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嬰兒”首次公開講身世 納粹血統成恥辱

倍可親網站京港台時間11/13向您播報來自大洋網的消息：

倍可親(backchina.com)“希特勒嬰兒”首次公開講述身世

　　納粹“生命之源”種族計劃孽債難償

　　他們以“超人”和“世界未來統治者”的名義降生到世上，卻在孩提時代就開始背負“納粹崽子”的恥辱烙印。被生身父母遺棄，被曆史遺棄，半個多世紀以來，沒有人願意提及他們的存在。他們就是希特勒瘋狂種族計劃的產物，“雅利安嬰兒”。這些被無根的孤獨和“納粹血統”的負罪感折磨了大半生的人，終於在花甲之年鼓起勇氣，首次向世人講述自己的故事。

　　他們並不是嚴格意義上希特勒的孩子，但他們的確是納粹法西斯時代的產物。當他們被希特勒從地獄中帶到這個世界上來的時候，就已經注定了無法逃脫的宿命。

　　　　“希特勒嬰兒”首次公開聚會

　　2006年11月4日，德國東部城鎮韋尼格羅德見證了一次特別聚會，約40名參與者都是德國納粹秘密計劃的受害者。他們被稱為“希特勒嬰兒”，是當年德國納粹為實現人種淨化、製造“雅利安超人”秘密計劃的產物。這是“希特勒嬰兒”首次公開聚會。如今都已年過六旬的“希特勒嬰兒”們在聚會中公開講述各自的故事，向世人揭露這段鮮為人知的曆史。

　　

　　11月4日，已年過六旬的“希特勒嬰兒”們在聚會中公開講述各自的故事，向世人揭露鮮為人知的曆史。

　　

　　2006年11月4日，參加聚會的“希特勒嬰兒”們參觀了位於德國東部城鎮韋尼格羅德的納粹“育嬰農場”舊址。

　　此前，由於許多“希特勒嬰兒”在納粹黨徒家中長大，或父親就是黨衛軍成員，他們有很強的負罪感，許多人不肯公開自己的身份。“希特勒嬰兒”們4年前才開始首次私下聚會，去年正式成立了“生命痕跡”組織。約60名組織成員中，大部分都是“希特勒嬰兒”。該組織法負責人馬蒂亞斯·麥斯納表示：“直到今天，他們當中很多人還在遭受這個秘密和納粹種族意識形態的痛苦折磨。”

　　“生命痕跡”舉辦這次公開聚會，鼓勵“希特勒嬰兒”正視曆史、講述自己的故事、互相鼓勵支持，並分享尋找親人的經驗。組織成員維奧萊特·瓦倫博恩說：“隻要我們還活著，就要鼓起勇氣公開身份，講述我們的故事。”

　　　　納粹“育嬰農場”遍布歐洲

　　巴黎的北部，是一片綿延不絕的丘陵。愛浪漫的法國人給它取了一個充滿了哥特韻味的名字——拉莫拉耶。從遠處看去，這片山丘的形狀像極了一隻睡臥的駱駝，頭朝西，尾朝東。在它西邊的駝峰尖上，坐落著一座美麗而神秘的莊園。這座莊園由一個生產巧克力的百萬富翁所建造。如今，它成了法國紅十字會傷殘兒童中心。但是，若幹年以前，拉莫拉耶莊園卻全然不是今天的樣子。在二戰期間，這裏的整個屋子裏密密麻麻地塞滿了用白布包裹著的嬰兒，麵無表情的護士在他們之間來回穿梭，仿佛他們麵對的，都是剛從流水線上下來的產品。

　　村民不知道這些嬰兒來自哪裏？這究竟是一個什麽場所？但在當時納粹的高壓統治之下，真相被遮掩得嚴嚴實實。這個謎一直到納粹完全被擊敗以後才被解開。

　　這座莊園，竟然是德國納粹用來專門繁殖純種的雅利安嬰兒的“育嬰農場”，這種“育嬰農場”在納粹的官方檔案裏有一個學究氣十足的名字——“生命之源計劃中心”。

　　　　希特勒的“生命之源”計劃

　　希特勒和他的黨羽們堅信雅利安人是神族的後代，他們來到這個世界惟一的目的就是去統治比他們更劣等的種族。基於對這種種族優越性的狂熱迷信，希特勒建立了納粹新宗教，鼓吹要建立一個由優等種族組成的德意誌帝國，並最終稱霸世界。為了實現這個夢想，種族純化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為了製造所謂的純種“雅利安嬰兒”，納粹發起了“生命之源”計劃（Lebensborn），鼓勵精心挑選的德國軍官跟金發碧眼的“純種”雅利安美女發生性關係，炮製出“完美的”雅利安後代。

　　　　批量生產純種雅利安嬰兒

　　當時負責“生命之源”計劃的正是納粹黨衛軍頭子海因裏希·希姆萊。從1933年開始，他就授意所謂的“黨衛軍精英”專門選擇金發碧眼的德國婦女發生性關係，以便為“元首”創造更多的“優秀人種”。除采取種種措施鼓勵雅利安人生育以外，為了實現純種雅利安嬰兒的批量生產，納粹在德國和他們所占領的地區設立了眾多秘密的、令人發指的“育嬰農場”。

　　“育嬰農場”向雅利安婦女提供了一個可以生小孩並可以對外保密的地方，使她們可在那裏悄悄產下她們非婚生的嬰兒。那裏的孕婦個個都是金發碧眼，符合納粹的雅利安人標準。為了保密，母親的身份都被記錄在由黨衛軍嚴密保存的文件中，這些文件是與當地普通兒童的出生記錄分開保存的，自從希姆萊1936年開辦第一所“育嬰農場”之後，他手下的黨衛軍在德國各地又建起了9個這樣的中心。在第三帝國12年的曆史上，大約有1萬名嬰兒出生在德國的“育嬰農場”。

　　　　鼓勵士兵在占領區“播種”

　　二戰開始後，納粹又在多個被占領的歐洲國家設立了所謂的“育嬰農場”，迫使被侵占國的金發女郎與德國軍官發生性關係。當時至少有8000名所謂的雅利安嬰兒以這種方式在歐洲誕生，納粹元首希特勒為示鼓勵，經常與那些“雅利安後代”拍照留念。

　　許多金發碧眼的德國未婚女子和已婚婦女都瘋狂地響應納粹的號召，在德國士兵開往前線時，紛紛與他們發生性關係。曆史學家馬克·希爾道：“當年許多德國女子都將她們的行為當作是愛國心的表現，為的是生產出金發碧眼的新一代納粹分子。”不過，對於其他納粹占領國的女性，“愛國宣傳”顯然毫無作用，於是納粹便使用一些更殘忍的手段，逼迫金發碧眼的當地女子與德國士兵發生性關係。

　　　　嫌生育太慢幹脆綁架現成

　　希姆萊為了實現所謂“光大德意誌優等民族”這一極其荒謬的目標無所不用其極，曾經以生孩子的多寡為標準來提拔黨衛軍成員。納粹甚至還嫌十月懷胎批量生產“雅利安嬰兒”速度太慢，於是幹脆直接綁架其他國家具有雅利安血統和相貌特點的金發兒童，將他們送到德國給人撫養，希望他們將來成為德國的“鐵軍”。二戰期間，在被納粹占領的歐洲國家至少有25萬兒童被納粹分子綁架，送給德國家庭收養。由於戰爭後期德國資源缺乏，許多被綁架兒童都因營養不良而死去。

　　　　納粹血統成為終身恥辱烙印

　　1945年5月8日，第三帝國投降，納粹的荒唐計劃終止了。但納粹創造“優等種族”的罪惡行徑，卻使數以萬計的孩子成為犧牲品。這些當年在“育嬰農場”誕生的兒童，如今都已經步入暮年。戰爭雖已經結束多年，納粹在他們身上烙下的印章卻成了他們身上永遠擦不去的恥辱的標記。二戰結束後，許多在“育嬰農場”出生的孩子長大後都因為“具有納粹基因”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視。

　　命運最悲慘的恐怕要算出生在挪威的“希特勒嬰兒”了。納粹雖然鄙視猶太人血統，對挪威人的北歐血統卻十分賞識。1940年德國入侵挪威的時候，德國軍隊指揮官紛紛指使他們在挪威的部下盡量和挪威婦女多生孩子。出於逼迫或出於自願，成千上萬的挪威婦女成全了他們，生下成千上萬雅利安血統和北歐血統混合的“希特勒嬰兒”。這些挪威婦女萬萬沒有想到，賦予這些孩子以生命將來也會給自己和孩子帶來終身的恥辱和遺憾。

　　　　特寫

　　　　金發美女以愛國之名淪為納粹“生育機器”

　　在很多人眼裏，“育嬰農場”是黨衛軍軍官和風騷的金發碧眼女人鬼混的地方，但事實上，納粹利用人們對未婚先孕的偏見，讓普通人成為了種族試驗的一部分。

　　　　未婚媽媽被照顧得像公主

　　從20世紀初開始，德國的出生率就一直在下降，黨衛軍頭子希姆萊希望扭轉這一勢頭。他內心很清楚，德國不久即將擁有更廣袤的疆土，德國需要更多的人口去占領這些地方，而這些人必須是符合人種標準的戰士——健康、白種、非猶太人，最好是日耳曼人。

　　1935年時，希姆萊創建了“生命之源”計劃。兩年之後，該計劃第一家“育嬰農場”在巴伐利亞建成。在這裏，女性尤其是單身女性可以享受到優質的產前服務，她們還可以選擇在產房或者家中進行分娩。

　　在當時的德國，女性未婚先孕就要承受非常大的社會壓力。“育嬰農場”為這些未婚先孕的婦女提供了一個秘密分娩的場所，在這裏各種條件優良，孕婦能夠得到精心的照顧。“我們被照顧得像個公主一樣。”曾經在“育嬰農場”生過孩子的一位婦女回憶起這段曆史時說，“到現在我還在想為什麽納粹可以如此狡詐地實施他們罪惡的計劃。”

　　　　愛國就要為國家“育種”

　　此外，希姆萊還發動宣傳攻勢，不斷鼓動未婚女性和即將開往前線的德國士兵發生性關係，為國家繁育“優秀的後代”。這種荒唐的行為，當時被稱作是愛國心的表現。為示鼓勵，希姆萊甚至以生孩子的多寡為標準來提拔黨衛軍成員。納粹元首希特勒也經常接見這些“雅利安後代”和他們的母親。而且，在當時的德國，想成為“育種”母親，並不那麽容易，她們除了必須具備金發碧眼的外貌特征之外，還要證明自己家族三代以內都具備雅利安血統。

　　被選中的女性懷孕生下孩子後，要帶孩子去參加一個類似宗教儀式的黨衛軍命名儀式——帶有黨衛軍標誌的匕首舉過孩子的頭頂，同時媽媽們宣誓效忠納粹。

　　　　女人隻需生 國家來養育

　　此外，“育嬰農場”還負責收養兒童，當那些未婚先孕的女性生下孩子後，迫於當時的社會環境，往往不敢撫養孩子，就把孩子交給“育嬰農場”撫養。“育嬰農場”就為這些孩子尋找家境富裕、親納粹的德國養父母，有很多是直接交給納粹軍官家庭撫養，好對他們從小進行洗腦，培養成納粹的忠誠戰士。

　　在二戰期間被納粹占領的國家，希姆萊則鼓動德國士兵和當地的金發碧眼女子發生性關係，哪怕采取強迫手段，也要多多繁殖“雅利安超人”。根據挪威當局的資料，德國占領挪威期間，在那裏留下了大約1.2萬名孩子，他們的父親絕大多數是當時駐紮在挪威的德國士兵，其中有約8000人來自於設立在挪威的“育嬰農場”。

　　　　“希特勒嬰兒”的講述

　　無盡的煩惱和恥辱，這就是當年這些曾經被認為要繼整個地球的“優秀人種”從納粹那裏、從希特勒那裏繼承來的遺產。對他們來說，曆史開了一個多麽大的玩笑。

　　錦衣玉食的日子沒有過多久，二戰就結束了，這些曾經具有特殊地位的婦女和孩子不得不麵對他們從納粹蹂躪下解放出來的同胞。世界從此翻了一個個。成千上萬和納粹軍官睡過覺的娜威婦女被送到集中營，成批成批“有一半納粹血統”的“希特勒嬰兒”被送到孤兒院。白眼、嘲笑、侮辱和毆打成了他們生活中的家常便飯；“納粹豬”是這些兒童在學校裏怎樣都擺脫不了的綽號。挪威最大的精神病醫院的院長說，這些婦女現在絕大部分精神都有不同程度的失常，已經長大成人的“希特勒嬰兒”有80%以上智力發育程度低於同齡人。

　　

　　從1935年起，納粹德國開始推行罪惡的“生命之源”人種繁殖計劃，企圖建立人數1.2億的“雅利安超人”軍隊來統治世界。

　　

　　吉塞拉是首個出書講述個人經曆的“希特勒嬰兒”，她的故事還被改編成電影。圖為吉塞拉自傳的封麵。

　　　　塵封檔案解密“超級戰士”夢

　　此外煩擾“希特勒嬰兒”的還有他們謎一樣的身世。他們中有人曾經試圖找到自己出身的答案，卻往往因人們長期以來不願麵對曆史、不願和納粹不光彩曆史沾邊而受挫；他們的親身父母或養父母對“生命之源”計劃都三緘其口，而二戰即將結束時，黨衛軍緊急銷毀的“生命之源”相關文件更是使解開這些人的身世之謎難上加難。

　　1999年12月，德國一家電視台的記者在德國政府檔案的故紙堆中發現了1000多份二戰時期遺留下來的有關“育嬰農場”的資料。

　　對於出生此地的人來說這是天大的喜訊。成千上萬當年的“希特勒嬰兒”終於找到了自己的真正身份。

　　檔案顯示，納粹計劃在被侵占的歐洲各國都建立“育嬰農場”，盡管二戰中有600萬德軍士兵死亡，但希特勒卻希望通過“生命之源”計劃炮製出更多的士兵。納粹的“生命之源”計劃甚至定到了1980年，夢想到那時能炮製出1.2億名強壯的“雅利安後代”。但如果生出來的雅利安嬰兒帶有某些殘疾和缺陷，那麽“育嬰農場”中的護士會毫不猶豫地將嬰兒毒死或餓死。幸運的是，隨著納粹的滅亡，臭名昭著的“生命之源”計劃也終於壽終正寢。

　　　　保羅·漢森：“納粹崽子”被關瘋人院裏18年

　　“納粹崽子”這個標簽，57歲的挪威人保羅·漢森背了幾十年。作為當清潔女工的母親和一個納粹德國空軍飛行員一夜風流的產物，漢森一出生時就被他母親遺棄了。雖然在挪威首都奧斯陸北部的一個“育嬰農場”過了3年的好日子，戰爭一結束，他的世界因自己有一半的納粹血統而天翻地覆。作為一個沒父母認領的“希特勒嬰兒”，漢

　　森先是被送到一個收容中心。由於患有輕度癲癇病，他成了一個沒人願意收養的孤兒，不得不和另外20個同樣無家可歸的“希特勒嬰兒”呆在一起。就在他們驚恐未定地等待命運安排的時候，挪威國家社會事務部門把他們當作智殘兒童送到了精神病醫院。那裏可能是漢森今生最難以忘懷的地獄：他們弱小的身軀經常被警衛的大頭皮鞋踢得青一塊紫一塊；吃住的地方在一塊，糞便東一塊西一塊，長年沒有人打掃；黑夜裏經常被其他“病人”淒厲的尖叫聲驚醒。

　　“我告訴他們，我不是精神病，放我出去，”漢森說，“但從來沒有人聽我的。有時候我覺得自己真的要瘋掉了。”

　　這樣的日子漢森一共過了18年，終於呼吸到精神病醫院外清新空氣的時候，漢森已經22歲了，身體極度孱弱。命運待他還不算太刻薄。出院之後，漢森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終於在一家小工廠找了個工作，還找到一間小小的寓所。漢森找到了另一種方法讓自己內心保持平靜。

　　2000年2月，漢森和另外6個當年的“希特勒嬰兒”向法院提交了訴狀，要求挪威政府為他們7人在二戰結束後的這幾十年中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賠償幾百萬美元。目前這樁官司還沒有定論，不過，挪威政府的態度近年來已逐漸開始鬆動。2000年新年之夜，挪威首相就政府在對待“希特勒嬰兒”問題上的失職作了幾十年來的首次公開道歉。

　　　　弗爾克·海尼克：2歲時被黨衛軍綁架到德國

　　弗爾克·海尼克現年66歲，他自我感覺還是挺幸運的。海尼克原本是烏克蘭人，2歲那年，因為具有雅利安人金發碧眼的特征，他被納粹黨衛軍虜走，帶到了德國萊比錫市的“陽光牧場”——“生命之源”計劃在德國境內的一個“育嬰農場”。

　　在那裏，他被一戶富裕的德國家庭收養。從此之後，他生活得安逸而富足。但有個陰影

　　總是困擾著他，他生命中似乎缺少了某些東西。弗爾克·海尼克說：“那時總有種異樣的感覺，就像沒有母親、沒有父親、沒有根！”

　　在生命的頭幾十年裏，弗爾克·海尼克對自己的身世一無所知。養父母也並未將所有的真相告訴他，隻說他們在一家孤兒院收養了年幼的他。長大後，弗爾克·海尼克開始追查自己身世的真相。然而，漏洞百出的出生證明文件給他的隻有更多的疑問，文件甚至沒有顯示，他曾在“育嬰農場”生活過一段時間。

　　隨著調查的深入，他才明白整個真相：他是德國納粹“生命之源”人種計劃中的一名孩子。不過，最近幾年，他才真正展開尋根的工作——在冷戰時代，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終於搞清楚了自己的真實國籍，可惜，至今都還沒能找到一名親屬。

　　　　貢特拉姆·韋伯：黨衛軍頭目希姆萊是我的教父

　　貢特拉姆·韋伯現年63歲，柏林的一名寫作課教師，最近才發現，納粹黨衛軍頭目海因裏希·希姆萊是他的教父，而自己的生父，則是一名黨衛軍少校。

　　韋伯說：“我懷疑，幾十年來，媽媽都在對我撒謊，她告訴我說，我的父親是一名卡車司機，為納粹空軍服務，死於克羅地亞。但家裏沒有任何關於我父親的文件或是照片。”

　　不過，韋伯從自己的繼父那裏得到了一些線索，他開始追查自己的身世，在他58歲那年，終於發現，自己原來是納粹“生命之源”計劃的一名“雅利安孩子”。

　　韋伯說：“我最後知道了，自己的父親是一名戰犯，而且，當年他使我媽媽懷孕的時候，是個已婚男人，還有3個孩子。我想，媽媽一定是迫於他的軍階才不得不懷孕的。後來，他逃到了阿根廷，1970年死在了那裏……這一難堪的身世讓我感覺抬不起頭來，感覺更加孤獨。但當我和其他有著共同經曆的‘生命之源’孩子相遇時，我感到了巨大的安慰，盡管我還不能確定這種感覺。”

　　　　吉塞拉·海登賴希：首個出書的“希特勒嬰兒”

　　說出真相是一件多麽可怕的事情。在納粹統治下，她們覺得自己充滿了罪惡、恥辱和恐懼。於是她們建造了一座謊言之牆，然後有人出現，威脅說要推倒這堵牆。這對於她們來說，無異於威脅她們的生命。這就是為什麽她們不願意道出真相的原因。當時，許多女人向黨衛軍立下誓言‘忠誠是我的榮幸’，這句話至今仍影響著她們的生命。她們情願死也不願意說出真相。

　　在1935年至1945年這10年間，大約有1萬名德國兒童和9000名挪威兒童在德國納粹的“生命之源”計劃下出生，他們都有“雅利安”特性：金發碧眼。這是納粹“優等種族”計劃的一部分。60年後，許多當年的“雅利安嬰兒”至今仍活在灼痛的心理傷疤下。

　　　　母親是效忠納粹的秘書

　　現年63歲的吉塞拉·海登賴希，來自德國巴伐利亞，金發碧眼、個子高高。她是一名家庭醫生，母親終生未嫁。如同其他“希特勒嬰兒”，吉塞拉剛開始時對自己的身世一無所知，從來沒有人告訴她真正的身世。吉塞拉說：“我的叔叔總是把我稱為‘黨衛軍私生子’，但我卻不知道為什麽。我總是感覺自己有點不對勁，我覺得罪惡，但沒有人告訴我，我是個‘希特勒嬰兒’”。後來，在雜誌上看到關於“生命之源”配種和“黨衛軍妓女”的報道後，吉塞拉開始調查自己的過去。原來，吉塞拉的生父是一名納粹黨衛軍指揮官，母親則是納粹“生命之源”計劃的一名秘書，兩人相好前，父親已是有婦之夫。盡管父母都是德國人，吉塞拉卻出生於挪威奧斯陸的一個“育嬰農場”。當年，吉塞拉的母親選擇了遠離自己長大的巴伐利亞村莊，在奧斯陸誕下吉塞拉。

　　已經結婚的吉塞拉說：“當時，我的整個世界都崩潰了。我的母親並不是一個對別人無害的平凡秘書，她原來是個妓女，養大了我。”直到今天，要讓吉塞拉接受自己溫和善良的老母親正是當年那個效忠於納粹的秘書這個事實，仍然存在一定困難。

　　　　重返出生地感慨萬千

　　吉塞拉曾經兩次回到以前母親工作的“育嬰農場”斯特恩霍靈。斯特恩霍靈坐落在綿延起伏的曠野上，遠處是覆蓋著皚皚白雪的阿爾卑斯山。吉塞拉的母親就是在這裏扮演著一個重要角色，負責“希特勒嬰兒”領養的登記工作。如今，這所被廢棄的房子靠馬房而立，房屋大門上的納粹黨衛軍標誌依然清晰可見。門前的納粹雕像——“希特勒嬰兒媽媽”用母乳喂養孩子，提醒並向世人訴說著這所房屋黑暗的過去。

　　盡管斯特恩霍靈現在已經是一個殘疾人中心，但吉塞拉依然深有感觸。她說：“看著這些快樂的孩子玩秋千，真的非常激動。如果生活在當年那個第三帝國世界，他們不可能生存下來，因為希特勒瘋狂的種族政策不允許。”吉塞拉說她在“生命之源”紀錄文件裏找到證據可以證明，這個計劃下出生的殘疾兒童不是被殺死就是被送去集中營。

　　　　效忠希魔的婦女不願接受事實

　　瑪麗亞·多爾是另一名“希特勒嬰兒”，母親來自挪威，父親是德國軍隊裏的士兵。多爾現在生活在德國法蘭克福附近，她認為自己是希特勒的一名受害者。還是嗷嗷待哺的嬰兒的時候，她就被從挪威轉移到了萊比錫市附近的克蘭·薩裏斯“育嬰農場”，後來被一德國家庭收養。

　　強忍著淚水，多爾回憶了當時她意識到自己原來是養女的那一刻：“當我還是名學生的時候，有個女人突然走過來告訴我，我不是德國人。於是我開始秘密注意養母的所有東西，但直到長大成人後，我才知道了自己的‘希特勒嬰兒’曆史，發現了真相。我無法擺脫‘希特勒嬰兒’這種感覺，我覺得受到了傷害和幹擾，我的生活完全遭到了破壞。”

　　而在距離萊比錫市一個半小時路程的一所小公寓裏，瑪麗亞·黑妮奇驕傲地看著那本有60多年曆史的相冊。1942年，那時她是克蘭·薩裏斯“育嬰農場”的秘書。

　　黑妮奇不記得多爾了，但她仍然與“育嬰農場”其他一些“希特勒嬰兒”保持著聯係。黑妮奇目光堅定，她堅持認為盡管自己曾經在“育嬰農場”裏工作，但她並不是納粹分子，“當時我還年輕，根本沒有想過我們做的事是對是錯，但我真的很喜歡那份工作，我沒有嚐試做任何事情來糾正這個計劃，我不過是個小小的秘書而已。我也沒有與慕尼黑的‘生命之源’總部有任何聯係。”

　　吉塞拉解釋說，事實上，許多曾經為“生命之源”工作的女人，包括她自己的母親，在餘生中都恥於提起“生命之源”、不願接受自己這段人生軌跡。因為不管她們的作用是多麽微小，她們都曾經扮演著支持希勒特種族政策的角色。

　　吉塞拉表示：“說出真相是一件多麽可怕的事情。在納粹統治下，她們覺得自己充滿了罪惡、恥辱和恐懼。於是她們建造了一座謊言之牆，然後有人出現，威脅說要推倒這堵牆。這對於她們來說，無異於威脅她們的生命。這就是為什麽她們不願意道出真相的原因。當時，許多女人向黨衛軍立下誓言‘忠誠是我的榮幸’，這句話至今仍影響著她們的生命。她們情願死也不願意說出真相。”

　　吉塞拉是首個出書講述個人經曆的“希特勒嬰兒”，在書中她勇敢地告訴世人自己如何尋找真相。吉塞拉的自傳還被改編成電影，並在2006年7月的慕尼黑電影節上播放。

　　

　　這張照片拍攝於1945年6月12日，地點是位於德國巴伐利亞的一間納粹“育嬰農場”，護士們將“希特勒嬰兒”推出來曬太陽。

　　　　有必要讓孩子知道曆史事實

　　吉塞拉參加了11月4日的“希特勒嬰兒”集會，她強調在課堂上向學生講述“生命之源”這段曆史故事的重要性。“如今孩子們知道很多曆史事實，他們的曆史知識很豐富，但他們對曆史缺乏情感上的聯係，”吉塞拉說：“‘生命之源’的故事很重要，因為它關係到家庭，是關於母親、父親和孩子的故事。這能幫助學生們把曆史和自己聯係起來，更好地理解曆史。”這次的重聚還證明了所謂的“優秀人種工程”作用非常有限。

　　已經長大的“希特勒嬰兒”看起來與其他普通德國中年人沒有什麽區別：男人都留著花白的胡子和頂著個禿頭腦袋，女人也都是頭發花白、戴著眼鏡。

　　擁有金發碧眼的吉塞拉說：“我真的是個例外。”

　　漢斯·烏爾裏奇·韋斯奇：半世紀後才與親人團聚

　　我產生了恐懼感，那是一種一生都揮之不去的恐懼。

　　64年前，在德國韋尼格羅德綠蔭蔥蔥的住宅區的“育嬰農場”裏，漢斯·烏爾裏奇·韋斯奇出生了。64年後的11月4日，韋斯奇也出席了“希特勒嬰兒”首度公開集會。他眼中噙著淚水，敘述他戰後是如何被迫和母親、姐妹分離，在前民主德國被撫養長大，並在半世紀後才得以與親人團聚。

　　　　調查身世受到阻撓

　　韋斯奇表示前民主德國國家安全部“斯塔西”總是極力阻止他尋找親生父母。“我曾經寫信到韋尼格羅德的登記處，但他們沒有回信，反而把我帶到了‘斯塔西’麵前。‘斯塔西’想知道我為什麽調查這種事情、我認為自己是誰。他們還告訴我當年的那個組織已經不存在了，那是個法西斯組織，而且所有的文件都已被摧毀。”“斯塔西”還堅稱即使韋斯奇的父母還在世，他們也已經再婚，不會想與他有任何聯係。

　　隨著調查的深入，韋斯奇要麵對的不僅僅是“斯塔西”，他還失去了工作。因為“斯塔西”的阻撓，他一直沒能找到生母。直到柏林牆倒塌後，他才停止了私人調查，後來還與“生命痕跡”組織取得聯係。

　　“三四個星期後，有個人打電話給我，他說，‘你先坐下，韋斯奇先生。’我問他發生了什麽事，他說‘我找到了你的母親。她現在已經80歲，但我們不敢跟她說，也許她不願意承認這個事。’”

　　“生命痕跡”組織還幫忙找到了韋斯奇的三個姐姐。但韋斯奇與姐姐們彼此都不知道對方的存在，後來韋斯奇的姐姐詢問母親才知道事實的真相。當時，韋斯奇的母親是想和他的父親結婚，而且韋斯奇最大的姐姐跟他也是同一個父親，可惜的是，戰爭還沒結束，韋斯奇的父親就死了。

　　　　小時候沒人願意要

　　雖然在老母親臨終前，韋斯奇趕得及見上她最後一麵，但韋斯奇對於前民主德國阻撓他與母親的團聚還是心懷恨意。他說，如果不是因為前民主德國，他也許可以早點見到自己的母親。韋斯奇說：“當她見到我的時候，她非常非常高興。一直以來，她也承受了很多痛苦。”

　　事實上，在戰後被撫養大的“希特勒嬰兒”在尋找自己的過去或者親生母親時都和韋斯奇有著類似遭遇，而且，他們都承受著沒有人願意要自己的痛苦感覺。韋斯奇說：“二戰結束後，我被送到一個陌生家庭去，很快，他們又把我送到另外一個家庭去，當時我隻有3歲，也許他們覺得這麽一個小孩對於他們來說負擔太大了。最後，終於有一名63歲的婦女高興地接受了我，但她對我的要求很嚴格。”還是個學生的時候，韋斯奇就被收養他的家人威脅說如果他不乖的話，就把他重新送回孤兒院去。韋斯奇說：“我產生了恐懼感，那是一種一生都揮之不去的恐懼。”

　　　　馬蒂亞斯·麥斯納：納粹險惡陰謀的人體標本

　　要加入這個項目必須提出申請，“生命之源”的總部在慕尼黑。申請人必須填寫一張調查表，證明父母雙方均沒有遺傳性疾病，即使是普通的疾病也不行，而且這至少要追溯至兩代人。他們還必須證明自己是德國血統。

　　他是德國納粹“活著的遺跡”，是納粹施行“雅利安精英”這一險惡陰謀的人體標本。作為納粹“生命之源”計劃的“產品”，馬蒂亞斯·麥斯納向大家解釋了“生命之源”係統是如何運作的：“要加入這個項目必須提出申請，“生命之源”的總部在慕尼黑。申請人必須填寫一張調查表，證明父母雙方均沒有遺傳性疾病，即使是普通的疾病也不行，而且這至少要追溯至兩代人。他們還必須證明自己是德國血統。”如今，麥斯納是“生命痕跡”組織的負責人，他認為11月4日這次聚會對於讓這些家庭攤在陽光下，並平息某些相關迷思有其必要性。

　　出席了聚會的另一名“希特勒嬰兒”奧萊特·瓦倫博恩也強調說：“我們需要勇氣向公眾講述我們的故事，隻要我們還活著就要訴說。”瓦倫博恩的生母是一名挪威歌手，生父是一名納粹唱詩班主管。

　　　　黑爾格·卡羅：住所不遠就是猶太人屠殺區

　　“有4年的時光，我是在納粹高級軍官的撫養和教導下長大。從某種程度上講，我實際上也參與了對猶太人的屠殺。”

　　在“生命之源”計劃下出生的黑爾格·卡羅53年來備受精神折磨。

　　孩提時，黑爾格·卡羅就朦朧地感到，自己與眾不同。她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戰不久時期的納粹德國，隱隱約約記得當時

　　的生活環境十分高雅，生活優越而舒適。家裏來往的人都衣冠楚楚，看上去頗有地位。黑爾格·卡羅還記得，母親馬蒂爾德·卡羅當時也不是個簡單人物，她身兼希特勒高級助理馬丁·伯曼和納粹宣傳部部長戈貝爾的秘書。不過，對於過去的事情，母親一直守口如瓶，不願多說一個字。為避免母親的不快，黑爾格在她麵前一直小心翼翼地回避這個話題。

　　1993年馬蒂爾德去世，在參加完母親的葬禮回來的路上，黑爾格突然感到了某種如釋重負。她馬不停蹄地開始了對自己家庭過去的研究，迫切地想找到在自己心中折騰了幾十年的身世之謎的答案。對於自己點點滴滴拚湊起來的發現，黑爾格說不清自己到底是什麽感覺。

　　　　被母親送給納粹秘密警察

　　黑爾格的親生父母其實彼此並不熟悉。1940年6月，納粹德國為慶祝占領法國，在柏林舉行了一次規模盛大的宴會。在這次宴會上，馬蒂爾德·卡羅和一名年輕而英俊的德國陸軍軍官相識了——此人後來無意中成了黑爾格·卡羅的生身父親。那是一個狂熱的夜晚，幾乎所有的人都被一種近似瘋狂的情緒籠罩。馬蒂爾德和那名軍官揮霍了一個晚上的露水情緣，翌日，兩人便分道揚鑣、各奔前程。9個月後，馬蒂爾德在慕尼黑附近一個納粹開辦的“育嬰農場”生下了黑爾格。

　　剛剛呱呱墜地，黑爾格就被挑選出來，成為納粹指定的“種族純潔”兒童之一。盡管“有著優秀而純正的血統”，黑爾格沒有逃脫被母親拋棄的命運。馬蒂爾德把她送了人，納粹的一個高級秘密警察成了黑爾格的養父。養父對黑爾格雖慈愛有加，對猶太人卻心狠手辣，曾多次指揮用瓦斯屠殺大批手無寸鐵的猶太人。在養父進行這一切“工作”的時候，黑爾格就在離屠殺地點不遠的納粹生活區中長大。回憶起這段日子，黑爾格說，“有4年的時光，我是在納粹高級軍官的撫養和教導下長大。從某種程度上講，我實際上也參與了對猶太人的屠殺。”

　　　　經常找心理醫生尋找解脫

　　馬蒂爾德1993年去世之後，黑爾格孤身來到慕尼黑附近的普拉齊。她當秘密警察的養父曾經在這裏居住過，如今這裏已經變成了德國情報部門的總部所在地。對黑爾格來說，這個地方來對了。在這裏，她找到了有關她養父的詳細記錄。檔案中，她養父的名字以及犯下的罪行曆曆在目。刹那間，黑爾格什麽都明白了。接下來，她把時間幾乎都花在了圖書館裏，饑渴地搜索關於“生命之源”的點點滴滴，試圖找到自己身世之謎的最後一塊碎片——親身父親的下落。1994年，當一個陌生的男子在電話裏聲稱他就是黑爾格的親生父親時，黑爾格克製不住地熱淚盈眶——她的身世之謎終於有了一個完整的答案。

　　打那之後的4年，黑爾格一直在和一個當心理醫生的朋友的傾訴中尋找解脫和安慰。她也經常去慕尼黑附近的出生地轉轉，但一直沒有得到有關她身份的確切文件。和挪威不一樣，德國沒有為援助“生命之源”兒童開設的慈善組織，也沒有人願意插手這檔子事。黑爾格還是常常在惴惴不安中過日子，擔心周圍的人會把她看作一個納粹，因為她曾經“在納粹屠殺者身邊長大”。當她和采訪她的記者在慕尼黑市中心的一個飯店見麵的時候，黑爾格顯得十分緊張。如果有人不小心把“生命之源”幾個字念得稍微重了一點，她會立刻繃直了身體，一副準備隨時逃走的樣子。對於她以前或是現在的生活，她執意隻私下裏在隔音效果比較好的包廂裏談談。她自己承認，“要知道，‘希特勒嬰兒’這個標簽可能會給我帶來無盡的煩惱和恥辱。”

來源：http://www.backchina.com/news/2006-11-13/107956.html

“希特勒嬰兒”首次公開講身世 納粹血統成恥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