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昏聚成時光，歲月凝成大樹。樹上有什麽？樹枝，樹葉，鮮花，小鳥。透過密密層層的樹葉，驀然抬頭，無數個閃亮的斑駁光影。對，還有陽光，一樹陽光！
一個個光影，細碎，但都熠熠發亮。
寫過的題材不算少，卻從來沒有寫過母親。不是心裏沒有她。這種回憶，常常不可避免地要帶上那個時代的印記：社會底層的小知識份子，在那個大時代中哀哀欲絕的淒愴。怎麽說起？
更何況，比我們艱難的家庭，何止上百萬、幾百萬個！（怎麽算的？五十五萬“右派”，他們的家，他們的父母的家。更不提之前的“三反，五反”，“鎮反”和之後的“文革”了。）所以，我不寫家人，也少講。
我姐姐寫過母親。她說：“ 我的媽媽很愛孩子們。我說的不是我們幾姊妹。我說的是他們——她教的四十六個學生！” 她將母親寫在她的作文中。那年，姐姐十三歲。
母親是小學教師。大躍進，大煉鋼鐵，大會戰，工作隊，運動運動運動，好些學生的爸爸媽媽常常都不在家，我的母親總帶一個男孩或是女孩回家，一住就是兩三個星期。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一位長得像後來電視上少兒節目“鞠萍姐姐”的女孩，每天晚上她洗腳時，看著她一雙被熱水暖得紅紅的小腳，那一粒粒早玉米般的好腳趾，看得我神魂飄蕩。唉，那應該就是我少年維特的夢醒時分。
這次回國，母親還拿出一張最近的照片給我看。十位中年婦女來給她辦生日，圍坐在母親的身邊，一個個笑得像祖國的花朵，啊、不，像花朵的媽媽？我母親指著照片驕傲地說“我的學生！她們大多數都是祖母了！”對了，花朵的奶奶了。
母親出生在濟南一個搞化學工業的德文翻譯的人家裏，長在青島。那時的青島，文人匯集。老舍，王統照，沈從文，梁實秋，聞一多，洪深等人都在那兒工作。臧克家當時還是個小字輩。母親在這種文化氛圍中長大，據說也寫過洋車夫一類的散文在報上發表，我想，該不是模仿老舍的祥子吧。
母親在和父親結婚前，曾寫過這樣一幅對子送給父親，父親提起過好幾次，想來對他後來在處理夫妻關係上，曾有過啟發：
己情不可縱，其道在一“忍”字，
人情不可拂，其道在一“恕”字。
對己忍，對人恕，要做好，其實並不容易，尤其是在和父母、配偶以及好友的交道之中。我，我們，做的還可以嗎？捫心自問。
媽，謝謝你的提醒！
魯迅的老弟、知堂老人也說過：“忍過事堪喜。”
在抗日戰爭的兵荒馬亂中，母親單身一人，乘火車，坐汽車，從青島來到重慶找她的小學同學，一位流亡中的戰區大學生，，也就是後來成為我父親的這個人。手裏隻有一張朋友寫的父親的姐姐的很不具體的地址，就冒冒失失地千裏尋人來了。 “真是大膽！” 後來父親說，“好幾年不通消息，要是我不在四川呢，要是我已經和別人結了婚呢。真是天真，可怕的天真！”
對，天真。就是他們這一輩人中好些人的寫照。
天真，對新社會的信仰，使她一輩子都在追隨著時代。離九十歲不遠了，到現在還是個白丁。家中什麽阿狗阿貓都是了，就她不是。她哪兒和這些東西靠譜呀。更何況她耿直的性格，也帶給她許多苦腦，她根本就弄不過我們這些彗黠機敏的“川耗子”。
運動一個接一個。宗教式的激情，不理解也要執行的蒙昧，親戚朋友中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殺雞給猴看的恐懼，使父母們年年難過年年過。記得母親經常焦灼、沮喪地坐在床邊，那種莫可奈何的眼神，深深地印在我幼小的心靈中，對我的人生原苦意識的形成，加進了一滴濃重的催化劑。
“自然”災害來了。（其實是最不自然的災害！）哀鴻篇野。餓得我常常一晚上喝兩大暖瓶的鹽開水（一瓶水五磅。），我記得很清楚。還好，鹽和水還沒憑票定量供應。鹽、開水，唯一的可以隨便放進嘴裏的食品。一天半夜，十五瓦特的昏黃燈光突然亮了。誰把我從夢中紅燒肉的快樂中驚醒？父親從百裏之外的鄉村回來了，他被“下放”在那兒。隻見他把什麽東西遞進母親的嘴裏。牛肉香氣飄蕩在小屋子裏。馬上聽見母親很小聲但是嚴肅地說：“在什麽地方弄的？ 咱可不要犯錯誤啊！”這是什麽時候？沒有吃的，學生沒力氣，學校的體育課都停了。有一點食品，母親馬上想到的竟是政治問題！
咱西南局的書記還在北京充“殼子”，四川糧食吃不完，多支援一點外省吧！一個月父母一個人的糧食定量是十八斤半（一斤500克）。父親帶回來的這八百多克的牛肉（一斤半左右），讓我們幾姊妹高興了半個月。至今我還感謝那夜的風雪夜歸人。
說時遲，那時快。聖上駕崩了！是得感謝這幾位，居然可以突發奇想，把這些破玩藝兒結束掉。我父母更是感激我們這位矮個子四川老鄉，說他發的奇想更大。所以，父母已是耄耋之年，還是用“爺爺”來稱呼他。正規吧，天真吧，這就是那一代人。你有什麽辦法。
渡過了漫長的滄桑歲月之後，母親的天真一如既往。
母親至今，每天早飯後，“晨報”，“參考消息”，“作家文摘”幾份報紙都是必看的。有時候還看看雜誌“炎黃春秋”。每天晚飯的時候，電視的新聞聯播也是得看的。她相信這些東西裏麵寫的播的，相信直到上邊羞羞答答地修正了自己的“失誤”的那一天。（不能說錯誤。）
世界杯期間，和我通電話，一開口：“哎呀，德國隊不行了！”每天看，還作紀錄，看到深夜。
母親記憶力好。姐夫在外邊做生意，忘了他女兒的手機號碼，（女兒老換時髦新手機。）一個電話回來，老人家，誰誰的號碼是多少？139，xxx，xxxxx,十一個號碼脫口而出。八十九歲的記憶力！教珠算教的吧。
母親是我的文化知音。我這次回國，母親送了我一本書，她自己做的。每天在報上剪下來的連載，十三個國學大師，二十四頁，一天一篇，弄了一張白紙作封麵，她寫下六個大字：國學大師之死，副標題是：百年中國文化的斷裂。然後，一個紅框子框住這兩個正副標題。扉頁上，母親用她漂亮的行草寫著：
X兒：
2007年元宵節回家探親，
老母集訂成書給你作紀念。
時年89周歲於瑞吉花園
母親心裏也有痛，她不說，她藏在心的深處。
大弟在我出國四年後，第一次回國探親的前一天晚上嚴重工傷，我並不知道，下了飛機才知曉，直奔醫院。大弟於十天後去世。這次回去，我和姐姐去掃墓，高齡父母堅持要同去，到了墓地，我們讓他倆和小保姆等在山下，我和姐姐上去。完了後，下來見到父母。母親說：“大弟的頭發都白了！”是的，燒在碑上的瓷像退了一些色。這次母親沒上去看，她也知道。不知是她前不久去看過，或是誰告訴她的。
我和姐姐隻有沉默，一句話也不敢接。白發人送黑發人的傷痛！
離開中國的時候，母親在電梯門關上的一刹那間，眼淚潸潸而下。我到機場後父親在電話中告訴我的。
前蘇聯作家協會的頭子法捷耶夫，在小說《青年近衛軍》中曾寫道：總有一天，我要把鮮花和眼淚，一 起奉獻在母親的墳前！（大意。）
我小時候看到這句話，真是感傷不已。現在，更是害怕這一天的到來。（法氏於１９５６年５月１３日開槍自殺，女詩人阿赫瑪托娃和作家左琴科都曾被他批判。我們以後有必要再來談談他。）
王國維在“玉樓春”詩中寫道：君看今日樹頭花，不是去年枝上朵。
詩人他沒有錯。母親和她的孩子們（子女和學生們）都在變老。但是，滿樹的一個個斑駁的細碎的光影，還在樹上發光。
媽媽，我的生命之樹的陽光，我永遠的一樹陽光！
寫於二OO七年母親節前夕
問好！
阿堵兄的母親真是一個有著大智慧的高人啊！她的那幅“己情不可縱，其道在一‘忍’字；人情不可拂，其道在一‘恕’字”的對聯，道出了為人處世、修身養心之真諦。
對己忍，對人恕，那是最最不容易做到的。麵對生活中無數的誘惑，麵對人世間種種的不公平，麵對不被理解的無奈，我們要忍，我們要恕，確實不容易啊！但是，我們可以努力，我們可以從小事做起，我們可以試著把我們對孩子的愛和包容，分一點給我們的親人和朋友們。既然，我們可以做到這樣對待我們的孩子，我們為什麽就不能試著這樣去對待別人呢？
阿堵兄是幸福的，至少在他想念母親的時候，可以一個電話掛過去，和母親說說心裏話。阿堵兄是悲哀的，上帝將他的手足奪走了，留給他的是無窮無盡的悲傷和痛楚。。。
一切都會消逝的。一切都應了大衛王指環上的銘語。當我們悲哀的時候，這句話安慰著我們，給予我們麵對未知世界的信心和勇氣；但是，當我們快樂的時候，它又使我們悲哀；它使我們意識到，一切的快樂不過是過眼煙雲，稍縱即逝。
我們都在異鄉度過了一段悠長的歲月，我們對故鄉的記憶也慢慢地變得淡薄了，這些日漸淡薄的記憶，也漸漸地被對異鄉的記憶代替了。我回國探親拜訪我朋友的時候，我的朋友常常會深深地看著我，我不知道他在我這個飄洋過海又回來了的男人眼裏，從我微蹙的眉頭間，讀出了些什麽。故鄉翻天覆地的變化，使我們找不到通往以往的路，但是有時候也會出現一些錯覺。有一次，我回到以前住過的老房子裏，站在院子中央，十分驚異地發現，那棵後院裏的桂花樹，前院架子上那一串串紫藤，那口樹旁的井，那條通往鐵門的小路，一點也沒有變更。我輕輕地推開那扇黑色的鐵門，鐵門發出了我所熟悉的衰老的呻吟；一時間，我十分迷惑，不知道是我闖入了時間的“過去”，還是那裏的一切存在於時間之外？
我喜歡在黃昏的燈光下，安靜地閱讀網友們的文章。我聽見了文章裏麵每一個人的獨語。溫柔的獨語，悲哀的獨語，無奈的獨語，深情的獨語，渴望的獨語，狂暴的獨語。。。在閱讀中，我感到自己變成了那個獨語的人，一時間分不清那個獨語的人究竟是他們還是我。其實，每一個靈魂不都是一個世界嗎？每一個可愛的靈魂不都是一個倔強的獨語者嗎？
我喜歡讓我的思想在荒野上奔馳；我喜歡讓我的靈魂在一所落寞古老的屋子裏安憩；我喜歡在鋪著白蘚的階石上期待著最後的腳步；我喜歡坐在黃昏的夕陽下，期盼著獨自遠去時的神往。。。
人情不可拂，其道在一“恕”字。
阿涓對這“忍”深有感觸！
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