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皇軍天下第一” 說到中蘇恩仇（十六） 毛的奇特行為的根源

從“皇軍天下第一” 說到中蘇恩仇（十六）
──讀蕭峰文想到的

蘆笛

要明白毛的奇特行為，必須根據此人的特殊經曆，去透視他的內心。
毛乃是一個特殊時代造出來的畸形知識青年。此人天分極高，卻生在一個愚昧自私橫暴的富農家庭，從小就養成了“憎父情結” 。正在求學年華，專製的父親卻逼他作回鄉知青，直到１８歲才能到東山小學堂去，和子侄輩同窗，受盡富人子弟的嘲笑挖苦。後來在長沙讀師範學校，卻又天生缺乏掌握數理化以及外語的興趣和能力，以致所有的自然科學科目考試都是零蛋。據他的同學蕭幹說，幸虧當時的學校還在新舊交替之中，秉承了重視“寫文章”的舊傳統，所以文科成績出色也能畢業，否則毛早就給開除了。
這先天缺陷鑄定了毛的畸形知識結構，決定了他終生隻能是一個舊式造反儒生，具有的隻是傳統舊知識，根本無法理解接受西方文明包括馬列主義。要了解西方文明，必須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學知識以及西方社會發展史包括自然科學發展史的粗淺知識。毛的舊式儒生知識結構，決定了他絕對沒有能力學會馬列主義，隻能如馬悲鳴一樣，用中國的貌似物來穿鑿西方輸入的洋詞匯。正如我在《張春橋永垂不朽》一文中剖析的那樣，所謂毛澤東思想和馬列主義根本就毫無相幹，無非是借用了馬列名詞的儒、道、釋的雜拌兒，其哲學本質是唯心主義的。
更糟糕的是，作為知識界的邊緣人，毛一直備受知識分子們的鄙棄。繼東山小學之後，他又在北大嚐到了傅斯年等學術界翹楚的冷落，為此懷恨在心，多年後還對斯諾抒發了怨恨。入了共黨後，又備受莫斯科回來的海龜們的輕慢和侮辱。博古曾老大不客氣地教訓他：你懂什麽馬列主義？你不過是懂點孫子兵法罷了！山溝裏是不會出馬列主義的！
到了延安後，為了篡黨奪權，毛也曾苦讀馬列，但正如毛選四卷生動展示的，他根本就沒有明白馬列主義是怎麽回事，所做到的不過是我上麵說的，借用馬列詞匯來把國學雜揉包裝起來罷了。馬列主義包括三部分：科學社會主義，哲學以及政治經濟學。毛毫無掌握這些學科所需的預備知識，對政治經濟學一無所知，對科學社會主義也毫無理解，隻能在哲學裏蘸上兩指頭，但once again，他最愛賣弄的“辨證法”不過是原始的道家哲學罷了，與馬克思主義實在沒有多少相幹。
毛對此也心中有數。據國內學者考證，他在抗大講演馬列主義哲學時，曾將講稿送給海龜張聞天過目，文稿前寫的請求非常謙恭，請張幫他仔細看看有沒有什麽錯誤，對馬列的理解是否正確，雲雲。建國後他特地向斯大林請求，把蘇聯哲學家尤金派來作駐華大使，為他開哲學小灶。他大概不知道，蘇聯《真理報》上曾不點名地批判他畢生引為得意之作的《兩論》。不過他自己倒是在黨的八大會議上自承“啃不動馬列的大部頭”。
總之，毛乃是那個特殊時代製造出來的知識怪物：知識完全是舊式的，終生隻能看懂線裝書，終生夢遊在秦漢時代，卻又為最時髦的國際宗教吸引；具有改造舊中國的勃勃野心，卻又絲毫不具備現代視野，隻能從陳舊的古籍中去發掘建立現代社會的藍圖。因此，他必然要在莫斯科歸來的洋知青麵前，暴露自己的知識缺陷以及內心世界的陳舊落伍，在那些人眼中變成封建僵屍。
這結果便是造成了毛進攻性的自卑情結。一方麵，他對學不懂的“大道”充滿敬畏，對能隨口引用《資本論》並深得教主寵信的“天使”王明等人充滿豔羨和嫉恨，另一方麵，他又深深鄙視那些無用的書生和“洋教條”。對遠方的教主斯大林，他具有一種非常複雜矛盾的情愫：又是充滿敬畏，又是懷恨在心並時時反叛。在很大程度上，斯大林成了他那橫暴的父親，而留蘇海龜們則成了當年和他爭寵的弟弟。
毛雖然不懂馬列主義的基本理論，但簡單口號式的教義卻是牢記在心的。他信奉的是國際宗教，它否認有超越於階級利益的民族利益。斯大林乃是傳播這種教義的好手，早在１９２７年，他就完成了有關理論，認定因為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所以，蘇聯的利益就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任何不被莫斯科控製的世界革命，都隻能是反對全世界無產階級、反對馬列主義的。
明眼人一望即知斯大林之狡猾：他巧妙地把馬克思“無產階級沒有祖國”變成了“蘇聯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祖國”，就此把全世界共產黨變成了為蘇聯國家利益服務的工具。這樣，他成功地解決了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衝突。對蘇聯來說，這兩者其實是一回事：蘇聯的民族主義也就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想出這種巧妙的道道來，不可謂不聰明，隻是他沒有預見到，這理論隻能適用於世上隻有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情況，一旦社會主義陣營出現，則它就再也無法解釋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衝突了。民族主義是不可能被國際主義取代的，世上並沒有什麽超脫於民族利益的抽象的無產階級階級利益。
其實斯大林本人也明白這點。根據蔣經國回憶，他和斯大林曾有如下對話：
【斯大林立刻批評我的話說：『你這話說得不對。第一、你說日本打敗後，就不會再來占領外蒙古打俄國，一時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敗了，日本這個民族還是要起來的。』
我就追問他說：『為什麽呢？』
他答道：『天下什麽力量都可以消滅，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會消滅的；尤其是像日本這個民族，更不會消滅。』
我又問他：『德國投降了，你占領了一部分；是不是德國還會起來？』
他說：『當然也要起來的。』
我又接著說：『日本即使會起來，也不會這樣快；這幾年的時間你可以不必防備日本。』他說：「快也好，慢也好，終局總是會起來的；倘使將日本交由美國人管理，五年以後就會起來。』
我說：『給美國人管，五年就會起來；倘使給你來管，又怎樣的呢？』
他說：『我來管，最多也不過多管五年。』 】
不難看出，作為戰略家，斯大林確有遠見卓識。
然而毛卻絲毫不明白這點，全心全意地接受了教主的“國際主義”欺騙宣傳。
這也很正常，我早就在舊作中反複說過了，革命家和國務家不同，革命黨和執政黨完全是兩回事。前者必然賣國，後者必然“愛國”。這道理再簡單不過：非賣國不足獲得革命必需的外援，所以近現代革命家自孫文以下，無一不是賣國賊，此所謂“崽賣爺田不心疼”，賣的反正不是他的財產，何樂而不賣？但一旦革命成功，革命家成了國務家，天下就成了他自己的私產了，那時就非心疼不可，必然要講究“愛國主義”，變成愛國英雄，還要逼迫全民都去跟著愛那與自己毫無相幹的私產。
斯大林早就完成了這種轉變，在極短時間內便從革命家變成了新沙皇。毛的特殊問題是，他終生沒有完成這種轉變，一輩子都是革命家，一輩子都沒有變成稱職的黨國領袖，一輩子都不具備治理國家的基本能力。
就連秦漢之際的古人都能看出這區別來，賈誼早就在《過秦論》中指出：打天下和治天下需要的智能完全不同：“夫並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術不同也。”（兼並天下靠的是詐術和暴力，治理國家靠的是順時權變，這說的是取天下與守成所用的方略完全不同。）
古代治國要比現在簡單到不可勝計，社會政治經濟結構極度簡陋原始，政府也沒有改造社會、發展經濟的任務，隻需君王節用愛民，天下即能安定。即使如此，古人尚且知道治理國家不能再靠打天下用的那套詐力，何況老毛麵臨的是大幅度的社會改革，建立一個能趕上西方先進水平的現代國家？所謂“現代國家”，其實就是“按西方模式建立的國家”，但無論是真正的西方模式還是其變種俄國模式，從線裝書裏都根本就無法找到。
所以，按毛的陳舊腐朽知識結構而言，建立新中國的任務完全超出了他的主觀能力。但此人絕不肯服輸，一定要“老子就是不信邪”，蠻幹到底，於是便隻能終生作革命家，以打天下那套“詐力”來治天下。
在外交上也如此。許多人將毛誤解為民族主義者，大謬不然。執政前，毛信奉的完全是斯大林教給他的“蘇聯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祖國”的簡單教義，這才會公開擁護蘇日中立條約以及中蘇友好同盟條約。１９４９年，毛在西柏坡秘密會見米高揚時，竟然稱讚《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是一個幫助了中國對日戰爭的愛國條約！
這對毛來說是天經地義的：因為那兩條約對蘇聯有利，當然也就對他這“世界無產階級”有利。他的所謂“愛國”，就是愛蘇聯那個“世界無產階級的祖國”。執政後，毛仍然沒有及時拋棄這國際主義笑話，連地緣政治的起碼觀念都沒有，這才會天真地相信，過去讓外蒙獨立沒關係，現在中國“解放”了，大家都是階級兄弟，還有什麽分家的必要？外蒙自然會回到社會主義祖國大家庭中來。
正因為此，毛和他的戰友們才會在執政之後，思想仍然停留在革命時期，把中蘇關係當成了一種黨際關係，不是把斯大林看成鄰國元首，而是繼續看成教主兼“大老板”。
但他們糊塗，斯大林可不糊塗，他深知“親兄弟，明算賬”的市井道理。中共尚未正式當國，斯大林就立刻調整了態度，準備用對待外國的態度來對待中共了。米高揚回去後，他給毛發了電報，說穿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乃是不平等條約，並允諾：“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後，形勢將會發生重大變化。蘇聯政府已經決定廢除這個不平等條約。”
有趣的是，連他都看出了中共在行將執政之際還不懂把黨際關係和國際關係分開。就在連斯大林自己都承認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是不平等條約之後，中共竟然還繼續向“大老板”輸誠。１９４９年６月，劉少奇秘密訪問蘇聯，和斯大林進行了幾次會談。會談前中共代表團畢恭畢敬地給斯大林呈交了一份“報告”，表示中共願意繼承國府和蘇聯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因為它在過去和將來都對中國人民有幫助。報告還表示，不管斯大林如何決定，中共都“準備服從並堅決執行聯共的決定”。
中共的“國際主義精神”如此徹底，讓斯大林大感意外，他向劉少奇再度表示，１９４５年蘇聯是同國民黨打交道，因此中蘇條約不得不采用不平等的形式，但現在情況不同了，所以蘇聯政府準備在毛訪蘇時解決該條約問題。更有趣的是，他拒絕了中方“服從聯共決定”的表態，指出每個黨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負責，並幾次教訓劉少奇：
“要保護自己國家的利益，保護民族的利益，……這個你們不懂，因為一百多年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狀態，人民利益都是任人踐踏的！”
國際教主本人說出這番話來，當真是神機莫測。其時南斯拉夫共產黨和蘇聯公開破臉，其罪名之一就是“民族主義”。當時西方特別是美國正在熱衷於猜測毛澤東會不會是又一個鐵托，許多老美的“中國老手”言之鑿鑿地認定，毛並非正統的馬列主義者，不過是個農民革命家，必然是民族主義者。斯大林不會不知道這些評論，他天性多疑，西方對毛的革命家本質的評價又與他的不謀而合，毛在他眼中當然隻會是可疑的民族主義者，天然的鐵托候選人。
而今他卻公開教育劉少奇要講究民族利益，不要那麽輕易地就“服從並堅決執行聯共決定”！這到底是什麽意思？真是教育我黨學會把黨際關係和國際關係分開，還是試探？
斯大林的意思當然隻有他自己才知道，但我個人覺得，毛是按後者來理解的。斯大林對他百般猜忌，懷疑他是又一個鐵托，他對此心頭雪亮，多年後還在黨內說：斯大林不相信我們，以為我們是鐵托，直到抗美援朝之後，才開始信任我們，雲雲。
我個人覺得，正是鐵托那民族主義者橫空出世，打破了斯大林的一統天下，才更加堅定了毛對教主的赤膽忠心。
記得鄭義曾在回憶錄裏寫道，老毛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時，他正在高幹子弟紅衛兵私設的監牢裏受煎熬。為了表示他熱愛偉大領袖的神聖權利不是那些紅崽子們可以剝奪的，他把毛主席像章的別針刺進了胸膛，直接別在血肉上。這種事，也隻有“狗崽子”們才會幹，而如果紅色恐怖不發生，即使是狗崽子也未必會幹這種事。這種極端行為乃是給刺激出來的：他們實在是對“嫡出”們憋足了氣：誰說我不革命？老子比誰都革命！
老毛其實也是這個心理：在以斯大林為教主的國際共運中，他從來是個麵目曖昧、來曆不明、血統可疑的“庶出”，對他是否真是自己的種，父親斯大林一直滿腹狐疑。如果不出鐵托案，問題還沒有那麽突出。鐵托案一出來，他便別無選擇，義無反顧，必須用“肉體戴像章”一類過激行動，來表白自己的忠誠和“革命的徹底性”，而這正是共產黨人唯一相信的至高無上美德與大義。
我認為，隻有把握了毛這種特殊經曆產生的特殊心理，才能明白毛在中蘇關係的演變過程中那一係列極度乖張、不可理喻的表現。正是在這種心理驅使下，毛才會在建國之初便宣布“一邊倒”，才會迫不及待地、不顧身份地跑到莫斯科去朝見，才會在和斯大林的會談中大訴被嫡出們排擠、迫害的辛酸史，才會對斯大林的帝國主義政策表示“服從並堅決執行”，才會愚不可及地介入朝鮮戰爭，才會與赫魯曉夫破臉，使兩國關係惡化到了核大戰邊緣。
可惜不是所有的學者都明白這個思路，就連我非常尊重的那幾位國內學者，似乎都沒看出道道來。所以，他們始終不明白毛對斯的真實態度究竟是什麽，始終不明白毛究竟是不是民族主義者，更無法明白為何毛可以忍受斯大林的輕慢與無視，卻在蘇聯在斯大林死後放棄帝國主義政策，不但平等相待中共，而且竭盡全力援助這兄弟黨之時，反倒要和老大哥鬧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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