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輝先生是“人民日報”高級記者，文化史學者。著有多部書籍，題材多與老文化人有關。先後寫過老舍、巴金、楊憲益和戴乃迭、梁思成、鄧拓、黃永玉、丁聰、王世襄、黃苗子、鬱風等作家、畫家、文化學者。
（今天又收到李輝先生第二篇關於文懷沙的文章。轉貼於此。以饗文學城同好。）
自 2009 年 2 月 18 日《北京晚報》刊發《李輝質疑文懷沙》（拙文原題為《文懷沙的真實年齡及其他》）後，不少網民和記者都一再向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你為什麽現在要寫這篇文章？”人們想知道，我忽然發出質疑，是否因與文先生有個人糾葛所致，文在視頻談話中，也編造一套我曾在狗年采訪過他的說法，試圖將我的寫作動機暗示為人際恩怨所致。人們還想知道 , 我公開質疑 , 到底是想“一鳴驚人” , 還是別的什麽原因。
因此，為使媒體同仁和公眾有更深入的了解，我有必要將自己為何決定質疑文懷沙的曆史緣由、寫作動機和文化思考詳加敘述如下。
一 , 二十五年前熟知其人其事
關於文懷沙先生的行狀以及入獄原因，我不是因為突然間心血來潮，好奇所致而想到去挖掘，而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在《北京晚報》工作期間，就已經對此熟知，迄今已超過二十五年。
１９８２年初，我從上海複旦大學畢業分配到《北京晚報》，先是擔任文藝記者，後任副刊編輯。同年夏天，王戎先生從上海來北京，要我陪同他去看望一些老朋友。王先生是我的老師賈植芳先生的朋友，四十年代在重慶從事戲劇運動，五十年代曾被打成“胡風分子”，我在上海念書時就與之熟悉。在陪他去看望胡風、路翎、牛漢等先生之後，他說：“我再帶你去看幾個戲劇界的朋友，你在北京以後可以得到他們的幫忙。”
我們先去看了鳳子、沙博理夫婦，然後去看望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當時人們習慣簡稱為“青藝”）的導演石羽先生，張逸生、金淑之夫婦。石羽是四十年代的經典影片《小城春秋》的主演之一，張、金夫婦早在抗戰時期就活躍於重慶話劇界，曾參加了郭沫若的話劇《屈原》的演出。從此，我與他們開始有了往來。來往最多的是張逸生金淑之夫婦，他們所住的青藝宿舍，在東單三條的一個不規則的四合院裏，離《北京晚報》很近，我成了他們家的常客，有段時間幾乎每周都去吃飯。院子裏住有好幾家，記得都是青藝的人員。我去的時候，常常能碰上他們在一起聊天。
青藝是文懷沙工作過的地方，自１９５３年調入，到１９６３年底入獄，前後達十年。正是從青藝老人那裏，我第一次聽到了“文懷沙”的名字，以及他的一些事情。我隨後認識的蕭乾、文潔若夫婦，與牛漢先生一樣，都是文懷沙五十年代初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同事，從他們那裏，同樣聽到過關於文的事情。
也很巧，那時我與卞之琳先生也有了往來，他的夫人青林即文懷沙的前妻、文斯先生的生母。我先是為研究巴金和撰寫《蕭乾傳》而去采訪卞先生的，後來，編輯“五色土”副刊時，又請他新開“居京瑣記”專欄寫稿。他寄來的第一篇稿件是《漏室銘》，是為他們的房子遇到麻煩而呼籲的。他們住在幹麵胡同中國社科院宿舍的頂樓，每遇下雨，房頂就往下漏水，夫婦倆不得不四處用臉盤接水。卞先生文章不溫不火，改“陋室銘”為“漏室銘”，把窘狀描述出來，令人同情與焦慮。文章發表後，有了很大反響，我當即與房管部門聯係，他們也馬上派人去樓頂重新鋪瀝青，從此，卞先生一家不再有漏雨之虞。為此事，卞先生專門來信致謝。也是因為這一緣故，我去他們家的次數也更多了，我們的通信也一直延續到九十年代。先生的文章手稿與書信，我珍藏至今。
後來，從一些文學界的前輩那裏，知道青林很有才氣，寫過小說。自然，他們也談到過與文懷沙相關的一些事情，如青林如何不能原諒他在她懷孕和坐月子期間做了某件事，才決定離婚……
因此，可以說，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北京文化界，文懷沙其人其事廣為人知，根本不需要刻意打聽。不會像現在這樣，一經公開，使人有“爆料”之驚。正是因為大家都知道他的這些事情，大多避而遠之，當時的許多文化界活動中，也就很難見到他的身影，這一點，查閱當年的相關報道即可得知。
雖然知道其人其事，但我從沒有想到要寫出來。第一，他不是我所關注的對象，我在情感上一直排斥他，從來沒有把他視作一個文人；第二，在我看來，這屬於個人品行，是受害者與法製部門管的事，何況他已經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
不過，雖然我沒有公開寫到他，但我在自己所能影響的範圍裏，卻盡量不讓媒體朋友報道他。幾年前，《南方都市報》記者來北京做一個文化老人係列采訪，請我幫忙聯係周有光、楊憲益、王世襄、黃苗子、黃永玉等，名單上本來還有文懷沙，被我毫不猶豫地淘汰。吉林衛視有個《回家》文化紀實欄目，專門拍攝文化界名人與故鄉、母校的關係，從一開始我就擔任這個節目的藝術顧問和策劃，一次，製片人曾去聯係過文懷沙，但我堅決反對：“這個係列裏，不能有他。”很高興，他們采納了我的意見。
這便是我二十多年來對文懷沙先生所采取的一貫態度。
二，十年來懷疑其真實年齡
開始懷疑文先生的真實年齡，是在最近十年，其間他的名頭越來越大、媒體曝光率越來越頻繁，他已不再是二十年前的那個形象，而儼然已成顯赫的公眾人物。
對其真實年齡產生懷疑，主要源於多年來我與一批“二流堂“老人的交往。
“二流堂”是一特殊的文藝家群體，最初形成於 1943 年抗戰期間的重慶，主要人員有唐瑜、吳祖光、呂恩夫婦；金山、張瑞芳夫婦；高集、高汾夫婦；戴浩、盛家倫、方菁、薩空了、沈求我等。經常來此的則有丁聰、黃苗子、鬱風、葉淺予、張光宇、張正宇、馮亦代等人。而與他們關係密切的夏衍，被他們尊為主心骨。
五十年代初期，“二流堂”中的大多數，又相聚北京，開始幾年一些人就住在東單棲鳳樓的一個院子裏，是為“北京二流堂”。棲鳳樓往西，是青藝大院，往南又稱西觀音寺，與長安街相交，對麵即是目前《北京晚報》所在地。
自八十年代以來，我與“二流堂”中的不少老人有不少來往，寫過其中的黃苗子鬱風的傳記，寫過丁聰、馮亦代、吳祖光、夏衍等人的畫傳或評論，還為有的人整理過日記和書信，對於他們的為人和曆史，應該說有比較深入的了解。近二十年來，這些老人經常不定期聚餐，除“二流堂”老人外，還有楊憲益、王世襄、範用、華君武、薑德明、沈昌文、邵燕祥等。隨著一些老人的逐漸飄零，這一聚會的規模越來越小，但在２００８年秋天黃苗子先生住院之前從未中斷。
據我收藏的一份“文革”初期批判“二流堂”的小報專號，文懷沙也被列入“二流堂”成員之中，對他的介紹是“文化流氓、壞分子、六四年被捕入獄”。文懷沙在五十、六十年代的確與“二流堂”有過來往，但並無過深關係。他們的回憶文章，或者閑談，從沒有正麵提到過文懷沙，更不用說敘述彼此之間往來故事。相反，如在閑聊中談到此公，他們從來都是一種鄙視口氣。對於近十年來文懷沙忽然間聲名雀起，並被各種媒體冠以“大師”或者“風流”的稱謂，“二流堂”健在的老人們頗感意外和驚訝。他們感歎時代變了，對人的評判標準也變了。但是，如果有什麽媒體將他們與之相提並論，他們還是會認為是對自己的一種侮辱。譬如，前年，某電視台錄製一組文化老人節目，分別有文懷沙、黃苗子等，黃苗子獲知後，頗感無奈，不住地說：“真要命，怎麽把我和他擺在一起了？”
不限於黃苗子，與“二流堂”關係密切的黃永玉，也對文懷沙持鄙視態度。２００６年春節，我所在的報紙的文化新聞版發表黃永玉所畫狗年生肖漫畫，同時還發表了文懷沙的迎新文章，並將兩者加框放在一起。黃先生的畫是我約來的，遂將報紙送去，他一看，隻對我說了一句：“李輝，我該誇你還是罵你？你們怎麽把我和文懷沙放在一起了？”幾天後，文化新聞版的編輯告訴我，文懷沙看到報紙後，也說了一句話：“哦，黃永玉呀？我們是老朋友了。”
關於文先生的年齡，也是我與這些“二流堂”老人聚會時談到的話題。有幾位老人的出生年份為：唐瑜，１９１２年；黃苗子，１９１３；丁聰，１９１６年；鬱風，１９１６年。屬牛的黃苗子先生今年９６歲整。他們的疑問是：文懷沙本來比我們小，怎麽現在比我們大了呢？
不過，這一懷疑，大家都是飯桌上議論議論而已，並沒有想到要公之於眾。
三，兩年前決定追尋真相
我決定追尋文懷沙的真相，源於兩年前的一次刺激。
２００７年，在鬱風老人４月去世後不久，吉林衛視“回家”欄目的製片人李冬冬女士來看我。如前所述，她告訴我，她曾去找過文懷沙，想拍一個他的專題節目，當然我不讚成。談話中，她告訴我去見文的過程。她說，她介紹這個欄目曾經拍攝過黃苗子、丁聰、鬱風等，文一聽，馬上就說：“哦，我和鬱風是好朋友。幹校時候，她還找過我，為我畫裸體像呢！”
我一聽，脫口罵了一句：“王八蛋！”我告訴冬冬：“不可能的事情。文革期間鬱風一直被關押在秦城監獄，不可能去過幹校！文懷沙完全是胡說八道。”
我寫過鬱風老人的傳記，總是以“老太太”稱呼她。鬱風的父親鬱華是民國大法官，叔叔鬱達夫是著名作家，他們兩位在抗戰期間先後被日本侵略者所殺害，是有名的民族豪傑。鬱風正直，坦誠，甚至天真，她從不拿自己的家庭背景和經曆炒作自己，在我們的聚會中，她永遠是一個中心，以率真和爽朗的笑感染大家，為大家帶來快樂。她的去世，令我們感到難過不已，沒有了她，聚會也從此少了熱鬧。
這樣一個讓我敬重與懷念的老人，這樣一個在“文革”期間真正被關押在秦城監獄遭受七年磨難的老人，剛剛去世，卻讓一個因“詐騙、流氓罪”入獄、自稱也關押在秦城監獄的人，潑上一盆汙水，她的在天之靈一定不會安寧！對如此卑劣之人，我決不能原諒！決不能漠然視之！
這就是我決定要公開質疑的一個最直接原因。它關乎個人感情，也關乎對曆史的敬畏。同時，也是本人楚人性格所致。有的讀者根據我的文字，隻知道我是一個溫和、行文節製的人，他們不知道，在生活中，我有時也是一個倔強、固執甚至不給人留情麵的人，周圍的同事和朋友，深知這一點。
四，今年元旦 , 決定公開質疑
兩年來沒有停止追尋，所搜集到的史料和佐證，越來越證明文懷沙的自述與光環——年齡、入獄原因、文化地位等——都存在諸多疑點，必須公開質疑，找到真相。２００９年元旦前後，一個更為直接的原因，使我決定撰寫《文懷沙的真實年齡及其他》一文。
元旦之前，我所就職的報紙，連續兩天刊登整版廣告，突出推廣“百歲國學大師文懷沙主編”之大型套書《四部文明》（每套售價數萬元），聲勢之大，讓人驚歎。我和報社一些同仁，中午常常在編輯部咖啡廳喝茶聊天，那幾日，我們談的是文懷沙其人其事：他的曆史陳跡，近年的聲名鵲起，特別是他如何已經被成功地“包裝“為“國學大師”。顯而易見，成為“國學大師”之後，他不僅自己四處題字、演講帶來經濟效益，隨著一套據說要取代《四庫全書》的一套書的推廣，將一方麵牟取更大經濟利益。
《四部文明》的價值和曆史地位，不在我的評價之列。但是，由一個有曆史劣跡且又編造個人曆史的“國學大師”領銜主編，無法讓人接受。報社同仁鼓勵我，一定呀把自己的追尋與質疑盡快公布於眾。他們說得好——不能讓文懷沙 認為神州無人；不能讓世人認為媒體中的人都失去了良知；不能讓後人笑話我們這個時代的所有文化人都失去了道德標準和勇氣。
正是在他們的鼓勵與催促下，我在春節之後完成了這篇質疑文章，並請這些同仁分別從法律、史學、文字表述等方麵幫忙把關。可以說，質疑文章雖係我個人所寫，但從另外角度說，它也是一批媒體人的情感與思考的集中體現。在此，我深深感激他們幫我完成了一個夙願。
五，我們失去了文化判斷力和敬畏嗎？
不到十年，文懷沙忽然間被媒體和社會製造成“國學大師”，足以令人們深思之。
中國曾經曆政治運動頻仍、“知識越多越反動”、“大破文化命”的年代，那時，陳寅恪、梁漱溟、陳垣、馮友蘭、錢鍾書、沈從文等堪稱文化大師的人依然健在，但我們顧不上珍惜和嗬護，卻讓他們不斷地寫思想檢查，進而在放羊、種菜的勞動中消磨生命，這對於中國文化的延續和發揚光大，實在是巨大的曆史遺憾。
隨著改革開放３０年來中國的變化和國力增強，人們對文化越來越熱愛，對文化人也越來越敬重，投資文化的興趣和實力也越來越大。隨之，對文化大師的出現，也越來越渴望。特別在進入新世紀之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再認識，希望借弘揚“國學”而增加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努力，也就成為了曆史的必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文懷沙才有了被“塑造”成“國學大師”並以此獲取最大利益的可能與空間。
各界人士對文化老人特別是“國學大師”的尊敬、愛戴的情感，無可厚非；不明真相的人們輕信一個被稱作“國學大師”的招搖撞騙、欺世盜名也可以理解。問題是，我們的時代為何失去了文化判斷力？為何失去了對大師這一稱號的應有的敬畏？在“娛樂至上”的時代，我們的媒體向觀眾和讀者推介一個“國學大師”時，竟顯得如此草率，似乎不假思索，不做研究，不要起碼的學術評判標準，就可以把“大師”的桂冠輕易地戴在一個人頭上，而不管對公眾和曆史的責任，而沒有任何一個時代都必須具有的文化敬畏。
質疑文懷沙真相引起如此大的社會反響，超出我的預料。這也從另外一個方麵證明，我們的公眾多麽需要曆史真相，多麽需要一個貨真價實的大師，多麽需要真正對得起後人的文化成果！
說實話，我最擔心的是，質疑文懷沙及其反響，僅僅成為媒體的一次狂歡，之後，誰都顧不上反省，又一切歸於原狀。
不管怎樣，我的任務已經完成。除非有必要，我不再就此事撰文發表新的意見。我將回到既有的寫作計劃中。更多真相的追尋，可以由有興趣的其他記者根據相關線索去完成。
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４日，李輝於北京
何必呢？
沽名釣譽者，也要見好就收。
整恁多家加在自己身上，不怕壓死？
文老頂多是個騷家。把離騷整明白就行了。
大家都保重身體，盡量活得長久些，再怎麽沒出息不定哪天就大師了。
這兩天老流氓找了些中流氓小流氓胡扯了幾通，但至今也沒敢涉及他入獄出獄的原因，可見李輝的刀戳到他心眼子裏去了。
這老流氓真是個流氓活化石，無恥程度無出其右，居然拉上了楊絳和死去的錢鍾書，我這輩子看到他算開眼了。
是的，真相最要得緊。尤其是在眼下這個金錢至上的世界上。老的少的都靠行騙過日子，上對不起祖宗，下對不起兒孫。還得了！
支持樓主!支持李輝!
李先生：
我對文懷沙一點沒有興趣。也不懂他的領域。但是，我很感動，對你的這種科學的誠實的為文態度。
現在，中國有了錢，中國有了國力，什麽都不缺了，唯獨缺的就是你這樣的認真態度，缺的，就是你寫的這樣的東西啊！我為你叫好。
我已將你的文章貼在了文學城網站上。就為了你的這種態度，這種思想。
中國的思想界，文化界，還有救。隻要你這樣的人還在呼吸，還在發聲！
輝兄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