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抗癌藥物研發與審批談起

             

盡管美國FDA指導下的臨床試驗是具有很高標準的，但同樣存在很多問題。最突出的問題是臨床試驗周期長，成本高昂，資助臨床試驗的通常是製藥廠商，這些廠商把測試那些有可能通過FDA評審的藥物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所以製藥公司的目標不是專注於突破性的療法而是對現有藥物逐步改良。臨床試驗過程也並不鼓勵冒風險或是嚐試可能在醫藥領域獲得重大發現的開拓性方法。臨床試驗體係不接納大膽的全新思維方法。如今在美國一種抗癌新藥的開發周期通常長達12-14年，平均開發成本高達8.02億美元，這些經常被公布的數字並不鼓勵真正的創造精神。
 

不論如何，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是否批準新的抗癌藥物最終還是關注藥物的臨床實驗結果。藥物療效的一個直觀結果是瘤體縮小，能夠看到瘤體縮小是令人興奮的，然而腫瘤縮小對於預測癌症進程與預後卻是一個很差的指標，令人悲觀的事實是腫瘤縮小並不能改善癌症患者的生存概率。因為瘤體縮小並不等於沒有癌細胞轉移，實際上大部分癌症病人最終死於癌轉移。如此說來，癌轉移應當是研究人員關注的重大課題。然而根據財富雜誌的調查，從1972年至今，在美國國家癌症研究院的資助項目中，隻有不到0.5%的項目是研究癌轉移的。去年國家癌症研究院的資助項目有8900個，其中92%甚至根本沒有提到癌轉移。

兩年前，一位功成名就的研究人員向美國國家癌症研究院提交一份建議書，建議研究癌轉移過程產生的正常基因功能的變化,並同原發癌進行比較。到現在為止，這位研究人員已經第三次提交這份建議。但他卻無法說服有關方麵資助這一研究。另一方麵，癌轉移屬於重大課題，這一器官一級的現象可能包括數十種進程。癌轉移很複雜，變量太多，因此研究人員要創建一種能夠重複的實驗是很難的。但是這正是我們需要的研究。而按照溫伯格的說法，研究人員為了獲得資助，總是繞開這一課題，去做那些比較簡單、能夠重複結果的實驗。不幸的是，“資料的積累給人們一種錯覺，以為他們在做很有意義的事情。”這是溫伯格的結論。

臨床數據積累的驅動力源自指導藥物開發的政府部門。食品藥物管理局的使命是要確保某種藥物在上市之前是安全有效的。FDA的官員們要看到這些藥物在試驗中有效的過硬數據。所以製藥公司很自然地放棄解決癌轉移問題(這是癌症患者的殺手)這樣的重大目標，而把目標定位在腫瘤縮小上，其實這並不能拯救癌症患者生命。盡管存在嚴重問題，近年還是有數十種藥物獲得FDA批準。同時有很多藥物沒有獲得批準，於是FDA受到批評，人們指責FDA是在延誤抗癌大戰。

去年8月，兩位意大利藥理學家在英國醫學月刊(BritishMedicalJournal)上發表論文，對1995年-2000年間在歐洲上市的12種抗癌新藥的療效同相關標準療法進行比較，他們沒有發現這12種新藥有任何實質性的優越之處：患者生存率沒有提高，生活質量沒有改善，安全性也沒有改進。而所有這些新藥的價格卻大幅上升，比傳統藥物的價格高幾倍，其中一種新藥甚至比“舊藥”貴350倍。

鑒於篇幅所限，僅向各位介紹一些有關美國FDA審批與研發新藥的鮮為人知的事實，目的是使大家不要盲目迷信美國FDA 批準的癌症藥物尤其不要過分依賴所謂新批準的抗癌新藥。對癌症患者來說，廉價而有效的中醫藥也是其中很重要的選擇。(賀福長醫生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