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他們的恥辱和我們的恥辱
第二次鴉片戰爭對雙方都是恥辱。火燒圓明園的罪惡勾當，是英法永遠也洗不去的恥辱，暴露了那兩個所謂“文明國家”乃是毀滅文化的強盜。有的西方學者為之辯護說，既然中國違反國際公法，抓捕、虐待並殺害和談代表，當然理應受到懲罰。這種辯護完全是對程序正義的無情踐踏——以更大的罪行去懲罰罪行，乃是對西方法治精神的無情嘲笑。
退一萬步說，就算火燒圓明園是justifiable的，那此前的搶劫又算什麽事？那時聯軍還不知道39名人質已有20人喪生，而且恭親王也答應了戰後釋放他們，聯軍還有什麽理由去搶劫那些稀世珍寶？搶走了那麽多橫財，還有什麽臉要求戰爭賠償？
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罪行，咱們也足足譴責了一個半世紀了。然而遠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意識到，火燒圓明園也同樣是我們的恥辱，它暴露了中國人敢於自殺善於自殺的令人無從置信的驚天動地的愚蠢。這在我看來比英法的獸行還更丟臉——人家好歹是傷害外人，並不是施施然、恬恬然、昏昏然、大義凜凜然地傷害自身。
可惜國人隻會自欺，唯一的智能便是抓替罪羊。150年過去了，咱們能總結出來的 “教訓”，一共也就是兩條。
第一條是斯大林的名言“落後就要挨打”。咱們認為，帝國主義本是不講道理的豺狼，奉行的乃是弱肉強食的叢林哲學，中國的全部過錯就在於自家落後，所以唯一要做的，便是富國強兵，卻不知道中國挨打絕不隻是落後使然，在很大程度上更是自己去招惹來的。因此，在那名言之後，恐怕還得加一句：“弱而好自傲、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就要討打”，這才算是比較客觀全麵的總結。
另一個替罪羊當然是韃子皇帝。在許多國人心目中，如今滿人正在取代官方宣傳中帝國主義的經典替罪羊角色。據說一切災難都是滿洲人造成的，如果漢人當家就絕不會有那一係列恥辱。
的確，連白癡都看得出來，如果不是鹹豐皇帝莫名其妙地害怕見“鬼”，怕到真的去見了鬼，則根本也就不會發生那一係列災難。
不幸的是，若用傳統禮教來衡量，鹹豐皇帝非但一點錯都沒有，而且還是以身殉教的名教楷模，君臣之禮乃是天理大義，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曆萬世而不朽。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曆史上還從未有過一個不對皇帝行跪拜大禮的臣子。鹹豐難道能去開那罪惡先例，作萬世笑罵的昏君？如此名教罪人，非但死了見不得祖宗，而且必然遺臭萬年。滿清皇帝的敬業精神可不是明朝昏君能比的，雖然才幹不一，但個個兢兢業業，一心想把國家治理好，鹹豐也不例外。他深明大義，能在這種原則問題上馬虎過去麽？
所以，要抓替罪羊，最後隻能抓到禮教頭上去。可惜老蘆無學，還不知道孔老二原來是騷韃子，更不知道林則徐、葉名琛乃至義和團等前仆後繼的民族英雄們都是哈迷蚩後人。這倒是個學術攻關課題。在我看來，義和團絕對是胡人後裔，我早就用語音學證明過北方人多是胡人後代了。中科院某院士領導的線粒體DNA 研究報告，其發現與我的結論完全一致。林、葉則比較難些，一是福建人，一是湖北人。孔丘就更不用說了，他雖然是俺們山東老鄉，可惜那陣子哈迷蚩好像沒來得及出世呢。
事實上，如果當時是漢族當家，情況隻會更糟糕。幸虧滿韃子是歸化移民，在傳統文化裏沒紮下太深的根，因此還沒有漢人那麽僵化，還保留了一點應變的智能。我早就有這種感覺，記得曾寫在《中國ABC》中。後來看到西方學者的專著，其論點跟我的觀點完全一致：最初采取應變措施的還是滿族高官，諸如恭親王奕?與文祥。兩人都是洋務運動的最先推動者。恭親王初步破除了天朝心態，在中國建立了第一個外交部總理衙門，並以之為基地，發動了最初的改革。沒有他在中樞主持，則洋務運動根本不可能得到朝廷批準。
文盲的意淫謬論不足論，當年肅親王早就駁過了。民初天下大亂，軍閥混戰，內外交困，把外蒙西藏都丟了。肅親王乃問民國某高官曰：你們說我們不行，喪權辱國，我們於是遜位讓國，請你們來治理，現在怎麽樣了啊？問得那高官無言可對。他還不知道後世民族英雄毛澤東、周恩來拱手相讓萬裏河山，主動割讓外蒙，放棄藏南和滇西領土，向外國贈送的金錢恐怕超過清朝全部戰爭賠款的總和；江澤民放棄唐努烏梁海；胡錦濤放棄東海油氣田主權……。這些人到底是偉大的漢人，還是哈迷蚩的後代啊？
說到底，可悲可恥之處，不在於過去的失敗——勝敗乃兵家常事，而是國人至今隻有尋找替罪羊的“智能”，卻死也看不出中國在近現代遭受的一切災難與恥辱，其內因就是傳統文化造成的全民驚人的低智商。
這可不是我以現代眼光作事後諸葛亮，乃是先知先覺郭嵩燾的深刻觀察。他沒能預見到的是，150年後，這種“文化誘導性智障”（Culture-induced mental handicap）仍無痊愈模樣。
郭嵩燾於1859年被鹹豐派去協助僧格林沁加強大沽口的防務。到任不久，他就針對鹹豐讓英法使團把兵船停在攔江沙外、再輕車簡從入京的指示，提出必須吸取1858年英法輕取天津的教訓，事前作通盤謀劃，考慮好一係列問題：夷船來後，怎麽去曉諭他們？如果夷人不聽，堅持要把兵船開入海河，又該怎麽處置？是戰還是和？如果戰敗，該怎麽收場？如果戰勝，又該怎麽保持常勝不敗？先得做好整體戰略策劃，請示朝廷後定下來，再按那基本戰略行事，到時根據情況作戰術和策略上的變通，不能毫無長遠戰略，走一步算一步。那樣無論是戰勝還是戰敗，都隻會“理勢俱窮”（《郭嵩燾日記》卷一，218頁）。
今天來看這些話，不能不佩服他的先見之明——清廷最醒目的蠢處，乃是根本就沒有個長遠戰略，絲毫不想後事，隻會臨時應付，如同坐在著火的房子裏，燒熱了就挪個位置，絕不會想到必須衝出門去，遑論想法救火。最絕的是，打了個勝仗就舉國如狂，絲毫想不到人家會來大舉報複！
然而郭嵩燾的所謂先見之明，其實不過是任何正常人都有的常智罷了。可滿朝文武就是沒有。他言者諄諄，僧格林沁、瑞麟等人聽者藐藐。等到夷船來了，便演出前麵已經介紹過的那場鬧劇：
“泊夷船入內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諭。去衣冠自稱鄉勇，誘致夷人，薄而擊之。仆陳諫再四，又慮語言不能通曉，兩上書力爭。語瑞秋帆學士雲：在軍無所讚益，安危大局，稍能見及，不敢不言。夷人之來有辭，當求折衝樽俎之方，不足與用兵。即勢窮力戰，要使理足於己，庶勝與敗兩無所悔。聖心優勤如此，豈可乘驕憤以貿天下之名哉。學士取順僧邸之意，不能用也。”（ibid，406-407頁。）
可惜他的日記中恰好缺了大沽炮戰前後幾個月的記錄，於是後人便無從確知僧格林沁具體是怎麽“誘擊”夷人的。夷人敗退後，僧格林沁決定北塘撤防，他極力反對無效。讀者或許還記得，聯軍後來就是在北塘登陸的，而僧格林沁埋下的地雷似乎並未見效。
此後他鬱鬱不得誌，遂於1860年告病還鄉。當他聽到京城失陷的噩耗後，悲憤萬分，當天在日記中寫道：“痛悼無已。僧邸之罪，殺之不足蔽其辜矣！世人憒憒，至今未能省悟也，悲哉！”（ibid，401頁）
那麽，世人該省悟什麽？郭嵩燾極其精辟地指出了：
“吾嚐謂中國之於夷人，可以明目張膽與之劃定章程，而中國一味怕；夷人斷不可欺，而中國一味詐；中國盡多事，夷人盡強，一切以理自處，杜其橫逆之萌，而不可稍攖其怒，而中國一味蠻；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製伏，而中國一味蠢；真乃無可如何。”（ibid，第469頁）
這“怕”、“詐”、“蠻”、“蠢”四字真言，便是咱們的愛國主義真諦。
所謂“怕”，就是恐外症，鬼話稱為xenophobia者。當時國人對鬼子懷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心理，認定華夷雜處是什麽亡國大禍，必須堅持種族隔離的神聖原則，因此將對外通商與夷人進入內地看成是大禍臨頭，一有機會就想毀約。這種恐懼心理的極端表現，便是鹹豐“怕見鬼症”。它其實就是兩次鴉片戰爭乃至拳亂爆發的主要主觀原因。
這毛病被鬼子動用武力一度治愈，但在毛時代又大規模複發，中國再度被密封在罐頭裏，就連有點“海外關係”也成了“內控對象”。即使改革開放也不曾完全醫好這毛病，國內封網就是證明。
郭嵩燾指出，這種恐懼沒有什麽依據。夷人占領了廣州後，與督撫比鄰而居，並未加以殺害（這不完全是事實，兩廣總督葉名琛可是被當成戰俘抓到加爾各答去了。不過他是製軍，算成戰俘也說得過去。然而夷人又沒有抓走直隸總督恒福。因此，主要原因還是他們恨透了傲慢不遜的葉名琛）；占領了天津後，與道台知府比鄰而居，也不曾殺害他們；占領了北京也是這樣（郭不知道，歐洲的傳統是占領軍必須負責維持治安）。夷人不過是想來做生意，不是想搶走中國土地，殘殺中國人民，而中國人反過來玩弄欺負人家，完全不拿人家當回事。士大夫不知以此為恥，堅決主戰，恥於言和，這錯得也太離譜了（《郭嵩燾日記》卷一，403頁。為了節省篇幅，此處隻作白話轉述）。
所謂“詐”，就是國人最自豪的諸葛亮式神機妙算，諸如官兵化裝為鄉勇、官員裝成乞丐之類自欺欺人、掩耳盜鈴的勾當（寫到這裏突然想起來，當年在《說東道西》，有個“秀才”網友說，國人的智力大概有毛病，要不怎麽會有“此地無銀”、“掩耳盜鈴”一類成語？）。這點鬼子早就看透了。當年大清海關由英國人赫德管理，他有個助手馬士（Hosea Ballou Morse），乃是美國人，哈佛畢業生。在中國呆了許多年，寫出了經典的《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在其中評論中方在大沽炮戰采用的韜略：
“中國官員們是按一套中國特有的方式行事，這種方式顯示出孩童式的狡黠，卻絲毫不能騙人：他們說當地沒有負責官員，想讓雙方關係破裂表現為覺醒了的憤怒的人民的自發行動。那樣無論勝敗，中方都能立於不敗之地。其實隻有鬼才會相信，如此精心準備的重要行動，而且靠的還是帝國的炮壘，竟會沒有得到自皇帝以下的政府的完全支持。”（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卷一，655-656頁。蘆注：因為譯文蹩腳到了看不懂的地步，筆者不得不作了改寫。）
馬士用的“孩童式的狡黠”，竟與郭嵩燾用的“小作戲劇”不謀而合，可見那完全是人類常識。諸葛式神機妙算，其基本假設就是夷人個個是白癡。
可惜馬士不知道，比這更令人哭笑不得的名堂還有的是。據郭嵩燾說，大沽炮戰前，僧格林沁覺得處處設防太貴，不如重點防衛，因此準備撤去汲溝營的防衛，把牛莊的防衛與田莊台並在一處。但此前簽訂的天津條約規定牛莊是通商港口，不能再在那兒設防。於是幫辦大沽口防務的瑞麟與駱望如便擬稿上奏朝廷，建議欺騙鬼子，把要撤防的汲溝營說成是牛莊。郭嵩燾認為這太荒唐：要遵守和約，就不能去通商口岸防堵鬼子。硬指汲溝營為牛莊，人家怎麽會相信？就算一時上當，兩地不過相距百餘裏，遲早人家要發現真相。到時人家來問罪，又該怎麽辦？但瑞麟乃是內閣大學士，官比他大多了，於是他隻能緘口不言，情知朝廷隻會照準，隻有歎息而已（ibid，225頁）。
這難道不是真實的“此地無銀三百兩”、“掩耳盜鈴”？秀才網友說的那話，或許有點道理，要不別的民族咋沒此類成語涅？
如此玩弄小聰明，自以為得計，隻能討打，絕非自全之道。郭嵩燾早就在大沽炮戰前預見到這點了：
“自古外夷之患，未有若今日。而言計者動務欺之誑之，能乎？否乎？班固言：製禦夷彝之道，當使曲在彼。程子亦曰：與夷狄相接，常使理足於我。此道今人不講久矣，所以終無自全之道也。”（ibid，218頁）
所謂“蠻”，就是不講道理胡來，“本非辱也，而視以為大辱若不可忍者”，處處看見“侮辱”，時時過度反應，令外人深惡痛絕。廣州人民驚天動地的“反入城鬥爭”、近年的反日風潮、武力押運奧運聖火、抵製家樂福等等，都是這種弱者心態的充分暴露。
所謂“蠢”，就是我上麵說的“文化誘導性智障”，其最主要、危害最大、也最頑固的表現，就是徹底缺乏人類常識，沒有金剛鑽，專攬瓷器活；沒有那個肚，偏喝那碗醋，不知道弱國隻能避戰，決不能讓強國抓到動武借口，更不能主動去挑釁甚至攻擊人家，否則就是禍國以逞。郭嵩燾也早就指出了：
“值衰弱之時，外有強敵，而僥幸一戰之功者，未必能自立者。……未有不問國勢之強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瞋目疾呼，責武士之一戰，以圖快愚人之心，如明以來持論之乖戾者也。”（ibid，393頁）
最令人絕望的是，這種文化誘導性智障，使得全民不知禍福利害，不識好歹，不辨忠奸，專把那種“不問國勢之強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瞋目疾呼，責武士之一戰，以圖快愚人之心”的禍國戲子捧起來作民族英雄，把老成謀國之士諸如曾國藩、徐繼畬、郭嵩燾罵成漢奸，於今仍然如此。
更難得的是，郭嵩燾還看到了那是宋明理學流行六七百年的惡果：
“自漢唐以來，所以控馭夷狄者，皆頗能知其節要，而覺南宋以後，議論世局，與古一變。學士大夫習為虛驕之論，不務考求實際，迄今六七百年，無能省悟者。”（ibid，400）
因為士紳集團從來代表傳統社會的民意，所以，在理學變成士大夫一致的宗教信仰之後，便造成了民意劫持官府、甚至劫持朝廷、把國家連續拖入災難的荒謬局麵：
“夷人之變，為曠古所未有。其成禍於僧邸，而實士大夫議論迫之然也……，嚐歎京師士大夫不考古，不知今，徒以議論相持，貽誤國家而不惜，蓋非無見也。”（ibid，403頁）
等到惹出大禍來之後，當初那些膽氣如虹的壯士便一個個抱頭鼠竄：
“夷人通商網利，並鄰國交際之誼，亦無可言者。疆吏失撫綏之宜，誆詐無禮，以為所劫持，二十年如出一轍。聖人獨心憂之，求所以消弭其患，而在廷士大夫哆口言戰，千百為群，其立言不過主尊朝廷、攘夷狄，以議論相高。本非辱也，而視以為大辱若不可忍者。朝廷為議論所持，旁皇迷亂，莫知所措，僧邸乃遂以無道行之，以速成其禍。士大夫之無識，貽禍天下固有餘哉！今主且辱矣，僧邸以其兵退紮古北口，朝官紛紛出都，其能死者誰也？！（蘆注：孔教主張“主辱臣死 ”，所以郭作此質問）南宋諸君子之議論，非以遺毒後世，而遺毒有明以至今者，士大夫之無識為之也，可勝浩歎！”（ibid，402）
這些觀察又一次與馬士不謀而合：
“事實上，已經發生的事件，正是中國每次與任何一個外國的爭執結束後都必然要發生的事件——那就是，外國在對付了整個中國政府之後，還要對付那個不妥協的和拒絕接受由戰爭裁決作為最後結果的主戰派。因此，每個結束戰爭的條約，都不過是下次談判的基礎，是走向最後解決的一個步驟”。（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卷一，656頁）
盡管我在引用時作了改寫，但讀者可能還是難以理解西式表述。他是說，大沽炮戰這種事件是必定要發生的。因為外國與清廷簽訂了條約後還不行，還必須迫使下麵信守條約，為此又得發動新的戰爭，去脅迫中國守約。這結果就是不斷的戰爭：這次戰爭是為了迫使中方信守上次簽訂的和約，而它結束時簽訂的新的和約又要被違反，從而構成了下次戰爭的原因，如此循環下去，直到通向“最後解決”。
他雖然沒說那“最後解決”是怎麽回事，我的理解就是八國聯軍入侵。那在本質上就是列強“武力執法”，強迫中國信守簽訂了幾十年的保護傳教士的條約，最後終於製服了中國。
盡管咱們基於感情立場難以接受這話，但我認為，從第一次鴉片戰爭直到八國聯軍入侵，確實可以視為一個本質相同的過程的不斷重複：不是毀約引起戰爭，就是戰爭導致必將被破壞的新和約，隻有中日戰爭和中法戰爭大概是例外。
這過程之所以長達60年，其發生機製郭嵩燾已經指出了，就是以頑固官僚為首領、以士紳集團為核心、以無知愚民為炮灰，實行了“三結合”的中國人民，忠於傳統生活方式，持續反抗列強把西方生活方式強加給中國人民。這沛然莫之能禦的民意劫持了朝廷，最後甚至將之席卷而去。這就是官方宣傳反複歌頌的“ 英勇的中國人民奮起抗暴”，至今還為許多國人引為自豪。
官方宣傳其實也沒怎麽說錯，可惜隻說了前半截：要中國人民在安全時奮起抗暴乃是天下第二容易的事，第一容易的事則是當暴真的來了後，人民跑得比兔子他爹還快，把國家扔在災難裏。無論是廣州人民英勇的反入城鬥爭，是拳匪痛殺大毛子和二毛子，還是“逼蔣抗日”的熱血憤青，抑或是六四的民主鬥士們，用的都是同一本戲譜，曆時百年毫未走樣。
這隻是事實陳述，至於這些現象究竟是光榮還是恥辱，當然是見仁見智，由讀者自己去作判斷吧。
（全文完）
作者：蘆笛 在 蘆笛自治區 發貼, 來自 http://www.hjclub.info
上一次由蘆笛於2008-11-08 周六, 上午5:46修改，總共修改了2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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