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木街上
邊走邊看
二
藍房子裏掛著一幅多桅帆船的油畫，是托馬斯的祖父畫的。這房子至少有一百五十年曆史了。由於保暖需要，天花板很低，窗戶小小的。沿著吱吱作響的樓梯上樓，一間是臥室， 一間是托馬斯的小書房，窗外就是樹林。托馬斯的很多意象與藍房子有關。
我頭一回見到藍房子是八五年夏天，即我陪托馬斯遊長城的半年以後。
托馬斯笑嗬嗬地在藍房子外迎接我。在場的除了馬悅然和夫人寧祖(她去年因癌症過世)、還有他們的學生碧達(Britta)和安妮卡。安妮卡來晚了，她剛從北京調回瑞典外交部。如果時光是部影片的話，我非把它倒回去，讓那個時刻放得慢一點兒，或索性定格。那時托馬斯愛開玩笑，壯得像牛；寧祖活得好好的，大笑個沒完；安妮卡年輕得像個大學生，精力過人，好像直接從北京遊過來似的。
瑞典的夏天好像鍾停擺——陽光無限。坐在藍房子外麵，我們一邊喝啤酒，一邊嚐莫妮卡做的小菜，話題散漫。瑞典文和中文近似，有兩個聲調。兩種語言起伏應和，好像二重唱。那年蚊子乇鴝啵?婀庀魯飾磣矗?又?蝗ィ?萌誦姆騁飴搖６?新硭棺?諼米又屑淙粑奩涫隆Ｎ米硬灰????膊磺?希?坪醮鋶閃艘桓雒孛艿暮推叫?欏?/p>
托馬斯給我看了他剛剛完成的詩作《上海》(題目後來改成《上海的街》)。開頭兩句是：“公園的白蝴蝶被很多人讀著。/我愛這菜白色，像是真理撲動的一角。”這意象來自他上海的經曆。從北京到上海，沒人陪同，使館要他把所有發票都保存好。發票多半是中文的，他正著看倒著看都沒用。那上海閑人多，估摸這奇怪的動作招來看熱鬧的，於是發票變成了白蝴蝶，被很多人讀著。
托馬斯是心理學家，在少年犯罪管教所工作。依我看，這職業和詩歌的關係最近，詩歌難道不像個少年犯嗎？在二十三歲那年，托馬斯靠他的第一本詩集《詩十七首》把瑞典文壇給鎮了。即使現在看，那些詩也近於完美。他寫得很慢，一輩子隻有一百多首詩，結成了全集也不過一本小書而已，但幾乎首首都好。那是奇跡。
我們又回到一九九八年，在晚飯前喝著西班牙開胃酒。我問起托馬斯的寫作。他從抽屜裏找出兩個八開的橫格本。九○年十二月是個分水嶺，以前的字跡清晰工整，中風後改左手寫字，像是地震後的結果，淩亂不堪。一個美國詩人告訴我，當年托馬斯來美國訪問，人一走，有人把摹仿他詩句的紙條塞進他住過的房間，再找出來，宣稱是偉大的發現。他們要能看到這原稿，還了得？
六七十年代，不合時代潮流的托馬斯受到同行們惡狠狠的攻擊，罵他是“出口詩人”、“保守派”、“資產階級”。記得有一次我問他生不生氣。“我倒想說不，可我能不生氣嗎？”如今時代轉過身來，向托馬斯致敬。他接連得到許多重要的文學獎。莫妮卡告訴我，前不久，他倆去斯德哥爾摩美術館，被一個導遊認了出來，他大聲向觀眾們說：“這是我們的托馬斯!”全體向他們鼓掌。
一九九○年初，我漂流到瑞典，在斯德哥爾摩一住就是八個月。八五年那個令人暈眩的夏天一去不返。我整天拉著窗簾，跟自己過不去。若沒有瑞典朋友，我八成早瘋了。
那年我常和托馬斯見麵。
一張托馬斯在花叢裏的照片上標明：九○年八月四日。那天早上，我和李笠乘輪船直奔藍房子，結果坐過了站，被拋在另一個島上。下一班船要等好幾個鍾頭。李笠說服了一個住在島上的老頭，用汽艇把我們送過去，老頭說什麽也不肯收錢。
那天布羅斯基也在。他七二年離開俄國，再也沒回去過。幾乎每年夏天，他都到斯德哥爾摩住一陣，據說是因為這兒的環境氣候最像他的老家彼得堡。我頭一眼就不喜歡他，受不了他那自以為是的勁頭。此後又見過麵，都改變不了這第一印象。布羅斯基對托馬斯倒是很恭敬。他曾老老實實承認，他的某些意象是從托馬斯那兒“偷”來的。
我們坐在陽光下喝啤酒，懶洋洋的。大家倚在藍房子的扶手台階上，用Polaroid照相機輪流拍照。他們的小女兒瑪利亞(Maria)幫忙收拾杯盤，她長得很像莫妮卡。他們有兩個女兒，都住在斯德哥爾摩。
李笠、布羅斯基和瑪利亞趕傍晚的一班船回斯德哥爾摩，我留下來，住在藍房子旁邊的一棟小木屋裏。那夜，我失眠了。樹林裏的貓頭鷹整夜哀號。
算起來，從那時到托馬斯中風隻剩下四個月。隻有托馬斯自己，在七四年發表的惟一一首長詩《波羅的海》預言了這場災難。八月初，我從瑞典搬到丹麥，臨走前跟托馬斯夫婦來往最頻繁。他們一到斯德哥爾摩，馬上打電話過來。和中國人在一起，飯局是少不了的，幾杯酒下肚，托馬斯總是半開玩笑地對我說：“我從沒見過像你這麽高的中國人。”
十一月初，我在丹麥奧胡斯(Aarhus)剛落腳，托馬斯就跟過來朗誦。我像傻子一樣，坐在聽眾中間。現在想起來，那是天賜良機，在托馬斯即將喪失語言能力以前。他嗓子有點兒沙啞，平緩的聲調中有一種嘲諷，但十分隱蔽，不易察覺。他注重詞與詞的距離，好像行走在溪流中的一塊塊石頭上。朗誦完了，聽眾開始提問。有個禿頂男人和托馬斯爭了起來。我還是像傻子一樣，頭在瑞典語和丹麥語之間扭來扭去。我從來沒見過托馬斯這麽激動過，他臉紅了，嗓門也高了。
朗誦會後，主持人請我們一起吃晚飯。問起剛才的爭論，托馬斯隻說了一句：“那家夥自以為有學問。”我想為一起來聽朗誦的同事安娜討本詩集，他把手伸進書包，孩子似的做了個鬼臉——沒了。沒了？我有點兒懷疑。沒了!他肯定地說。
一個月後，他拒絕再和任何人爭論。聽到他中風的消息，我很難過，寫了首詩給他，聽莫妮卡說他看完掉了眼淚：“你把一首詩的最後一句/鎖在心裏——那是你的重心/隨鍾聲擺 動的教堂的重心/和無頭的天使跳舞時/你保持住了平衡……”
一晃七八年過去了，托馬斯真的保持住了平衡。
我第二天一早飛回美國，得早點兒動身回斯德哥爾摩。晚飯吃得早，有魚子醬、沙拉和烤魚，餐桌上點著蠟燭，刀叉閃閃。燭光中，托馬斯眼睛明亮。莫妮卡時不時握握他的手，詢問般地望著他。飯後，我們回到客廳，打開電視，正好是晚間新聞。政客們一個個迎向鏡頭，喋喋不休。莫妮卡和安妮卡笑起來，而托馬斯表情嚴肅，緊盯著電視。一會兒，莫妮卡關上電視，端出她烤的蘋果餡餅。我們正有說有笑，托馬斯又用遙控器把電視打開。莫妮卡告訴我，托馬斯覺得有責任監督那些愚蠢的政客。
一九九○年夏天，我的確在藍房子過夜時失眠，莫妮卡證實了這一點。那麽第二天早上幹什麽來著？對了，我跟托馬斯去采蘑菇。我們穿上長筒膠靴，笨拙得像登月的宇航員。走著走著下起雨來，林中小路更加泥濘。托馬斯走在前頭，用小刀剜起蘑菇，擱嘴裏嚐嚐，好的塞進口袋，壞的連忙吐掉，說：“有毒。”
(完)
男人千萬不要做北島這種類型的男人，女人千萬不要找北島這種類型的男人---吃苦受罪。可是看到很多其他男人常常跌出底線，又不免感到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