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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說中醫
早晨跑步鍛煉，忽覺踝關節疼痛，一跑則痛，歇之則輕。反反複複，好好壞壞。雖然一貫懶得求醫問藥，但此時隻好去看家庭醫生。醫生先檢查，再X光透視，診斷是韌帶拉傷。大概是因為跑步前準備活動做的不夠所致。在痛處打了一針封閉，又開了一些消炎鎮痛藥，醫囑暫勿跑步，靜養為要。
突然聯想到網上的中西醫之辯。這不就是西醫常為人詬病的腳痛醫腳嗎？而我們博大精深的中醫將人看成一個整體，全身所有部位都是相互關聯的。點一穴可治全身，所謂耳針療法，麵針療法、鼻針療法、手針療法，足底治療等等。甚至天人感應，師法自然，人體與宇宙自然，天地萬物，四季節氣都息息相關。不論頭疼腦熱，還是腳痛泄肚子，中醫都會從陰陽五行談到五髒六腑（不是解剖學意義上的）；從經絡到穴位；從津液到氣血；從“風寒暑濕燥火”六淫，到“喜怒憂思悲恐驚”七情；從少陽少陰到太陽太陰。雲山霧罩，玄之又玄，隻可意會，不可言傳；隻可信仰，無法驗證。信之也許靈，不信肯定不靈。治得好是神，治不好是玄得還不到位。
乍聽起來這套頭頭是道，神乎其神，但細細一想，這種耳朵和全身的對應似乎又太機械。變成了頭痛醫耳，腳痛也醫耳了，以不變應萬變。如果耳朵被土匪綁票割掉了怎麽辦，五髒六腑是否也被割掉了？
其實無論腳痛醫腳還是腳痛醫頭，關鍵是要找出病因。比如我去看腳痛，醫生一定要排除其他原因，確診為韌帶拉傷後，才會采取止痛措施。如果最後病因是腳的原因，治的當然應該是腳（如果腳痛醫耳去紮耳針，大約對兔子比較方便）。如果檢查出病因是神經，就會治療腦或脊髓；如果病因在血管，就要考慮治療動脈硬化或糖尿病等等。所以腳痛醫哪個部位，完全取決於病因。如果病人因為頭痛肚子痛發燒去看西醫，醫生在弄清病因之前，不會輕易給病人止痛退燒的，因為這會掩蓋病情。倒是中醫喜用退燒發散等藥。《家庭醫學全書》介紹西醫時按照病因分章目，而介紹中醫時按照病症分章目。顯然中醫對病因缺乏研究。如果不知病因，講整體係統，辨證施治，就是盲人摸象了。當然中醫也找病因，但中醫的病因都是虛化的，比如外感風寒，內火邪毒之類，誰知道是什麽玩意？整個一個模糊邏輯，大可囊括宇宙萬物，小可指細菌病毒。進可攻，退可守。同一種病症，不同的中醫會可以有不同的病因解釋，你說是外感風寒，我同樣可以說是內火邪毒。醫學是精確的科學，玩模糊是要出人命的。
《黃帝內經》成書於春秋戰國時期，沒有解剖學，病理學作根據，至今仍是中醫最權威的經典，現代的主要中醫理論都是源於此書的。很難想象醫學迅速發展的今天，還會用一本兩千多年前的著作來指導。中藥發源於神農嚐百草，明代李時珍又再去嚐。嚐的感覺當然是以味為主。我上小學時曾因為餓，想打野食，研究過一本新編本草，發現草藥多是根據甘辛酸苦鹹五味、寒熱溫涼四氣、升降沉浮、君臣佐使來治病的。沒有分子水平的研究，沒有現代藥理學的基礎，治好治壞離瞎貓撞死耗子也相去不遠。看中藥的療效介紹，都是病例羅列，說不請究竟是什麽起的作用。沒有雙盲對比，更沒有統計比較數據。
其實中醫有很多很好的健身強體的方法，也有不少特效良藥，比如巴豆泄肚子就很靈。但是中藥中醫的指導理論太陳舊落伍了。有道是路線對了頭，一步一層樓；路線不對頭，一步一跟頭。
整體和局部，宏觀和微觀都是相互依存的。不講局部的整體，失去微觀的宏觀，就是無源之水，就是無本之木。庖丁解牛，遊刃有餘，因為庖丁眼中目無全牛。中醫這種所謂整體關聯、天人感應、取法自然的理論，說穿了，實在是因為手段所限，達不到微觀水平，就大而化之了。像天地萬物和人體的對應，說是簡單化也不為過。那天看到CCTV的中華醫藥節目：介紹一個醫生治失眠。她用花生皮入藥。理論是花生開花時晝開夜合，所以花生皮有助眠之效。看到此不禁拂掌大笑，說不如喝熊尿蛇血，此二物冬眠，一覺下去，不知能睡多少時辰。
作者：九二先生
時逸人先生是我國老一輩的中藥專家，他在1953年出版的《中國藥物學》一
書的自序中說：“餘研究中藥，始於一九一六年，……”。“餘不敏，從事中國
醫學近四十年，對於中藥經驗之所在，不敢自棄。因搜羅曆代文獻，兼及驗案、
驗方等，再加以自己曆年經驗之所得，撰成本書，付刊問世，以供臨床治療之實
用，並為研究中藥者參考之資，以促進中醫藥之科學化。”
時先生書中的許多觀點，筆者不敢認同。但做為老一輩的中醫藥專家，卻比
較實事求是，不像現在的某些庸醫，死抱著陰陽五行、虛實沉浮的玄學，鬼話連
篇。
現摘抄兩段供參考。
（一）、說中醫
“惟過去中醫書籍以藥味配合五色、五味、五行之學說，如‘色青屬木，入
肝，色赤屬火，入心，色黃屬土，入膽，色白屬金，入肺，色黑屬水，入腎’；
以及‘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鹼入腎’等，則殊覺不盡合理矣”。
“其他關於升降沉浮者，如‘輕虛者，浮而升；重實者，沉而降’。‘味薄
者，升而生；氣薄者，降而收；氣厚者，浮而長；味厚者，沉而藏；氣厚味薄者，
浮而升；味厚氣薄者，沉而降；酸鹼無升，辛甘無降，寒無浮，熱無沉’等，以
及‘凡藥根之在土中者，半身以上則升，半身以下則降；藥之為枝者，達四肢；
為皮者。達皮膚；為心、為幹者，內行髒腑；質之輕者，上入心肺；重者，下入
肝腎；中空者，發表；內實者，攻裏；枯燥者，入氣分，潤澤者，入血分’等，
此上下內外各以其類相從之說，皆有不甚合理處，今日自難信從。”
（二）、說蟲草
“昔日醫家認為本品夏日成草，冬日成蟲，謂有陰陽雙補之益。按之實際，
乃草本寄生蟲體之故，對於人體殊少裨益。餘旅川時，曾嚐試多次，概無效果，
特為說明。”
謝廣連 |
中華民族就像長期浸泡在了一鍋混濁不清的中醫湯藥裏，由於幾千年來一直浸泡其中，已經適應並欣賞這鍋湯藥，已不再有喜新厭舊的情緒了，以致不知廬山麵目。幸好一百多年來，不斷有人爬出這口鍋，雖不解湯內之物，卻看見了湯藥的混濁，看清了中醫的混沌、荒誕，從而反對甚至倡導廢棄中醫，這其中有魯迅、丁文江、傅斯年、反動的北洋政府和反動的國民黨政府的部長高官(此二反動政府曾從法律上廢棄過中醫。)等等。可悲的是，這些明白人要解除長期浸泡在湯藥中的其它無數同胞，尤其是受教育不多、缺乏基本的物理、化學知識和嚴謹思維邏輯的勞苦大眾的“中藥癮”比轉變宗教信仰還難，就如無神論者試圖說服宗教信徒們其宗教信條是錯誤的，因而也就有對魯迅先生所說“有意或無意行騙的中醫”的巨大需求，以致於雖經一百多年的努力，尚以最近中國衛生部發言人的發言做了結論。
中國衛生部發言人稱，“中醫藥既是我們的國粹，同時也是目前我國醫藥衛生領域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的優勢和特色。在曆史上，中醫藥為中華民族的繁衍生息和健康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至今，在現實生活中仍是我們解除病痛的一個重要選擇。如果有這樣的簽名（廢棄中醫的）行為，那是對曆史的無知，也是對現實生活中中醫藥所發揮的重要作用的無知和抹殺，我們堅決反對這樣的言論和做法。”科學技術是沒有國家、民族、階級、社會製度特色的，如果一個“科學理論”或一項“技術”因國家、民族、階級、社會製度而異，在一些國家、民族、階級、社會製度有效，而在另一些國家、民族、階級、社會製度無效或效果不同，那它隻能是巫術。眾所周知，物理學絕對不會有藏族物理學、漢族物理學、英格蘭人物理學、日爾曼人物理學、俄羅斯族物理學、帝國主義物理學、正義物理學、邪惡物理學、無產階級物理學、資產階級物理學、社會主義物理學、資本主義物理學、白人物理學、黑人物理學，物理學對所有國家、民族、階級、社會製度一視同仁，不會有任何偏愛和歧視。而且類似中醫、草藥醫的醫術在人類各個種族皆有，並非中華民族或漢民族所特有。再者，沒有醫學，人類種群也能繁演生存，而且在人類演化曆史上，人類獲得醫學知識之前生存了幾十萬、幾百萬年，並且在生理上不斷進步，完成了從猿猴到人類的進化。人類無醫學知識的時代遠長於有醫學知識的時代。在無醫學知識的漫長年代裏人類繁衍生息不斷，不曾受到無醫學知識的影響。醫學幾為人類所獨有，但其它毫無醫學知識的物種卻（健康地）延續了幾百萬、幾千萬甚至幾億年。生物物種（也包括人類及其中的中華民族）的繁衍生息並不需醫學知識。隻能說中醫藥伴隨了中華民族幾千年，但很難清楚地證明中醫對中華民族的進步做出多大的貢獻。當然，正確的醫藥知識可以改善人類的健康和生活質量，而中醫的正確性無法得到現代科學的證實。即使中醫對中華民族有功，也未必繼續使用它。長城對漢民族功不可沒，可是，如果今天仍把它當著抵禦外族入侵的國防設施，豈不荒唐！
中醫最主要的依據之一就是古人的教導。不幸的是，生物是進化的、人類也是進化的，也就是說，今天的人比古人更有知識、更有智慧，反過來就是，越是古代的人越無知。人類的祖先是猿猴! 現在一個普通的小學畢業生比孔聖人的知識都要豐富得多。以現代的角度來看，古人缺乏基本的科學常識，其思維、理論、結論的正確性可想而知，如宗教信條。與現代的高科技相比，如航天技術，古人最偉大的建築，如金字塔、羅馬鬥獸場、長城也不過是兒戲。所以，崇古是錯誤的、不合邏輯的、無知的、荒唐的。我們可以尊古，因為古人的成就在其當時的時代是輝煌的，而且我們現有的正確知識也是無數代人的點滴積累。但是，古人的結論必須用現代的實驗和事實來驗證，而不是全盤接受。現代生物學有一理論說，生物個體發育大體重演生物演化的全過程。古人的認識也就相當於一個人兒時的奇想。古代中醫理論與石器時代古人的幻覺相差無幾，是人類成年之前的幼年時期的奇想，是“北京猿人”的“理論”，不必太當真，不可當聖旨！
本人的專業為地質學，對中醫的思考始於研究生時代偶然知道中國現代地質學的泰鬥（本人做過他幾年的助手，的確承認他是當時的泰鬥、民國時期就是中研院的院士。）之一，也是中國現代地質學的鼻祖丁文江的學生，不信中醫，也從那裏知道丁先生不信中醫。當時，我極為驚訝，因為我對中醫的理解正如今天衛生部發言人所說。可是，他們是非常嚴謹的科學家，他們不會有宗教式的偏見或崇洋媚外。我逐漸發現從兒時就常聽見的中醫的冷、熱、暖、涼、金、木、水、火、土與我熟知的所有地球物質和現象毫不相幹，中醫中所述的所有現象與髒器皆是不知所雲，才覺大勢不妙，進而確信中醫與現代科學、基本的物理、化學理論風馬牛不相及。按照中醫泰鬥鄧鐵濤（廣州中醫藥大學終身教授，89歲高齡時還出任國家重點基礎研究“973”計劃中一個中醫項目的首席科學家、“中醫理論基礎研究專項”專家組組長的職務。這是一個悲哀！一個人隨年齡增長，經驗學識獲得積累增長，可是另一方麵他也不可避免地、無可奈何地、不斷地落後於時代，相對於時代的進步變得越來越無知。）的說法，艾滋病雞尾酒療法是中國商代的水平，那麽，衛生部發言人的水平也不過是我兒時的水平了。
中醫的錯誤在於哲學、世界觀、方法論、思維邏輯錯誤，如金、木、水、火、土、氣、血之類的東西為何物，是如何發現並證明其存在的。現代科學技術的基礎是基本的物理、化學理論，如天文學、地理學、地質學、生物學、現代醫學、航空航天技術等都從這些基本理論發展出來，而中醫所發現的這些“物質”或“現象”卻無從考證。反對中醫不要陷入中藥是否有效的泥潭。中藥是經過一定的選擇而拚湊的成分十分複雜的混合物，其中的一些成份對人體肯定會有某種作用(有效者如大麻，“神”效者如人血饅頭式的虎骨、龍骨。龍骨為各種各樣不同種類的生物的化石。)，或是正麵或是負麵的或沒有明顯的作用，隻是其作用無法準確確定，一頭霧水。就算是大米飯，也可以算是一種中藥，因為它起碼可治療“身虛之病”，也就應了中醫名言，百草為藥，因為大米飯也來自一種草。所以，中藥有作用就不足為奇了，隻是沒準。如果把現代醫學當作對目標的精確打擊，則中醫就是用一堆髒彈、臭彈、啞彈對並不清楚的目標進行胡亂轟炸，甚至同時嘴上還念著咒語。這種胡亂轟炸難免有時對目標造成影響。中醫常批評西醫的“精確打擊”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中醫的“胡亂轟炸”則是“辯證治療”、“標本兼治”。比如，對一個腦積水患者，西醫采用“精確打擊”，而中醫則可能會采用給患者用中藥洗腳，把腳上的“經絡”末端清洗疏通就可以使腦積水沿“經絡” 疏通流出。這就是中醫藥！一百個中醫“醫生”對同一個患者的同一種疾病的“診斷”可能會得出一百個或更多的結論，而用現代醫學進行診斷則不會出現太多不同的結論。現代醫學遵循基本的物理、化學原理（自然法則）和科學研究行為法則，其醫療行為及藥品還遵循社會法律及標準，而中醫藥既不遵循自然法則也不遵循社會法則。現代醫學行為是“法治”行為，而中醫行為是“人治”行為。使用沒有經現代科學方法與程序驗證的中醫藥，就如未經試驗就盲目地將宇行員送入太空，不顧人命。許多普通的食品尚須通過國家或國際標準檢驗，而人命關天的醫藥豈能敷衍!
若把現代科學知識體係及其論證程序比作一部法律，則這部法律一方麵尚有漏洞，更有未論及的事物。對於法律未涉及的事物或行為，就無所謂合法不合法。科學本無缺陷，對於迷信來說，科學的缺陷就在於承認自己有缺陷、承認沒有任何玄妙，任何理論與工程都經過具體的、精確的、紮紮實實的計算與驗證，而不象中醫那麽理直氣壯、神奇玄妙、博大精深、無所不能，僅靠察言觀色就能明察秋毫。許多現代迷信都鑽了這個空子。如果用科學的條款來審判中醫，很容易發現它起碼在行為程序上不合法。科學承認有未知領域，而中醫正好認定它的行為領域、方式及結果是科學法律未涉及的領域，就如氣功大師們宣稱的種種稀奇古怪的所謂“氣功現象”是科學所不能及的。中醫認為中醫所虛構的那些玄而又玄的氣、血之類的東西是科學至今還沒有發現的東西，而中醫的先知們早在石器時代就已明確指明了，可見科學是多麽的落後，這就必然會出現“雞尾酒療法是商代水平”的結論。所以，有關中醫存廢的爭論，廢棄中醫的勇士們除了在民族主義方麵被判敗訴外，在實質辯論中也肯定贏不了，因為他們又陷入了一場類似與某些宗教的信徒們的爭論。這場爭論已經持續了一百多年，如今還看不到何時可收場。要證明中醫的錯誤必首先確立並承認科學法律程序和實驗驗證方法的唯一性。科學尚有未知的事物，但必須確認科學法則是人類研究自然的唯一並正確的“憲法”。用這一準則來判定對大自然的研究行為、對象及結論。一個合法的行為必須在法律程序上合法，而中醫的錯誤首先錯在不能在驗證程序上合理合法，比如讓中醫們用現代的實驗方法和程序來證明其行醫所依據的“氣”、“血”“冷”、“暖”、“寒”、“熱”之類東西真實存在並且準確明晰界定，如電磁波、磁場、電場，雖不能肉眼所見，卻能以實驗證明其存在並有特定的特性，並且當今世界所有的電氣設備與有關工程皆以此為基礎，進一步顯而易見地證實了有關理論及思維論證的正確性。
本人在今天之前不曾了解過其他棄中醫論者的言論，僅從基於物理、化學和生物學理論（現代醫學也皆基於此）的地質學知識推斷中醫荒謬。不料卻正好與其他一百多年來棄中醫論者不謀而合。我們很多人也忘記了或不曾知道一百多年來有這麽多的仁人誌士倡導廢棄中醫。我雖有心反對中醫，卻也不曾翻閱這方麵的曆史。隻在聽了衛生部發言人的高論之後，才抽空查閱網上資料，才知知道本人對中醫的判斷早已有之，而且大有人在。我等所謂的科學家尚且聽之任之，何況普羅大眾，隻任由那些“有意或無意行騙”的妙手回春的神醫們猖獗。可見，反中醫勇士們還任重道遠哪！
正確的處理中醫的做法是將中醫打包，向聯合國申請人類非物質遺產，也就是將中醫當作文物保存起來，就如對長城的處理，不能再當作軍事設施使用了，但可作為旅遊觀光之用。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承認在中華民族的曆史上曾經出現過中醫這麽一種奇想及奇特的思維方式。
中華民族的落後，很大一部分功勞屬於中醫式的思維及中醫本身。中醫思想已經滲入到了中國人的血液裏、細胞裏、基因裏，根深蒂固。中國的落後表麵上是科學技術上的落後，更深一層上是思維方式、邏輯推理的錯誤和文化上的偏差，導致沒有發展出現代的科學。錯就錯在捕風捉影、籠而統之、以偏概全、以訛傳訛的思維方式。中醫對於現代醫學（即所謂的西醫），就像中國武術對於現代軍事、氣功對於現代體育、風水對於現代地質學與地理學、占星術對於天文學。試想，如果國人的武術能如義和團的勇士們刀槍不入，抵禦導彈或用氣功使導彈轉向，那麽我們的國防有多麽的鞏固而不需大量經費開支；如果國人的飛毛腿、輕功等神功發威，那奧運賽場便隻是中國人的天下；如果中醫能如其所說治療癌症、甚至常見的過敏，那諾貝爾醫學獎就不會有爭議；如果中醫藥有效，在當前人類還麵臨諸多不能醫治的病痛的時候，而現代傳播手段又如此發達便利，世界各國當爭先恐後學習甚至偷竊“中醫藥科學技術”，就如世界各國對待核武器技術，何勞中醫們聲嘶力竭宣揚中醫有效；如果一切如此，洋人隻能傻瞪眼，作為一個中國人會多麽的自豪、安全、優越，何必舍近求遠、勞民傷財去學習洋人那甲骨文式的符號與算式；如果國人的思維和文化沒有偏差，中國何以落後，招致上二世紀的燒殺羞辱! 現在仍使用中醫治病就如同軍隊試圖用武術和氣功來對抗他國的導彈與原子彈，能自欺卻不能欺人。如果現在繼續相信並使用中醫及其思維方式，那它就是清末時期中國人頭上的長辮子，是西裝革履的中國人腳上未解下的臭裹腳布。中國人呀，尚需努力呀！
幾千年過去了，中醫體係好像一直是：語言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專家隻是忙於考古，而非發展創新，如何適者生存？哪一天慘遭淘汰，我一點也不吃驚。
李鍾琴 | 2006年9月13日
想當年，經過了高中煉獄，終於迎來了寬鬆幸福的大學時光。出於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喜愛，更是因為學業輕鬆整天閑得無聊，我忽然對中醫產生了濃厚興趣，於是跑到書店買了《中醫基礎理論》（封麵上標明是“高等醫藥院校教材”，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年版）、《古典醫著選》（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等書，開始自學中醫。
開始讀的時候，感到趣味盎然。中醫理論，熔入了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顯得深不可測。如《內經》論述的陰陽五行學說，便令人仰之彌高，鑽之彌深。應該說，中醫理論在認識上達到了一個很高的層次，如其主張的“治未病”原則，在治療過程中主張“治病求本”、“扶正祛邪”、“調整陰陽”等等，無疑是高屋建瓴的論斷。但是，隨著了解的增多，我卻對中醫產生了懷疑。後來便不再學下去了。
其實，早就有很多人批評過中醫，甚至認為中醫不是科學。如魯迅在《父親的病》一文中說，為治父親的病，家裏請了好幾個“名醫”，開的藥方都有所謂“藥引子”，而且藥引子都稀奇古怪，有的是“蘆根和經霜三年的甘蔗”，有的是“平地木十株”，還有位名醫的藥引子是：“蟋蟀一對，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魯迅調侃道：“似乎昆蟲也要貞節，續弦或再醮，連做藥資格也喪失了。”藥方中有一味“敗鼓皮丸”。魯迅解釋說：“這敗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舊鼓皮做成；水腫一名鼓脹，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清朝的剛毅因為憎恨洋鬼子，預備打他們，練了些兵稱作虎神營，取虎能食羊，神能伏鬼的意思，也就是這道理。”可惜得很，這些“名醫”們的靈丹妙藥沒起任何作用，魯迅的父親還是年紀輕輕就去世了。
此事對魯迅刺激頗大，所以他罵道：“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他東渡日本學西方醫學，不知有沒有這個因素。後來，他還是棄醫從文了。他認為，中國人太愚昧，與其醫治國民的身體，不如先醫治國人的思想。所謂東亞病夫，並非指中國人的體質不行，而是指這個國家虛弱多“病”，欲使國家強盛，當務之急是啟迪民智。
魯迅並非公開抨擊中醫的第一人。早在1879年，國學大師俞樾（號曲園，是章太炎、吳昌碩的老師）就發表了驚世駭俗的《廢醫論》，旗幟鮮明地主張“廢除中醫”。孫中山、胡適、梁啟超、嚴複等人，也都主張“廢醫”。從此，中醫進入多事之秋，西醫在中華大地漸漸占了主流。
近幾年，批評中醫的聲音又高了起來。中南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張功耀甚至批評中醫不僅不是科學醫學，而且也沒有資格被稱為經驗醫學。張先生說：“中醫的絕大部分概念和陳述沒有經驗基礎。諸如太陽、太陰、陽明、厥陰、少陽、少陰之類的概念在經驗世界是不存在的。也有一些概念，表麵上看似乎存在某些經驗基礎，但仔細分析後不難發現，它們脫離經驗世界很遠。藥性的“五味”（辛、甘、苦、鹹、酸）和“四氣”（寒、熱、溫、涼）表麵上看很有些經驗的味道，其實它們不能在經驗世界中得到任何解析。類似的還有“五髒”（心、肝、脾、肺、腎）和“六腑”（膽、胃、小腸、大腸、膀胱、三焦），都是不能被賦以任何經驗意義的概念。另有一些表麵上看屬於經驗世界的存在，但它的描述方式卻不具有任何經驗性，而且描述也不精確。”（見張功耀《告別中醫中藥》一文）
應該承認，中醫的許多概念和所謂經驗，是憑想像杜撰出來的。本來是心腦血管病變，中醫卻命名為“偏枯”、“風痱”、“風懿”、“風痹”，總之是“中風”。到底中的是哪門子“風”？真是不知所雲！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怎麽會找到“病根”所在呢？找不到病灶病根，又怎麽能治療！肺結核在古代中國被叫做“癆病”，是傳染性極強的不治之症。但是，中醫在沒弄清這個病的病灶、病因、病理的情況下，卻開出了不計其數的“驗方”，甚至有用“人血饅頭”治療的“偏方”。魯迅在小說《藥》中寫的那個華老栓，就拿著饅頭到刑場去沾烈士的鮮血，為的是治他兒子的“癆病”。好在到了六七十年代之後，西醫用異煙肼、利福平即可輕鬆治愈肺結核。還有一種病，本來是自身免疫係統疾病，中醫卻起了個可怕的名字：“紅斑狼瘡！”讓人誤以為是皮膚病。這個被視為不治之症的疾病，如今應用自體骨髓移植治療已經獲得成功。按照中醫的理論和實踐，可能再過一千年也不會想到用骨髓移植的辦法吧？
中醫的許多概念和所謂經驗是憑想像杜撰出來的，中藥當然也少不了想像的成份。如用人血饅頭治“癆病”，就純是妄想。被中醫視為“中藥聖經”的《本草綱目》中就有很多想像的“靈丹妙藥”。如李時珍在該書中記載：把別人自縊的繩子燒成灰兌水喝，可以治療突發性癲狂，如果把這種繩子收藏二年以上，效果會更佳；將丟棄路邊的爛草鞋燒成灰兌酒喝，可以治療霍亂；將立春時的雨水收起來，夫妻各飲一杯，同房後可以生出兒子；將狗屎絞汁口服可以“解一切毒”、治療小兒霍亂、心絞痛、月經不調、發背癰腫等疾病；甚至鞋底泥、豬槽垢、香爐灰、糞坑泥、洗腳水、裹腳布、月經布、內褲……都是能治疑難雜症的藥。這些烏七八糟的東西都在《本草綱目》裏作為能治病的靈藥被記錄在案。而這些荒誕不經的所謂藥物，居然就有人奉之為圭臬。
可能有人會說，僅僅拿中醫中藥中的“糟粕”來說事，有以偏概全之嫌。我並非要將中醫中藥全盤否定，認為它不是科學。中醫中藥是中華民族在長期的生活和治病實踐中形成的，有些經驗還是有價值的，不能說一點科學性也沒有。但我認為，中醫中藥隻是人類醫學發展過程中的初級階段。
科學就是科學，何必分為東方科學和西方科學？民主就是民主，何必分為東方式的民主和西方式的民主？
西醫是什麽？原來是相對於中華醫學而言的從西方傳來的醫學。西醫並非指哪個國家的醫學，不是美醫，不是英醫，不是法醫……它實際上是人類共同的發達的醫學文明成果！而中醫是什麽？顯然指沒有同現當代人類發達醫學接軌的、中國土生土長的醫學。將自己獨立於世界文明成果之外，這本身就是狹隘的、固步自封的說法。
簡言之，中醫最顯著的特點是望聞問切，中藥最顯著的特色是草藥方劑。難道這是中國所獨有的嗎？非也！簡單的望聞問切，原始的草藥方劑，是世界上所有民族在其醫學發展過程中必須經過的一個階段。十六世紀以前，世界上所有民族都是用草藥來治病的，那時人們還不會將自然界各種物質中的能夠治病的有效成分提取出來，更不會合成藥物，所以隻能憑經驗用原始的草藥治病。一副方劑，有天然藥物十幾種甚至幾十種，到底哪味藥起作用，人們還無力深究。這些藥物有哪些副作用，更是茫然無知！俗語說：“是藥三分毒。”根據辯證觀點，有正作用，必有副作用。經常看到電視廣告裏說：“純中藥製劑，無毒副作用！”這絕對是騙人的鬼話！中藥不是沒有毒副作用，而是中醫一直沒研究明白中藥方劑有哪些毒副作用。
而且，草藥並非中華獨有的“國粹”。古巴比倫、古印度、古埃及、古希臘用草藥治病的曆史要早於中國。19世紀50年代，法國考古學家在伊拉克發現的由20000多個瓦版殘片組成的《尼尼微醫書》，說明古巴比倫在公元前2100年就有了自己的醫學著作，比中國的馬王堆醫書要早1900年。考古學家還從公元前16世紀的草紙書中發現了古埃及人使用的藥方。
後來，這些文明古國使用草藥治病的“醫學文明”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醫學的近代化、現代化。而中醫中藥卻還停留在人類醫學的初級階段。我讀過的那本《中醫基礎理論》，講述的仍是兩千多年前的《黃帝內經》的學說。這說明什麽？說明中醫中藥是人類醫學的“化石”，是人類醫學的初級階段，還保留著其原始的特征。
其實，中醫中藥兩千年來停滯不前，也是必然的。古代中國在科學領域，一直就是停滯不前的，這是因為中華帝國兩千多年的獨裁體製，遏製了人的創新能力。專製不僅是民主的大敵，也是科學的大敵！五四運動之後，賽先生（科學）和德先生（民主）這才進入了國人的視野。要知道，兩千多年來，中國人一直用油燈和蠟燭照明。如果我們全麵排外，拒絕人類文明的各種成果，那麽，我們還在點著油燈，沒有電話，沒有空調，聽不到廣播，看不上電視，用不上電腦，坐不上汽車、火車、飛機、輪船……中國在科學領域全麵停滯、落後，醫學難道會例外嗎？我不信在茫茫沙漠之中，會孤零零地長出一棵參天大樹來。
中醫中藥的落後，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了。有人說，中醫可以作為西醫的輔助治療，而且可以在治療疑難雜症方麵大顯身手。至於有多大的輔助作用、到底能不能治疑難雜症，那就隻有鬼知道了！我們不能說作為人類醫學初級階段的中醫沒有一點存在的價值，更不能說它沒有一點科學性。但在別人已經用上明亮的電燈的時候，我們何必還抱著油燈不放？
文：天涯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再次炮轟中醫，據羊城晚報報道，談起中醫、氣功等他所認為的“偽科學”，何祚庥依然心直口快，盡顯反對“偽科學”的鬥士風采。在廣西大學作報告時公然宣稱陳曉旭就是被中醫害死的。這就是何祚庥，什麽時候都對自己的觀點充滿自信，用無可置疑的、甚至有點固執的口氣宣揚自己的觀點，即便麵對的可能是鋪天蓋地的質疑甚至謾罵。
科學講的是實證主義的邏輯，何老院士一貫是倡導科學的。縱觀近期何老院士的 言論，特別是他拿陳曉旭說事，既無證明，也無邏輯，實無科學而言。科學是用來研究問題的，不是打人的棍棒。何院士說話無理智性可言，信口開河，作為一個物理學院士說出這種無邏輯、無根據的話，真讓人難以相信。如果說中醫害死人，那麽每年死在西醫院的人，你為什麽不說是西醫害死他們呢？
何院士的一番論調，證明他更看重院士賦予他的名，而忘記了作為科學家如何以科學的態度對待事物。如果說中醫不好的話，為什麽韓國要和我們爭？如果沒有中醫的話，中國5000年文明將在哪裏？作為一個學者，把老祖宗的瑰寶當成垃圾，是崇洋媚外吧，我想這也陷得太深了。目前有一種現象，我們老祖宗的好東西，自己人不認可，而常常被許多外國人當作寶貝，真是國人悲哀啊。我們要國際主義，更要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
看事物要一分為二，何院士應該學過辯證法。明星之死與其病情發現過晚有關，西醫也沒有辦法，怎麽能怪中醫。以何先生的身份，是不應該滿嘴跑火車的。世界之大，學科之多，你才知道幾何？不能用你的名頭嚇人。否定中華醫學對你又有什麽好處呢？院士也不是全才，不要把對自己研究領域以外的議論當成真理。不過中科院也應對院士們進行些基本素質教育，現在教育界可正在推崇素質教育。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請何院士不要忘了這句古訓，暫且還稱你為院士。
中醫、西醫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有些病西醫無能為力，而中醫卻手到病除。所以，我們既不能崇洋媚外，也要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何院士對中醫采取全盤否定的態度肯定是錯誤的。試問：西醫引進之前，中國人靠什 麽治病？難道都是靠自身的免疫力，絲毫沒有中醫的功勞？我比較讚成中西結合，優勢互補。任何事物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中國幾千年來隻有中醫沒有西醫，難道華佗，鍾思邈都是騙子？現在世界各國都在研究中醫，你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院士卻在侮辱中國國粹，你到底想做什麽？
何老是不是覺得自己無人問津，深感寂寞了？還像科學家嗎？還像中國人嗎？看來何祚庥院士不僅是一個搞物理研究的，而且還是一個靠“嘴”混飯的，可以理解，這年頭“名人”都得靠“嘴 ”，否則不能提高知名度。
dasdas8452 | 2006年9月12日
中醫是不是科學，這樣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中國已經爭論了一百年。一個具體的、常識性的問題，又不是什麽尖端理論，一個民族一百多年找不到答案是很奇怪的。任何參與過這場討論的人都有一種印象：這根本不是什麽理論的探討、不是正確與錯誤的爭論，而是一場義氣之爭。堅決要求取締中醫者，如胡適、魯迅、李敖以及我das之流，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宣揚一種正確的認識問題的方法，善良的人們過分相信經驗而喪失了批判的能力，中國大部分問題的症結概由於此。而陳果夫之輩拚命確保中醫者，除了那些靠中醫混飯吃的江湖騙子，大部分人也是在堅持一種信念：科學是不完備的，在科學的認知範圍之外，還有廣大的未知領域。中國傳統國粹博大精深，早就抓住了這些未知領域的根本，若幹年之後現代科學必將向中國傳統國粹回歸。就這樣中醫問題就和思想啟蒙攪在一起，本來並不複雜的問題複雜化了。
國人傳統思維定勢是如此根深蒂固，這個問題不解決，再高喊什麽民主、自由、科學、理性、正義、公平、法製、和諧等等，統統都是扯淡。 Das再冒天下之大不韙，也來談談中醫，也來談談科學，也算告慰胡適等等前輩的在天之靈。想開罵的人就省省心吧，我das早就狗血噴頭慣了，但是無論你怎樣罵我，請記住：我仍然愛你！
科學的定義過於學理化，而且容易引發爭議，das描述一下科學的最基本特征就足夠了。以下給出科學的一些重要的必要條件。滿足這些條件的理論不一定就是科學，但是科學的理論必須滿足下列條件：
1、科學必須具有潛在的可證偽性。意思就是說，也許科學理論是不可證實的，但是必須是可以證偽的。比如相對論，就是一個很好的科學理論。它有大量的觀察和試驗的結果支持。但是你、或者其他任何人，隻要通過理論證明以太存在，或者通過實驗證明光速不變性是錯誤的，就可以推翻全部的相對論，全世界的科學家立即就會擁護你而反對愛因斯坦，而你，不再需要其他任何爭論和解釋。迷信是不可證實的，這一點與科學很相像，不同的是迷信是不可證偽的。你說你昨天夜裏見鬼了，這是不可重複的實驗，我無法證偽。牛頓說兩個有質量的物體之間一定有引力，隻要滿足實驗條件，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重複試驗。如果重複實驗中沒有發現引力現象，就可以證明萬有引力定律錯了。
2、尋找反例。科學承認自己無知，承認科學理論中有許多漏洞，承認在任何科學領域都有必要進一步研究和發展。最偉大的科學英雄不僅是那些發明科學理論的人，還有那些發現科學漏洞的人。二十世紀初，一些科學家發現經典物理學必將導致黑體輻射總能量無窮大的荒謬結論，從而引發了量子力學革命。那些發現荒謬的人和為量子力學奠基的人曆史地位同樣偉大。迷信與科學的一個重要區別是：迷信拒絕尋找反例。迷信一開始就提出決定性的結論，並認為自己是全知全能，完全正確的，對一切相反的事例視而不見。巫婆神漢說跳大神能治病，並能列舉出一大串跳完大神以後病人痊愈的事列，但是跳完大神以後病人死了的事列更多，巫婆神漢不會也不可能認真尋找原因，改進和提高自己跳大神的技術。
3、還原法。科學經常被人攻擊為不完善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還原法。還原法與中國傳統思維方式尖銳對立。還原論的突出表現是：盡量簡化條件、分割對象，做可控製的實驗，不斷用下一層次的規律揭示上一層次的規律，解釋上一層次的現象。並認為下一層次更具有根本性。很多小媳婦生過小孩以後發高燒，中醫認為是“受風了”，卻不能解釋為什麽空氣的流動會使生小孩的小媳婦發燒。西醫認為是細菌感染，可以從生理學、病理學、生物學這些下一個層次的科學理論解釋的清楚明白。單單這樣一項解釋也許並不比巫婆神漢的理論更具有說服力，一個重要的區別是：任何一個小小的科學分支都是與全部的、龐大的科學理論體係相聯係的，這其中的聯係，是完全的、充分的相協調的，沒有任何內在的、邏輯的矛盾。誰在科學體係中發現哪怕一個最小的矛盾，都會成為偉大的英雄而被載入史冊。你不能發現小媳婦發燒的病理學解釋有任何邏輯的瑕疵，還可以對病理學本身提出疑問，他又可以有生物化學這下一個層次的科學理論解釋，仍然沒有任何邏輯的瑕疵，這樣一步一步推導下去，最後所有的問題都會歸結為牛頓力學、量子力學、相對論以及能量守恒定律。你對這些最基本的科學理論仍然有疑問，我暫時找不到更下一層的理論，但是這些理論有大量的觀察、試驗在後麵支持，最為重要的，迄今人類還沒有發現任何一件與之相矛盾的事實。，因而，你可以懷疑，卻沒有任何拋棄這些理論的理由。
好了，上麵列舉了科學的一些重要性質。需要指出的是：這裏所說的科學是現代意義的，狹義的科學。與李約瑟《中國古代科技史》所稱得“科學”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那是廣義的，包含了，甚至主要是指無理論支撐的、盲目而偶然的技術進步。國粹主義者最強大的武器就是偷換這兩個概念。
現在我們可以來談中醫了。中醫可證偽嗎？不能。再好的手術刀，再大的顯微鏡也找不到奇經八脈，他說這味中藥入手少陽胃經，你找不到這個經，怎麽證偽？隻好聽他胡扯。你找他理論的依據，他說這是古人說的。古人怎麽知道的？他就用一種威嚴而睥睨的眼光看你，讓你心虛，殊不知，心虛的正是他自己。中國傳統理論認為曆史是倒退的，古人是最聰明的、最有學問的，幾乎到了半人半神的地步。屁大一點小事都要到古人那裏找依據，引經據典可以把你搞得三魂出竅，找不到北。古人沒有說過，就可以認定你是胡說八道，不需要其他依據作補充。這種狀況現在已經有所轉變，但是骨子裏仍然遺毒甚深，不信你看看關天論壇，這是我目光所及，國內最具理性的一個陣地，但是仍然有一大半人說理的依據不是理性和邏輯，而是引經據典，把古人、權威、多數人的看法作為論據。認真聽 das一句話，這些人的看法，大部分都是垃圾。
咱也來個引經據典：希特勒找一幫人寫了一本書，《一百名德國科學家證明愛因斯坦錯了》，有人拿給愛因斯坦，老愛笑得屁股疼，說：證明我錯了不需要100個科學家，一個就足夠了。
言歸正傳，中醫會主動尋找反例嗎？不會。中醫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醫者治病，不治命。治死了算你倒黴，是你的命運，由老天爺負責。什麽原因死的，有沒有可能避免，怎樣避免？這樣科學式的追問中醫從來沒有。當然，就是問了也沒有用，治好它不知道為什麽好，治死當然不知道為什麽死。中醫與科學的方式正好相反，與巫婆神漢倒是毫無二致：治好了就是法力無邊的證據，治死了視而不見。其實大部分疾病不治也會好的，大部分人一輩子都要得幾十、幾百次病，不一定每一次都要死。假如你一輩子得120次病，不治的話，最後一次才會死，現在你改變一下方式，每一次都找中醫治療，這老家夥每次給你下一點毒，結果第一百次就把你毒死了。這老家夥照樣可以到處誇耀，誇耀什麽：我老人家法力無邊，治愈率為99%，不信你看那個倒黴鬼，我給他治愈了99次，最後一次他才死！
中國人吃了幾千年的中藥，平均壽命一直在三四十歲。中醫科學了幾千年，怎麽就不能延長人的壽命？如果中國人現在仍然吃中藥，加上環境汙染、激素泛濫、生活緊張、假藥流行，平均壽命一定不會超過三十歲。現實是：抗生素來了，延長壽命二十年，其他一大套西醫技術、藥品，又延長了將近二十年，扣除環境汙染因素，實實在在的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快到七十歲了。如果仍然吃中藥，大部分中國人早就死了。
中醫的理論是陰陽五行、髒府經脈。這些玩意看不見，摸不著。我不說它穿鑿附會，自欺欺人，最起碼，與還原法掛不上邊。中醫是不是科學？是不是李約瑟所說的廣義的科學，我暫時不下結論，那又要費一番口舌。最起碼中醫與我說的狹義的科學是尖銳對立的。
中醫廢除不廢除是無所謂的，雖然治不了病，一般情況下，也很少當場毒死人。最多養活幾個江湖騙子寄生蟲，中國還是有這個經濟實力的。反正現在得了大病，有生命危險了，誰也不會去看中醫。中醫成不了大患。但是我們必須從觀念上廢除中醫，中醫後麵一連串的認識論垃圾實在害人不淺、害國不淺。日本鬼子雖然愚蠢，卻知道破除垃圾觀念從醫療科學化開始，百年來中國的思想先鋒像一群沒頭蒼蠅，向任何可能的方向撞擊。結果，思維定勢沒有打破，自己先歇菜了。隻要集中火力衝破了中醫這一僵化思想的外在代表，就占據了製高點，後麵就“猶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終結中醫，這是我們這一代廢物能夠做到的。若幹年以後我們可以向後人交待：雖然我沒有給你留下自由，至少我也沒有給你留下中醫！
張功耀 （中南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發展研究所，長沙，410083） | 2006年9月8日
我的《告別中醫中藥》一文公開發表以後，終於打破了“中醫神聖”的思想禁錮。就像“個人崇拜”走下神壇一樣，中醫也終於走下了神壇。
萬事開頭難。在經曆了長期的思想禁錮以後，重新提出這個問題不容易。要把在醫學領域開啟民智的工作做得比以往更有成效，更加不容易。盡管 “提出問題是解決問題的一半”，但是，我們並不能滿足於提出問題，而應該把問題的討論引向深入。本文嚐試從另外四個角度提出告別中醫中藥的必要性。
以資源有效利用的名義
最近網絡上出現一個令人哭笑不得的指責。這個指責明顯來自中醫界。它埋怨我們在抗美援朝戰爭中過分依賴西藥，沒有充分利用中藥。其閃爍其詞的含義是，如果讓誌願軍都吃朝鮮的人參，就可以使誌願軍取得更好的作戰成績。同樣，如果在誌願軍的醫療隊推行中草藥救死扶傷，前線將士就不會那樣缺醫少藥了。
這個指責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按照這種指責，當年白求恩和柯棣華來華支援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真是大不該。中國有的是“華陀在世”“岐黃複生”的中醫，難道還缺他們兩個西醫？中國“藥材遍地”，難道還缺白求恩和柯棣華帶來的那些西藥？
但是，任何一個思維正常的人都知道，無論從戰爭的角度，還是從日常保健的角度，全世界（包括中國）都可以沒有土著舊醫，卻不可以沒有西醫。那種試圖用人參維持士兵的精力，用草藥治療槍傷，用跌打丸恢複肌肉扭傷的想法，實在是過於幼稚，而這種幼稚是在以整個國家的命運為中醫的苟延作賭注。
既然我們已經不可以沒有西醫，從“有所為，有所不為”這個原則出發，我們在醫學發展的戰略選擇上，就應該理直氣壯地全力發展西醫，努力減少中醫對我國醫學資源的占用。沒有這個戰略選擇，中國的醫學還將繼續落後。
眾所周知，中醫沒有實驗基礎，也拒絕國際通行的“雙盲法”標準。我國在機械製造，電子設備等所有可能的領域，都在努力執行國際標準，唯獨在人命關天的醫學領域，由於中醫的幹擾，至今還沒有邁開向國際醫學科學標準看齊的步伐。甚至在西醫實踐中，也還滲透許多中醫的思維方式，在西藥製造業中依然保留著“雷公炮製”的傳統。
如果讀者留意的話，大概不難發現，凡是西醫無能為力的地方，中醫都自認為可以“大顯身手”。這是中醫取得大量國家資源的基本說詞。稍後筆者將論述，這種“自我吹噓”是違背國際醫德標準的。就操作層麵說，由於我國的醫療衛生事業在其管理和發展道路的選擇上，長期遊離於國際標準之外，讓中醫的 “自我吹噓”鑽了這個漏洞。大的範圍不說，單是為了子虛烏有的“經絡”兩個字，我國為它給付的醫學資源已經不計其數。當今我國醫療保險經費捉襟見肘，可是，為了這兩個毫無醫學和生理學意義的概念投巨資，我們的科技官員居然連眼睛都不眨一下。
這麽巨大的資源消耗，納稅人得到了什麽呢？可以說，連可供閱讀的文字都沒有看到，更不用說可以重複的實驗證據了。這樣占有醫學資源，是對整個中華民族有利，還是對“研究者”騙取科研經費有利，難道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其實，稍微有點醫學進步常識的人都知道，中醫並不具備它所吹噓的可以解決“疑難雜症”的能力。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中醫生敢於把他解決“疑難雜症”的診斷標準和治療方法公之於世，接受世界醫學界的檢驗。事實上，中醫對疑難雜症“有效”的奧秘差不多都能得到“治療無效”的說明。其中，疾病的 “自愈性”、“自緩性”、“趨平均性”，以及治療過程中的“安慰劑效應”，還有醫學個案總結上的“統計心理學錯誤”，都可能成為“中醫有效”的解釋基礎。 1933年，江蘇的宋國賓醫生說：“為名醫易，為良醫難”。一個“自愈”或“自緩”的病例，可以使一個庸醫在一夜之間成為“名醫”。可是，如果要他說出這些疾病的康複與他的治療之間沒有因果關係，即成為一個敢於講真話的“良醫”，則這個“名醫”未必就有十足的勇氣和能力了。
中醫吹噓比西醫“優越”的一個奧秘，是中醫一再掩蓋治療過程中的“安慰劑效應”。稍微懂點邏輯學和醫學的人都知道，不是任何一個“治療在前，康複在後”的過程，都是“由於治療而康複”的過程。遺憾的是，這一簡單的道理，中醫界居然拒不承認。為了自我吹噓和標榜，他們硬是不厭其煩地欺騙患者，把安慰劑效應解釋為治療效果。
常識告訴我們，一個疾病纏身的人，隻要有人經常去看他，他都會感覺到好一些。如果還有人能夠牽著他的手，與他推心置腹地交談些他所關心的事，其安慰劑效應會表現得更加明顯。同樣道理，如果某個人的疾病在嚐試了許多西醫方法依然頗感無能為力的時候，突然一位自認為可以治療疑難雜症的“名老中醫”來到他的身邊，這位“救星”所能創造的安慰劑效應會比一般人的牽手、撫摸、聊天所產生的效應更加明顯。如果這樣的安慰劑效應與疾病的自愈（或自緩）疊加在一起，這就足以造就一個“中醫勝過西醫”的個案了。
這樣的安慰劑效應，在以往的醫學科學中是沒有辦法解釋，也沒有辦法證明的。循證醫學的興起，使我們已經有了判斷治療是否有效的方法，我們卻依然對這種“中醫有效”執迷不悟，那就不是醫學不發達，而是我們的是非觀念過於陳舊和不開化了。
中醫占有國家醫學資源那麽多，始終未能取得可以替代西醫或補充西醫的成就，繼續讓這種不科學、甚至反科學的中醫占有我們的醫學資源，這不是浪費，又是什麽？因此，為了確保我國醫學資源的有效利用，我們有充分的理由，不再把我國有限的醫學資源分配給那些拒絕接受國際醫學標準的中醫項目。
以向國際醫德標準看齊的名義
中醫是由遠古的“巫醫”經過儒門弟子的標榜而形成“儒醫”的。由於儒的核心是“仁”，於是，這種“儒醫”又被自我標榜為“仁術”。但是，由於中醫在其理論與方法上的反科學特征，使得中醫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麵不可能遵守國際通行的醫德規範。
第一種國際醫德：不要登廣告自我宣揚。
1949年10月，世界醫學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了《國際醫德守則》（俗稱“倫敦守則”）。其中“醫生的一般職責”規定的第一條醫德就是，“不要登廣告自我宣揚”。據筆者所知，這條國際醫德標準，隻遭到了美國貿易委員會的質疑。為了確保醫療、藥品和醫療器械部門和個人的自由貿易權利，美國貿易委員會在與美國醫學會談判以後，製定了美國執行這個國際醫德標準的修正原則。美國的修正原則規定，所有醫療廣告，除價格、電話號碼、招牌、個人名片、住址外，任何比較性言論、推薦書、經驗介紹、對醫療技術的直接吹噓和暗示性吹噓，都是嚴格被禁止的。顯然，這條反對“自我宣揚”的國際醫德守則，中醫是絕對做不到的。原因是，中醫沒有有效治療的實驗基礎和醫療統計學基礎，隻得靠宣揚個案來吸引患者，並以此維持其經營。於是“華陀在世”、“岐黃複生”、“藥到病除”、“妙手回春”之類的標榜和吹噓，幾乎充斥了每一個中醫診所，甚至每一個中醫醫院。可見，保留中醫中藥，勢必在我國醫學領域保留自我宣揚惡習。要在醫學領域掃蕩這種自我吹噓惡習，執行國際醫德標準，就必須告別中醫中藥。
第二種國際醫德：公布新發現或新療法時不得草率行事。
這是《倫敦守則》中“醫生的一般職責”中所規定的第三條國際醫德。這一條醫德標準，中醫也是絕對做不到的。
我們隨便翻開一些醫藥廣告，取得醫療“新方法”、“新突破”的往往都是中醫。盡管沒有任何實驗依據和臨床依據，自我標榜能夠“解決疑難雜症”的也都是那些中醫。幾乎所有西醫無能為力的病症，中醫都自認為有辦法。一付中藥方劑，胖子服用可以減肥，瘦子服用可以增重，中醫生都敢於在大眾媒體上公開宣揚。難怪人們說，沒有中醫生不敢吹的牛，也沒有中醫生不敢試的藥。由於中醫延續了近3000年的草率惡習，患者成了中醫草率從事的試驗動物。
中醫的草率是由中醫的基本方法決定的。如果我們要求中醫按照國際醫德規範改變其草率惡習，責令它公布新發現和新方法之前都要寫出有效成分的分子式，進行有效治療的藥理分析，測定其安全使用界限，指出其不良反應和預後，這在中醫裏邊是完全不可能的。可見，不告別中醫中藥便不能結束我國醫學領域裏邊的草率惡習。
第三種國際醫德：按照病人希望懂得的語言介紹診斷、治療和預後。
這個醫德規範是由“病人權利”的法律規定中派生出來的。按照國際上普遍接受的“病人權利”法律規定，病人有權拒絕在醫生對診斷、治療和預後表述不清，或表述之後病人不懂的情況下接受治療。無庸諱言，在我國汗牛充棟的醫療衛生立法中，還沒有關於“病人權利”的專項立法。因此，這種醫德規範還沒有在我國推行起來。但是，一個負責任的文明國家，應該理直氣壯地推行這種醫德。
這個國際醫德標準，中醫也是沒有辦法執行的。
最近，我國學術界冒出一個永遠也不可能實現的設想，建議中醫和現代醫學進行“對話”。眾所周知，要實現兩種語言之間的“對話”，就要找到這兩種語言互相對譯的基礎。這個基礎就是，兩種語言表達相同的指稱。根據這個邏輯要求，中國的“春分”可以與歐洲的spring equinox“對話”；中國的“冬至”也可以與歐洲的winter solstice實現“對話”；中國古代天文學的“尾宿”與歐洲古代天文學的“天蠍座”也可以“對話”。但是，要讓中醫概念與西醫概念進行“對話”，恐怕就不那麽容易了。讀過一點中醫著作的人也許清楚，要讓中醫與我們本民族的日常語言進行“對話”也是不可能的。比如，中醫生這樣告訴病人，“你的病屬於氣血兩虧，需要補氣和補血。”可是，把“氣血兩虧”表達成日常語言的診斷含義是什麽？把“補氣”和“補血”表達成日常語言的的治療含義又是什麽？難道“氣”也是可以“補”的嗎？“補氣”究竟是補什麽？估計中醫生永遠都不可能把它表達成可被無歧義交流的日常語言。一個不能表達成可被患者理解的日常語言，怎麽可以貫徹“按照病人希望懂得的語言介紹診斷、治療和預後”的國際醫德呢？
事實上，還有許多國際醫德標準，在保留中醫中藥的情況下是不可能貫徹的。一個負責任的文明大國，不能讓中醫以任何理由淩駕於國際醫德標準之上。因此，為了純潔我們的醫德，我們必須徹底告別那些妨礙我國醫德改良的中醫中藥。
以弘揚科學精神的名義
大致說來，中醫科學精神的缺失，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麵：
一、學風漂浮，囫圇吞棗，錯把偽書當經典。
眾所周知，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前，中國曾經有過百家爭鳴的局麵。可惜，這個局麵的重點在於“鳴”，而不在於“爭”，談不上真正意義上學術研究。由於“鳴”脫離“爭”，許多思想和方法沒有得到及時修正，使得這個百家爭鳴留下了許多不良的思想隱患。南宋文獻學家鄭樵曾經這樣評價百家爭鳴：“仲尼既沒，先儒駕以妖妄之說而欺後世。後世相承，罔敢失墜者有兩種學：一種妄學，務以欺人；一種妖學，務以欺天。”（《通誌略·災祥略第一》）有史家認為，這大概就是秦始皇焚書坑儒而又不絕儒學的重要原因所在。
秦朝滅亡，“欺人”“欺天”的妖妄之學日盛一日，手法也多有翻新。自西漢初年開始，中國學術界便有偽學泛濫。偽托聖人或神仙之名偽造經典，就是這一時期偽學泛濫的最大特點。漢初，《易經》傳了三部。有用三十六策的“連山易”，也有用四十五策的“歸藏易”，還有用四十九策的“周易”。不知何人，偽托孔子之名注“十翼”。於是，《周易》得以相傳。《連山易》和《歸藏易》便銷聲匿跡了。《詩經》也相類似。戰國有魯、齊、韓“三家詩”。秦始皇焚書坑儒以後，漢初還能“三家詩”並立為學。後來，毛萇氏以“得子夏之傳”的名義將“毛詩”立為正宗。其它三家詩便不再有傳。凡此種種，代表了西漢以來我國學術界的一種壞風氣。
最初被學者揭發為“偽造經典”的是《古文尚書》。
《尚書》原初成書於妖妄之說盛行的戰國時代。當時就有多種版籍流行，偽書頗多。秦始皇焚書時，尤以《尚書》遭焚最絕，原因就是《尚書》的偽書太多。西漢時，古本《尚書》再次出現，並被標榜為《古文尚書》刊行。然，這本“新發現的”《古文尚書》多有偽詐。東晉時，梅頤在充滿偽詐的《古文尚書》基礎上做了進一步的偽造。他先把當時流行的25卷本析成33卷，自己再增加25卷，湊成傳說中的58卷，敬獻給朝廷。後人不查其中的偽詐，卻多以此書做點校和闡發，謬種流傳1200年。直到清朝，閻百詩（1636—1704年）作《古文尚書疏證》八卷，才對梅頤所獻的《古文尚書》辨出偽跡。從那以後，中國學術界才對古代流傳下來的典籍保持著一些警覺。
然而，好景不長。閻百詩先生這種對古代經典保持一種批判頭腦的精神，沒有流傳下來，以至於現在我國某些自以為是的“學者”依然做了許多囫圇吞棗，謬種流傳的事。近年來，我國學界風潮尤浮，那些涉世不深的青皮後生當然就更加辨不出真偽了。
事實上，流傳至今的《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扁鵲難經》比《古文尚書》更偽。要把這三部書的偽造劣跡全部闡述清楚，不是本文的旨意。現選擇《黃帝內經》略述於次：
《黃帝內經》究竟成書於什麽時代，至今無考。流傳的說法稱它初成於戰國。這個結論僅僅來自宋代一些文人的捕風捉影，沒有半點佐證。如，林億說：“非大聖上智，孰能知之？戰國之人何與焉？大哉《黃帝內經》十八卷，《針經》三卷，最出遠古。”這個論斷把《黃帝內經》的成書說到遠古去了，卻毫無根據。邵雍認為：“《素問》、《陰符》，七國時書也”；程顥認為：“《素問》書出戰國之末”；司馬光認為：“謂《素問》為真黃帝之書，則恐未可。黃帝亦治天下，豈終日坐明堂，但與歧伯論醫藥針灸耶？此周、漢之間醫者依托以取重耳”。這些說法至今都沒有證據。也有另一些學者認為，《黃帝內經》是由戰國時期出版的某些“醫學單行本”縮編而成的。可是，我們至今不能從戰國流傳下來的文獻中找到曾經刊行過“中醫單行本”任何蛛絲馬跡。聯想到《周易》作者、孔子和列子都曾經反對“醫”和“巫”，基本可以斷言，《黃帝內經》不可能出在戰國。它大概與《古文尚書》相類似，是漢代的某些讀書人偽托黃帝之名捏造的一部不入正流的偽書。
這部書對中國古代醫學思想的影響是相當大的。但在中國哲學史中則沒有什麽地位。國內一些嚴肅的哲學史家對這樣一本書的哲學價值，基本采取了避而不談的態度。馮友蘭先生洋洋140萬言的《中國哲學史新編》不談，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也不談，以治《中華文化史》聞名的柳詒徵先生也不談。但是，醫學史家似乎是不得不寫這本書的。但是，在涉及它對中醫思想產生影響的評價方麵，史學家卻多閃爍其詞，很少有人明說。唯獨我國學術界的青皮後生，膽子相當大。一些大哲學家、大科學史家避而不談的問題，青皮後生們卻敢於去做任何斷言。科學史家還沒有確認其科學性的著作，居然被一些青皮後生冠上了 “博大精深”和“超科學”兩頂桂冠。真是後生可畏！
《黃帝內經》是不是“博大精深”，是不是屬於“超科學”，筆者已有明確的分析。事實上，單是把這本偽書混亂的成書過程寫清楚，就可能是舉全國罄竹都不夠的。其中，造成混亂最嚴重的便是唐代（按：查鄭樵《通誌略》當為晉代，或梁唐晉漢周之“唐”，目前暫按流行說法表述，容筆者將來考訂清楚）王冰注解是書時的任意加減。王冰，別號“啟玄子”，這個名字就說明這個人喜歡玩弄一些玄秘的造作。他自我宣稱“精勤博訪，曆12年”，“兼舊藏之卷，合八十一篇”。令人遺憾的是，所有經王冰增加的內容，在古代文獻中沒有留下半點痕跡，甚至連目錄都沒有。由於編撰上的混亂，《黃帝內經》的版籍也五花八門。流傳到梁朝的《黃帝內經》隻有9卷。王冰把它補充到81篇24卷。這個本子，曾經北宋校正醫書局校訂，編為太醫局的“標準本”。可是，到了元代，這個“標準本”又被搞亂了。元代刊刻的“古林書堂”《黃帝內經》本計為12卷。明代《道藏》本《黃帝內經》是50卷。如此混亂的編修和版籍，在我國古代正流典籍中極為罕見。如果《黃帝內經》是一部正流著作，它是不應該這麽亂的。這也從反麵證明，《黃帝內經》是一部不入儒學正流的偽書。
令人遺憾的是，這樣一部成書和思想都十分混亂的偽書，在我國有了一定的科學普及以後，竟然被吹捧到了“中華傳統文化的一朵奇葩”的地步，其科學精神之缺失令人驚訝！
二、囿於書卷，輕視實踐，熱衷於華而不實的自我標榜。
所有古文明地區的人民，都曾經探索過征服疾病的方法。而且，所有這些民間土著醫術都來自實踐，理論形態都十分樸實。我國古代勞動人民也同樣進行過類似的探索。我國這些樸實無華的民間醫術，儒醫們輕蔑地稱它為“草醫”。
草醫是典型的經驗醫學，而中醫則毫無經驗基礎。事實上，中醫一直輕視實踐經驗，卻熱衷於一些華而不實的標榜。幾乎所有經儒醫標榜的中醫中藥概念，都不能還原到實踐中去。由於中醫中藥的基本概念是標榜出來的，沒有實踐基礎，因而讀者也不可能從中得到任何可以自圓其說的“甚解”。這也更加助長了中醫界不求甚解的學風。
比如，儒醫用“寒、熱、溫、涼”來標榜中藥的“四氣”，就非常滑稽。對此，宋人宗奭曾經提出過批評：“凡稱氣者，是香臭之氣。其寒、熱、溫、涼是藥之性也。四氣則是香、臭、腥、臊，……則氣當改為性字，於義方允。”盡管李時珍也讚成宗奭的說法，卻因“自素問以來，隻以氣味言，卒難改也”。於是，隻好將錯就錯，一直錯到了今天。其實，即使宗奭和李時珍有勇氣把“四氣”改為“四性”，也依然屬於不求甚解的自我標榜。因為，他們不可能得到最起碼的經驗還原。不用在深入的實踐領域進行概念還原，當就在“寒”與“涼”“溫”與“熱”之間做出經驗劃分，也是不可能的。這還不夠，曆代儒醫對中藥概念還進行過更多的標榜。僅李杲一人，就在氣味之外增加了“陰、陽、厚、薄”；“升、降、沉、浮”；“四時宜忌”；天之陰、陽、風、寒、暑、濕、燥、火、三陰、三陽“上奉”；地有陰、陽、金、木、水、火、土、生、長、化、藏“下應”；總計不下百餘個概念。所有這些標榜，既沒有實踐基礎，也不能在實踐中還原，從而在中醫界培養了一種輕視實踐，熱衷於概念遊戲的惡劣學風。
由於儒醫是自我標榜出來的，不是像民間草醫那樣從實踐經驗中總結出來的，因而，儒醫使用的治療方法（包括藥劑和針灸），都沒有實踐依據，至今中醫也沒有膽量將他們所謂“有效的方法”做普遍性的實踐還原，接受實踐的檢驗。儒醫輕視實踐，熱衷於華而不實的自我標榜，隻是為了造成一種“我懂” “你不懂”的心理差異，從而從根本上打擊民間“草醫”。從這個意義上說，儒醫實際上是扼殺“草醫”的罪魁禍首。至於儒醫們對自己所標榜的東西是否真懂，絕沒有接受實踐還原的可能。
我們不能要求古代醫學提前達到科學的境界，或像某些人所說，用現代科學的標準來要求它。但是，我們希望它重視實踐，放棄自我標榜惡習，使任何中醫中藥的概念都能夠在實踐領域給以清晰的說明。這應該是不過分的。遺憾的是，中醫界自我標榜的惡習至今沒有絲毫的改變。
三、捆綁祖宗，狐假虎威，不思進取。
人類對於外部世界的認識，並不是一開始就走上了科學的道路的。但是，任何一種對外部世界的可靠認識，都必然是發展的。隨著實踐的深入，人們的認識也將逐步地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進步。人類不能窮盡對外部世界的認識，但是，人類必須逐步深化和擴大對外部世界的認識範圍。可是，中醫中藥理論則不然，它一直沒有尋求到自我進步的路徑。就像“髒腑”那樣最基本的中醫概念，在已經有了較為完整的解剖學和生理學的今天，依然沒有弄清楚。甚至，髒腑究竟是“從形”，還是“從理”，髒腑的“理”是否存在一個“形”的基礎，就連中醫泰鬥也答不上來。
由於中醫輕視實踐，邏輯上不能自圓其說，這就決定了它不可能在理論競爭中遭受被廢除的厄運。用當今比較時髦的話語說就是，中醫不可能不喪失其“話語霸權”。
可是，儒醫是讀書人創立的，不應該被那些識字不多的草醫們恥笑。為了維護儒醫們的麵子，保持其對於草醫的“話語霸權”，儒醫便玩弄了另外一種手法，把自己的歪理邪說與祖宗名份捆綁在一起。查中國學術史上，幾乎所有歪理邪說，除古代醫家外，還有陰陽家和神仙道術，都熱衷於捆綁祖宗，即把自己完全不能成立，或不能形成競爭力的自我標榜，都偽托“黃帝”或“神仙”的名份來欺騙世人，強製推行。他們捆綁祖宗的所作所為，絲毫沒有榮耀祖宗，相反卻嚴重褻瀆和沾汙了祖宗。他們既不通過實踐來深化和發展自己對外部世界的認識，更不在理論的邏輯嚴密性上做精細的努力，卻試圖通過捆綁祖宗把經典偽造和學術欺騙的錯誤貫徹到底。一切有覺悟的知識分子都應該起來扼製這種壞風氣！
因此，為了弘揚科學精神，掃除我國學術進步道路上的惡劣學風，把人命關天的醫學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我們有理由告別中醫中藥。
以緊跟醫學科學進步的名義
就現有的醫學進步水平而言，人類已經進入了分子時代。它使人們對疾病的認識與控製方法，由細胞層次進入到了分子層次。這個分子層次的醫學，致力於發現控製細胞行為的分子，弄清基因異常與疾病之間的關係，通過檢查和糾正這些異常基因對疾病進行診斷、治療和預防。20世紀90年代以來，分子醫學的成功為我們展示了五個方麵的發展前景：
一是早期診斷。典型的例子是，美國前總統漢弗萊1967年發現膀胱上長有一個不起眼的腫物。但病理切片並未發現癌細胞。9年後，這位總統才被診斷出癌症，兩年以後去世。1994年，美國醫學家利用分子醫學技術對漢弗萊1967年的病理切片進行了P53抑癌基因檢查，發現那時的組織細胞雖然在形態上還沒有表現出惡性變化，但其P53基因的第227個密碼子已經發生了一個核苷酸的突變。正是這個突變，導致了漢弗萊總統9年後的癌症。這個成功為疾病的早期診斷點燃了一盞明燈。
二是基因鑒定。這項技術已經在我國司法界普遍被使用。目前，這項技術的可靠性達到了偶然吻合率小於十億分之一的水平。
三是基因治療。它是一種在基因診斷的基礎上，通過基因水平的操作來治療疾病的方法。1990年9月14日，美國醫生安德森接治過一例患 ADA缺乏症的4歲女孩謝德爾。這個4歲女孩由於遺傳基因有缺陷，自身不能生產ADA，臨床表現為先天性免疫功能不全，隻能生活在無菌的隔離帳裏。經安德森為她施行分子醫學治療10個月以後，患者恢複了免疫功能，終於走出了隔離帳，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四是基因免疫。1990年沃爾夫（Woff）等發現，將帶有甲型流感病毒核蛋白編碼基因的質粒注射到小鼠肌肉內，可使小鼠能經受致死劑量的甲型流感病毒的攻擊。這種裸露的DNA通過滴鼻和腸道也可以進人細胞，並獲得成功的保護性免疫。這種具有疫苗作用的裸露DNA稱之為“基因疫苗” （gene vaccine）。 基因疫苗不僅可用於病毒感染，還可用於防治腫瘤，而且安全性極高。
五是延緩衰老。分子生物學揭示，生命物體的生命是由“時鍾基因”決定的。實驗證明，破壞“時鍾1基因”（clock 1 gene）可使線蟲的壽命延長1.5倍；“我還活著”基因一旦發生改變，會使果蠅壽命延長一倍。現已查明，人體內也存在這些基因。因此，通過破壞或改變這些基因來延長人的壽命是完全可能的。
諸如此類的早期診斷是不可能通過望、聞、問、切來實現的，其早期治療也是中醫的“辨症施治”所望塵莫及的。筆者從一些“中西醫結合”的雜誌上注意到，有人試圖倡導“分子中醫學”，這種思維方式至今未能擺脫“自我標榜”的惡習，是不可能成功的。縱觀中醫的苟延，它一直蔑視“從實踐中來”的實踐，卻一味熱衷於“到實踐中去”的實踐。換句話說，中醫師習慣於用他所理解的“五運六氣”“奇經八脈”來附會實踐，對實踐做標榜，卻不願意從發展的實踐中，總結實踐經驗來改變活發展現有的理論。至於以循證醫學那種實驗為基本內容的現代醫學實踐，中醫界至今還斷然拒絕。中醫這種拒絕通過實踐來實現進步的本性，終於把自己送到了墓穴的邊緣。難怪20世紀20年代的陸淵雷說，中醫被廢除的危機來自中醫本身，而非來自廢除中醫的口號。
中醫本不需要醫院。可是，這種“本不需要醫院”的中醫不但辦起了醫院，而且還得到了雨後春筍般的發展。1950年，我國全國隻有4所中醫醫院。1954年，毛澤東號召“西醫學習中醫”之後，增加到67所。1960年再猛增到330所。文化大革命就發展中醫的政治氛圍來說是最好的。可是由於國民經濟遭到破壞，想發展也沒有資金。於是，中醫醫院反而銳減了一半多，到1975年隻剩下160所。改革開放以後，國家重新扶持中醫事業的發展，到 1978年迅速恢複中醫醫院達447所。1984年，中央取消“中醫師”和“醫師”的界限，推行所謂的“一視同仁”政策，它使中醫醫院猛增到1218所。盡管中醫在保健、地方病、常見病、傳染病和高死亡率疾病的防治方麵的作用越來越小，這個“一視同仁”的政策卻一直延續下來了。到2005年，我國合計中醫醫院機構發展到了2620所。但是，其中絕大部分是政府興辦的，達2258所，企業興辦的隻有16所，屬於其它體製的346所。三者的比率為 141.1∶1∶21.63。與之相比，全國2005年擁有西醫醫院18703所。其中，政府興辦9880所，企業興辦4450所，其它醫院體製4373 所，三者比率為2.22∶1∶0.98。就是說，國家辦了多少西醫醫院，社會力量就差不多對等辦了多少西醫醫院。反之，國家花錢辦6所中醫醫院，社會力量還沒有辦一所中醫醫院。直言之，中醫醫院的86.18%是國家花錢建的。可是，國家投巨資建立的這些中醫醫院，2005年實際接受營利性診療人數隻有 300萬人次。同期統計的西醫醫院接受營利性診療人數卻高達5600萬人次。眾所周知，現在我國的中醫醫院已經名不副實。據推測，中醫醫院的西醫因素所占的平均比率大概是70%。如果刨除中醫醫院中的西醫因素，全國真正接受完全中醫診療的人數大概隻有90萬人次左右。
客觀的說，我國為了發展中醫，可以說是竭盡了全力的。一切政治的、經濟的、法律的、文化的、社會的手段，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卻依然沒有止住中醫的衰落。因此，中醫的衰落已經不能從外部去找原因，而應該從中醫的內部去找原因了。中醫的思想體係本來就缺乏實踐基礎，邏輯上也十分混亂，把自己的“話語霸權”寄托於對“傳統文化”的捆綁。這樣一種一再拒絕進步，甚至對任何進步都深懷反感的醫學體係，怎麽可能在現代科學技術的激烈競爭麵前不被拋棄呢？
醫學科學的進步已經告訴我們，我們已經不需要用望、聞、問、切來診斷疾病，不需要用陰陽調和的空洞格言來指導辨症施治，不需要通過吃“補藥”來延長壽命和提高免疫力，更不要用“雷公炮製”方法來指導藥品生產了。沉舟側傍千凡競，一個人口眾多的中國，必須緊跟世界醫學科學潮流，才能保證人民的生命安全。因此，以緊跟世界醫學科學進步的名義，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告別中醫中藥。
中醫：有意無意的騙子
liyanfeng | 2006年8月
原來不知道魯迅這句話的意義，在中國當了這麽多年的醫生，終於還是理解了。憑心而論，我還是一個有良知的醫生，因為我從來不給真正有病的人開中藥，我始終認為，中藥隻適合於給那些經過檢查沒有任何器質性疾病的患者服用，對於這樣的患者來說，中藥的形狀、氣味和其背後的玄而又懸陰陽八卦理論，足以產生強烈的心理暗示效應。假如醫生以這個角度給予患者處方中藥，我覺得他的道德水平是無可厚非的。雖然他是有意的來使用中藥，畢竟還是以治病為目的，談不上騙人。
有人要問了，什麽是器質性疾病？器質性疾病是相對於功能性疾病而言的，一般來說，通過各種檢查能發現身體器官病變，並且這些病變與患者的症狀相關時，才能稱之為器質性疾病。而那些有各種不適，也可能是非常的不適，但是各種檢查又不能發現其潛在的病變，或者不能發現對這些不適有責任的病灶，醫生常常把這些症狀稱之為功能性症狀。患者多數是因為心理上的障礙才產生功能性症狀，因而暗示治療對於他們來說是非常合適的。
學西醫其實學的是關於生物的科學，科學是建立在研究的基礎之上。臨床醫生從醫學院校畢業，學了一大堆課程，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等數十門學課，無非是要讓醫學生對於疾病有一個正確的認識，也要讓這些醫學生學會認識疾病的科學方法。
與學西醫不同，學中醫學的是哲學，按照過中學政治課本，中醫的基礎是樸素唯物主義，境界還沒有辨證唯物主義高。境界低是因為古人認識事物有局限，所以也就有了用陰陽五行來理解世界萬事萬物了。記得當年有個賣老鼠藥的騙子，自噓為老鼠專家，他對老鼠的認識就隻有兩種，公的和母的。因為認識有局限思維當然就簡單了。天地萬物以陰陽五行來概括是很簡單了，簡單是簡單了，可是思維從此就受局限了，中國人的思維在幾千年的曆史裏總是在周易八卦，陰陽五行裏的打轉，養成了這個民族最不思進取的思維惰性。
當然這個話題扯遠了，還是以中醫來說事，幾千前的東西作為中醫的基礎，看病不是在看病，更像是在算命。病人得什麽病全憑醫生的感覺，陰陽虛實全憑醫生的一張嘴，一百個醫生能說出一百種診斷來，一百個醫生能開出一百種處方來，大多數病人是無知的，醫生的水平有多高，隻從醫生頭發掉的程度和胡子白的程度來比較。
我有個學生，原來是學中醫的，自從他到中藥房去見習了以後，再也不願當中醫大夫了，他說許多老中醫專家在看病時辨證了半天，這個藥要多幾錢，那個藥要少幾錢，可是一到藥房就全變了樣，一副藥有那麽多包，抓多抓少沒多少準頭，誰也不知道這包藥裏這些中藥材到底有多少錢多少兩。非典那一年，全國流行吃中藥來預防非典，安國是全國的中藥集散地，據說那裏的農民做飯全改燒煤氣了，為什麽呢，中藥材暢銷，家家戶戶的農民把燒火做飯的柴禾都剁成藥材賣了，結果還是供不應求。
說了這麽多，無非是說，中醫看病是毫無科學可言。拿著沒有科學性東西來看病，正應了魯迅說的話：中醫是有意或無意的騙子。看病開藥全無標準，治好治壞全憑運氣，這也就是為什麽騙子騙錢喜歡掛著中醫幌子，當政者對於中醫的縱容，國人們對傳統文化的不思進取，給了騙子們放馬馳騁的廣闊市場。一天到晚看著電視台播放著一個個醫學難題被中醫攻破，不知道是要為那些得了各種治不好病的患者感到高興還是悲哀？對於這些明目張膽的猖狂騙子，吾輩也隻能唯歎息而長嗟了。
還有一類有意的騙子，隻不過騙局作得更有科學的味道。明明是中藥方劑，連其中有效成份，作用機理還不清楚，也跟西醫一樣，用動物作實驗，居然還能作出有效的驗證，難道老鼠也能伸出舌頭讓你看看舌苔，伸出爪子讓你把把脈，辨出個陰陽虛實？所以那些個以中醫組方作動物實驗（單一成份的植物藥不算中藥組方），統統可以劃歸到學術造假學術欺詐一類。這類騙子多得很，各個層次都有，有國家中醫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也有江湖郎中，這些個郎中靠著中醫坑蒙拐騙發了財，其中有些眼光的人為了把生意做大，就把騙局設計到學術的高度，也算是中國的一大特色吧。
當然中醫成為無意的騙子，也是中國醫療環境的一大特色。我原以為科學發展到如此地步，學過西醫的人會恥於與中醫為伍，但是中國的醫療環境卻讓醫學教育不倫不類，許多西醫醫生一旦遇到不治之症時，最後都會用一句最不負責任的話來打發患者：你去試試中醫吧。說這句話的醫生估計無一人相信中醫會出奇跡，不然不會等到最後再說這句話，但凡還有一點治療希望，也不至於送患者去看中醫。但99%的中國醫生絕不會為患者或為社會承擔這樣的責任，即明確告訴患者沒有任何治療希望。這種有意無意的為中醫做托，完全是中國醫療環境的錯。
中國人看中醫看了數千年，跟非洲土著看巫醫的曆史一樣長，可能稍長於西藏人讓活佛摸頂治病的曆史，有沒有道理呢，有道理，這個道理在我跟一個中醫院的大夫聊天時說得最明白。這位大夫跟我講了非典中的一件事情，非典流行時他受政府有關部門委托，搞一個方子來預防非典，也就有了登在報紙上的非典驗方I號，II號出籠。這個方子的依據完全隨意的，但是可以用來穩定人心，組方成份最需考慮的是藥材要便宜，來源要充足。但還是駕不住中國人多，最後連柴禾都當成藥材買了。這種善意的欺騙可以用來作為政府安定人心的道具，我想其中的道理當然不需要更多的解釋。但是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政府應當對於中醫和西醫應當有所區別，雖然同是醫生，但治病的方法和原理完全不一樣，一個很簡單的區分就是把名稱改一下：用西醫看病的人還叫醫生，而用中醫看病的人還叫郎中。
近現代應當有但還沒有能與《黃帝內經》《本草綱目》相提並論的醫學貢獻。為什麽這麽困難呢？
首先，中醫研究人與環境的能量關係。古人與自然的接觸太密切了，幾乎把人與自然的關係都研究透了。而看看我們現在的生活，大部分時間在空調房間裏，吃的是沒有時令變化的蔬菜水果，每天攝入的人造化學品日益增加，每天接受的人造輻射更呈爆炸性地增長。現代人要想發展對人與自然的研究怎麽也趕不上古人。但研究人與非自然（人造環境）的關係倒是急需的新課題。但人造環境日新月異，你拿它當研究對象，光跟蹤就夠你累的了。
其次，中藥材的種類是基本固定和有限的，而古人大都研究得比較透了，繼續研究的空間不大。再加上現代工業化造成的大麵積汙染，很多藥材的藥性也發生了變化。所以以後中醫的治療手段可能會更多地向非藥物手段發展。這確實是一個悲哀，但也許會逼迫人們跨越一個門坎進入一個更廣闊的領域。我認識的一些人正在做這方麵的嚐試。
最現實的成就應該是治療西醫束手無策的一些現代病。聽到過很多中醫治大病的傳聞，但唯一能讓我信服的是治愈我朝夕相處的人。我之所以相信中醫，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是看到有一批人在為中醫發展而努力，而是看到身邊的人被中醫治好。前麵貼子我已經提到，我嶽父母的長年糖尿病在三年前被徹底治愈。說徹底治愈是因為他們現在的身體和精力和以前大為不同，三年中絲毫沒有反複的跡象，還經常吃糖吃巧可力做耐糖試驗。如果中醫再象這樣多治好幾個現代病，是對中醫的最大貢獻。
江漢聲 輔仁大學醫學院院長 | 2006年1月30日
中國古代醫學的形成
雖然一般人認為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可達五千年，事實上根據目前史學家的認定，大概祇能從公元前一千六百年的商代算起，在之前的夏代是否存在還在爭辯中，由於商代甲骨文的出土，對於其文化才有一定的了解，在16萬多片的甲骨文上涉及病名有323片，所載疾病從頭到腳共20多種，其中「齲」齒已知是蟲蛀引起，大概是世界上最早記載。由於商代是貴族和奴隸的社會，醫學還是以巫術為主，甲骨文中有卜辭治病，商王武丁的牙齒生病了，「祭於父乙，以求賜愈」。當然，在藥物上有不少的發現，包括製酒，酒是人類最早的食物，也成為最早「醫食同源」的醫藥。通過考古發掘，發現中國新石器時代（公元前四千年以前）就有釀酒的證據，而在甲骨文中更有製藥酒的敘述；事實上中國人以五穀為「湯液」非常普遍，也常拿來做醫藥，《說文》中「醫」的上半部「殹」是病人呻吟的聲音，下半部「酉」就是酒。
從商周到春秋戰國，中國的古醫學也有相當的文明，不僅在藥物方麵，連在疾病病因推理、衛生保健之道古籍都有明載，和世界其它文明相較最特別的是針灸的醫療，甲骨文中就有反映用「砭法」除病、按摩療腹疾、艾灸治病，止痛和接骨複原之辭；近世在鄭韓故城遺址發掘出一枚長6公分用以治病的砭石。商朝的巫師治病到了周朝乃至春秋，就慢慢衰微了，醫療不僅成為專業，周禮中甚至把醫生列入「天官塚宰」所管轄的職官，在秦國更出現了醫和、醫緩等著名的實證醫療醫生，而最具代表性的「醫療始祖」是扁鵲。他不僅精於望聞問切四診，也精通內外婦兒針灸各科，更有意義的是他和巫術的抗爭，《史記·扁鵲傳》說他有六種病人不看，一種是「信巫不信醫」的病人。此外，齊國的「太倉長」淳於意，人們稱之為「倉公」，也是相當有才華的名醫，他是第一個記載病曆，稱之為「醫案」，並傳授醫術給他的學生。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中國醫學哲理逐漸在成形。自古以來，中國人以為世界上一切有形的東西，包括人的身體和天地自然，都是發源於無形的「氣」，而且受「陰陽」、「五行」的支配。「陰陽」起於《周易》，比甲骨文的占卜晚，是商以後的發明，是解釋自然間相對變化；而「五行」創於《尚書》，順序是水火木金土，用來說明自然界的順序，如果亂了，就是天災人禍。像《尚書》中武王問箕子如何使人民安居樂業，箕子舉鯀治水用圍堵法就是亂了「五行」，所以洪水為患。陰陽五行又是在何時進入醫學呢？在中國醫學和文化典籍接軌甲骨文的一個重要發現是1972年在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其中有11種醫書，馬王堆中的醫書成書在春秋戰國時，要比《內經》年代更早。這些醫書中大量提到「陰陽」，像《陰陽十一脈灸經》、《合陰陽》等等，表示春秋戰國時「陰陽」已是醫學哲理的基礎，最早還可以追溯到《左傳》（公元前541年）。然而馬王堆的醫書中並沒有「五行」的概念，一直要到東漢以後，也就是《內經》中，才真正有係統引入陰陽五行。
陰陽五行成為中國古醫學的中心思想
從戰國到東漢末年的三國時代（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後265年）可以說是中國古代醫學理論體係建構完成的一個階段，其中最重要的一本書就是《黃帝內經》。「黃帝內經」之名最早見於《漢書·藝文誌》，現存《素問》和《靈樞》兩書各九卷，書中名黃帝與太醫岐伯、曾公等人對談來討論醫學問題。事實上是戰國至秦漢時期，許多醫學專家收集他們當時醫療經驗和理論，不時整理，補充和修訂而成，可說是一個時代集思廣益的醫學教科書。《內經》非常重視陰陽五行，它認為人體結構的各部分不是獨立的，互相相屬、互相連係就形成了人體的生理和病理，人體五髒的生理病理，又和世間各種事物，包括四季氣候變化、個人精神狀態等息息相關，而根據五行生克的關係，人體內髒感官也會互相製約，如金克木、水克火，故肝病死於庚辛日，心病發壬癸日等等，就有些回到占卜巫術的感覺了。
除了《內經》之外，這時期另一本偉大的醫書是《難經》，《難經》最早出現在東漢張仲景的〈傷寒論自序〉，所以近人考證這本書成書應該在西漢末年之後。全書也是以問答式的體裁寫成，以闡明《內經》為要旨；「八十一難」中概括了生理、病理、診斷，治療各方麵，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經脈學中改變了《內經》的全身診脈法推出「寸口診脈」為後世所遵循。魏晉時代王叔和的《脈經》，就是承繼《難經》的脈法。本來《內經》認為人體有12條脈，所以醫生要檢查手腳、軀幹、頭頸的12個脈位，難經將所有脈連結成一大循環，詳載脈隨人一呼氣移動3吋，吸氣又移動3吋，一次呼吸就移動6吋，人一天呼吸1萬 3500次，所以脈繞行身體50次，手腕「寸口」是脈的大會，是循環的起點與終點，所以切脈在「寸口」即行。它又說，寸口細分為寸、尺、關，分別代表陽、陰與陰陽之分界，並且對應天、地、人；好像人體是個小宇宙，與大宇宙的陰陽互動，而人體陰陽互動又濃縮至手腕的寸口，在這小區域把脈不僅可以知道人體各器官的毛病，也對應自然和其它事物，知道這毛病從何而來，或許連帶那些精神狀態等等。
而最實證的經驗醫學醫書應該是《神農本草經》，這是熔鑄到東漢為止各朝各代所累積關於中國草藥的知識。雖然這是多人智慧的集體創作，但托名神農氏，除了因為神農有現嚐百草的傳說之外，也表示古人尊崇神農為中國的醫藥始祖。全書共載藥物365種，包括植物藥252種，動物藥67種和礦物藥 46種，並且將藥物分為三品，上品藥無毒或毒性很小，主要是補養身體，中品藥有的有毒有的無毒，除了補養身體也治療疾病，下品藥大部分是除寒、熱或治疼痛，也多有毒，需限量限時服用。《神農本草經》除了詳細記載中國傳說藥物的功效和主治疼痛外，也以陰陽五行的理論來闡述中藥學的基本理論：像藥有君臣佐使，故有主方和輔藥，藥有陰陽配合，子母兄弟，根莖花實，草石骨肉，有單行者，相須者，相使者，相畏者，相惡者，相反者，相殺者，稱之「七情和合」來配藥，也有酸、鹹、甘、苦、辛五味，寒、熱、溫、涼四氣，如何炮製，要隨藥性；至於服用的方法更有一定的準則，也是以陰陽五行的基本理論架構，加上各家實際臨床的經驗編寫而成，對中國後世醫藥學者有相當參考價值。
中國陰陽五行對應西洋體液說對後世哲學的影響
中國醫學理論建構出陰陽五行的同時，正是西洋醫學希伯克拉底形成體液說的前後。其實這也是來自於古老希臘自然哲學家的說法，所有物質由四種元素組成：火、風、土和水，它們是萬物之源，這四種物質以「愛」「恨」兩種相反的力量相吸或相斥（就如同中國的「陰」「陽」），它們之間各式各樣的組合與分離形成各種物質，這四種元素也和熱、燥、寒、濕四種自然特性對應（就如同中國的五行）。開始，血液來自心髒，既潮且濕；黃膽源自肝髒，既燥且熱；黑膽來自脾髒和胃，既燥且寒；黏液來自大腦，既潮且寒。不隻如此，對照人類行為和健康，血液提振精神、黃膽給人膽量、黑膽讓人消沉憂鬱、黏液則造成遲鈍或冷靜。到了希伯克拉底，他的文集中更把這四種體液對應春夏秋冬四節氣，呼應人生四階段童年、青年、壯年、老年來說明人內在平衡須和環境外在平衡做一定的對照，它主宰了人類的健康或疾病。他甚至把人體各種體液量化，如果組成比例不同就造成人不同的性格；疾病來自於體液組成發生不平衡，像喪失了黏液不能保持體溫，形成神經係統疾病如癲癇、中風等等；而又隨季節不同有所變化，如冬天黏液多，則感冒流鼻涕增加；而黃膽和黏液是相抗衡的，在夏季最敏感，所以黏液少黃膽多所引起下痢在夏天最多。希伯克拉底學派的體液說，在羅馬時代被皇帝認為「最好的醫師與獨特的哲學家」的蓋倫（Galen，公元129年至210年）將之發揚光大，成為西方醫學千年來的理論基礎；蓋倫結合解剖和臨床的經驗，又以哲學思辨、典籍詮釋寫出大量著作，對於體液說，他又加入飲食、睡眠、空氣、排泄、補充和運動、靜止與激情六種非自然調和，以養生之道來維護人類健康的體質。
這「體液說」的基本精神，不僅影響到西方中古醫學的疾病診斷認知，也同時是治病上的根本依據，像體液說是許多疾病的共同因素，所以西方古醫學盛行「放血療法」。最開始是古希臘人，希伯克拉底的文集常提到特定部分的放血來治療特定的疾病，像右手肘放血治療肝病，左手肘放血治療脾髒疾病，腳踝外側放血治療腎病，腳踝內側放血治療睪丸痛。對於放血治療疼痛，在中國也有，《素問》指出：「邪氣侵入足少陰之絡，引起心痛、激烈腫脹、胸部兩側與四肢均塞滿。」故須從該經絡源頭，也就是腳踝前端內側加以放血。這兩個古醫學在一開始都用放血治病療痛，以血管走向或經絡學來確定放血位置，後續發展卻大不相同：古中國的放血療法後來可能演變成針灸，古希臘的放血療法卻持續下去，經羅馬醫學大師蓋倫發揚光大。蓋倫認為人體內在疾病的成因隻有血液過剩或消化不良，疼痛固然是血液淤集，發炎更因體液的比例決定發炎性質，血液中較多的黃膽稱之Herpex，較多黏液稱之Edema，黑膽汁混和則為 Scirrhus，黑膽汁瘀麻則為惡性腫瘤 (Karkina)，所以更需放血治療。不過是否局部放血治療特定疾病，就慢慢改變了，一方麵也是解剖知識較為發達；不管如何，由於蓋倫在西方醫學史的地位，西方醫學史上放血治療存在近兩千年。
中國醫學在陰陽五行架構完成的時候也出現過幾位偉大的醫學家，值得一提的是東漢的張仲景和三國的華佗。張仲景（公元150至219年）是南陽人，在族人泰半死於疫病時發憤學習、勤讀古訓、博采眾方，所以是中國醫學的集大成者。他將陰陽五行引用到他對臨床診斷，詳細的觀察，寫出著名的《傷寒雜病論》；與其說成就在陰陽五行用於傷寒的辨證，還不如說張仲景是醫學史上第一位對「發燒」做最詳細描述和分類的內科醫師，「太陽病」、「陽明病」、「少陽病」、「太陰病」、「少陰病」、「厥陰病」的發燒和附帶症狀都不一樣，也引用陰陽五行的道理來開藥方；而在他其它許多著作中的《金匱要略》更載明許多方子，像麻黃、柴胡，到今天都還是非常有名的藥方。華佗則是中國外科醫師的鼻祖，他也是第一個使用有效口服麻醉藥的醫生，他的麻沸散(包括曼陀羅花、羊躑躅、烏頭等)使他在那個年代能做35次的手術，包括為關公刮臂療傷；華佗也是針灸專家，馬王堆出土的帛畫中也找到了他的《五禽戲》的圖畫，仿效五種動物的動作來強身；婦兒科也在行的他，實際上是中國醫生演變成全科皆通的例子，受人崇拜的神奇人物代表，可惜的是他未曾「著作等身」，高超醫技大半失傳。
陰陽五行在現今醫學中何去何從
張仲景和華佗再神通，都還是以陰陽五行為根據來闡明他們的醫理，不僅如此，過了這時期之後，晉朝的曠世神醫如葛洪、唐代的孫思邈也不能不從來自陰陽五行的「煉丹術」樹立自己的權威，為什麽呢？那就是陰陽五行已非常牢固成為古中國醫學的理論基礎。我們再回溯去想周禮之後中國出現了哲學思想的大師孔子，一脈相傳的孟子和老莊，他們已經清楚地在談「氣」、「血」、「色」、「風」等的外在表征，像孔子說「年少之時，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孟子更說「吾善養浩然之正氣」，這些都在《呂氏春秋》談「五色」、「五氣」以前，然而也成了中國古代學者的宗師。他們這些觀察在精神病患的診療上很有見地，然而對人體器官的疾病探討卻顯得退縮，這也是因為他們本身是哲學家，不願去碰觸不懂的醫學。在西洋醫學史來說，希伯克拉底是難得一見通曉醫學的哲學家，雖然他的「體液說」差不多對等「陰陽五行」，對醫學停留在某一程度的了解，然而在接續這時期之後，醫學對哲理的挑戰，中西卻大大的不同。中國所有專業學問，基本上建構在哲學家的中心思想，像張仲景的《傷寒論》，而早期西洋醫學大師本身有自己的哲學觀，甚至是自然哲學家，像亞裏士多德、蓋倫，他們有革命性的思維，雖然蓋倫闡揚的體液說在之後主導西方醫學近一千年，但畢竟不是來自哲學的中心思想，在醫學飛躍前進之時，可以完全被推翻。
日本醫學史家栗山茂久最近在他的《身體語言》書中提到中西古醫學的發展，使中西對人體形象素描有很大的差異。中國古醫學甚至是古文化中的人體是以外觀來看，圓胖豐滿；從古希臘文化，乃至達文西、米開蘭基羅到維薩留斯的人體素描，都是肌肉結實、栩栩如生。為什麽會有這麽大的差別呢？原因在解剖概念的有無。陰陽五行發展出來的哲學家們，沒有一個想過要打開人體來看看，印證他們的哲理，所以陰陽五行的「五髒」並非人體結構的心肝脾肺腎，這一點，西方學者在上一世紀才知道，中國古醫學哲理和現實人體醫學是脫節的。這段時期內，文獻上記載中國有兩次解剖，竟然都是暴君淩虐犯人的屍體：一次是紂王殺了比幹，為了想知道「聖人心有七竅」到底是不是真的，竟把比幹的心髒挖出來看；更有名是王莽打敗他的叛黨後，抓到其中之一的王孫慶，將他「支解」後交由太醫做成各式各樣的標本，來了解人體的經脈。其實《黃帝內經》的《靈樞·經水篇》已道出「解剖」的必要性，岐伯說：天高地廣，不是人所能測量的，而人體就可以測量，死後解剖可知「髒之堅脆、腑之大小，其所能容納穀量、脈之長短、血之清濁、氣之多少」；一般學者也許懾於「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中心思想，沒有動手去做。西方就不同了，古希臘人有用內髒占卜的習俗，柏拉圖認為肝能反映一個人的思想，所以他們經常在看動物內髒；哲學家亞裏士多德更是經常解剖各種動物，他在《動物結構》這本書中說到，看到血肉、骨頭、血管和構成人體器官組織不可能不覺得惡心，但研究了解自然，這些材料就在我們身邊。所以，這個傳統延續下去，到了蓋倫，他的《身體部位的用處》是古代講解剖最完美的作品，不僅敘述人體每種功能，也對人體結構做深度哲學的思考。蓋倫說有三種人需要做解剖，一是追求知識為樂的自然學家，二是證明自然現象有其道理的人，三是研究生理和心理功能的醫生。所以啟發後世的學者，即使古希臘已細致觀察到人性肌肉的美，達文西、米開蘭基羅還是做解剖，更詳細去描繪實在的結構來呈現不同線條的美。
蓋倫的解剖和醫學理論到了十五世紀才被維薩留斯挑戰，並徹底改寫，希伯克拉底的「體液說」也在兩世紀前也就是現代醫學運動發展後，逐一被摒棄在這醫學大門之外，即使如此，其中許多哲學觀可以運用在臨床醫療、精神醫療、公衛健康的道理。然而在中國，到了明代李時珍才解剖動物來懂藥理，清代王清任偷偷解剖寫成《醫林改錯》來挑戰沒有解剖基礎的中國醫學，時至今日，陰陽五行還被研究中醫的人視為圭臬，以此推敲古人醫學的智慧。現代科學史大師英國的李約瑟就認為「陰陽五行」這「中國醫學的怪獸」，就是中國醫學前進的障礙。我們如何定位「中醫」，如何把中國醫學中值得開發的針灸、中草藥、臨床診療的技巧等等繼續發揚光大，而把「陰陽五行」當成哲理去省思，甚至做到「醫學的歸醫學、哲學的歸哲學」，是現代人做學問應該有的態度！
“東漢的華佗是我國醫學史上為數不多的傑出外科醫生之一，他善用麻醉、針、灸等方法，並擅長開胸破腹的外科手術。”
“華佗高明之處，就是能批判地繼承前人的學術成果，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創立新的學說。”
“利用某些具有麻醉性能的藥品作為麻醉劑，在華佗之前就有人使用。不過，他們或者用於戰爭，或者用於暗殺，或者用於執弄，真正用於動手術治病的卻沒有。華佗總結了這方麵的經驗，又觀察了人醉酒時的沉睡狀態，發明了酒服麻沸散的麻醉術，正式用於醫學，從而大大提高了外科手術的技術和療效，並擴大了手術治療的範圍。據日本外科學家華岡青州的考證，麻沸散的組成是曼陀羅花一升，生草烏、全當歸、香白芷、川芎各四錢，炒南星一錢。自從有了麻醉法，華佗的外科手術更加高明，治好的病人也更多。他治病碰到那些用針灸、湯藥不能治愈的腹疾病，就叫病人先用酒衝服麻沸散，等到病人麻醉後沒有什麽知覺了，就施以外科手，剖破腹背，割掉發病的部位。如果病在腸胃，就割開洗滌，然後加以縫合，敷上藥膏。四五天傷口愈合，一個月左右，病就全好。華佗在當時已能做腫瘤摘除和胃腸縫合一類的外科手術。一次，有個推車的病人，曲著腳，大喊肚子痛。不久，氣息微弱，喊痛的聲音也漸漸小了。華佗切他的脈，按他的肚子，斷定病人患的是腸癰。因病勢凶險，華佗立即給病人用酒衝服“麻沸散”，待麻醉後，又給他開了刀。這個病人經過治療，一個月左右病就好了。他的外科手術，得到曆代的推崇。明代陳嘉謨的《本草蒙筌》引用《曆代名醫圖讚》中的一詩作了概括：“魏有華佗，設立瘡科，剔骨療疾，神效良多”。可見，後世尊華佗為“外科鼻祖，”是名副其實的。 ”
但是，現代中醫裏，卻了無開胸破腹的外科手術，完全屬於西醫體係，為什麽？中醫停滯不前，甚至到了有可能被取締的地步，原因是什麽？（個人疑問）
下麵是google上摘錄的理由：（懶人自有懶人的道理。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則反映了中醫不進步反而倒退的曆史潮流）
“中醫外科並不是不存在，而且遠在漢代，就曾經達到過相當高的水平，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中醫學在理論和實踐方法上的不斷進步，大部分的疾病都可以通過針灸、藥物等治療方法達到治愈的效果，而這些痛苦大、損傷重、傷經斷絡的外科方法就漸漸被更加“文明”和“簡便”的內治法取代了，這並不是一些人認為的中醫的缺陷。相反，這實際上是一種文化造就的文明，中國特殊的文化氛圍造就了中醫學的特殊研究方法，在這種條件下，中醫學同樣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許多其它醫學隻能使用外科方法解決的問題在這裏卻可以使用內治的方法達到同樣的效果，不得不承認它超越的科學性和其理論的精妙深遠。同時，這也是中醫學一直以其理論淩駕於其他醫學，經久不衰的根源所在。”
近現代有無和《黃帝內經》《本草綱目》相提並論的醫學貢獻呢？
坐吃當然山空。
這裏有挺中醫的人上情緒可能會有兩種原因，一是信念，一是飯碗。如果你不做區分，一概歸到飯碗一邊，也確實有失公允。
傅斯年 | 1934年8月26日
8月5日我在《大公報·星期論文》一欄中發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所謂國醫”，引起了一群“所謂國醫”的攻擊，並有幾個南京的記者，在那裏胡言亂道一陣，肆力作個人攻擊。和國醫談科學，和如此一流的記者談倫理，皆所謂對驢彈琴，白費精神，我所不取。然《大公報》上的兩篇宣揚國醫的文字由我引起，理宜再申說我的意思一下。且前一文中，我猶未盡之意，亦應再補充說幾句。
前文中最使所謂“國醫”們反感者，在乎我說“國醫”中無病理、缺診斷，而與近代科學根本不相容。其實這是明擺著的事實，人人共見的，不待辨論，也不容辯論。其要強作辯論者，隻得將病理診斷作一曲的界說，或根本不了解這些名詞的含義。所謂診斷者，除脈搏、呼吸、溫度、血壓、大小便、血液、內髒聲音，各種普通考察外，每一症各有其詳細診斷方法，而微菌之檢查，尤為全部傳染性病之最要緊的診斷。診斷的器具本為國醫大係中所無，而這些診斷的經程，除脈搏外，又皆國醫所不知，或不確切。即脈搏一事，固是中醫診斷之第一要義了，然其用此現象之意義，乃全然荒謬。試問手腕上的一條動脈，在不滿二寸的距離中分做“寸，關，尺”，靠區區三個指頭，看定心、肝、脾、肺、腎，這真是違背小學常識的說話。若有一位自居改良派的國醫先生，如投函《大公報》的趙寒鬆先生，硬說這不是國醫診斷的重要方法，則試問國醫舍此診斷柱石以外，還有什麽更普通用的，更不含糊用的診斷方法？更試統計一下子，現在開業的國醫是不是還是人人用此為第一法？事實具在，不容諱飾。且人群中最多的病是有傳染性的病，不能驗微菌，且不知何所謂微菌的人，如何去診斷？嗚呼，國醫的診斷！近代醫藥之四大柱石，一解剖，二生理，三病菌學，四實驗藥物學（依發達之次序），而手術之能，用具之精，尤為旁麵的要件。病理學非他，即此等基礎學問之總匯，尤以生理知識最為基本。近代病理學之中央思想，乃謂人體既由細胞組成，而各部細胞相維，成就生命的作用，若其中一部分細胞起變化，無論由於生理的或病菌的，以致與其他部分不能相維時，則成疾病。此即所謂細胞論的病理學，此本是生理學進步之結果。若其中各部的病理，凡成一說總是由試驗而成，曆多年的求證反證，而得最後之結果。到了現代，病理學已是一個實驗的科學，並不是一些遺傳的傳說；已是全世界有訓練的醫生所共同貢獻者（憑各種醫學雜誌以傳達，以改進），並不是一類一方的賣藥之人所憑以混生活之利器。至於昝們貴國的傳統醫學還不曾進化到哈微氏（William Harvey 1578-1658）發現血液循環的地步，遑論近代的生理學、微菌學、藥物化學等所開的境界。若說所謂國醫有病理學，則試問他們的病理學在那裏？如《巢氏病源》等書之支節破碎，算得上科學知識嗎？若說那些五行、六氣便算病理學，則凡有近代科學常識者，必當信政府不該容許社會上把人命托在這一輩人手中。故我之謂漢醫之無病理，無診斷，非一疑難之問題，而為明顯的黑白事實。此中辯論，白費精神！國醫先生若要護法，請他拿出來給人看看。
所謂國醫與近代科學不相容，也是件明顯的事實。近代科學分門別類，範圍極大，但根本上是一件東西，其不相同處隻在所治之材料有類別不同，故科學因材料而分工。其所以根本上是一件東西者，因為各種科學都站在一個立場，保持同樣的紀律。幾件顯明的情形說，第一，所用名詞不容有含混，一個名詞隻許代表一個質體，具有一種界說，而不許在用它時隨時抑揚，憑心改動，尤不許它代表者本是一種不能捉摸的物件，如趙寒鬆君之論五行六氣。第二，每立一語，必成一種“命題的含義”，即一種邏輯上可通，實質上有所托，其是非可得而試驗或統計的語句，不容幻想、比喻在其中。因為幻想、比喻的是非是不能辨證的。第三，每一理論，在能實驗的科學必須可以將其信否訴之於實驗，聽憑懷疑者用同樣的科學訓練證明之或反證之，在不能實驗的科學，必須聚集邏輯的證據，顧到表麵上相反的事實。故科學的事實皆為集眾工作之結果，訴諸嚴整的實驗之結論，而每一科學事實，又必與其他一切科學事實相因緣，世上無任何一種的獨立的科學事實。第四，因為近代科學不能容納幻論與空語（Verbalism）的，而是遵邏輯的程序，依實質作步程的，故在非純粹敘述的科學中，能預定（Prediction），能管理（Control），是其明顯的本領。近代的醫學是個集合多門的嚴整訓練，為醫學之基礎者，是物理、化學、動植物、人體生理、人體解剖等等基礎科學。習醫者即以此等學問為醫預科，到醫本科時，所受訓練，即是此等基礎科學使用在醫學各門之上者。本科完後，繼以病床實習，又是醫學各門之實地經驗。故近代醫學為匯集眾科學之科學，近代醫學訓練為匯集眾科學訓練之訓練。若將近代醫學與所謂國醫平等比衡，無異將近代物理與太極兩儀的物理學平等比衡，亦無異將近代化學與方士之點金術平等比衡。持國醫論者，自覺說否認者為“西醫”，殊不知所否認者，並物理、化學、生物、解剖、生理皆在其內。若知近代科學本是一體，其門類之差隻是分工，則當知所謂國醫實無所容身於科學的天日之下。近代醫學的係統是明擺著的，其中所含科目皆是些自然科學。若 “國醫”則試問它的係統是些什麽？它的解剖是什麽？猶不知神經係。它的生理是什麽？猶不知血液循環。它的病理是什麽？猶不知微菌。它的物理是什麽？陰陽、五行、六氣！如此的一個係統——放寬來說，假如此地可用係統兩個子——連玄學的係統也談不到，因為玄學的係統，也有嚴整的訓練的。隻是一束不相幹，一束矛盾。若承認如此的一個係統之有存在於科學的世間之價值，無異對物理、化學、動植物等等發生懷疑，而此等科學之立場之不容懷疑，乃是文明人類數千年慢慢進化。三百餘年急劇進化之結果，不容今天昏聵自大的中國人抹殺職也。
所謂國醫與近代教育之不相容，同樣是一件明顯的事實。學校中的物理，是近代的物理，並不是亞裏士多德的物理，學校中的生物是進化論立點上之動物學、物理學，並不是《本草》。學校中的知識訓練，是應依邏輯的要求，在科學的係統中者，不應是些似解非解、支節缺陷的雜亂之實。果然在學校中把物理、化學教得好，這類知識能入在受教者心中，使其能依此知識了解環境，自然不會再承認所謂六氣有物理學的邏輯含義，即不會再信憑籍此類玄談的漢醫。果然在學校中把生理衛生的大意徹底了解，自然要覺得中國傳統醫學論本體上是些無知妄作，閉眼胡說。鬆懈敷衍不著實際生活之教育，製造出些思想不清澈、不能用所受知識於日常生活上的學生！故今日“國醫”猶如許大之勢力！“國醫”之有勢力，實在是三十年新教育失敗之象征也。
《大公報》所載的兩篇文字，一篇是8月13日趙寒鬆君的《評傅孟真所謂國醫》，這是一篇主張國醫改良論者。又有8月18日陳澤東君代表中醫公會之投書，這真是“儒醫”的正統了。現在把陳君之文全抄在下邊，請讀者開開眼界。
論傅孟真侮辱國醫文
中醫公會之投書
凡吾人有不知之事，不可謬指為非是。居不公之理，不可硬迫以強權，此天下古今之定理也。異哉！傅孟真之痛罵國醫也。
當傅君投稿《大公報》，於8月5日披露之時，敝會全體激憤，即會擬一稿，亦以痛罵之辭駁字，除在敝會刊行《國醫正言醫報》第四期登載外，仍投函《大公報》，請予秉公登載。而《大公報》因敝稿以痛罵駁痛罵，辭涉激憤，未予登載。而敝會之公憤，又不能箝口使平，敝會不得不另投一稿，以學理辯論，以作緩衝之意，庶可達兩全之誼焉。
溯吾國醫藥之學，創始於神農，大成於岐黃，又有秦張諸聖繼起，調攝護衛民生，以至於今，已將及六千年之久。吾國人數蕃庶，甲於環球者，皆吾國醫藥維護之力也。神農以天地氣化所生之藥物，以補救人身感受天地氣化之偏弊，乃嚐藥辨性，竟嚐至鴆毒而歿，其救世之熱誠，亦良苦矣。神農歿，其子孫繼位，傳八世至榆罔，其臣蚩尤，精魔術，叛榆罔，榆罔不能製，國人大受蚩尤之屠戮。黃帝為西域諸候，起兵救民，滅蚩尤，臣民擁戴為帝，榆罔遂遜位焉。岐伯乃黃帝之師而臣者也，精於燮理陰陽之術，是哲學之極頂也；五運六氣之法，即其所創著，係分配天地陰陽氣化之發也。五運主天氣而下降，六氣主地氣而上升，陰陽氣化相合，得其平，則生萬物而無病；陰陽氣化不相合，即不得其平，則害萬物而有病。天氣屬陽，故籍木火土金水五行氣之奇數分配；地氣屬陰，故籍風熱暑濕爆寒六氣之偶數分配。然有主客之別，主運主氣，隻管本年分配定位；而客運客氣，隨歲建幹支為轉移。所以預測氣候，與時令疾病者也。
敝會同人，向本此法為治療之秘訣，凡遇疫病流行之年，所治多愈。不知此秘訣者，所治多死，西醫不知，故治瘟疫、傷寒、喉痧、母子血病、小兒驚風、大人半身不遂等病，舉手便錯，此皆不知氣化之故也。況醫家治病以治療痊愈為真能，乃不知其原理，竟強誣為非是，不得實效之信仰，而運動偉人，反壓迫以強權，西醫之能力，亦不過如是。氣化之秘訣，概不知也，如無氣化，則萬物皆不生，何況人乎？以上所言五行、六氣之說，姑舉其大略之綱領而言耳，其詳細之法，尚非簡文所能罄，至六氣之作用，經趙寒鬆先生，於8月13日登載《大公報》，茲不多贅。至本文所言吾國醫藥曆史之說，皆典籍所較，鑿鑿有據。較之傅君所雲，在唐時受印度中亞（中亞究是何處）的影響，在宋時又受阿拉伯的影響等等神經錯亂無據之言，不可同年語矣。且醫聖之道，是濟世之真法，凡吾國人，無論為醫與否，皆當努力保護紙，以期吾族人共享壽康之樂，乃為仁者之行也。彼忍心摧殘鏟除者，是廢毀聖道，與吾族人為敵也。籲！其亦自知也哉。
天津市東門內中醫公會陳澤東稿，8月17日
讀妙文至此，真歎觀止矣。我覺此文之立場遠比趙君文為妥當，因為趙君作中醫、西醫之截搭八股，強合不可合者，實不能自完其說。此文赤裸裸的表演“國粹”，毫不剽竊他所不懂得的近代醫學名詞，還不失自成一派。大凡以魔術為魔術之護法，以神秘論為神秘論之護法，以巫衛巫，可成一種“周始圈”，自己快樂於其中，若以邏輯衛護神秘則授人以柄多矣，此我之佩服陳公也。我於此僅有兩句話，其一，請政府與社會上人士想想，是否可以把人民的生命交付在此等人手中，此等理論表演是否即是我主張廢中醫的強固證明？其二，陳先生問中亞究是何處，敢敬告之約，中亞者，東亞之西，西亞之東，南亞之北，北亞之南也。若問其地當國粹地理上東勝神州、西牛賀洲之何地，隻好請善於溝通西學國粹之趙寒鬆先生作一截搭文字，鄙人愧不能也。
趙君的改良派文章分作三段，第三段是對我作個人攻擊的，此等語調，值不得討論。第一點是支持五行、六氣論，第二點是說“國醫”也有病理學。請先談第一點，趙君說，“金、木、水、火、土不過是代表心、肝、脾、腎五髒的一種符號而已”。這真是掩耳盜鈴之欺人語！試看中國流傳下來的醫書，每談到五行，還不是在那裏高論水性就下，火性炎上，相生相克，等等。何曾不是就金、木、水、火、土五字做文章？雖以五行配五髒，何曾但拿五行作代名詞來用？至於趙君論六氣，更是移花接木的把戲，先把六氣的名稱寫在上邊，再混合些似了解似不了解的近代醫學名詞注在下邊，更把桂枝湯、茯苓湯等等《湯頭歌訣》加在底下。這個三段組織，全是不相銜接的。敢告趙君，近代解剖學是一個係統的學問，近代生理學也是一個係統的學問，其中的單個名詞，若趙君所用之“神經”、“汗腺”、“動脈”、“貧血”等，若一旦為國醫剽竊，離開他們的科學係統實無何等意義。敢問趙君，改良的中醫是否預備全部的接受近代解剖學，生理學，微菌學？若然，中醫之為中醫還有幾何？若不預備全部接受，而隻在那裏剽竊幾個名詞，這些係統科學中的名詞如何在國醫係統中與其他名詞與“哲理”合作？或者中醫本不嫌“一束矛盾”，如道士之仿造一切教的經典一般。若果然，中醫之為物更不必談了。趙君又為六氣作一洋八股的解釋，雜匯新舊名詞。然試以物理學的極淺常識論此6字，則知其並不成六個獨立的物理質體，寒暑是溫度，濕燥是濕度（Humidity），火在此地隻能是比喻，風是因氣壓差異所生之空氣流動。人的身體當然受溫度濕度變化的影響，然此等及於身體之影響不是可以囫圇吞棗，東拉西扯講的。中醫用此6字，並不是專來考察溫度濕度對人身體之變化，而是將此六字偶定位六體，與身體上機關相配，布成《河圖》、《洛書》一般的陣勢。至於內因的六氣，尤為不通生理荒謬絕倫之談，結果說上些“內因的風，為神經發病的變態”、 “寒為貧血的現症”……等等怪話，不知習過生理學的人看過這樣的用生理名詞，如果發噱。現在把他最短的兩段抄在下麵：
火為極熱，幾至於燃燒之謂。例如湯火灼傷（按此是用火的本義）或氣候奇熱，溫度特高，觸動人體內部的熱，致生燥擾狂越的症候（按此處又用火字作比喻了）。
寒為貧血的現症，以神經沉滯，動脈血行遲緩，全體微血管發生貧血，必至惡寒，全部貧血則通體惡寒，局部貧血則一部惡寒，是為虛寒。
其餘內外10段都是同類的話。這樣的把比喻與本體合為一談，而胡亂用近代科學上的名詞，恐怕隻是腦筋中的一陣大混亂而已。這樣的立場，還不如那位中醫學會的論文，那些雖是神化，卻是一派，這裏的趙君是胡扯著說夢話。至於趙君的病理論尤其高妙了！他說：
西醫認病菌為致病之惟一原因，中醫則除花六、瘟疫、喉痧、白喉、霍亂、痢疾、鼠疫等病確有病菌的存在與傳染而外，其餘的外感時病與內傷雜病，則認定風、寒、暑、濕、燥、火六氣為其致病的原因。
此處趙君所謂“西醫認病菌為致病之惟一原因”一語中，致字下，病之上，應加傳染性三字，否則根本無此“西醫”。趙君所舉花柳等病之“確有病菌”，不知中醫向誰得此知識？此本小事，可以不論，論其大義。此處所舉各種病症之外之病之有無病菌，不是辯論的題目，也不是想像的語言，而是顯微鏡下，肉眼親切看見的東西。到了今天，眼見的東西還成辯論，不正合我前一篇文為中華民族羞愧的感慨麽？記得巴斯得的一個傳記上說，這些科學家在那裏論發酵作用，一個說由於甲，一個說由於乙。巴斯得說，都不是，而是由於微菌。大家不以為然。他引這些人到他的實驗室顯微鏡下一看，辯論就此結束了。不過巴氏持論於微菌學未成立之先，中國人懷疑於微菌學在開化的世界上已成大學問之後！此外趙君之說中醫病理，隻是引些書名，乞靈於中世紀的權威，而曰“考國醫曆代研究病理診斷藥物的書，真是汗牛充棟”。其實西洋的醫書若自埃及、希臘算起，更是汗牛充棟。不過這些都在近代醫學的光天化日之下，退位讓賢，隻保持“曆史的興趣”耳。近代的病理學是以生理學的中央思想為骨幹，組合而成的一切係統知識，並不是支離破碎的一束，趙君既以為中醫有病理學，複不能舉其要義，隻乞靈於書名，則亦不須辯解了。最後趙君出一下策，引了一個日本人湯本求真的兩篇敘以自重，而曰“以上兩段議論，是出於曾經畢業於西醫專門學校，並且曾經供職於醫院自設門診的西醫。”須知天下妄人，何國蔑有。若此言出於一個在醫學界大有威權的人，猶可重視，今乃出於一個失職的普通醫生。其自敘曰“長女以疫痢殤，恨醫之無術，中懷沮喪，涉月經時，精神幾至潰亂（按，頗有自知之明），偶讀先師和田啟十郎所著之《醫界鐵椎》（按，可見此君之漢醫迷仍得之於漢醫，非得之於近代醫學），始發憤學漢醫。經十有八年，其間雖流轉四方，窮困備至，未嚐稍易其誌。”國醫學著乞靈於此，適見其學問上窮途之感耳。譬如那位照空法師，固是說 abcd白臉淺發的人，難道我們可以因為他薙發為禿便說佛教之高妙已盛行於世界？自己說不出道理來，而壯膽乞靈於古書之名，洋人之序。四百年前已有近代科學之前驅，斥之為“劇場偶像”！
其實與“國醫”辯論“國醫”，既動了他們的“職業心座”（Professional Complex），又無法折衷於邏輯，訴之於近代科學，本是極無聊的事，我也就此為止，且待申說較重要的幾個意思。
所謂“國醫”者，每每自詡治愈某某要人、某某名士，然後“交遊攘臂而議於世”。其尤荒謬者，乃謂西醫熟手，彼能治愈。問其治愈之法，則舊草帽一百頂也，女人的月經布也，大路上車轍下之土也……真能想入非非，無奇不有。我以為“治愈”一事，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實，如引“治愈”為自己作支持，必須先分析所謂“治愈”究是如何情態。人體是一個極複雜的機器，而且他的機能又時時刻刻在變化中，故雖一件萬分可靠的對症藥，其能治愈某一人的對症否，也並無百分之百的把握。近代醫學“治愈”一概念是個統計學的名詞。所謂治愈者，第一要問受治者在受此藥治療時已入於此病之第幾階段。第二要問自受此藥治療後治療的過程如何，用藥之繼續如何增減，效果之表現如何心態。第三要問全愈在何時，愈後是否過些時日又出現。如是治不愈的例子，更要分析此等不愈人之身體情形。至於在易生枝節的大病，應統計的事實更複雜。以上還單就病治療之本身論，其實一個受治療人之一般的身體情形，及其家庭的社會的經濟的關係，尤與一病之治愈與否有關係。有如此複雜情形，“治愈”兩個字不是簡單容易說的，而醫院對於治療的效驗不是可以不分析作報告的。所以現在大規模的醫院在組織醫學組織，每每有統計專家在內，至於中央及地方的衛生衙署之必作精密統計，更是一個不待說的事實。“治愈”兩個字，在科學的分解之下，說來甚難；在妄人，說來卻極容易。
退一步論，縱使所謂國醫曾經治愈這病、那病，我們也還要問那些沒有治愈的在那裏呢？記得闍仿斯的科學原理上引一段笑話，大致如下：一個教士引一個懷疑論者到教堂中看題名錄，指著一部的題名錄說，“這都是在大海中遇到大風因祈禱而得救的”。懷疑論者反問道，“那些固曾祈禱而不曾得救的又在那裏呢？”國醫若再自詡他曾治愈這個那個，則當問之曰，不曾治愈的又有多少？而中國死亡率之大在一切開化的人類之上，又是誰之責任呢？
更有一種妄人，以為中國人口之號稱四萬萬，占地上人口四分之一，是“國醫”的成績！這尤其是“目不識丁”的胡說了。人口繁殖律，在現在已經大致清楚，自馬爾查斯時已經提明他是以幾何級數排進的。假如“國醫”能減少中國人的死亡率，在漢朝中國人已經可以繁殖滿亞、歐、非洲了。誠然，中國人之不能無限繁衍，更有其他原因，內亂、外患、經濟的製限，等等，然而國醫何曾減少了中國人的死亡率？試一比較日本人在用漢醫時代之死亡率和現在之死亡率，此種消息可自己明現了。
談到“治愈”問題，又有一個自然事實，易為庸醫所竊用——此卻不分中醫、西醫——就是自身治愈之能力。人的身體自己治病的能力是很大的，越年少，這力量越大，所以許多疾病關於自身之機體者一旦有了毛病，每每不是靠手術醫藥治愈，而是靠營養調護得宜，自己的身體把他治愈。不特機體病每每自愈，即傳染病（即有病菌者）也每每靠護持不靠醫藥。例如腸窒扶斯、肺炎，等等，至今未曾有簡單有效的治療藥，得此病者總是靠護持得宜，待其自愈。近代醫術之顯真本事者，第一是手術，第二是殺菌，第三是對付傳染病。一般內科症候之關於機體失常者，現在雖然機體有明了的診斷，卻並不曾全有有效的治療。近代醫學是不欺人的，他不自詡天下的病他都能治。不若《傷寒論證》、《外台秘要》等等誕妄書，說得像是無病無藥者然。此雖可適應愚夫、愚婦之心理，卻不成其為實在的知識。
以上論中醫之所謂把病治好，以下論中醫之所謂改良。
凡是改良，必須可將良者改得上。蒿子可以接菊花，粗桃可以接美桃，因為在植物種別上他本是同科同目的。我們並不能砍一個人頭來接在木頭的頭上啊！西醫之進步，到了現在，是係統的知識，不是零碎不相幹的東西。他的病理論斷與治療是一貫的。若接受，隻得全接受。若隨便剽竊幾件事，事情更糟。記得蔣夢麟先生告我一段他在中學時的故事。清末，他在南洋公學當學生時，有位中醫的校醫用改良新法，即用寒暑表試驗溫度。但是此公不知殺菌——本來中醫字典中沒有病菌這個反國粹的名詞——故由這個人口中取出，便直送在那個人口中。適逢白喉盛行時，他這學堂死的完全在一般市民死亡之上，於是一陣大絮亂，校醫開除，學校放假！這固然是極端的例，然一個人剽竊自己所不了解的東西，正如請不知電流為何事的人來家安置牆上電網一般，其危險是不可形容的。即如趙寒鬆先生的洋化五行六氣輪，略解物理、化學、生理者，不知笑他要到如何田地。作洋化八股尚可，真正拿來病床飼養，可就萬分危險了。
敢問主張中醫改良論者，對於中醫的傳統觀念，如支離怪誕的脈氣論，及陰陽六氣論，是不是準備放棄？對於近代醫學之生理、病理、微菌，各學問，是不是準備接受？這兩個係統本是不相容的，既接受一麵，自必放棄一麵。若不接受近代的生理學、病理學、微菌學，隻是口袋中懷著幾個金雞納霜、阿司匹靈藥餅，算什麽改良的中醫？若接受了這些科學，則國粹的脈氣論、六氣論又將如何安插？中醫之為中醫又在那裏？
其實改良中醫的口號還不是那些替中醫擔憂的人所發？行醫的中醫在那裏改良過？近代醫學的訓練每每要八九年的功夫（醫預科四年，醫本科四年，或五年），讀上幾部《內經》、《本草》陳修圖書便開方子的中醫，那有閑功夫受近代醫學的訓練？近代醫學並不曾學到一些，他更拿能取以改良中醫？“改良中醫”四個字簡直沒有邏輯的意義。
還有待申明的一義。有人常說，漢醫的經驗方劑中，也許不少可取以增加近代醫學知識者。這是當然，不過這又不是中醫所能辦。即如提淨的螞蝗，這在“西醫”中算是時髦的藥了。但麻黃之提淨不是中醫能辦的，是陳克恢先生做到的；其病床應用，是各醫院試驗經驗得來的，遠不如中國醫書上所說之普遍而含糊。又如以海藻治瘰鬁，在中國醫書上發見甚早，在西洋甚後（汪敬熙先生告我），但治瘰鬁者是海藻中之碘，今用純碘，海藻無須用了。這樣進步又不是不解化學的中醫所能辦的。研究中藥，第一、要由胡先驌先生一流的分類學家鑒定準了某個藥草的種類；第二、要由趙石銘先生一流生物化學家分解清楚了某個藥草的成分；第三、再由實驗藥物學家取出一種藥草之特有成分——即提淨之精——試之於動物，試之於病床。傳統中醫之經驗方劑中，若可增益近代醫學知識者，所需手續當時如此的，這是全不與活著賺錢的“國醫家”相幹的。
以上但說中醫消極的無用，還未曾說道他的積極的害事。其實責備中醫——或西醫——把人治死，都是過分看重醫生的話。一個人是不容易治死的，無論根據西洋醫方或遵古炮製。若說中醫把人治死，除非此公是個好用砒霜、巴豆或大分量的方子的人。不過聰明的中醫決不走此太負責任的下策！請看曆代醫書中一味藥的成分，真是每況愈小，由兩而錢，由錢而分，醫生的世故一天比一天深了，說不會動刀，不會注射的中醫常治死人，真正太恭維他們了，他的大罪過隻是白白耽誤人的病，使可治之症成不可治，如最近劉半農先生的例。因此我在前登《大公報》的一文中，才提出政府的責任，即是逐步廢止中醫論。我所要談的是政府的責任問題。現在全世界上已開化的國家中，沒有一個用錢在國民醫藥衛生上比中國在人口比例上更少的。這樣不推廣近代醫藥學及公共衛生的中國政府，真不成其為文明國的政府。然而此一要點不曾引人注意，反引起些中醫、西醫優劣論？這本是同治、光緒間便應解決的問題，到現在還成問題，中國人太不長進了！
（原載1934年8月26日、9月16日《獨立評論》第一一五、一一八號）
所以看一篇文章時不能帶著情緒，不管是讚同也好，反對也好，情緒一上來就看不深了。
金立鑫 | 2006年10月21日
十五年前我曾經在某中醫學院（後改名為某中醫藥大學）給外國留學生上漢語語言課。班上的學生有許多都是華裔，漢語水平還都可以。學生反映上學校指定的語言教材，太沒意思。建議我給他們用《中醫概論》作為語言教材，他們自己給我推薦了一本教材（名字就叫《中醫概論》）。我對學生說，隔行如隔山，我是語言專業的，不可能上其他學科的專業課。他們說沒關係，就是解決語言問題。那我說就試試看吧。
這一試，我就發現不對頭。等我一個學期上下來，整本書的語言問題講得差不多了，發現（在此得罪各位中醫界的人士了，抱歉！）整本《中醫概論》實在沒有什麽“專業含量”，我可以相信，任何一位中文係畢業的大學生，隻要古文功底稍好一些，沒有不能上《中醫概論》的。中文係專業人士來上《中醫概論》，如果有問題，有困難，我相信這些問題和困難也是所有中醫專業人士的問題和困難。例如碰到下麵的專業術語：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克、五行相生，陰、陽、氣虛、氣血……等等，我可以斷定，在現代社會中，無論是誰（即使是中醫大師、中醫泰鬥），都不可能科學地闡釋和說明，不可能給出一個具有試驗性質的具有操作性的科學定義。這種概念肯定越講越糊塗。而這些概念又恰恰是整個中醫的基礎概念，所有的中醫學理論都是建立在這些概念的基礎上的。
我實在很吃驚，科學發展到今天，可以說，任何一門專業，即使是概論性質的課程，也不可能出現非專業人士能夠勝任其中任何一門課程的現象。如果出現這種現象，那就可以判定這個所謂的“專業”根本就不是個專業。
jhz120 |
我我強烈要求取消中醫院校，看看我的經曆吧。希望各位在這兒大討論一下。
我1998 年廣州中醫藥學大學畢業後從事外科，當時考入時分數也很高的，不比一般的西醫大學分底，畢業後考執照衛生局不準我考西醫的執照，我當時一直想考西醫執照，一直在看西醫的書，結果報名不準考西醫，我馬馬乎乎考一下中醫，結果第一年沒有過，更慘的是我第二年也沒有過，還好第三年過了，過了實際就忘了所考的了，我2002年考上了一所西醫科大學，考的是中西醫結合，遇到一個在廣州中醫藥大學畢業的後來也考入這學校的研究生給我說，叫我不要來讀，讀了工作也不好找。她說中西結合實際就是中醫，我放棄了，2003年就又考入了一所西醫大學外科，不過是交錢讀書，一年一萬的學費，現在畢業了，找工作了，可稍微好的醫院還要說，你的本科學的是中醫。我現在還在擔憂我工作後，是不是還要考西醫執照。痛苦啊，多走了好多的彎路。
我現在在一家大的三甲綜合性醫院上班。
我現在麵臨的是沒有處方權。我去衛生局變更注冊時，說我在臨床科室是非法行醫。聽這詞時，我當時就沒有注冊了。我覺得受到莫大的侮辱。明年還得去考西醫的執照。學中醫的悲哀啊。
世界是由物質組成，物質中的能量是物質的靈魂，決定了物質的命運。那麽從能量角度研究人體自然是切中了要害。古人類就是奔著這個目標去的，隻是因為能量是動態的，又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徹底研究透徹非常不易。相反，研究人體物質性的領域異軍突起，實現了人類部分夢想。但人類始終沒有忘記解決最根本的人體能量問題。中醫作為研究能量的學科，不管它有多麽粗糙（這在目前技術條件下是必然的），但畢竟方向是人類未竟的方向。可有的人竟然倒過來以否定這個方向來否定中醫，真是吵昏了頭了。將來我們做飛機可沒你什麽份兒啊。
bareu | 2006年4月26日
鄙人不才，當年因為老爸一句話：中醫治大病，到老還能有口飯。稀裏糊塗的報了中醫學院，自此，本人一生的惡夢就開始了，苦苦的學了四年，風雨不誤的天天去自習，玩命似的攻讀古醫書，結果怎樣？
當我大三一上臨床，才發現，在醫院裏，無論是中醫院還是西醫院，根本沒有中醫的影子，一個中醫院裏同樣是中醫學院畢業的“老師”用鄙夷的眼光看著我，說：我們根本不用中醫！
在實習的日子裏，也曾有過美好的純中醫的夢，跟著老中醫，還是省級名老中醫，抄方。結果，三天沒過，才發現，他就是把一首柴胡疏肝散，反複的變來變去的狂用，一個破傷風的病人，嘴都張不開了，本來是外科的疾病，非要收在內科治，倚老賣老的把一把蜈蚣，蠍子的狂上，病人喝不下去，下胃管給人家灌，結果病人是好玄沒死在他手裏，最後，外科主任，一個軍醫大學的教授，實在看不過去了，硬是不賣他的麵子，強搶了過來，病人經過努力的搶救，居然撿了一條命。
老中醫治療糖尿病很曆害，每次看他隻是用什麽代號：消渴一號。消渴一號，到底是什麽呢？因為和中藥房的老藥師很熟，我有機會去中藥房去了解他的處方的秘密，大家猜我看到了什麽？所謂的消渴一號方，用老藥師的話說：瞎騙人的，不過是西藥麵子。是什麽？不過是最普通的西醫用的二甲雙胍罷了。結果，病人是蜂擁而來。騙得了一個好名聲。
後來，到外科去實習，外科治療疾病人療效，讓我大開眼界，說到我在中醫學院學過的外科，慚愧，不知是我學得不好呢？還是老師有問題，許多的外科病，根本在中醫學院編的外科書上就沒有。許多的外科疾病的治療，根本就不是用中醫教科書上所說的去治。而西醫療法的有效，則從根本上讓我懷疑中醫的療效了，再後來，也曾試著用中醫教科書上講的去給病人處方，根本沒有療效。。。。。。多麽可怕。而且，還被臨床帶教的老師嚴厲的批評。
中醫吹得神上加神的清開靈，在神經外科，神經內科，根本就沒有醫生用，因為，一支異丙嗪加上一支氯丙嗪，就立杆見影的見到了療效了。在神經外科和神經內科，這種所謂的靈丹妙藥，根本連常規的備藥都不是。臨床回來，我們一個寢室的同學，深深的研討了一夜，大家最後一致得出一個結論：垃圾，中醫就是垃圾！
所有的人，心情都是沉重的，大三以後，大家就無心思好好的學中醫了，有誌氣的，去學了西醫，有的，索性天天的抱著《誰動了你的奶酪》狂看，大家其實都看清了中醫的無能本質。
記得一次，和幾個中醫學院的外係的同窗討論中醫中藥，我說：誰？可以告訴我中醫到底治好過什麽病？？？給我一個具體的病名！！！！！整個宿舍裏一版沉默，是呀，中醫到底能治什麽病？樣樣能的樣子，其實是樣樣不能呀！當時舍裏有八個人，兩個針灸推拿係的，一個中藥學專業的，一個是中西醫結合專業的，兩個是中醫專業的，另外兩個是中醫骨傷專業的。其實，對於中醫是不是有療效，最有發言權的人，就是中醫學院花費了五年青春的中醫學子，他們的內心的苦苦掙紮，他們臨床上發現自己所熱愛的中醫是如此的無能，他們才是最有發言權的。
可以說，我過去是一個鐵杆中醫，我熱愛內經，傷寒，我狂背湯頭，我狂背針灸歌訣。。。。我醉心於中醫的古籍之中。對於西醫，我應當算是自大三起才接觸到的，其條理的清晰性，其療效的可重複性，其對病認識的完整理論體係，讓我發現——————我的青春，被中醫學院耽誤了！！！！！！
苦學西醫，眼界開闊了不少！！！畢業時，考上了一所很有名的醫學院的研究生，而同班四十多人，除了五個考上研的，其中，四個考本校中醫專業，餘下的，沒有一個進入醫院從事臨床，其實，大家何嚐不想從事臨床，可是，捫心自問：誰又有臨床的本事呢？臨床的東西，中醫學院根本沒有教呀！一個一窮二白在臨床上無所知的或者是極少知的中醫學生，其實，本質上，連一個西醫中專生都不如呀！畢業了，大家都喝了許多，許多的人，打回原藉去農村了，許多的人，出去跑藥了，剩下的，不想走的，說還要考研，還要考中醫學院的研究生。。。。
有人問我是什麽專業。我說是**外科。對方很迷茫，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聽說過這個專業。這個隻有在醫學院裏才有的專業。有人問我，是不是和針灸有關？你是不是去搞針灸呀？？？我苦笑著！！！有什麽可談的呢？我們的差距太大了。誌不同，半句也多！！！！
後來，終於轉了西醫，每天都疲憊而開心的活著。偶而，會在手術室裏對他們說：我是中醫學院畢業的。個個臉上都露著驚訝的表情，我知道他們驚訝什麽，於是，我接著說：嗬嗬，我現在改行，我現在是西醫了。語氣淡淡的，其實，內心是沉重的，畢竟，我曾經年青，我曾經把我的青春耗在了這個專業上，說不愛，是不對的，但是正如我愛那路邊的野百合，他雖然好看，卻不能熬成一鍋湯，讓我果腹。雖然一棵紅番茄也和野百合一樣是好看的，但是，他能用，他能看又能實實在在的為我熬一鍋湯。。。。。
在我的內心中，有兩朵花，一朵，是野百合，一朵是番茄花，同樣的美麗，曾經，我想把那朵野百合摘走，但是，我伸出去的手，半路上，因為番茄同樣的美和更好的果腹作用，而轉了過來，現在，采著番茄花，我的內心是高興的，盡管，我偶而會想起那朵野百合，還是讓他卻自生自滅吧，關我何事？畢竟，它不能果腹。雖然，看起來是那樣的美，但是，那種美，實際上是虛幻的。
對不起讓你失望了。我的腳現在很好，又開始跑步鍛煉了，再也沒有疼痛。我從小就因病紮過針灸，長達三個月，沒有效果。
你評論中醫的標準太過單一， 誰說西醫的理論和方法就是唯一的standard ？？
重申一下， “邏輯學上有分‘有一因一果’，‘一因多果’，和‘一果多因’。就你文中所批判的中醫按照病症分類的方法， 可以將之歸為是“由果推因”，這樣的分類方法本來就是“科學”的。
關於這點，請給予正麵答複。
偏直人隻會斷掉自己的路。
有趣的是，真正在西醫藥行業裏的頂尖人物中也有另類（或者說同類）的偏直狂：中國研究西藥的最高機構，中國醫科院藥物研究所的一位老所長在病危迷留之前一再囑咐，可別趁他昏迷的時候破了他的戒而給他吃化學合成藥。他可是最理解化學合成藥是怎麽造出來的，又會有什麽效果的人。
我有很多朋友是在世界一流實驗室研究西藥的。就我略知的一二表明，西醫和西藥象一切應用性學科一樣，很不嚴謹。正因為製藥廠講不出嚴謹的科學道理，FDA的要求才那麽嚴格，一個新藥才要經曆十年以上的曆程。在這曆程中，並不是在提高新藥的科學性，而是檢驗它的實用性。很多道理上很有說服力的新藥，在臨床試驗中被“毫無道理”地刷下來。而有些藥道理上講不清，但臨床上就是好，你能說它是巫藥嗎？如果按張的標準介定科學性，隻有數學是科學的，其它都是偽科學的。
對待中醫中藥和西醫西藥，在衡量標準上應一視同仁。
再舉個親身實例。我嶽父嶽母都有長年的糖尿病，他們都是學西方醫學的，自然一直看西醫，可病情卻一年一年加重，西藥是成把成把地吃，西藥副作用產生的並發症也越發嚴重。最後，我大舅子（化學碩士）在高人指導下楞是配出了中藥，讓父母一年之內全都痊愈了，什麽藥都不吃了，飲食完全正常了。我嶽父最愛吃糖，現在他找到一個很好的理由：試試這中藥的長期效果。於是他又吃糖又吃巧克力，結果每測血糖居然沒事。但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是，我們誰也沒有達到象張的要求那樣，對每一種成份的定量效果有明確答案。其實，即使是FDA也不要求這個。
張功耀 | 中南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發展研究所，長沙，410083
內 容 提 要
以文化進步的名義，以科學的名義，以維護生物多樣性的名義，以人道的名義，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告別中醫中藥。
關鍵詞：廢除 中醫 中藥
1879年，浙江儒學保守派人士俞樾先生發表《廢醫論》，最早，也最明確地提出了廢除中醫的主張〔1〕。俞先生的這個“廢醫”（“廢除中醫”的簡稱，下同）主張，明顯影響了曾經赴日留學的兩位浙江後生，一位是餘雲岫，另一位就是魯迅。前者赴日先攻物理，後轉大阪大學主攻醫學，回國後卻以斥責中醫為 “偽學”而名聞海內外，有自撰的3集本《醫學革命論》流傳後世。後者赴日學習西醫，回國後卻以改造中國人的思想為己任，其中包括“廢除中醫”，代表作就是短篇小說《藥》。在這些“海歸派”的倡導下，在20世紀的20年代形成了一股廢醫熱潮。除餘雲岫和魯迅之外，還有政治人物孫中山，學者胡適、梁啟超、嚴複、丁文江，都是“廢醫”主張的強力倡導者。有學者已經指出過，這些“海歸”的廢醫派人士均把廢醫主張與國民性的改造聯係在一起。〔2〕然而，中國的文化是很難改造的。幾乎所有新起的思想，不管是內生的還是外部引入的，都要被淹沒在庸眾思維的汪洋大海之中。即使在科學思想有了一定普及的今天，要繼續說服人們接受這個120多年以前就提出的廢醫主張，也還有許多艱苦的理論工作要做。
以文化進步的名義
在我國，主張通過“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來與高度發達的現代文明競爭的“愛國者”不少，但卻沒有任何一個“愛國者”具備了理解和保守中國舊文化的能力。同樣，盡管中國至今仍不乏批評主張“廢除中醫”的人，卻沒有任何“護醫使者”指明了中醫的前途。有不少人曾經試圖通過“中醫現代化”來振興中醫，實際結果卻總是事與願違。中醫越是“現代化”，中醫所暴露出來的缺點也就越多。典型的例子是，曾經被中醫稱為“大補之王”的人參（Panax ginseng, L.），經現代化研究以後，既沒有發現其確切的營養價值，也沒有發現其確切的藥用價值，相反卻發現了它對於某些疾病（如高血壓、便秘、咯血、重感冒、失眠、過敏）的有害作用。為回避這個嚴酷的現實，另有一些人提出了一種底氣不足的新主張。他們認為，中醫是越古老越可靠，中醫的前途不在於現代化，而在於複古。可是，這個複古傾向一冒頭就被人們嗤之以鼻了。明眼人心裏很清楚，複古隻會掩蓋中醫的缺點，不會給中醫帶來任何積極的後果。由之，中醫走入了一種進退維穀的尷尬境地。筆者首先想要論述的是，中醫走入今天這種境地，是它從來不曾主動地尋求進步造成的。
中醫祖於不立方劑的《內經》和《難經》。在馬王堆漢墓中發現西漢古方以前，我國中醫史家常以東漢張仲景著《傷寒論》始立冬寒之方為中醫方劑的開始。嗣後，複有河間醫生劉完素著《素問玄機原病式》始明溫暑，易州張元素傳《醫學啟源》理脾胃，其徒弟東垣老人李杲寫《蘭室秘藏》講內傷，張子和以《儒門事親》攻痰飲，丹溪先生朱震亨以《丹溪心法》究陰虛，至此形成了“中醫六宗”。中醫史上也還出版過《醫林改錯》那樣的書。這看上去，中醫也是不斷進步的和求實的。其實不然。中醫六宗帶有標榜性質，並無實質性的進步。其創新程度，還不如輕便自行車與山地自行車之間的差異。那些自認為可以進行醫學糾錯的人，自己所犯的醫學錯誤甚至更為嚴重。
就世界範圍看，最古老的醫學都是草本醫學。筆者曾經考查過古巴比倫、古印度、古埃及、古希臘、古代中美洲地區的醫學。〔3〕將其與中國古代醫學相比較，不難發現，所有古代醫學都有十分相似的起源。比如，西醫裏邊的“發炎”（inflame，inflammation）就與中醫裏邊的“上火”是一致的。在化學藥物興起之前，全世界所有古文明發源地的人民都是用草醫草藥治病的。從科學史的角度看，古中國大概還是興起草醫草藥較晚的文明地區之一。為使“護醫使者”們對它有個清醒的認識，我們不妨做稍微詳細一點的論證。
高春媛女士曾經出版過《文物考古與中醫學》一書，其中對甲骨文醫學資料總結得比較詳盡。筆者閱讀後發現，甲骨文中隻有一個勉強可以解釋得過去的“病”字，卻沒有一個“醫”字，哪怕是不可靠的“醫”字也沒有。〔4〕這表明，在甲骨文流行的時代，中國還沒有醫學。至於立有方劑最早的中醫著作，則是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出土的14種醫書，其存續年代在公元前193年左右。如果拿它與其它文明地區的醫學做比較，中國古代醫學的肇始年代，不僅與古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醫學形成的反差較大，與古希臘醫學所形成的反差也是相當大的。對此，筆者已經指出過，19世紀50年代，法國考古學家在伊拉克發現的由 20000多個瓦版殘片組成的《尼尼微醫書》，其明確可追溯年代達到了公元前2100年，比夏啟王朝立國還要早大約100年左右，比甲骨文的存續年代早大約700年，比馬王堆醫書早1900年。古希臘的醫學原來以為是公元前8世紀才開始的。最近，從公元前16世紀的草紙書中發現了古埃及人使用過來自克利特人的藥方。這一證據把希臘醫學的曆史往前推進了800多年。遺憾的是，如此久遠的醫學曆史文物和文獻證據，在中華文明的考古中還沒有發現。〔5〕
直到公元前6世紀，中國可能還沒有“醫”，隻有“巫”。眾所周知，中國的“巫”是純粹的“醫騙子”。後來才逐步從“巫”當中分離出了 “醫”。由於中國古代的“醫”起源於“巫”，使得中國的“醫”一開始就與“巫”攪在了一起。事實上，我國今天流行的“中醫”（尤其是民間中醫）依然保留著 “巫”的痕跡。
中國古代何時才把“醫”和“巫”分開，至今沒有定論。有人以秦越人（扁鵲）為中國最早的“醫”。其依據是《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記載了扁鵲的一個誓言：“信巫不信醫，不治也。”於是，扁鵲成了中醫的鼻祖。有考據認為，扁鵲生於周威烈王19年（公元前407年），卒於周赧王五年（公元前 310年）。如果這個說法確實，那麽，中醫鼻祖扁鵲比西醫鼻祖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377年）小53歲。更有甚者，我們至今沒有發現扁鵲有任何醫學著作流傳後世。《漢書·藝文誌》所記載的《扁鵲內經》極有可能是偽托扁鵲之名刊刻的，而且已經失傳。希波克拉底則無可置疑地留下了10大冊之巨的《希波克拉底文集》。據西方科學史家介紹，這部比扁鵲的出生還要久遠的古代醫書所包含的醫學主題有53個，迄今保存在巴黎國家圖書館公元11世紀出版的《希波克拉底文集》，最大頁碼編號是5526。對此，我們隻要指出，華夏出版社出版的劉衡如、劉山永父子的校注本《本草綱目》，連同“目錄”和“索引”在內才 2000頁，足見《希波克拉底文集》著述的宏大了。
要論曆史悠久，希臘醫學比中華醫學的曆史更悠久。要論內容豐富，希臘醫學比中華醫學的內容更豐富。更何況希臘醫學在希波克拉底之後，有蓋侖（公元二世紀）和阿維森納（公元九世紀）兩次裏程碑式的發展。可是，當16世紀化學醫學興起的時候，歐洲人還是告別了他們的祖先遺留下來的草醫草藥，走上了化學醫學的道路。
繼化學醫學革命成功之後，醫學在19世紀末又發生了生理醫學革命。DNA雙螺旋結構發現以後，20世紀的人類正在醞釀一場基因醫學革命。在中國，既沒有跟上化學醫學革命的步伐，也失去了生理醫學革命的機遇。人類文化多次長足的進步，居然沒有觸動中國傳統醫學的任何方麵。這種不思進取的文化，難道是先進的文化嗎？因此，以文化進步的名義，我們有理由告別既不可能複古，也不可能走向現代化的中醫中藥。
以科學的名義
許多為“中國古代無科學”做駁斥的學者，總是試圖指出中國和西方存在“不同的科學”。這樣的假定是虛幻的。衡量一種理論是否屬於科學，最簡單的判定方式就是看它是否建立了明晰而可靠的原理關係或因果關係。中醫之所以不屬於科學醫學，就在於它的經驗判斷和理論陳述都沒有達到這樣的境界。
有人以為，中醫雖然不屬於科學醫學，但應該有資格被稱為經驗醫學。其實不然！中醫的絕大部分概念和陳述沒有經驗基礎。諸如太陽、太陰、陽明、厥陰、少陽、少陰之類的概念在經驗世界是不存在的。也有一些概念，表麵上看似乎存在某些經驗基礎，但仔細分析後不難發現，它們脫離經驗世界很遠。藥性的“五味”（辛、甘、苦、鹹、酸）和“四氣”（寒、熱、溫、涼）表麵上看很有些經驗的味道，其實它們不能在經驗世界中得到任何解析。類似的還有“五髒” （心、肝、脾、肺、腎）和“六腑”（膽、胃、小腸、大腸、膀胱、三焦），都是不能被賦以任何經驗意義的概念。另有一些表麵上看屬於經驗世界的存在，但它的描述方式卻不具有任何經驗性，而且描述也不精確。典型的例子就是中醫的“脈診”方法。這種描述不精確，沒有實際診斷價值的經驗方法，使慈禧太後至今還背負著洗不清的“喜脈案”。其實，迄今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人體的生理和病理變化可以通過脈相來表達。因此，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把中醫斷言為一種經驗醫學。
此外，中醫也完全不是理性醫學。理性科學以完全形式化的推理為特征。表麵上看，所有被完全形式化的概念隻存在於理性思維領域，遠離經驗世界。可是，幾乎所有的理性概念都具有經驗的可還原性。比如，“點”、“線”、“麵”在經驗世界是不存在的，但它們卻都可以用來解析經驗世界的存在。你可以將桌子上的某個位置叫做“點”，你也可以將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叫做“點”，如此等等。遺憾的是，沒有任何中醫概念達到了這樣既高度抽象，又可做經驗還原的理性思維境界。
為了進一步說明中醫的非科學特征，我們不妨以《黃帝內經》中關於水腫病的論述做一次具體的解剖：
“帝曰：‘其有不從毫毛而生，五髒陽以竭也，津液充郭，其魄獨居，孤精於內，氣耗於外，形不可與衣相保，此四極急而動中，是氣拒於內，而形施於外，治之奈何？’歧伯曰：‘平治於權衡，去菀陳莝，微動四極，溫衣，繆刺其處，以複其形。開鬼門，潔淨府，精以時服，五陽已布，疏滌五髒，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氣乃平。’帝曰：‘善’。”〔6〕
這段文字以黃帝的口吻提出了這麽一個病理學疑問：通常認為，疾病是從外到裏演化的，可是偏偏有些疾病“不從毫毛而生”，五髒自己就變得不起作用了，“水腫”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是為什麽呢？然後，作者以“歧伯”的口吻教導黃帝如何對水腫病人進行保養和治療。其中，“平治於權衡，去菀陳莝”所表達的是對水腫病人的治療原則。它把治療水腫比喻成稱東西，把蘊積的部分去掉，保持一種平衡，水腫就可以好了。這個教導明顯是一種表麵判斷，沒有任何深入的趣味。腫了的病人要消腫，這是眾人皆知的常識，實在不是一種了不起的“學問”。然而，歧伯卻以煞有介事的姿態講出了一些連他自己都如坐雲霧的“醫理”，其中引起中醫學者最大興趣的莫過於“繆刺療法”。
按照《素問·水熱穴論》的說法，人體中有水俞57處，亦稱“腎俞57”。人若有水腫病，可判斷為“腎俞積陰”。按照“以左取右以右取左” 的繆刺原則，左邊水腫刺右邊，右邊水腫刺左邊，一直刺到“見血立已”。可是，水腫病人基本上是左右俱腫或全身浮腫的。如此，如何才能“以左取右以右取左” 呢？估計寫這段文字的作者也未必清楚。至於用這種方法處置水腫病人，會不會出現“以複其形”（消腫）的醫療效果，也隻好由患者的生命去作賭注了。至於“開鬼門，潔淨府，精以時服，五陽已布，疏滌五髒”之類的醫療措施，則沒有任何明確的操作含義。它是不是巫術，我們姑且不去妄加斷言，但至少它為江湖醫生施行巫術留下了一個廣泛的空間。
無可諱言，水腫病曾經是一種難以理解和治療的疾病。在科學還不發達的古代尤其如此。雖然水腫病被發現得很早，但直到19世紀，英國醫生 John Blackall 和Richard Bright才將腎源水腫、肝源水腫和心源水腫區別開來。1898年，英國生理學家斯大林（Ernest H. Starling）描述了作用於毛細血管膜的水壓力和膠體滲透壓力（oncotic forces）之後，人們才逐步認識到，水腫是因為這兩種力的平衡遭到破壞引起的。細胞內外鈉離子含量的變化最有可能破壞這種平衡。這也是西藥醫生勸告水腫病人少吃鹽的科學依據所在。至此，關於水腫的認識才走上了科學的道路。
由上可知，盡管不同的古文明地區在戰勝疾病方麵有大致相同的起源，但以後的發展道路迥異。值得我們效法的是，西醫在取得進步之後，便很快告別了前人所取得的那些不可靠的認識，主動用新的科學理論來指導醫學實踐。中醫則不然。它具有強烈的“戀舊癖”。居然沒有任何醫學科學的進步使中醫發生過絲毫改變。
現代人當然沒有理由去苛求古人的不開化。但是，如果現代人繼續維護古人的錯誤，就是對科學的褻瀆和對人類生命的摧殘了。因此，以尊重科學的名義，我們有理由告別因果關係和原理關係都不明確的中醫中藥。
以維護生物多樣性的名義
最近20多年來，由於化學藥品自身的局限性和廣泛被濫用的現實，歐美醫藥學界出現了一種自然療法（Natural Therapeutics）的研究取向。古代文明中曾經流行過的草醫（Herbal Medicine）和中國古代所特有的針灸（Acupuncture），受到了這一研究取向的重視，甚至出現了以草藥和針灸作為輔助療法的小診所。國內一些不負責任的大眾媒體，以此發表帶渲染性的報道說，中醫已經風靡世界了。其實，正如前述，草本醫學並不為中國所獨有，而是在16世紀以前的一切古文明世界中都存在的醫學方法。因此，歐美醫藥學界推行的自然療法也不是隻參考中國古代的醫學記載。此外，值得特別指出的是，自然療法研究具有很強的科學性，與中國古代濫用自然界的恩賜有著根本性的不同。
我們以對薑的藥用價值研究為例，來比較二者的不同：
相傳，孔子是喜歡吃薑的。《論語》中有孔子“每食不撤薑”一說。王安石說，薑能“疆禦百邪”，把薑的藥用價值誇大到了可以抵禦所有外感疾病地步。其它古文明地區（如古埃及人和古印度人）也有以薑入藥止嘔的記載。李時珍寫作《本草綱目》的時候，輯錄了薑的藥用價值達44種。但是，經自然療法醫藥學家核實。薑的確切藥用價值隻有兩種，那就是“止嘔”和“通關節”，即對反胃（nausea）和骨軟骨炎（osteoathritis）有效。〔7〕
這個確證過程是嚴格的。以薑的止嘔作用為例：
早在上世紀的80年代，華盛頓中心醫院的D. Mowrey醫生把薑做成薑粉膠囊用來緩解因流行性感冒而引起的嘔吐。後來，又有一位德國醫生發現了薑對於消化不良和暈動嘔吐也有療效。1984年，美國宇航局（NASA）撥款支持薑粉膠囊抗暈動的研究。研究小組把它與暈海寧（dimenhydrinate）、安慰劑（placebo），多潘立酮（domperidone）、敏克靜（meclozine）、桂利嗪（cinnarizine）等進行了藥用價值的對比研究，他們在1489例對比實驗中，發現給每4小時500毫克薑粉膠囊與給每4小時100毫克的暈海寧，具有相同的抗暈動的效果。〔8〕而且，薑粉膠囊沒有明顯的副作用。大約在相同時間裏，自然療法醫藥學家，以每4小時給薑粉膠囊250毫克的劑量，在70例抗妊娠反應中也取得了顯著療效。這樣，薑粉膠囊在感冒、舟車運動和妊娠中出現的嘔吐，都取得了可靠的療效證明。
這樣的研究與王安石和李時珍隨意誇大薑的藥理作用，以及中醫方劑中濫用薑入藥，屬於完全不同的規範。
濫立方劑在漢以後的中醫文獻中是一種普遍現象。隨便翻開一本醫書，往往是一種疾病立有若幹個方劑，一個方劑又同時使用了若幹種“藥物”。盡管保留在各種中醫文獻之中的“良方”、“驗方”、“奇方”、“神效方”汗牛充棟，卻都沒有切實可靠的臨床實驗依據和醫理。正由於此，中醫方劑的“有效”沒有普遍意義。有的“療效”甚至是非常有害的。其中，將鴉片用於止痛和止瀉就是有害“療效”的例子。目前，西醫為了緩解病人痛苦，從鴉片中提取單體嗎啡用於止痛，但在使用上有嚴格的規定。其所以做出這樣嚴格的規定，就是因為西醫既認識到了嗎啡的藥用價值，也認識到了嗎啡的毒性作用。這與中醫濫用“佛粥”（鴉片的中醫別名）止痛和止瀉是完全不同的。
中醫立方混亂與它濫用“藥物”是緊密聯係在一起的。中醫的“藥”是否真有藥用價值，從來就沒有得到過確證。事實上，中醫方劑中的“藥”不乏“食品”、“汙物”、“毒品”和“穿腸而過的異物”。比如，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記載，把自縊的繩子燒成灰兌水服，可以治療突發性癲狂。如果把這種繩子收藏二年以上，效果會更佳。又記載，將丟棄路邊的爛草鞋燒成灰兌酒喝，可以治療霍亂。諸如此類的配方是不可能具有確切的藥用價值的。
熟悉中醫方劑學的讀者也許知道，中藥醫生遵循君臣佐使、六氣歲物、七方十劑、氣味陰陽、五味宜劑、升降沉浮、五運六淫、十九畏、十八反的配伍方法進行多味立方。某些“神效”方，可能真正起作用的隻是其中的一味或者兩味，在立方的時候，卻偏偏要開十幾二十味。筆者在農村習醫（中醫）時見過的方劑曾多達49味。中醫如此立方，模糊了中醫藥物對於疾病之間的醫理關係，同時浪費了許多“藥材”資源，增加了患者的經濟負擔。
更有甚者，中醫通常以“奇特”來追求“奇效”。於是，成對的人形首烏、高山頂上的雪蓮、懸崖上的靈芝、房頂上的茅草、靈貓的陰戶、老虎的陰莖、猴子的腦髓，沙漠腹地的發菜，如此等等，因為其“奇特”而被視為“藥中珍品”。於是乎，越是稀有的動植物資源，遭到的破壞也越嚴重。
因此，為避免不科學的醫藥措施繼續危害生物的多樣性，一切有良知的學者都應該承擔起一種文化責任，呼籲國人自覺告別中醫中藥。
以人道的名義
中醫一直自我標榜為“仁術”。可是，這種“仁術”並沒有表現出多少仁愛特征。舉其要者，有如下一些：
一、裝腔作勢，欺騙患者。
醫學同其它科學一樣，本是個不斷豐富和發展的知識體係。事實上，人類的疾病本身也是變化多端的。在一個特定的曆史時期，除了醫學尚未認識到和解決的疾病外，還會出現一些新型的疾病，2002年底到2003年上半年在世界許多地方流行的SARS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無論醫學怎麽發達，人類在一個特定的曆史時期都不可能戰勝所有的疾病，尤其不能很快戰勝哪些新型的疾病。
中醫則一直漠視這個事實。對於中藥醫生所接觸的疾病，不管是已經認識的，還是尚未認識的，他總可以用一些莫名其妙的概念術語來裝腔作勢地作些“辯證”，就連SARS和AIDS那樣的新型疾病，中藥醫生都要煞有介事是“辯證”一番。不僅如此，它甚至能夠針對所有的疾病開出藥方。“包醫百病” 這個成語出自中國，恐怕不是偶然的。
中國醫學界這種不求甚解而又裝腔作勢的風氣是中國傳統醫學的一種遺患。為使中國的“護醫使者”對中醫的弊病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我們不妨舉這樣一個例子：
估計現代人不大會相信立春時節的雨水可以治療不孕不育症。大概是唐朝的掌禹錫首先在《本草拾遺》中記載了這個方劑。李時珍編修《本草綱目》時，在“水部第五卷”進一步地引述了它：“立春雨水夫妻各飲一杯，還房，當獲時有子，神效。”〔9〕現代人固然會對這個“神效”嗤之以鼻，但李時珍則十分固執地相信它是真的，並為這個方劑做了闡發：“立春節雨水，其性始是春升生發之氣，故可以煮中氣不足，清氣不升之藥。古方婦人無子，是日夫婦各飲一杯，還房有孕，亦取其資始發育萬物之義也。”類似裝腔作勢的醫理解釋，不知騙了多少病人，害了多少學士。魯迅先生說：“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 〔10〕，並不是惡意而刻薄的謾罵，而是確切的事實！
二、推行異物、汙物、毒物入“藥”，坑害患者。
由於中醫在生理和病理上的盲目性，使得中醫關於“藥”的概念相當混亂，其中最令人發指的是推行異物、汙物、毒物入“藥”。
1、汙物入藥。盡管沒有人確證過將狗屎絞汁口服可以“解一切毒”、治療小兒霍亂、心絞痛、月經不調、發背癰腫等疾病，但《本草綱目》卻在獸部第50卷推薦了這樣的方劑。〔11〕這樣的汙物入藥在《本草綱目》的“水部”（如磨刀水、三家洗碗水、古塚中水、洗腳水、溺坑水等）、“土部”（如蜣螂轉泥、鞋底泥、豬槽垢、香爐灰、糞坑泥、尿坑泥等）、“服器部”（如裹腳布、月經布、內褲、篦梳、炊帚等）各卷中最為多見。
2、毒物入藥。中醫以毒物入藥已經在“中醫現代化”研究中得到了不少揭示。其中以濫用礦物，讓患者吞服大量的重金屬或其它有害成分最為普遍。除中醫推薦用來治療精神性疾病的朱砂、辰砂含汞，密陀僧、禹餘糧含鉛以外，國內已有臨床報道證明，中醫成藥的天王補心丹、牛黃解毒片、大活絡丹、至寶錠、紫雪散容易導致腎中毒，甚至雙腎萎縮；六神丸、六應丸、喉症丸等，可引起洋地黃樣心律失常；雲南白藥、小活絡丸、附子理中丸等中毒可出現口唇麻木、頭暈惡心、最終可致心律紊亂以致死亡。如此等等。目前的臨床統計表明，在所有中藥的毒性作用中，以肝中毒最為多見。值得特別提醒讀者注意的是，由於中醫入藥的原理不清，方法上相當混亂，不可能指望在較短的時間內對所有中醫藥物進行藥理分析，和對其毒性進行一一甄別。因此，中醫究竟選擇了多少毒物入藥，至今還是一個未知數。這一點與西醫在藥品投入臨床之前，事先闡明其毒副作用及其用藥限量是完全不同的。所謂“純中藥製劑，無毒副作用”的正確解讀是：“純中藥製劑，尚未闡明其毒副作用”。
3、異物入藥。幾乎所有的中藥方劑，真正起作用的可能隻有一味，甚至所有的藥都沒有用，真正起作用就是所喝的水。於是，在多味入藥的方劑中，“多餘”的藥物就成了穿腸而過的異物。患者花費大量的錢財購買一些穿腸而過的異物，對患者所造成的坑害是可想而知的。“中醫現代化”研究已經證明，即使是“上好的”人參，對於所有的疾病來說都是沒有意義的。可見，中醫的異物入藥是何等的觸目驚心！
患者花錢買回的“藥物”中，竟然不乏汙物、毒物和異物。它們不但不能解除患者的痛苦，反而還要使患者不明不白地忍受各種危害。這樣的“仁術”是道德的嗎？
古人入藥混亂限於古人的認識水平。現代人明知其有害，卻要竭力去維護它，這種不道德的文化欺騙行為，難道是可以容忍的嗎？
三、以嚴格的“奇方”追求“奇效”為難患者，並為醫生的無效施治開脫責任。
古代立方大多憑經驗，沒有什麽理論。16世紀中葉，瑞士醫生巴拉塞爾蘇士（比李時珍大35歲）根據當時的化學思想，首次指明了草本醫學中所使用的藥物，真正起作用的是藥物中的“精素”。為此，他通過結晶升華獲得了人類第一個化學藥物：愈創木酚。與這種尋求藥物內在起作用的“精素”不同，中醫立方則通過從藥材的選擇、藥物的炮製、藥物的收藏，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嚴格規定來追求“奇效”。細辛要水漬令直，蜈蚣要足朱為上，黃精要七蒸七曬，螵蛸要膠於桑樹者，上黨的人參，川西的當歸，齊州的半夏，毒蛇含過的石頭，總之，所有中藥必須“產之有地，采之有時，製之有法”，才能奏效。此外，還有將藥物分成上、中、下“性三品”以應天適時，把握君、臣、佐、使和“五味”“四氣”的宜忌、標本、升降、沉浮的配伍法式以相宣攝。到了唐朝，氣象變化也被引入了用藥法式，於是又有了“四時宜忌”和“五運六氣用藥式”。此外，還有“不得違越”的劑型規定。甚至熬藥用的水，燒火用的柴都是使中醫方劑創造“奇效”的嚴格規定。
這樣嚴格而奇異的立方不為別的，隻為追求“奇效”。顯然，這樣嚴格的規定是很難做到的。於是就有“良方易得，好藥難求”一說。立方如此嚴格，見效了自然是“奇方”的“奇效”；如果不見效，當然就是沒有“好藥”或“真藥”了。由之，醫生無效施治的責任被開脫得幹幹淨淨。而患者為了疾病的好轉，不得不按照這些嚴格要求，爬山涉水、勞民傷財去尋求“真”“奇”的藥物。現在我們知道，這些“真”“奇”的追求沒有任何醫學意義。
總覽以上，這樣的“仁術”何曾有絲毫的仁愛之心？今天，應該是我們徹底揭露“仁術”真相的時候了。
①中國一直是世界上消耗人參最多的國家，其基本消耗目的是用它來改善人的活力，消除疲勞。19世紀，歐洲人依據中國人的這個習慣開始研究人參真實的藥用價值。其結果，居然是否定性的。20世紀，美國人也開始了對人參的研究。但是，所有的研究都沒有發現人參有任何確切的藥用價值和營養價值。於是，經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 ）嚴格審查確認，人參屬於“一般認為安全”（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GRAS）的食品，而不是藥品。1970年代以來，醫學界陸續發現了人參的許多副作用。由之，這個被列入“一般認為安全”的食品陸續有了一些安全防線，它告誡人們，重感冒，咯血，過敏，失眠，便秘，高血壓患者不宜進食人參。
參 考 文 獻
〔1〕 俞樾，廢醫論，原載《春在堂全書·俞樓雜纂》（卷45）（M），清光緒十一年刊本，第1－13頁。
〔2〕 陳小野，餘雲岫醫學革命論中的民性觀點(J)，第八屆全國醫史學術會議（南寧，1988年）交流論文。
〔3〕 張功耀，文藝複興時期的科學革命(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7～110頁。
〔4〕 高春媛，文物考古與中醫學(M)，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1993年版，第39～62頁。
〔5〕 同〔3〕。
〔6〕 佚名，黃帝內經·素問·湯液醪醴論篇第十四(M)，遼寧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頁。
〔7〕 Altman RD, Marcussen KC. Effects of a ginger extract on knee pain in patients with osteoarthritis. Arthritis Rheum.(J) 2001;44:2531–2538.
〔8〕 Wood CD, Manno JE, Wood MJ, et al. Comparison of efficacy of ginger with various antimotion sickness drugs. Clin Res Pract Drug Reg Aff.(J) 1988;6:129–136.
〔9〕 李時珍，本草綱目（劉衡如、劉山永校注本），(M)，華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頁。
〔10〕 魯迅，呐喊·自序，《魯迅全集》（第一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頁。
〔11〕 李時珍，本草綱目（劉衡如、劉山永校注本），(M)，華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0頁。
張功耀 | 2006年5月22日
筆者《告別中醫中藥》一文在《醫學與哲學》雜誌發表[1]以後，便有學界朋友對其中所倡導的觀點表示了質疑：“縱然中醫中藥的缺點頗多，其優勢也是不可否認的”。為使我們對中醫的“優勢”（為了敘述方便，以下使用這個概念時不再加引號）有個清醒的認識，筆者選擇其中一些流行的“優勢”說法，做些“篇幅有限”的辨析。
關於“中醫是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
這個優勢曾經是很堅挺的。它的堅挺是如此地有效，以至於1929年在我國首次討論建立我國的“醫學標準”時，因為會議通過了廢除缺乏標準化診斷和治療依據的中醫（允許使用中藥）的議案，一些中醫界人士隻扯出一麵“愛國”的橫幅，便輕而易舉地將這個決議案彈壓下去了。提出這個議案的餘雲岫先生，僅僅因為在日本留過學，便被一些不負責任的曆史學者扣上了“漢*”的帽子[2]。
今天的中國，民族心理已經成熟，國家也已經強大到了可以理直氣壯地麵對過去和未來的時候。正是這些進步，使得我們今天能夠理直氣壯地反思中醫中藥。
醫學屬於科學，它與音樂和藝術之類的文化不同。凡是科學的東西都應該謀求自身的進步。二胡可以不進步，進步了就可能不是二胡。但是，科學如果不進步就沒有資格被稱為科學。這樣的常識本不需要多費口舌。但在我國，恰恰許多不是問題的問題，卻要不厭其煩地加以重述。筆者已經指出過，全世界最古老的醫學都是草本醫學。從這個角度看，中醫與其它古文明地區的醫學本無特別的不同。讀過卡斯蒂廖尼的《醫學史》的讀者也許還記得，遠古時代的歐洲，曾經形成過“靈草崇拜”[3]。足見那裏的草醫草藥在征服疾病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是何等的神聖！但當醫學在歐洲取得重大進步的時候，歐洲人最終還是能夠接受進步，告別落後。令人遺憾的是，中醫不但自己沒有尋求到自身的進步，甚至也不願意接受任何醫學進步的事實。二胡不進步，不會給社會帶來危害，醫學如果不進步，其後果就相當嚴重了。詳見下表：
幾個主要曆史時期中國與歐洲零歲平均期望壽命比較表
（單位：歲）
項 目 1800年 1929年 1947年 1951年 1981年 2000年 2004年
歐 洲 ~25－30 59.12 62.70 69.0 74.0 75.1 76.0
中 國 ~25－30 ~30 36.4 42.0 67.8 71.3 71.8
本表資料來源：
1、Lee and Feng (1999); Peterson (1995); Wrigley and Schofield (1981);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1998); UNDP（2002）;
2、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National Vital Statistics Reports, vol 53., no. 6, Nov. 10, 2004；Life Expectancy by Age, 1850–2003；
3、上海人口統計資料和新華社消息。
（附記：表內，中國1947年和1951年的人均零歲期望壽命采自上海的資料。其它可查的資料隻籠統地表述為“大約35歲”。）
本表顯示，在醫學和生理學不發達的古代，中國人和歐洲人的人均零歲期望壽命大致相同，即古代中醫與古代西醫在曆史上所起的作用相近。雖然歐洲的醫學革命最初爆發在16世紀中葉，但歐洲人全麵接受這次醫學革命則是在19世紀上半葉。自從歐洲民眾全麵接受醫學革命的成果之後，歐洲人的人均零歲期望壽命便有了奇跡般的增加。眾所周知，1929年是世界爆發經濟危機的重要年份。在那樣沉重的經濟壓力下，歐洲人的平均零歲期望壽命居然增加到了 59.12歲。而遊離於世界經濟危機之外的中國，此時的人均壽命反倒停留在19世紀以前的水平上。此後，伴隨著西醫知識的普及，我國的人均期望壽命才開始增加。作為當時發達地區的上海，1947年的人均零歲期望壽命首次突破30歲，達到了36.0歲。改革開放以來，西醫在我國被接受的程度首次超過了中醫。相應地，人均期望壽命也逐步向歐洲人追齊。局部地區則超過了歐洲。以新華社發表的2004年人均零歲期望壽命的數據為例，北京達到了79.87歲，廣州達到了77歲，上海達到了80.29歲。
我國人口平均零歲期望壽命的增加，大概不能用自然環境條件的改善來解釋，因為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說明我國現在的自然環境優於古代。此外，它也不能用世界營養學界普遍推薦的“素食模式”來解釋，因為也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現代中國人比古代中國人更自覺地遵守素食。因此，這個增加隻能由醫學和生理學的進步和普及來解釋。毫無疑義，在20世紀醫學和生理學的進步中，中醫的貢獻甚微。認識到這一點，對於那些躺在“優秀傳統文化”上睡大覺而不思新進的人來說，不失為一付清醒劑。
關於“中醫博大精深，屬於超科學”
這個優勢說法在吹捧中醫的同時，低估了現代人的理解力和判斷力。大概也是由於對中醫“博大精深”的吹捧，使得我國所有的中藥醫生都不得不接受自己是個“半吊子醫生”的事實。特別現實的例子是，一位中醫肝病專家，一輩子與肝病打交道，卻無法解釋“肝”的內涵究竟是什麽。在這“博大精深”的吹捧後麵最值得同情的，是哪些中醫學院的學生和那些為了考取《中醫職稱證書》的人們。他們雞鳴即起背誦“醫古文”。那些晦澀難懂詰嘴拗牙的文字和邏輯，經常性地使他們如墜雲霧，似穿迷宮，整天價地“在無窮概念之中玩弄無窮循環”（黑格爾語）。從五髒六腑到三陰三陽，從奇經八脈到五味四氣，從六氣歲物到七方十劑，從四時宜忌到八正風門，從藥性賦到湯頭歌，凡此種種，讓那些可憐的學生們還沒有背完就早已兩眼火冒金星了。“博大精深”和“超科學”的假定，對於這些企圖求取功名的人來說，完全不是什麽學術優勢，而是既躲不起也惹不起的思想負擔！
事實上，我國古代一直存在著一種人為造就“博大精深”的文化傾向。比如說，當你把一個日期表述成“2006年5月11日”時，你可能會被一些熱衷於博大精深的人譏諷為“過於淺薄”。而如果你把它表述成“太歲星君向般丙戌年癸巳月庚子日”時，你就可能贏得“滿腹經綸的學士”的頭銜。前者的 “淺薄”，適合於與所有人交流。後者雖然也隻是表達了一個日期，經過“博大精深”的造作之後，便不能與絕大部分人交流了。缺乏科學頭腦又不打算去識別這種矯揉造作的真實意圖的人，可能會去努力弄懂蘊含在“太歲星君”，“向般”、“丙戌年”、“癸巳月”、“庚子日”之中那些所謂“博大精深”的內涵。其實，這些矯揉造作是作者刻意為了自我標榜而做成的，沒有任何實際的意義。
類似的矯揉造作在中醫的理論建構中更為嚴重。被中醫斷定為最重要的病因的是“風”。《黃帝內經·生氣通天論》有：“風者，百病之始也” [4]一說。於是，幾乎所有的中醫經典都從“風門”論起。可是，稍微有點現代醫學常識和自然常識的人都知道，“風”無非就是空氣流動。把它作為病因之首，實在沒有多少根據。中醫病因理論把“風”斷定為“百病之始”，明顯是按照對應原則，而不是按照確定性原則，建立起來的因果關係。而單憑對應原則是不能建立任何可靠的因果關係的。身邊的例子有，白天與黑夜是對應的，但白天和黑夜之間並不存在因果關係。我們無時無刻不在風中生活，按照中醫理論，一個人隻要患病，風就有推不掉的責任。這樣一來，中醫病因理論家就從風那裏找到了“永恒真理”。明眼人十分清楚，這個“永恒真理”的荒謬程度是相當驚人的！盡管如此，我國古代醫學理論建設卻一直被限定在了這個思維框架內。為了把人的疾病與風對應起來，中醫病因理論的構造者們，人為地製造了許許多多的風。《黃帝內經》首先將風與三陰三陽相聯係，然後在《移精變氣論》中擴大到“八風五痹”，在《玉版論要篇》和《八正神明論》中又再擴大到“八風四時”。這還不夠，“八風四時”又進一步地與虛、實、寒、熱、五髒六腑之類的概念進行了兩兩組合。於是，一個簡簡單單明明白白的風，經中醫理論家一擴充，變成了任何神仙都會感到莫名其妙的風。其結果，就連製造這些風概念的人，自己也弄不清“究竟什麽是風”了。
與中醫將多種病因簡單化地歸結為“六淫”不同，西醫更注重不同疾病病因的具體性和客觀性。被歧伯列為四種“中風大法”的偏枯、風痱、風懿、風痹，最可能確切的西醫病因描述是心腦血管病變、血液粘稠度偏高、血脂偏高、關節炎、肌肉萎縮、腦血栓等，與“風”沒有關係。值得進一步指出的，我國一些食古不化的現代人，居然反其道而行之，他們不是把過去模糊的認識精確化，而是把已經取得的精確性認識模糊化。在一些所謂“中西醫結合”的實踐中，居然在測量了血壓之後將高血壓辨證為“心氣虛”，在做了胃鏡檢查之後把慢性淺表性胃炎辨證為“脾胃不和”。這種食古不化的“創新”實在令人噴飯！
中醫理論建構中遠離實際的情形，大概是一些有點文墨而又沒有找到判斷真理的方法的文人造成的。那些文盲或半文盲的郎中，對這些莫名其妙的醫理和病理從來都是不屑一顧的。一些頭腦清醒的讀書人也與那些鄉村郎中相通。他們編修的驗方集成著作，就多少對那些莫名其妙的“醫理”和“病理”取蔑視態度。就筆者陋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可以列出《外台秘要》、《蘇沈良方》、《備急千金方》、《小兒藥證直訣》、《婦人大全良方》和《驗方新編》。從這些蔑視“醫理”和“病理”的驗方著作的出版可以看出，即使在中國古代，那些裝腔作勢的“醫理”和“病理”也是完全可以被拋棄的東西。
科學認識應該逐步走向確定性。像中醫病因理論這樣把一個概念越搞越複雜，越搞越不確定，不符合人類認識的基本要求。讀過卡斯蒂廖尼的《醫學史》最初幾章的讀者也許能夠概括得出，古代歐洲、古代埃及和古代巴比侖地區的醫生，對於疾病的病因和疾病的描述是由模糊到精確、由不確定到確定、由複雜到簡單，逐步發展起來的。現代的年輕人應該取這種態度，而不要被那些莫名其妙的“博大精深”牽著鼻子走。
至於“超科學”的說法，迄今沒有人給它下過定義，也沒有人指出過它與我們通常所理解的“科學”是什麽關係。既然製造這個術語的人還沒有明確這個術語的意義，我們也就沒有必要在“名不正則言不順”的學術背景下去糾纏它了。
關於“中醫是係統醫學”
這個優勢是那些接觸過係統科學而實際並不真懂係統科學要義的偽學者們製造出來的現代神話，沒有絲毫的科學內涵。
哲學史告訴我們，遠在古代希臘，哲學家們為了擺脫神秘主義的思想束縛，創造了把“多”的世界化為“一”的世界來認識的方法。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簡單性方法。這個簡單性方法的思想起源於巴門尼德的本體實在主義。正是這種本體實在主義的哲學，把萬事萬物變化的內在因素歸結為少數“不變的實體”。德謨克裏特解釋物質構成所找到的“不變的實體”是“原子”；亞裏士多德解釋生命現象所找到的“不變的實體”是“基質”和“隱德來希”；如此等等。發動醫學革命的巴拉塞爾蘇斯，最早把藥物真正起治療作用的“不變的實體”歸結為藥物的“精素”，也是在這種哲學的啟發下做出來的成就。
“不變的實體”這個概念是非常有效的。從古希臘以來全部科學思想的發展，都是尋找這個“不變的實體”。伽利略的運動學和牛頓的力學，把運動的奧秘歸結為“力”，波伊爾、道爾頓、拉瓦錫為代表的近代化學，把決定化學變化的“不變的實體”歸結為“元素”。此外，電磁學的“電子”和“磁子”，生物學的“細胞”和“原生質”，光學的“光子”或“光波”，都是這樣的“不變的實體”。2000多年來科學的發展一直在證明，任何“多”的實在都可以通過 “一”來認識的。
受本體實在主義哲學的影響，西方醫學也試圖走出一條簡單性方法的成功道路。於是，細菌和病毒之對於感染性疾病，尼古丁之對於肺癌，二氧化矽塵埃之對於矽肺病，激素之對於生長發育，如此等等，使得疾病的病因都得到了簡單性的解釋。這些簡單性的解釋為進行簡單性的治療和預防奠定了可靠的基礎。以預防為例，對於感染性疾病，西醫主張消滅細菌和病毒或將通過免疫減少細菌和病毒對健康人體的為害；對於肺癌，西醫勸告大家不要吸煙；對於矽肺病，西醫勸告大家盡可能避免將二氧化矽之類的塵埃吸入肺部。有了這樣一些可靠的簡單性認識，“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才有了可靠的依據。
可是，正當簡單性思維高唱凱歌的時候，人們陸續發現了一些簡單性思維框架下不能得到解釋的自然現象。就醫學生理學而言，最為典型的現象就是體溫的變化。眾所周知，一些外部物理因素或化學因素的引入（如烤火和呼吸氧氣），並不能改變生命物體的體溫。感冒或一些局部炎症反倒能夠使體溫發生驟然變化。體溫明顯是關於生命物體的宏觀測量值。但是，這種宏觀狀態的物理測量值，究竟是由哪些因素決定的？為什麽一個局部的炎症會驟然影響到整體？諸如此類的問題，已經不能單純用“不變的實體”來解釋了。這就暴露出了簡單性思維的局限性。係統性思維就是從尋求對這一類問題的可靠性理解而提出來的。最初提出這個問題的是作為“實驗生理學之父”的貝納德（Claude Bernard）。他提出這個問題的目的是向還原論的生物學哲學挑戰。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把人們的思想角度引向了生物有機體的“內部環境” （internal milieu）[5]。可是，這個內部環境的要素究竟是如何影響到整體的，卻至今沒有明確的答案。不過，有跡象表明，簡單性思維雖然不能回答體溫變化的機理問題，但似乎對解決體溫問題有效。眾所周知，盡管我們不知道體溫是如何升高的，但當我們使用一些退熱措施和消炎措施之後，是的確可以降低體溫的。
值得我們進行理性思考的是，西醫沒有完成的任務，中醫是否能夠完成，或早已完成了？換句話說，中醫是否真的達到了“係統醫學”的水平？
把“風”理解為“百病之始”是係統性思維或複雜性思維的結果嗎？不是！它的思想特征實在過於簡單，甚至比西醫用細菌和病毒來解釋感染，用吸食尼古丁來解釋肺癌，用吸食二氧化矽塵埃來解釋矽肺病，用激素來解釋生長發育，還要簡單。值得順便指出的是，這裏所講的簡單遠不能與巴門尼德的本體實在主義哲學所倡導的簡單性相比（以下談到的中醫簡單性都隻能做這樣的理解）。從確定性上看，中醫對所有病因的解釋都是一筆“糊塗帳”。有作者認為中醫對病因的認識是一種“客觀認識”[6]，實在沒有依據。沒有認識上的確定性又何以可言認識上的客觀性？係統理論從來就是追求事物演化的確定性的。隻不過它所追求的是係統演化的確定性，尤其是係統演化中產生概然事件（通常的術語叫做“凸現”）的確定性，而不是以往那種一一對應事件演化的確定性。蔑視確定性的理論不是科學理論！蔑視確定性的理論也與係統科學毫不相幹！
至於施治方法，中醫的簡單性思維特征就更加明顯了。眾所周知，中醫看病的基本原則是“辨證施治”。於是，中醫沒有醫院、沒有醫學檢驗、沒有病理分析，甚至連基本的臨床統計也沒有，更不用說雙盲對比實驗檢驗了。一個中藥醫生根據“辨症施治”就可以包醫百病，其係統性從何說起？19世紀以來的西醫則不同，它的基本格局是許多醫生看一種病。就其對疾病的診斷而言，它需要多個程序的係統檢查和多人的會診（病理分析）。稍微有點係統論常識的人都不會相信，允許一個人“包醫百病”的中醫體製屬於係統醫學觀，而許多人看一種病的西醫體製反倒不屬於係統醫學觀。
再看治療方法。中醫的辨證施治隻針對不同的“證”（通“症”）使用不同的藥。在這個過程中，仿佛所有的“證”都是各自獨立的，而不是相互聯係的。至於決定這些“證”的“因”，則不外“風”、“寒”、“暑”、“濕”、“燥”、“火”六淫。前已述及，從古到今，沒有任何一個成熟的中藥醫生可以確定性地解釋這些“病因”的真實含義。於是，不僅“病因”是模糊的，病因的醫學意義也是模糊的。這也是造成許多中藥醫生可以拋開那些意義不明的病因理論，直接對病人施治的原因所在。由於“施治”是基於“辨證”的，於是，瀉下用大黃芒硝，發汗用麻黃薑桂，風濕用防風獨活，利尿用豬苓澤瀉，如此等等。這些施治方法，實在沒有任何係統醫學觀的趣味。與之相比，西醫的施治方法似乎更有資格被稱為係統醫學。因為西醫是一個集治療、防疫、免疫和公共衛生於一體的醫學體係，因而，西醫對待任何一種疾病都倡導使用係統化的措施。比如，西醫為了征服肺結核，用接種卡介苗提高人體對結核杆菌的免疫力；在使用利福平殺滅結核杆菌的同時采取保護肝髒的措施；在日常生活方麵，西藥醫生還勸告結核病人注意補充蛋白質、戒除煙酒、注意保暖，等等。西醫這種基於可靠性認識而采取的係統性方法，中醫至今也不能望其項背。究竟誰更接近於係統醫學，名眼人一看就能得出結論。
在求實的科學麵前，任何自我標榜隻會貽誤發展的時機，不會有任何益處。但願讀者能夠重新認識到這一點！
參 考 文 獻
[1] 張功耀，告別中醫中藥，醫學與哲學，2006年第4期。
[2] 中國中醫研究院理論學習小組編，曆史上的儒法鬥爭對於我國醫藥發展的影響，人民衛生出版社，1975年1月版。
[3] （意）卡斯蒂廖尼著，程之範主譯，醫學史（上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頁。
[4] 佚名，黃帝內經·生氣通天論第三，遼寧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7頁。
[5] 張功耀，科學技術學導論（自然辯證法概論），中南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82頁。
[6] 荊誌偉，科學是中醫的“緊箍咒”嗎？醫學與哲學，2006年第4期
請看清了再說話，不要無的放矢。我可是肯定了中醫的精華的。我腳痛的例子隻是文章的引子，不是來做證明。說代表西醫整體的科學案例是無稽之言。一個案例不能說明中西醫的有效無效。你的思維很有趣，你的邏輯太獨特。
告訴你我今天發生的事，我孩子這一年多有很嚴重的皮膚病，今天拿到了一個最為詳盡的檢測報告，結果是各項指標正常得再不能正常了。一年多來，看了多少醫生，都說沒法治，無從下手嘛。我想，按物質指標來診斷是不可能了，你說我該怎麽辦？
西醫和中醫，一個長於物質定量，一個長於能量感應，就是中醫內部也分經方和實方，經方立竿見影，實方療效長久。對我們病人來說當然是適合病狀去求醫。如果是你沒有常識亂投醫，被耽誤的是你自己，這犯不上以一疫廢一醫。
你說大多數人看病找西醫，這話針對中醫說還真說對了。中醫的一個常被人忽視的長處是治未病，大家不注意未病就變成了已病，而已病留給我們的時間就不多了，選擇也就少了。出路隻有找立竿見影的醫術，要麽西醫，要麽經方中醫，隻是經方中醫實在太少，很多人也沒聽說過，就為有西醫了。
我和我太太都在西方醫療領域工作，我天天打交道的是世界上最先進的西醫診斷設備，我太太在西藥發明上也有幾項專利了。但我們對西醫的理解正像我們一位西醫朋友私下說的：現代醫學最沒用了，幾乎什麽病都治不好，連感冒都治不好。你把癌塊切除了，能說攻克癌症了嗎？所以這兩年西方醫療界正從Medi-care向Health-care大轉型，理由是，我們治不好病，還不能預防嗎。於是從亞健康入手，向未病宣戰。這時候他們突然發現，中醫對未病已經有幾千年的建樹了。再過一兩年你可能就會發現，西方怎麽突然對中醫大麵積地感興趣了。
我對中醫並無特別反感，總得給那幫人一口飯吃吧。若不是他們自己標榜所謂比西醫還高明的整體觀點，能量角度，博大精深，也不屑和他們理論。
實踐是檢驗的標準，既然中醫那麽高明，為什麽大多數人看病，特別是看大病，還是找西醫？
中医並非不可测量，而是不能安西医方法测量，更不是不可忍知，而是以不同的方法认知。中医把人體比作一个微观宇宙，分成太阳，太阴 等分支，从而分理出相关的各藏器功能的关连关係，如五行相生相克之说。这種表达方式聽似荒诞，但关键是要真正悟解其科学含义，在此基础上更新换代，而不是把婴兒连同澡水一並倒掉，更不是中医西化，如有火等於发炎之类，害人匪浅。更何况新近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最近逐步认识到 Metaphor is fundamental to thought; it is the key to the truth. 这更印证了中医基本认知體係的科学性。提起中医的表达方式，我不禁想起一个美国人对中国语言的评论，说中文没有时态，语氣，数，动词等变化，就像美国小孩子学说英语一样，这種语怎厶能表达複杂多变的思想感情呢。各位说能不能？当然是能，但有一个条件∶他/她得願意学习並且掌握中国语言。
I always feel so shocked to see that so many Chinese are trashing the treasures of our good traditions (only bad traditions should be trashed).
Right on! wenjuyuan, you said: 中國古人的高明之處就在於對更深層原理的悟性，這條路追下去，才能最終了解生命的本質，而得以對癌症等病的有效處治。
中醫博大精深!中醫博大精深!! 人體與宇宙自然，天地萬物，四季節氣都息息相關。
邏輯上有一因一過，一因多果，一果多因。所以中醫按照病症分類是不是由果推因呢？？這樣的分類方法或許本來就是“科學”的呢。
所以， 失明隻要不是器管壞死， 用中醫調理回來也說不定呢？？
但是如果是失明的人， 自然看不到陽光， 那還得請教西醫師做眼角摸移植或者什麽其他的移植手術。 西醫在這方麵的確很厲害~~~
西醫的確是科學的。因為它經得起一再地和量化地實驗。在這一點上， 中醫的確不能相比。 但世間的標準本就不止”科學“這一個， “科學”也根本不是人類最終的解脫。 鄙人覺得， 隻要中醫可以治愈一些病症， 並調理好人們的身體， 為什麽不可以作為一個可供選擇的療法呢？發揮西醫和中醫各自的優勢為患者造福，才真正是根本大計。 不之閣下是否同意呢？？
許多人推崇中醫，但還是生了大病還是要看西醫。中醫如果不是現在借鑒許多西醫的診斷技術和方法，還守著號脈的老法子，早就式微了（順便糾正你一個錯字）。哈哈。
中医由古而今，语言表达看似荒诞不经，但今人应透过其表象透窥其内涵而加以新表达才是。以为显微镜能看就是科学，这恰是近人对中医不屑的根由，也恰是上述病例的原委。试问，显微镜能看经络厶？不能。你认为经络说也是无稽之谈？那厶硬氣功又如何解释？中国古人的高明之处就在於对更深层原理的悟性，这条路追下去，才能最终了解生命的本质，而得以对癌症等病的有效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