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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劄記：福利國家之後
湯姆·帕爾默（Tom Palmer）的《福利國家之後》深度分析了西方福利國家的問題。
美國是不是一個福利國家？看看美國政府的開支占比：21.6%的社會保障金；19.5%用於 Medicare 和 Medicaid；4.1%用於退休金和殘疾人的開支；9%用於失業補助、 窮人的住房、食品、收入補助以及稅收抵免；7％債務利息；教育 3.8%；老兵補助 2.6%；交通 2.8%，國際事務 1.2%，科研 1％。福利占據了美國聯邦政府開支的一半以上。
相對於直接分發福利，美國政府更傾向於使用稅收減免、政策傾斜等製度杠杆來提供“間接福利”。比如，給那些為雇員購買醫保和養老保險的公司減稅，為窮人買房提供貸款擔保，給有孩子的貧困家庭提供稅收抵免，通過最低工資法、平權法案、殘疾人就業保障保護弱勢群體等等。
福利國家的首倡者俾斯麥想讓工人更依賴國家，因此也就更依賴他本人。福利國家是一種政治策略，用於建立一個依賴於國家、受民族集體主義意識形態鼓動的人群。年老之後有一筆養老金可以拿的人，比沒有養老金的人更滿意，對付起來也容易得多。
福利國家基本上是控製人民的一種政治策略，它的主要目的不是人民的福利，而是把他們當作政治選民來操縱。它取代、摧毀了各種自願的、參與性的製度；它將社會弱化、原子化，降低了個人責任；它用依賴關係和主從關係取代獨立性和權利。福利國家是古代的“主子和門客”關係的一個新版本。它攫取了公民對於自身福利的責任，將公民變成自己的門客、附庸、臣民和乞求者。它操縱的不僅僅是人口中較為貧困的部分，而是每一個人。用犧牲未來選民的利益換取今天選民的選票。畢竟，未來的選民今天並不投票。
競選製度在全球滋生了一個跌跌撞撞、時斷時續的經濟周期。政府為短視的選民用提前支付來粉飾大選年的社會保障體係。這導致了不穩定和無效率的經濟。俾斯麥的國家社會主義將問題推給了未來幾代人，用短期主義、機會主義取代了負責任的對未來的打算。
在約翰遜的偉大社會計劃開始前，黑人青年失業率在以前一直都接近白人青年的失業率，很多時候還更低。而在此之後，黑人的失業率開始飆升。美國的貧困率在20世紀40年代、50年代乃至60年代都在大幅下降，而這一趨勢在偉大社會計劃推行的20世紀70年代停止，並開始略微上升。與此同時，美國非洲裔年輕男性的勞動力參與度顯著下降。 美國公共開支從1970年GDP的32.7％上升到1993年的56.3％。20世紀50～60年代，公共債務平均穩定在GDP的30％左右，而1994年這一數字達到了驚人的121.8％。
次貸危機發源於民主黨政府和國會基於保護弱勢群體的理念主張放鬆對窮人貸款限製。1977年卡特政府批準、1990年代克林頓政府屢次修改的“社區再投資法案”，要求房地美和房利美（“兩房”）等貸款公司降低中低收入者貸款的門檻和硬性規定了對低收入人群的貸款額度。2003年，垃圾貸占據了美國抵押貸款8％的份額，但是在2004年上漲至18％，在2006年的三季度進一步變成了22％。房利美和房地美在2005—2007年間有40％的抵押貸款是次貸或準優級。2007年末，其負債和他們擔保發行的抵押擔保證券的總和與美國國債數量相等。對於他們擔保或者通過證券借出的每100美元，他們隻有1.2美元的權益。2008年8月，“兩房”所擁有的垃圾貸和基於垃圾貸的證券總值達到了超過一萬億美元—這比他們整個抵押貸款證券投資組合的五分之一還要多。 2005年，共和黨控製之下的國會曾經動議規範“兩房”的貸款標準，卻遭到民主黨的一致反對。2008年金融危機第一聲號角，就是兩房大規模虧損吹響的。所以恰恰是政府幹預市場、而不是市場經濟埋下了這場金融危機的禍根。
觀察福利製度在美國突飛猛進的兩個時期，我們發現，這兩個時期民主黨同時在行政和 立法部門占據絕對優勢。正是民主黨絕對優勢的存在，使得福利製度相關立法得以可能。可以說，民主黨承擔了“社會主義政黨”的功能。
政府的幹預政策導致不斷上升的螺旋效應：幹預產生擴大幹預範圍和幹預力度的必要性，從而導致進一步的政府幹預。比如美聯儲和利率。福利國家和對勞動市場的福利主義幹預，其最深層次的結果，既非經濟也非政治上的，而是文化上的。福利成癮的文化讓意大利近年來麵臨債務危機時，改革舉步維艱。
醫療機構，學生們的生活費，社會工作者的工資 等等，兜了幾圈，
產生出更多的第三產值。美元有了價值，人們有了工作，其實這就是牆內人
想要的。經濟裏麵的兜轉大多人是看不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