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二年的春天,三個中學生：馮雪峰、潘漠華、汪靜之和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店員應修人,出於對新文學的熱愛,在杭州的西湖畔成立了中國新詩史上第一個詩歌團體--湖畔詩社。他們漫步在蘇堤，吟詩於桃紅柳綠間。汪靜之在他們出的第一本流派性詩集《湖畔》上，題寫了“我們歌笑在湖畔，我們歌哭在湖畔！”對此，朱自清曾說：“中國缺少情詩……真正專心致誌做情詩的，是‘湖畔’的四個年輕人，他們那時候可以說生活在詩裏。”
他們在縱情地“歌笑、歌哭在湖畔”之後,勇敢地投入了時代的大潮。馮雪峰、潘漠華和應修人後來都成了共產黨員。潘漠華在國民黨的監獄中被灌辣椒水後折磨致死，應修人在拒捕搏鬥中跳樓犧牲。馮雪峰參加了二萬五千裏長征，四九年後因黨內的派係鬥爭，被弄成右派，一九七六年鬱鬱而死。
現在杭州湖濱六公園北首的玉屏樓湖畔公園內設有湖畔詩社紀念館，每年有成千上萬的遊客前來瞻仰。值得一提的是，室內所有的文字說明均由汪靜之先生晚年親自揮毫寫成。1986年，中共領導人陳雲、胡耀幫都為湖畔詩社提了匾額。汪靜之先生的遺物由後人捐給了上海魯迅紀念館。
但就是這樣一個存在僅僅三年的小小詩社, 在中國新詩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足跡。他們寫的愛情詩篇，也開創了中國新詩壇上用自由體式寫情詩的一代先河。
最後幸存下來的一位湖畔詩人就是我要講的汪靜之。這位一生充滿傳奇色彩的詩人，他的曲折動人的羅曼史，以及他在中國新詩中的地位，都是我們難以忘懷的。
汪靜之( 1902.7.20——1996.10.10 ) 中國現代著名的作家、詩人，“五四”時期全國著名作家之一。 原籍績溪縣上莊鄉餘村。他早年求學於屯溪茶務學校，1921年考入浙江省第一師範學校， 1922年3月，參與組織了我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早的新詩團——湖畔詩社。1926年秋10月，經郭沫若介紹任北伐軍總政治部宣傳科編纂，次年任《革命軍報》特刊編輯兼武漢國民政府勞工部《勞工月刊》編輯；1928年至1936年在上海、南京、安慶、汕頭、杭州、青島任中學國文教員及上海建設大學、安徽大學、暨南大學中文係教授；1947年8月任上海複旦大學中文係授。
解放後，1952年，汪靜之應“湖畔”老友、作家馮雪峰的邀請進入人民文學出版社任編輯。1954年因與頂頭上司聶紺弩不合，改為特約編輯，停發工資。後來有人告訴他毛澤東曾向人問起“汪靜之為什麽不寫詩了？”他感動得流淚。他從１９５６年起轉到中國作家協會為專業作家，每月領取創作津貼一百二十元，因不受單位管束而相對自由。
汪靜之反右時之所以成為“漏網之魚”，實乃“反黨言論”僅為兩次之故。當時的中國作協領導邵荃麟、郭小川告訴他“劃右標準”——解放前後若各有一次反黨言論，便劃右；如解放前沒有，解放後有三次，也劃右。鳴放期間，汪靜之在中國作協、人民日報社兩次會議上抱怨作家待遇太低，每月僅一百二十元創作津貼，不滿意；文化部召集的一次會，由於汪靜之不願再說一遍同樣的話，故隻有兩次“放毒”，未能達標。汪靜之晚年慶幸：“如果我還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或者複旦，我一定會有第三次發牢騷的機會。”
“文化大革命”前夕，他感覺到時局不太妙。小亂進城，大亂還鄉。他便又悄悄回到了西子湖畔。從此在一個市民雜居的居民區裏，出現了一位白發老人。每天，他默默地上居委會看一會當天的報紙，而後又默默地離去。“文革”十年的風暴竟也沒有把他給刮出來，隻有風雨中的西湖認識他。
直到1979年，浙江作協才知道汪靜之隱居杭州。“文革”中，汪靜之奇跡般的成為未受任何衝擊批鬥的“五四”老人。“幸虧自己遠離政治，半做隱士，才苟活性命於亂世，”他後來說。1975年辦理退休手續，月收入降至八十四元，老伴又無收入，晚年生活十分拮據，衣服破舊不堪，購食必定尋求最低價，晚上隻用一支八瓦的日光燈，凡有空白的包裝紙（包括牙膏盒、藥盒），都收集用作草稿，三十年沒訂報紙。立有“四不”公開聲明：不向外透露住址、不接受會議邀請、不簽名題字、不接待來信來訪。汪靜之一生愛詩寫詩。上了九十歲，他住在醫院裏，愛心依然不減，一再表示要將情詩進行到底，“一直寫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1979年他以特邀代表身份去北京出席第四屆文代會，他說：“解放後其他所有文代會都沒有要我去，很明顯是因為我是雪峰的朋友”。汪靜之晚年認為他一生有三位恩人：胡適之（得到最初的鼓勵）、魯迅（得到扶持與保護）、葉聖陶（告知可出版詩集）。
1993年，汪靜之九十一歲時，一生思想清純的他在自述中反省：“現在我覺得我向來也是極左，認為胡適之太反動，其實他隻是反對獨裁，主張民主。”
一九九六年六月，他終於將寫於六十年前的詩體戀愛史編成一本《六美緣》（與六位女性的愛情交往），公開發表。終身率真、終身寫詩，還是情詩，實在不易，真是一場漫長的心靈煎熬。他得忍受多少清貧困苦與世俗譏諷。汪靜之在他最後一本詩集《六美緣》的自序中說：“孔聖人把‘國風’愛情詩編在最重要的經典‘五經’之首中之首。聖人最重視詩教，詩教首先教的是愛情詩。愛情詩是經國之大業。”。
汪靜之的作品有《蕙的風》、《耶蘇的吩咐》、《翠黃及其夫的故事》、《鬻命》、《寂寞的國》、《人肉》、《父與子》、《作家的條件》、《詩歌的原理》、《李杜研究》、《愛國詩選》、《愛國文選》、《詩廿一首》、《六美緣》等。
當他還沒出生時，便被父母“指腹為婚”。未婚妻名喚曹初菊（秋豔），比他小半歲。３歲時，母親就帶他去嶽父家串門。１２歲時，曹病逝。於是，未婚妻的比汪靜之大半歲的小姑母曹佩聲，又名曹誠英，便成了他的玩伴，兩小無猜，親密無間。15歲時，汪對曹佩聲產生了愛情並寫了一首情詩給她，因礙於輩分，曹拒絕了他。第二年，曹遵父母之命嫁給了胡冠英。不久，漂亮、智慧的曹考取了杭州女子師範學校，而汪卻仍就讀於績溪的茶務學校。望著曹誠英的小照，汪靜之寫下了深沉的相思：“我看著你／你看著我／四個眼睛兩條視線／整整對了半天／你也無語／我也無言／……”1920年夏汪靜之和胡冠英受曹佩聲之約一起到杭州讀書。他們倆舊情難忘，使胡冠英大為不滿，後來終於離婚了。
說來難以使人相信，身材不高的汪靜之，憑著情詩之力，居然很有桃花運。曹珮聲此時懷著歉意，竭行彌補，將杭州女師第一至第八美女逐一介紹給汪靜之，從高到低，每周一位，曹的同學如丁德貞、傅慧貞和符竹因都被介紹給汪認識。而當汪真的和她們先後談起了戀愛時，曹又 心生醋意，從而使丁德貞、傅慧貞先後離開了汪。傅慧貞是汪靜之在初次相識符竹因遭冷遇後，轉而追求的一個女性，但當傅帶汪到她家去時遭到傅的父母的反對。後來，當傅得知汪家裏已經有個未婚妻曉芬、還同曹佩聲有舊情，而且現在心裏還同時戀著符竹因時，就離他而去。在此期間，汪靜之一次次地體驗著愛情的痛苦和甜蜜，在矛盾的衝擊中湧動出一首首愛情詩。
終於，汪靜之在曹誠英介紹的幾位美人中，選準了符竹因作為自己的追求對象，求曹誠英邀她再來。汪與符竹因的愛情一波三折，險象環生，差點告吹。好在汪對符鍥而不舍，才最終成全了這段姻緣。一個風和日暖的星期天，幾個人又泛舟西子湖上。一本夾著汪靜之熾熱情書的《唐詩三百首》，終於由機靈的曹誠英轉給了符竹因。於是，汪靜之極富才華的情詩，打開了符的心扉。詩中汪靜之根據《詩經》“綠竹漪漪”的詩句，替符竹因取了個號“綠漪”。有了愛人，汪靜之覺得自己開始了一個新紀元，他認為“有了愛情的動力，才能寫詩，才有愛情詩。” 1924年，他們結婚了；後因生計而輾轉於保定、武漢、安慶、汕頭、上海等地。1929年，在上海建設大學教書的汪靜之與一女學生發生了婚外戀情。汪要那位女生做他的情人，但是不與此時正懷孕住在娘家的符竹因離婚而同女生結婚。隨後，那位女生離開了他。1932年春汪向符表示懺悔，而在汕頭又掀起了新一輪的寫詩和寫情書的高潮。正是這樣，汪才重新取得了符的信任。“靜竹愛情”佳話已經被汪靜之記入他早年愛情詩。他倆從此兩情依依，共同生活了６０多個年頭。符於1986年三月病逝。
後來，這位曹珮聲也真了得，先與郭沫若有交往，後與胡適同居（曹是胡適三嫂之妹），1923年夏他們住在西湖附近的煙霞洞約三個月，後因胡夫人江冬秀執意不肯與胡離婚，而且還以死威脅胡，胡適方寸大亂，隻得回斷曹珮聲，從而使胡曹兩人最終分開。曹佩聲後來萬念俱灰，上峨嵋山削發為尼，留美的二哥趕上峨嵋，勸其下山。曹後赴美求學，歸國後執鞭教壇，終身未再嫁。到“文革”時因與胡適（胡曾被中共定為反動文人，戰犯）的這段戀情，吃盡苦頭，後來悄然返鄉。前不久，筆者在關於胡適的電視專題片中看見曹佩聲的墳瑩赫然立在胡適老家的村頭。這是一位用自己的一生寫了一首愛情詩的具有悲劇命運的女性。
汪寫給曹佩聲的詩有《題B底小影》和《你已被他霸占》等。寫給傅慧貞的有《蕙的風》等，《蕙的風》就是一場並不成功的戀愛結晶：汪靜之與湘女傅慧貞（杭女師三號美女）已經山盟海誓，因女家棒打鴛鴦而分手，《蕙的風》是寫給傅的情詩，蕙慧諧音。而寫給夫人符竹因的更多。
汪靜之就這樣冒冒失失地闖進了20世紀中國現代文學！是的，1922年8月，二十歲的汪靜之就以一本薄薄的詩集《蕙的風》飆入文壇。詩集短期內加印四次，銷量兩萬餘（僅次於《嚐試集》、《女神》），令他人驚羨。確實，在五四新文學那麽多風雲人物中，還真就數汪靜之成名年齡最輕、成名經曆最易，來得最不可思議。
真巧，少年詩人的青春期與一個民族的青春期重合了！正是“這一個”天真任性的汪靜之，碰上了中國性愛禁區的千年凍土遭到“五四”春水衝擊的“這一刻”，竟使他充滿稚氣的詩句變成了猛烈的“炸彈”。一聲爆炸，從此載進了中國新文學史冊。
關於《蕙的風》的一場爭議，立刻引起全國矚目，掀起巨大的反響。詩集引起了強烈批評，認為其“墮落，輕薄，獸性衝動”；另一方麵，革命陣營裏的人，則認為這種風花雪月、談情說愛有害革命。
朱自清評論說:“汪靜之氏一味天真稚氣。他的新詩集《蕙的風》中，發表了幾乎首首都是青年人感於性的苦悶，要想發抒而不敢發抒的呼聲，向舊社會道德投下了一顆猛烈無比的炸彈。”
魯迅、周作人立即挺身而出，駁斥對方，保護了青年詩人。
魯迅寫道:“我看了很覺得不以為然的是胡夢華君對於汪靜之君《蕙的風》的批評，……胡君因為《蕙的風》裏有一句‘一步一回頭地瞟我意中人’，便科以和《金瓶梅》一樣的罪，這是鍛煉周納的。”“我以為中國之所謂道德家的神經，自古以來，未免過敏而又過敏了，看見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見一個‘瞟’字，便即穿鑿到別的事情上去。” 魯迅很賞識他的詩作，並對其作品給予較高的評價。魯迅認為，汪靜之的詩“情感自然流露，天真而清新，是天籟，不是硬做出來的。”魯迅曾親自為他修改作品，多次給他教誨和鼓勵。
周作人則引用路易士的話:“社會把戀愛關在門裏，從街上驅逐他去，說他無恥；捫住他的嘴，遏止他的狂喜的歌；用了卑猥的禮法將他圍住；這樣的社會在內部已經腐爛，已受了死刑的宣告了。”接著寫道:“靜之的情詩……可以相信沒有‘不道德的嫌疑’。見了《蕙的風》裏的‘放情地唱’，我們應該認為詩壇解放的一種呼聲。”
沈從文寫道：“那詩上說有的，都是一般年輕人心上所蘊蓄的東西，”“所引起的騷擾，是較陳獨秀的論文還大的。”
今天來看，胡適、魯迅等新文學的代表人物對《蕙的風》的支持，是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實用的基本策略出發的，而反對者也有其維護文化傳承的良苦用心。廢名說詩集還“不成熟”。聞一多說，胡夢華的批評“講得有道理，”“作詩是作詩，沒有詩而有淫，自然批評家所不許的。”鄭振鐸卻因其隔膜於“血和淚”而多有微詞。
但是，今天幾乎人人會寫的新詩，在當時卻是創新。今天無奇無鮮的自由戀愛，在當時卻是風險甚大的“衝破封建禮教”的行為。言前人所不敢言，又采用了充滿朝氣的白話形式，還帶著古典詩歌的功底，汪靜之的情詩成為中國新文學史上一個繞不過去的豐碑。
回眸二十世紀百年文學史，汪靜之以後，再也沒有出現如此純潔的童真詩人。汪靜之的情詩，就是放到今天，仍然有大膽自由的一麵，仍然能喚起讀者內心的深深感歎。將個人的戀愛史嵌入文學史——《蕙的風》、《六美緣》、《漪漪訊——汪靜之情書》，汪靜之算是將自己的愛情徹底貢獻給了文學。
在一代代讀者的心目中，這位新詩的開拓者代表的是永恒的青春。五四的新詩的乳汁，哺育了一代代的年輕人。
抗日戰爭前的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四年，我的父親在青島市立中學上學，汪先生在該校教國文，《蕙的風》已名揚天下，父親他們都非常尊重汪先生。父親剛進學校，通過級任老師汪的妹夫陸先生認識了汪先生。日本人來了後，汪先生和父親又先後到了重慶。他們在重慶又見了麵。父親是穿著草鞋的流亡大學生，汪先生是在窮困中掙紮的文化人。
以後幾十年裏，人人艱難掙紮 ，自顧不暇，都沒有聯係。老天有眼，讓他們熬到了文網微開、可以聯係的一天。父親先是在香港《文匯報》上寫了一篇關於汪老抗日戰爭時期在重慶的回憶文章，後來又通過《人民日報》和在杭州的汪老聯係上了。汪老還給父親來了幾封信。
由上海魯迅紀念館主編，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的《汪靜之先生紀念集》出版以後，汪老的兒子汪飛白教授給父親寄了一本。書裏也收了父親在香港《文匯報》上那篇關於汪老的回憶文章。至今，父親還是常常念叨著汪老師，口裏也還常常小聲地背誦著《過伊家門外》：
我冒犯了人們的指摘，
一步一回頭地瞟我意中人，
我怎樣欣慰而膽寒嗬！
一個年過八十歲的老人還在惦記著他的中學老師。無論對這位老師還是對當年十幾歲的中學生，都是多麽幸福的事兒。
（附記，得知飛白教授的女兒一家定居海外多年，願他們能看到此文，與我們共同懷念汪靜之先生。）
五體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