證。南宋的史學家就留下很多資料，如李心傳寫的《要錄》說，秦檜不是金人“奸細”，隻是主和派而已。徐夢莘寫的《三朝北盟會編》說，前禦史中丞秦檜和家屬從金軍占領的楚州孫村中逃歸至漣水軍丁祀水寨，隻使用“逃歸”二字。熊克寫的《中興小記》說，秦檜從敵中歸來，也沒說他是“奸細”。
隻有張邦昌友婿朱勝非寫的《閑居錄》說，秦檜全家及婢仆從金國歸宋，不是“逃歸”。朱勝非是擁護張邦昌的，而秦檜是一直反對金人立偽張邦昌，秦檜與朱勝非矛盾尖銳。秦檜執政時，朱勝非被廢居八年，有利益衝突，因此專家認為可以斷定朱勝非《閑居錄》所記是對秦檜的打擊報複。另有《金人南遷錄》說，天會八年，金國諸臣害怕宋朝君臣報複，主張放縱秦檜歸宋朝。然而《金人南遷錄》是一本謬誤百出的書，此書對秦檜的敘述是“曉然傅會”，是錯誤的。
而從宋高宗的詔令中可以看到趙構是熱烈歡迎秦檜逃歸宋朝，他將秦檜比作漢代的蘇武，常持漢節。秦檜自己寫的《北征紀實》中，可以看到他在金軍中想盡千方百計，最後才能逃歸宋朝，情節十分具體，絕難杜撰。秦檜逃回宋朝，皇帝趙構稱讚秦檜“忠樸過人”，比作蘇武，朝中宰相重臣如範忠尹，李回等人說秦檜是忠臣，使許多朝臣不再懷疑秦檜是“奸細”，李綱書寫讚揚秦檜“精忠許國”，“立大節於宗社傾危之秋”。這充分說明金人並不是縱使秦檜歸宋朝。
本市政府新聞發言人今日表示，曆史問題將由專家們去研究考據，但此次考古大發現，也雄辯地證明了：即使僅從挖掘中華民族的悠久曆史的角度，城市的拆遷和開發也是十分必要的，今後將進一步加大城市圈地和開發的力度，更多更快地挖掘地下沉睡的寶藏，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度的“雙豐收”。
我的博客文章全部都在致力於說明一個問題，不能用宗教情結看待政治，也不能用宗教思想代替愛國思想。中國人的問題是要用理智和無私去設立一個合理的政治製度。
之前我向你介紹的幾篇文章，以及本博客另一篇《駁中國現階段不適合民主的國情論》都已經說的很清楚了。既然你不看不思考，我也毫無辦法。
不閱讀，不思考，一個人永遠不可能進步。如果人民不進步，社會也不可能進步。
另請看我博客文章《中國人如何走出五千年走不出的怪圈》， 我覺得您的宗教情結相當重。
“上帝賜予尊貴的美國人領導世界的責任”，這句話可是你說的。
“不知國而好言國事”，在遙遠的美國真不知道你是怎麽知國的！！！ 也是在提醒你，要想治病也要了解病情，望聞問切，對中國的社會問題有深刻的了解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中國已經耽誤了太多的時間、浪費了太多的機會，也經不起再一次的社會動蕩，提到魯迅，他對中國社會現實的了解程度不是你我能夠想象的，如果不了解怎麽會寫出那樣深刻的文章？？？另外，魯迅在日本侵華、占我領土、殺我同胞之際跑去租界寫〈且介亭文集〉，又曾到日本書店避難，在他的文集裏麵沒有一篇有關抗日的文章，凡此種種，還需商榷。
提到魯迅，其實有個話題我早就想說，相信你一定讀過他的《藥》這是中學的課文，裏麵說的就是那時候的革命者，脫離社會現實，被反動派鎮壓，又不被革命者期望解救、喚醒的普通大眾所理解，拿他們的被殺當熱鬧看，那他們的血治癆病！！！ 不也是脫離社會現實的結果！！？？
說孫文四書五經沒讀熟，我不知道你有什麽根據，但他是給李鴻章上過書的，提出過改革意見的！！
另外、就這兩個人而言他們所處的時代和現今中國的現狀是否有可比性？？孫文在清末，中國國力羸弱不堪、列強侵略瓜分中國、人民水深火熱。魯迅在軍閥混戰及抗日時期，和現在中國的現狀比較，就不用我說了！！
你說我“罵人的能力比思考的能力強很多”，我不認同，但我也會更多的思考，同時，也期望你不要書生氣過重、死鑽牛角尖！！鄧小平說的好“黑貓、白貓，能抓耗子就是好貓”，同樣，一黨製、多黨製、民主製、民主集中製、君主立憲製，能造福人民就好！！你的文章秦朝、唐朝、清朝、文革提了一大堆，可我們現在所處的改革開放時期卻不知道為什麽幾乎沒有提及，從鄧小平改革開放依賴這些年的情況看，我覺得共產黨作的確實很不錯，你說呢？
又有個魯迅，又是國家用人之際，跑到敵國去所謂的留學，學的是醫生，跑回來不濟世醫人，卻專寫文章罵政府專製腐敗，罵人民冷漠愚昧。他懂什麽啊？他又是個什麽貨色啊？
按你的論點，前麵這兩個都絕對不是好東西了！
我告訴你，單從你的帖子中，我就覺得你罵人的能力比思考的能力強很多。討論事情隻顧指桑罵槐而不是就事論事，我其實很厭煩同這樣的人瞎辯。
你自己發在博客上的帖子不知道你仔細看了沒有，《考古驚現秦檜遺囑：忠良寧負奸佞名》“秦檜在遺囑中激烈指責中國知識分子（士大夫）空言誤國，“不知兵而好言兵事、不知國而好言國事”，以為慷慨激昂就能救國救民，更以為說過就等於做過了。自己不挑擔子，還好以大帽子壓人”幾百年前的宋朝人就對中國知識分子（士大夫）有如此的批評，透徹、一針見血！！
“不知國而好言國事”，在遙遠的美國真不知道你是怎麽知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