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國白癡毛澤東：內政篇（八）農業

- 2007-7-31 07:40 (56 reads)

治國白癡毛澤東：內政篇（八） ( )


蘆笛 ( )


２、農業 ( )


毛澤東對農業的“管理”主要有兩方麵內容，一是改造農村經濟生產結構，二是製定農業生產方針。前者包括土改和農業集體化（最後發展到公社化），後者包括製定“八字憲法” 、大躍進、以及“農業學大寨”。 ( )

１）土改 ( )

土改和農業集體化都是從蘇聯主子那兒抄襲過來的，不過毛有自己的獨創。 ( )

布黨和中共的一個重大區別，就是它秉承馬克思的思路，重視無產階級，鄙視甚至敵視農民。馬克思把農民看成是“農村白癡生活的囚犯”（Prisoners of the idiocy of rural life），布黨沿襲這一思維定式，把農民看成是危險的反動派。所謂“工農聯盟”的口號完全是一種統戰策略，而“消滅城鄉差別”才是布黨的遠期奮鬥目標。 ( )

毛也常常叫嚷“消滅城鄉差別”，但他和洋祖宗的用意完全不同。布黨的意思是改變農村的落後反動的生產方式，使得農民變成使用先進的大機器生產的農業無產階級，享受和城裏人一樣的先進文化，和城裏人一樣文明衛生。而毛則是把城裏人統統變成腳上有聖潔的牛屎的泥腿子。到了波爾布特那三傳弟子，便幹出了消滅城市，把金邊的水泥馬路犁成水田的人間奇跡。 ( )

斯大林之所以對毛滿腹狐疑而且極度鄙視，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認定毛是個“農業革命者”，把毛叫作“中國的普加喬夫”。普加喬夫乃是１８世紀冒充沙皇的俄國痞子暴亂頭子。斯大林使用這稱呼，體現了他作為國際政治家和國際共運理論家的洞察力。其實就連毛自己都承認，他是陳勝、吳廣、洪秀全等人的傳人。 ( )

因此，蘇共主要把農民看成是利用和掠奪對象而非依靠對象。十月革命後，列寧簽發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兩個法令都是漂亮而空洞的姿態，是對已經發生的現實的追認。當時前線士兵大量逃亡，對德戰爭已經無法進行下去了，而土地也早被農民自己分了，用不著布爾什特去為他們作主。 ( )

革命前的俄國農村和中國農村並不一樣，土地主要集中在列寧那樣的貴族大地主手上。這些地主居住在大城市，地產一般交給經理經營或是租給二地主。二月革命爆發後，農民便趁亂把大地主們的房地產分了。俄國農村本來就有村社（commune）這種特殊的自治組織，“分田分地真忙”其實是村社主持進行的，和布爾什特沒什麽相幹。大地主們先居住在大城市裏，後來又紛紛逃亡國外作“白俄”，因此這自發土改倒也沒有多少流血事件。 ( )

在內戰期間，布黨實行殘酷無情的所謂“戰時共產主義”，使用了“餘糧征集製”的非常手段，亦即動用城市工人組成的“赤衛隊”，對農民大規模實行武力搶劫，靠槍杆子把農民的餘糧搶光，膽敢反抗這一政府組織的搶劫的農民不是被槍決就是被投入集中營。這野蠻政策使得農村經濟破產，於是列寧便在戰後實行“新經濟政策”，靠短暫走資來救命，果然立刻就使得經濟恢複了生機。 ( )

經濟一旦恢複到戰前水平，列寧便終止了“新經濟政策”。但對於是否立即實行農業集體化，黨內爭論很大。這當然是馬克思主義規定的遠程目標，但對於當時俄國是否具備這條件，黨內巨頭們卻莫衷一是。斯大林本來和布哈林一道反對集體化，但等他把政敵一一打下去後，反過來又命令實行集體化，並把布哈林打入地獄。 ( )

關於農業集體化的爭論並不是什麽意識形態分歧，而是關係到布黨生存的現實考慮。斯大林著名演說是： ( )

“落後就要挨打。……我們落後於先進國家５０年到１００年。要麽我們用十年的時間消除這差距，要麽他們粉碎我們。” ( )

這演說是在１９３１年２月間作出的，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德國便入侵了蘇聯，可見他的預見何等準確。這所謂“趕上先進國家”，指的其實是國防能力也就是軍火工業，而軍火工業的脊梁乃是需要大量投資、生產周期較長的重工業。要“優先發展重工業”，就需要大量的原始資本，而這隻能去農村搶奪。集體化就是保證這種組織化搶劫（organized robbery）的必需硬件。 ( )

集體化的第一步就是血淋淋的清算富農。如前所述，土改本是農民自發進行的，分的主要是大地主的地產，富農的土地並未被瓜分。這和中國的土改很不一樣。因此蘇聯的集體化其實有“二次土改”的內容。當時的口號直接就是“消滅富農”。 ( )

這消滅乃肉體消滅，成千上萬的富農不是被槍決，就是全家被驅逐到西伯利亞甚至北極圈內去。列寧當初從城裏派出“餘糧征集隊”充當搶劫農民的主力，斯大林則從城裏派出秘密警察ＮＫＶＤ的特殊部隊去“消滅富農”。 ( )

但血洗農村並未壓下農民對集體化的反抗。農村普遍發生了暴動和騷亂。為了徹底粉碎農民的抵抗意誌，斯大林竟然派出部隊搶光農民的口糧，人為製造了烏克蘭的大饑荒，餓死了幾百萬人。德國入侵後，蘇聯西部新邊疆的農民又起來暴亂，一直到４０年代末５０年代初，農民的暴亂才被陸續蕩平。可以說，直到斯大林咽氣，蘇聯的城市與農村其實一直處在某種程度的交戰狀態，這和中國的情況完全不一樣。 ( )

如所周知，中共革命在本質上乃是中國曆史上司空見慣的農村痞子造反，與前驅的區別隻在於引入了列寧革命工藝學。和蘇共不同，農民乃是中共革命的依靠對象，農村乃是革命根據地，城市無產階級和這場“無產階級革命”毫無相幹。因此，中共對農民的控製，根本就不是老大哥能比擬的。無論土改和集體化都是在黨的主導下，通過發動農民進行，既用不著城市工人赤衛隊，也不必勞動秘密警察的特殊部隊。 ( )

不僅如此，毛澤東比斯大林的“高明”之處，在於他對軟刀子的酷愛遠遠超過了硬刀子。斯大林喜歡痛快，充滿磅礴的“陽剛之氣”。他的名言是：“把那個人殺了，問題也就不存在了”。相比之下，毛澤東則富於某種傳統陰毒氣息，可謂“陰之大柔”。他用來收拾劉少奇、賀龍、彭德懷等親密戰友的陰柔高招，令人情不自禁地想起呂後收拾戚夫人、太監魏忠賢收拾“清流”楊漣、左光鬥的手段來。 ( )

當國者的個人品味自然要反映在他們的施政上。除了在陝北老區肉體消滅了地富之外，在其他地區隻處決了所謂“惡霸地主”。從全國範圍來看，毛澤東沒有像斯大林那樣對農村地富進行整個階級的肉體消滅，而是把這些人留下來，為貧下中農充當了整整３０年拳擊沙袋。就連處決所謂“惡霸地主”，他也舍不得浪費寶貴的革命子彈，多半是讓農民的拳腳棍棒完成那光榮的革命任務。 ( )

毛澤東這種獨出心裁的發明創造，從維護其統治而言當然是高明的。在這點上，我與樊教授和黨朋們並無爭議。 ( )

我隻想重複過去說過的話：對所謂“階級敵人”持續３０年的迫害，是幾千年中國曆史上最黑暗的一頁，也是全體中國人民永遠洗不去的恥辱。這種喪心病狂的罪行，就連對猶太人實行種族滅絕的納粹都沒幹過。人家迫害的還是異族不是本族，使用的還是“最後解決”那種痛快手段，不是沒完沒了的羞辱、批鬥、毒打以及各種各樣花樣百出匪夷所思的迫害、糟踐與蹂躪，更沒把這種野蠻犯罪奉為神聖國教，變成全民聖潔的生活方式，檢驗革命接班人忠誠度的試金石，教育後代的聖經，文藝創作的唯一靈感來源！ ( )

如果中國總有光明的一日，那麽我堅信，後世子孫必然會把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推倒，改建一個“‘階級敵人’死難紀念碑”，用以表示全民對那滔天大罪的無窮懺悔。 ( )

這當然是個人的價值判斷，與毛澤東治國才能的客觀討論無關，並不想強加給樊教授和黨朋們。可以和諸位心平氣和討論的是，對國民經濟而言，土改是否有必要。 ( )

從單純的經濟效益角度（也就是前任經濟沙皇朱鎔基“抓大放小”的視角）來看，土改當然無助於實現經濟效益的最優化。黃克誠同誌就在給中央的電報中指出，東北土改後，原來由少數人管理的大農業變成了個體農業，產量急劇下降。所以，如果那陣子是朱總理當家，大概要瘋狂反對土改。這或許也就是《人民被日報海外版》幾年前吹噓那些占有土地遠遠超過當年地主的“種田大戶”的原因吧。 ( )

但從遠期的經濟可持續發展性來看，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遲早要造成社會動亂，妨礙經濟發展，甚至摧毀經濟，因此土改確有必要進行。實際上，台灣經驗之一就是先總統蔣公在學者襄助下進行的人道土改：由政府掏錢出來買下地主的土地，再把土地分給無地農民。這既大幅度改善了民生，緩解了社會矛盾，又讓發了財的土地主們跑到城市去經營工商業，最終形成了健康的經濟起飛的脊梁。 ( )

但別說是由政府賠償地主的損失的人道土改了，就連北韓那種無償剝奪地主地產、但一般不對地主施暴的“和平土改”，都為毛所不容。他曾在中央會議上多次譴責北韓的這種作法，說什麽“和平土改，後患無窮”。在他看來，“不見紅”的政治運動就不算運動，必定後患無窮。 ( )

為什麽後患無窮？毛一如既往地沒有論證，需要蘆某在幾十年後代他完成這個工作。 ( )

在毛，土改根本不是什麽經濟改革，而是一場為鞏固統治所必需的政治運動。它的目的根本不是把土地分給農民──毛早在上台前就決定將來要效法蘇聯，把土地收歸國有了──而是以此作引誘貧苦農民犯罪的贓物，使得貧苦農民為了得到終生盼望的土地，乖乖聽任工作隊教唆煽動，大規模參與集體犯罪，在自己的手上染上地富的鮮血，從此把命運和黨連在一起。這就是《水滸傳》上早就傳授過的逼良為匪的“投名狀”策略。 ( )

金日成沒搞這手，隻是把土地從地主手上拿過來分給農民。地主即使要怨恨，也隻會恨到政府頭上去，農民和地主之間並沒有因此產生深仇大恨，對“變天”毫無恐懼：反正那是政府分給我的，又不是我搶來的，現在既然說不行，那我退回去不就完了？ ( )

誰都看得出來，這兩者的高明度當然有天壤之別。毛式暴力土改的真正目的，不是為了“平均地權”，而是以此把貧苦農民巧妙地變成地富的死仇，使得前者終生生活在被報複的恐懼之中，徹底斷了後路，隻能挺共到底。 ( )

終毛一生，他都念念不忘這絕招，隨時隨地提醒貧下中農他們當初做過些什麽事，用“變天”的恐怖場景嚇唬他們，由此驅使他們出於恐懼，一而再再而三地犯罪。過來人大概都記得《豔陽天》那爛小說爛電影上某地主巨細無遺留地記載“變天賬”的場景。就是這種虛構引出了高幹子弟紅衛兵“破四舊”的大規模犯罪。 ( )

可惜直到今天，我黨也從來沒能拿出一本繳獲的“變天賬”實物來給大家看看，證明他們的欺騙宣傳確有根據，而除了蘆某這種異數外，８億人中似乎也沒幾個人會想到這問題。其實我早在“紅色恐怖”高潮中便悟出了，中國人隨便讓政府怎麽蹂躪都沒意見，哪會處心積慮地去想變天報複！ ( )

這就是內戰中我黨何以能在“解放區”以史無前例的大手筆動用民力。張戎在其毛傳中也提到淮海戰役中的“車輪滾滾”，可惜她把那完全歸結於我黨在“解放區” 實行的恐怖統治，卻忽略了普通農民恐懼是雙重的，更怕的還是還鄉團殺回來。能如此巧妙地exploit人類恐懼心理，將其化為奪取和鞏固政權的強大動力，這當然可以說是天才之舉，我對此毫無異議。 ( )

但若從真正的治國角度（亦即我在前頭給出的定義“治國就是國家領袖為國家人民謀福利而使用人民信托給他的權力”——我迄未見到樊教授和黨朋們反對這一定義）來看，則無論是土改還是集體化都後患無窮。雖然我黨後來解散了人民公社，再度恢複個體農業經濟，但農民隻擁有土地使用權而無所有權。這結果就是將來一旦政權崩潰，則農民則立刻失去了使用土地的法理依據，必然要引起無數地產爭奪糾紛，使得農村失去獨立於全局動亂的自治基礎。動亂對於中國並非新鮮事，但在以往的亂世中總有僥幸免於動亂的農村。未來的動亂則連這條恐怕都做不到。 ( )

這就是毛的土改留給後人的政治遺產。從頭到尾，它從來就不曾是一個經濟問題，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大概也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