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是圍爐讀書的時節，冬季，是思念遠方友人的時節。
特發文友李輝的舊作，與你分享，我的朋友。
2009年11月7日 今日立冬
——神在阿堵中
李輝正文：
鶴
——關於聶紺弩的隨感
李 輝
作者新記：近來，隨著寓真的報告文學《聶紺弩刑事檔案》與章詒和的文章《誰把聶紺弩送進了監獄?》的發表，聶紺弩的命運以及圍繞他所發生的曆史事件頓時引起世人關注。一九九四年，我曾寫過《鶴—關於聶紺弩的隨感》一文，寫我所接觸的、所理解的聶紺弩。現應《書城》編者之約，不加增刪，重新發表此文如下，以幫助讀者了解這位與眾不同的文化人物的經曆、性情與人格。同時，我借此籲請寓真先生，本著對曆史負責、對所有相關人和讀者負責的態度，盡快完整公開所掌握的聶紺弩檔案，以使曆史真相的呈現更加準確，進而促進聶紺弩研究，加深對當代政治運動史、對知識分子群體命運的研究。二○○九年四月底，北京
一
一九九三年年初，一個月內，我先後兩次到位於京郊的現代文學館。每次去都是為了追念遠逝的生命。
一個是胡風，一個是聶紺弩。
兩個座談會分別紀念他們的九十周年誕辰。人們裹著厚衣，在寒冷中走來，把回憶把懷念把感慨一並傾訴。特別是那些曾經與死者患難得與共過的友人，講述一件件動人往事，勾畫著他們心中的影子。想到人世間還有如此真摯情感，想到死者人格還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我在冬日裏感到生命的暖意。
紀念聶紺弩的座談會舉行那天，會剛剛開始，外麵雪花便輕盈地飄落下來。中午時分走出來，地上已經鋪上厚厚一層雪。這是那個冬天最大的一場雪。我沒有急於坐車回家，而是沿著人行道漫步雪中。雪花飄落在我的臉上，濕潤而清新。
雪中，我想到一九八六年同樣的季節，胡風的追悼會在八寶山舉行。那天是否下著雪，我已記不確切了，但當時心中冷寂的痛切，則久久不會忘卻。那天靈堂裏外懸掛著許多挽聯，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聶紺弩詩《悼胡風》：“精神界人非驕子，淪落坎坷以憂死。千萬字文萬首詩，得問世者能有幾！死無青蠅為弔客，屍藏太平冰箱裏。心胸肝膽齊堅冰，從此天風呼不起。昨夢君立海邊山，蒼蒼者天茫茫水。”這首詩已先期在不同報紙上發表過，病中的聶紺弩曾多次做過修改。他所有詩作中，這首詩（還有悼念馮雪峰的詩）最能讓我感到他深沉的悲切。
這些場景一一成為過去，但是，與這些場景相連的胡風與聶紺弩，這些年來，卻從來沒有從我的視野裏消失。他們的悲劇性命運，他們反映出的各自精神狀態和行為方式，總是不斷地加深著我對曆史人與事的理解。我想，自從把他們納入我的思索範疇之後，我再也無法讓手中的筆變得輕飄。
關於胡風，在《胡風集團冤案始末》的寫作時，我曾試圖描述那些紛亂的人與事，描述一個痛苦的靈魂，描述他在精神世界、在現實世界的行程。關於聶紺弩，我卻一個字也沒有寫過。我曾詢問過自己，在他生前為什麽會忽略他，沒有去深入了解他，進而為他寫一部傳記。記得詩人牛漢先生，當年就曾經向我提過這個建議。我為自己的忽略而後悔。
差不多在八十年代初開始搜索“胡風集團”事件資料時，我便認識了聶紺弩先生。胡風與聶紺弩，他們的人生旅途與命運多麽相似：同是湖北人，同在大革命時期投身於社會運動，同在日本被警察押上同一艘船驅逐回國，同在左聯從事文化創造，同在五十年代遭受磨難，同樣被捕入獄被判處過無期徒刑，同在鐵窗內口吟詩章、在舊體詩有限格式內尋求精神的自由，同在八十年代獲得暮年的平穩與安適……漫長一生中，彼此之間有這樣多的相似之處和關聯，現代文人中，的確很難再找到類似的例子。
可是，聶紺弩與胡風又有著那麽多的不同。他們的性格，他們的處世方式，他們對生命的體驗，可以說有著巨大的差異。後來當我漸漸深入了解聶紺弩之後，才明白自己當年為什麽會忽略他的內在原因。我的遲疑在於，曆史煙雲中的聶紺弩，是一個完全不同於任何人的特殊存在，是一個更難把握的對象。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他絕對算得上一位別具一格的人物。別的人可能會與有他類似的命運，卻不會有與他類似的生命體現。他真正可看作一個特殊的現象。我甚至相信，即使把他放在曆代文化人物的曆史畫廊中，他也能以自己的獨特性而引人注目。對於這樣一個豐富而別致的性格，需要一顆豐富而別致的心靈來體味，需要一支豐富而別致的筆來描繪。而我，都沒有。
然而，不去認識這樣一個特別的存在，對現代文人甚至現代社會的認識，顯然會是殘缺的。當我們花費那麽多時間與精力去追求共性、認識同一性之後，對於那些最具個人色彩的人物，應該投去更多的目光。我想，也許在注視不同生命存在方式的差異時，對人、對曆史的理解才能真正豐富起來。
不僅僅如此，聶紺弩並非孤立於現代社會。他是獨特一個，但他身上許多特點在文人中間卻又不同程度地都存在著。即使在風起雲湧的時代，叱吒風雲的英雄也畢竟鳳毛麟角，更多的人是在不求顯赫但求安穩平實之中走完人生。聶紺弩正是他們中的一員。他懷才不遇卻不持才傲物，他有些玩世不恭卻又非遊戲人生，他不願意平平淡淡卻又不曾轟轟烈烈，他有政治理想卻從不想放棄個人行為，他習慣我行我素崇尚散淡自由卻又非隱人逸士的瀟灑，他承受苦難卻能跳出苦難的束縛……
因擁有傳奇與坎坷，聶紺怒的生命才增添更多意味。因擁有聶紺弩這樣的生命，曆史才顯得豐富多彩。進而，也因為擁有諸多相反相成的因素，社會才在不斷的失調、傾斜、平衡中存在著，發展著。
也許能夠這麽說，也許不能夠這麽說。我不知道。
遲疑中我仍然寫了下去。
二
出現在我麵前的是非常具有意味的畫麵。畫麵上，理想與現實、悲劇與喜劇、靈與實、凝重與灑脫、深沉與詼諧……在不斷變換的場景中變換著各自的色彩，惟一持久不變的是底色。底色，天性的塗抹。
有人把聶紺弩稱作“奇才”，也有人把他稱作“怪才”。在我看來，他的“奇”，他的“怪”，均閃動著魏晉風度的影子，閃現著傳統名士的遺風，甚至有人認為他的生命重彩中，還有老莊哲學的光亮。一位對明清文化素有研究的先生，就對我說過他認為聶紺弩的性情、才華頗與金聖歎相似。晚年時，聶紺弩寫過《我愛金聖歎》，自己談過一生敬重金聖歎。我想這裏便有性情相投的原因。不管如何概括或分析，從各種角度，都可以說出現在我們麵前的是一個有著濃厚傳統氣息的現代人。
這樣，在現實社會巨大影子映襯下，他便顯得多麽不合時宜，多麽渺小。他所處的時代，政治越來越滲透生活每一領域，精神、道德、行為，無不受到它的界定和約束。他不習慣秩序、紀律、規則等等，它們卻成為現代社會必不可少的存在條件。於是，一方麵，他投身於政治，隨現實風雲起伏而浮沉，另一方麵卻執意擺脫現代社會種種束縛，欲在不失去自我選擇自我揮灑的前提下融入曆史行程。這顯然是無法消解的矛盾。生命的悲劇意味乃至諷刺意味，便在時間流動中漸漸顯露出來。
聶紺弩便這樣走著自己的人生。代價：漫長的波折與磨難。收獲：證實一種獨特生命存在的可能。
熟悉聶紺弩的人，可以欽佩地描述出他早年政治生涯的顯赫：大革命時期，黃埔軍校二期學員，海豐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教官，演講時曾由著名農民運動領袖彭湃做方言翻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兩年，與現代史上許多著名人物有同窗之誼，如王明、王稼祥、左權、蔣經國、康澤、穀正綱等……然而，他從沒有成為真正的政治家。他以極大熱情投身於社會運動，最後卻在最適宜發揮個性的文學天地裏確立了自己的位置。
聶紺弩執意不想讓個人消融在集體或者規範之中，對於他在這方麵的選擇，《聶紺弩傳》（周健強著）有過詳細描述。
黃埔軍校畢業時，同學大多都投身北伐軍，一些人後來均成為國共兩黨赫赫有名的將軍。可他遲疑了。在他看來，當軍官無疑是一樁苦差。不僅自己要遵守軍紀，還要強迫別人遵守，既要受轄製於人，還要轄製別人，這是他天性無法忍受的。於是，當一個個同學走進戰火硝煙之時，他考上莫斯科中山大學，離開了祖國。
莫斯科中山大學其實是一個政治培訓中心，學員基本上屬於國民黨和共產黨兩派。然而，即使在這樣的環境中，聶紺弩也表現出他的特殊。兩年時間裏，他既不屬於共產黨一派，也不屬於國民黨一派，更沒有加入任何政黨團體的願望，而是在無政府主義這樣一個烏托邦理想之中寄寓自己。回國後，他不是國民黨員，卻在國民黨中央黨務學校擔任臨時訓育員。與此同時，他參與編輯國民黨留蘇學生創辦的雜誌，卻在上麵發表諷刺蔣介石的文章。當蔣介石要兩名黃埔留蘇學生去侍從室做秘書時，聶紺弩和另外一人最有資格入選，可是他謝絕了好友康澤的推薦。他要走自己的路。
在文化事業中他找到最合適自己的位置。在日本，由胡風介紹他加入左聯，一九三四年他加入了共產黨。不過，他並沒有絲毫改變生活方式。我想，很大程度上他看重的是思想與精神的聯係，而非其他。
《聶紺弩傳》詳盡描述了聶紺弩在戰爭年代參加過的惟一一次黨內組織生活，這是在他來到新四軍軍部之後：
“開會了，軍政治部主任第一個講了話，他講得很多很長。緊接著是紺弩起來發言，他很直率地講出了自己的意見和看法，很多觀點、提法都與主任的相左。講完之後，他以為一定會有一場熱烈的討論或爭辯，同學們一定都會像主任和他一樣各抒己見，暢所欲言，因為這完全是同誌式的黨小組會呀！然而屋內卻異常的清靜，大家你看著我，我看著你，一言不發，整個氣氛顯得有點緊張，而主任臉上也像是有點不太自然。紺弩完全茫然了。就這樣沉默了好久，主任的秘書終於打破了沉悶，緩緩地含笑說話了。他說：剛才袁主任這麽這麽講了，而聶紺弩同誌又那麽那麽講，聽起來好像是兩樣的，其實他們的意見是一致的，隻不過說法不同，講得不一樣罷了……這位秘書同誌的話音剛落，小組會馬上就熱烈起來，大家爭相發言，以證實主任和秘書的講話是多麽中肯，多麽正確，紺弩同誌的話又是與主任多麽的一致，等等。於是，主任的臉上有了笑意，小組活動在愉快的氣氛中結束了。”
入黨之後參加的第一次組織活動，在聶紺弩心中便留下這樣一幅難以接受的情景。可以想象，率真的他對那些客套的厭惡。他不願意看到，個性以如此這般的方式，淹沒在無畏的時間消耗之中。從那以後，聶紺弩再也沒有參加任何組織活動。在人們心目中，他隻是成了一個散漫、吊兒郎當的文人，對他的這一特點，甚至周恩來和陳毅都十分了解，從不安排他擔當帶有紀律約束的工作，而是主張他去做一個文化人可以隨意發揮自己的事情。
就這樣，投身政治運動的漫長歲月裏，一個個對於別人來說十分難得的機遇，卻在聶紺弩身邊一一閃過。他俯拾皆是，然而，他隻是目光淡淡一掃，隨意地甩甩手，便徑自踏上自己的小道瀟灑走去，且不管這條小道坦蕩或崎嶇。
究竟是他理性地執意維護自己的天性，還是天性讓他無意之中必然做出如此選擇，這是無法知曉的事。不管怎麽說，在他生活的時代，他走著一條別人無法擠上的路。
三
聶紺弩的老友樓適夷，在前往八寶山向他的遺體告別之前，突然產生一個美麗的聯想。他把聶紺弩想象為一隻鶴。在他看來，聶紺弩長得又高又瘦，兩條腿特別長，真像一隻鶴。“他如鶴一樣的清麗，鶴一樣的高昂，鶴一樣屈著一隻腿獨立凝思，鶴一樣展開雙翅，高翔雲天。即使在生命的長途，遭逢了多少煮鶴焚琴的迫害，他還是飄然雲端，俯瞰大地的一切，發出震動長空的鶴唳。”（《說紺弩》）
在所有描述聶紺弩的文字中，我最欣賞樓適夷富有詩意的聯想。
這是一隻飛翔於曆史煙雲中的鶴。
然而，它飛得很高，卻“高處不勝寒”。一種不被認同不被理解的落寞，雲一般環繞它。它欲瀟灑地飛瀟灑地吟唱，翅膀卻被風摧傷，一滴滴血灑在它的小道上。
也許聶紺弩並不讚同這樣的比喻，甚至會以滿不在乎或者輕視的目光盯著你，奇怪人們怎麽會這樣美化他（按照他的性格他完全可能這麽做）。他從不刻意追求什麽獨特什麽清高，他不會因為別人喜歡什麽而去做什麽，也不會因為在乎別人怎麽說而不去做什麽。他在乎自己的選擇。
聶紺弩是共產黨員，可他沒有因為政治上的對壘而中止與康澤的個人友誼，這的確顯得十分特殊。一個是共產黨員領導下的左翼文人，一個是國民黨特務要人，雙方心照不宣，並沒有影響相互往來。各自都沒有放棄各自的原則，但又沒有讓原則傷害個人。這也許正是聶紺弩與眾不同之處。參與集團政治，卻不讓個人消融於原則之中，他更願意在心中保留一點屬於自己的領地。
他與胡風有著半個多世紀的友誼，正是胡風在日本將他介紹進左聯，第一次參加一個鬆散的組織。但是始終我行我素，做人的原則、交友的原則，在他那裏以特殊的方式體現。一九五五年，當批判胡風文藝思想時，他撰文參戰，還四處應邀作報告。與此同時，他們夫婦卻在胡風夫婦最困難的時刻，給他們送去關懷的溫暖。在胡風被捕三天前的日記中，就有關於聶夫人周穎前來家中“閑談、打撲克”的記載。而當時的情景是，《人民日報》剛剛以“反黨集團第一批材料”為名發表舒蕪提供的胡風信件，對於胡風，人人惟恐避之不及。在以後彼此先後受難的日子裏，他們兩個家庭依然互相安慰，保持著真誠的友誼。
可是，與此同時，聶紺弩與胡風對之深惡痛絕的舒蕪也保持著良好往來。在他擔任人民文學出版社負責人期間，他一直欣賞舒蕪的才華，把他視為難得的才子與得力的編輯。在舒蕪成為“右派”之後，他們仍然往來如初，在創作舊體詩的那些日子裏，舒蕪更成為他難得的知音。
這便是獨立不羈的聶紺弩。他重視的是個人生存方式的選擇，雖然在他生活的時代，必然會招致苦難和誤解，他也淡然一笑。
在一九五五年隨反胡風運動而開展的“肅反”運動中，經曆如此豐富人際關係如此複雜的聶紺弩自然難逃厄運。《聶紺弩傳》中說，他回顧往事，自己也感到恐怖，：“他寫了長長的交待材料，他的曆史也真長，真複雜，他這個人也真莫名其妙，處處都覺得交待不了，無法取信於人，越寫越覺得自己像個國民黨，或簡直是由特務機關派來當潛伏的敵人，因之也就越寫越覺得恐怖。”我不知道，這是傳主當年的真實感受，還是他晚年時的回想，或者作者理性的分析。不管如何，在那些反省的日子裏，聶紺弩很難再有往常的輕鬆。後來，“反革命分子”沒有落實，但兩年之後，“右派分子”的厄運仍然降臨。
“文革”中聶紺弩被捕並被判處無期徒刑的原因，至今沒有明確。一說是他仍然給四川獄中的胡風寫信吟詩，一說他隨意“攻擊江青、林彪”。不管是哪一種，使他招致磨難的個人原因，是他與眾不同的處世方式。他不可能見容於那個時代。
此時，鐵窗內窄小的空間，再也不能任他瀟灑漫遊。一生不願受紀律、原則、規範約束的他，卻不能不在這樣一個場所消磨生命。我曾經設想，當時他是否會感受到一種唐·吉訶德麵對現實巨大風車時無奈的嘲諷？
後來一想，其實這說明我根本沒有理解他。他的別致之處，不僅僅在於自己確定的生命方式不見容於現實政治而遭遇磨難，更在於他在苦難來臨之後仍以自己的方式化解。他不會讓自己被苦難吞沒。如以往一樣，他仍然落拓不羈。在北大荒勞動時期那些舊體詩，已經表現出他的飄逸風度，在獄中亦同樣如此。
在獄中他寫過一首《沁園春·贈木工李四》，記述他學習的情景：“馬恩列斯，毛主席書，左擁右攤。覺唯心主義，抱頭鼠竄；形而上學，啞口無言。滴水成冰，紙窗如鐵，風雪迎春如沁園。披吾被，背《加皮塔爾》，魚躍於淵。坐穿幾個蒲團，遇人物風流李四官。藐雞鳴狗盜，孟嚐賓客；蛇神牛鬼，小賀章篇。久想攜書，尋師海角，借證平生世界觀。今老矣，卻窮途罪室，邂逅君焉。”
在我看來，他並非欲在獄中係統地研究政治理論，而是在經典著作中找到精神自由飛翔的天地。即使在這種別人看來非常莊重非常艱苦的舉止之中，他也能找到他的樂趣與詼諧。當有人對他詞中所說背誦《資本論》表示懷疑時，他這樣說：“‘背《加爾皮塔》’，也是真的。一部書幾百萬字，怎麽背呢？您真迂，背一百字或五十個字，隻要是《資本論》上的，不也叫背《資本論》麽？”（《腳印》序）他說得多麽輕鬆而巧妙，甚至帶有幾分頑童心理，而這，我認為恰恰是他在逆境中健全心態的生動勾畫。
四
初初知道聶紺弩說自己身上有阿Q精神，我詫異，心裏格登一下，似乎觸摸到不可思議的東西。按照我以往的理解，魯迅筆下的阿Q精神勝利法，是作為一種惰性的國民性來描寫來解剖的。後來，當稍稍了解一些聶紺弩的經曆和逸事，我才多少明白一點他所說的“阿Q氣”，其實是一種以自我安慰來樂觀地麵對磨難的人生態度。和他一樣許多從苦難中走過來的人，都不避諱自己在逆境中曾以阿Q精神來支撐生活的信念。為《散宜生詩》做注的朱正先生，他便說過，在知道聶紺弩自嘲帶有阿Q氣之前，他就同丁玲、陳明一起感慨過他們都是“阿Q”。
聶紺弩或許具有阿Q那樣的精神勝利般的自我陶醉，但形態的相似，並不意味處在同一層麵的生命意義上。更多的時候他則是以悟透人生超越現實的達觀，尋求自我心靈的平衡。“阿Q氣是奴性的變種，當然是不好的東西，但人能以它為精神依靠，從某種情況下活過來，它又是好東西。”晚年時聶紺弩這樣說。我的理解，他即使以具有“阿Q氣”而擺脫苦難，但卻絕對不帶絲毫的奴性。表麵上看，他逆來順受，自得其樂。實際上他是以極大的智慧和冷靜，藐視降臨於自己身上的一切，藐視周圍那麽多的榮耀、輝煌，乃至巨大的壓力，在他眼中也不過是一絲淡淡清風。精神世界裏，主人始終是他自己。
與友人談到十年囚室生涯，聶紺弩從來是輕鬆一笑。反倒從相反的角度來看作自己的慶幸。他對馮亦代說過：“我在監獄中比你們的日子好過得多，至少用不著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他對樓適夷也說過：“比你們在外邊好一些，沒有高帽子，沒有噴氣式，沒有大批判和紅衛兵！能安安靜靜地讀書！”在得知愛女海燕就在他出獄前不久自殺身亡的噩耗後，他痛苦過，但又以這樣的理由來安慰老伴：“陳帥、賀帥們的死不比海燕重要千萬倍麽？”
他在一九七六年的出獄，也許最具曆史嘲諷意味。一個黃埔軍校二期學員，一個三十年代入黨的共產黨員，卻是在妻子的四處奔走後，才適逢大批特赦國民黨縣團級官員，而僥幸以同樣的身份予以釋放。後來有人為此替他打抱不平，他則是自得其樂：管他什麽待遇，什麽級別，隻要能出獄回家就行。
在他生存是第一位的。他便是這樣坦然地接受降臨在自己身上的一切苦難。他把深刻沉鬱的情感，融化在樂觀、詼諧、世俗之中，以此來生存於世。當然，他並不把自己這種生存方式的選擇，視為多麽偉大多麽高尚的境界，他從不。在這方麵，他仍然不在意別人如何看待如何評說。他取“無用（散）終天年（適宜於生存）”之意來命名自己寫於磨難時期的詩歌《散宜生詩》，用自嘲的口吻回望一生。但是，恰恰是他這樣的一生，構造出一個豐富的人格。從北大荒到山西獄中，可以說，隻有他這種胸中能容納一切快樂或苦難的人，才能讓滿腹才華在特殊情境中意外地找到最佳表現。
聶紺弩寫於北大荒的詩中，我特別偏愛這首《削土豆種傷手》：“豆上無坑不有芽，手忙刀快眼昏花。兩三點血紅誰見？六十歲人白自誇。欲把相思栽北國，難憑赤手建中華。狂言在口終羞說：以此微紅獻國家。”簡單明了的詩句，閃爍著幽默、詼諧的光彩，同時，又讓人體味出諷刺意味。而這些，都包容在他的苦難生命之中，從而平易、達觀中又透出深邃、沉鬱。
一個大俗大雅之人，才能寫出大俗大雅之詩，才能創千古之新聲。
對於這樣一種以“阿Q氣”微笑著走過苦難的生命，“文革”之後經曆不同性格不同的人，都以相似的欽佩而予以讚美。自嘲帶有“阿Q氣”的聶紺弩，想必從不曾想到，他隨天性而揮灑的精神，會贏得許多莊重的語言。
他是在生命接近於終點時，被人們發現了這樣一種生存方式的價值。對於他這樣一個人，曆史的步履顯得多麽遲緩與呆滯。隻是在他的暮年，隻是當他告別人間之後，更多的理解與推崇才給予了他。不過，這足以安慰他的靈魂。不，他本不需要這些。他如此從漫長小道走來，也就那樣走去。所有這些理解與讚許，與其說是對他的補償，不如說是在原宥他生存的時代本身，這是在安慰和啟示現在或者將來的人們。
五
說來也巧，聶紺弩的家鄉湖北京山就與我的家鄉隨縣（今隨州市）相鄰，隻有一山之隔。“文革”中我插隊到大洪山，山那邊便是他的故裏。關於他的家鄉關於這座山，我們有一些閑散話題。一次談到何應欽的家鄉究竟在哪裏，我們曾爭辯不休。我似乎聽人說過何應欽是隨縣人，他以肯定的語氣否定，爭到生氣時，他甚至把手中的書用力甩到一旁。後來證明確實是我的錯。我不由暗暗好笑，我這樣的年輕人，居然會和一個黃埔軍校二期學員爭辯何應欽的家鄉在哪裏，真是唐突得很。現在想來，大概是他表現出來的達觀、詼諧，才讓我在他麵前沒有絲毫拘謹。
我去看他的時候，疾病已使他臥床多年，被子總是蓋著骨瘦如柴的身軀，印象中幾乎如一段沒有生命的木頭。初見麵時我便湧起一種悲哀，未曾想到一個在人們傳言中曾經那樣瀟灑自如充滿傳奇色彩的人，如今隻能依靠在床背上消磨時光。可是，他和周婆（親友們都這樣叫周穎）談笑風生，好像降臨在他身上的一切，是那麽自然，那麽無關緊要。從他敏銳的目光和輕鬆的笑談中，我感受到他生命的堅韌。
離床不遠放著一張桌子，印象中上麵用玻璃板永遠壓著圍棋棋盤。前兩年他還能偶爾下床與友人對弈，後來，對於他這隻是愉快的記憶。
聶紺弩癡棋卻不精到。友人從未見過他研究棋譜，卻隻見他為下棋而忘掉一切，哪怕夜晚時分必須穿過大半個北京城步行回家 ，他也要與友人在最後一盤棋上爭個輸贏。在關押期間，也有他依然迷戀棋道的逸聞。他先以給囚友說棋解悶，後來索性把一件格子襯衫撕成棋盤，把米飯省下來搓成棋子，用墨水染成藍白兩色。於是，一副“米棋”成為囚室內的珍寶。下棋時為防看守發現，便有人用學習討論的方式進行掩護，其他人則輪番向聶紺弩攻擂。我想，不管在何種情形下，他下棋都是尋找一種陶醉，進入一種忘我的境界。在那一刻，塵世間所有煩惱或者憂慮，都不複存在。
認識他不久，我便認識了他在北大荒的棋友劉尊棋先生。他們作為文化部係統的“右派”，在北大荒的冰天雪地間，既是伐木的搭檔，又是棋盤上的對手。直到平反之後的七十年代，他們在北京依然不時相聚，為了幾盤溫暖的廝殺。我後來撰寫了劉尊棋的傳記《監獄陰影下的人生》，從這個一生與監獄相連的著名新聞家那裏，我了解到聶紺弩在北大荒磨難時期的許多事情。聶紺弩的《伐木贈尊棋》，記錄了他們當年一同伐木的友情：“千年古樹啥人栽，萬疊蓬山我輩開。斧鋸何關天下計？乾坤須有出群材。山中鳥語如人語，路上新苔掩舊苔。四手一心同一鋸，你拉我扯去還來。”大概就是從這首詩開始，聶紺弩的《散宜生詩》漸漸成為我不時翻閱的書。
在遲遲才舉行的胡風追悼會兩個多月後，聶紺弩也告別了人間。當人們前往八寶山同聶紺弩的遺體告別時，周婆把這樣一句話題寫在素箋上，分贈給大家：
“紺弩是從容地走的，朋友，謝謝您來向他告別。”
紙片薄薄，雪白，在肅穆中傳遞著平靜與安適。同時，一句話如此簡單而質樸，卻因“從容”二字，頓時使素箋產生生命的分量。
從容，是一種人生態度。從容，是紛亂風雲中睿智者的冷靜。從容，是坎坷人生路上瀟灑的微笑。從容，是把握人格走向的執著與堅實。從容，是才華與精神的隨意揮灑。
對於周婆，她說“紺弩是從容地走的”，也許是想用自己平靜的心態，來安慰憑吊者的悲哀。然而，我卻覺得，“從容”甚至具有生命的總結意味。它不僅僅描述聶紺弩告別生命的那一瞬間，也概括出死者以如此的風度走完漫長的一生。在生活悲劇與喜劇交替上演之時，在陷入種種意想不到的苦難折磨之後，他得以表現出與眾不同的從容。臨危不亂，受寵不驚，他總是牢牢把握著自己。在幾十年紛亂風雲中，他從未脫離過現實，不時被風卷起。但他又以自己特殊的處世風格，在風中始終沒有失去自己的精神，當從風中落下時，他依然站在屬於自己的那塊基石上。
豐子愷也被認為是從容走過“文革”苦難的一位。作為一個曾經剃度過的佛門子弟，在苦難降臨於身的時刻，他讓佛的性情再度占據心中。“切莫訴苦悶，寂寞便是福。”他願意以淡漠心看待一切，以與世無爭知足之情來自得其樂。於是，在受到批鬥時，他會與眾不同地顯出一派平靜與詼諧。前去挨鬥時，他甚至這樣對人說，：“還有許多名氣很大的演員。過去，他們的戲票連排隊也買不到，今天是免費表演戴高帽子、坐噴氣式。你們若有空，等會兒去見識見識……”當有朋友擔心他經受不了折磨會自殺時，他卻以這樣豁達的口吻說：“我為什麽要自殺，我的老酒還沒喝夠呢！”（參見陳星《豐子愷傳》）
當然，兩個人的生命存在方式有很大差別。一個以出世的平靜接受一切，一個以入世的曠達麵對一切。在那樣的曆史環境中，麵對磨難的文人當然不會都成為鬥士，更不會都像老舍、傅雷、鄧拓那樣，選擇那種令人痛切的告別生命的方式。更多的人，以他們各自不同的方式生存著。或冷靜，或從容，或惶惑，或苟且……不同的個體，便是這樣構成生命恢宏的交響。
去世前不久，聶紺弩在人們看望他並祝福他健康長壽時，卻反唇相譏：“長壽，長壽幹什麽？大家要我長壽，我就得活嗎？”走近生命的終點，麵對死亡，還是那樣獨立不羈。他還是他。
大家要我怎樣我就得怎樣嗎？
我甚至覺得，伴隨這孤傲聲音的，是翱翔於雲空的鶴。
在我聽來，這是聶紺弩生命中從未停息過的回響。斯人已去，現在或者將來，還能聽到同樣的聲音嗎？
我傾聽著。
李輝初稿於一九九四年二月十八日
謝轉貼。
正好我也過來看看你的新文章，嗬嗬，坐在沙發上慢慢讀著、想著。。。
也祝福你快樂，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