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147)
2014 (97)
在一個《泰囧》，《西遊降魔篇》可以破十億人民幣的國度，傳來薑文的《一步之遙》票房破五億的消息，一點也不驚奇。
我試圖硬著頭皮看下去，按照薑粉們的索引去仔細品味品味薑文的隱喻，去接受一次前衛先鋒電影實驗的啟蒙教育。不好意思，我還是不能免俗地失敗了：我連用快速前進鍵看完它的耐性都沒有。
薑文盡可以“有錢就任性”地玩電影，盡可以傲慢地對觀眾說：藝術無需理解。就像當年馮小剛《私人定製》以後罵街那樣。
中國主流電影的話語權，似乎已經被王氏兄弟，馮小剛，薑文，葛優，徐崢幾個人穩穩把持著。觀眾喜不喜歡都無所謂，因為他們總歸要掏腰包的。薑文何止是站著把大家的錢就給賺了？他已經是踩著觀眾的腦袋把錢給賺了！
《一步之遙》這麽場麵華麗宏大如百老匯音樂劇的絢麗大片都看不下去，看什麽好呢？
剛好手頭有本歐陽江河編的《中國獨立電影》訪談錄。那一串陌生的名字：賈樟柯，王超，李楊，李玉，章明，婁燁，朱文，萬瑪才旦，李紅旗和韓傑，卻挑起我的好奇心。
王超的一則剪短的電影隨筆《春天的節日》，沒有宏大敘事，沒有晦澀隱喻，卻讓我讀完後潸然淚下！
“2000至2001年我創作並拍攝了電影《安陽嬰兒》，這部曾被認為對中國苦難土地上的人們表達了高度同情和悲憫的作品，但2004年的五月，我母親的癌症手術之後，我終於發現我並沒有去關懷我最親近的人。由此，我甚至開始質疑自己那部所謂關懷他人，以及關懷人民的作品《安陽嬰兒》的誠意。我不是一個好兒子，我有好父母。他們像全世界所有的父母一樣，望子成龍，但都同時努力隱瞞起自己的渴望和憂傷，衰老及死亡。而我甚至都不能給他們一個遙遠的安慰---《安陽嬰兒》在中國是所謂地下電影，不準拍攝，不能公映。我拍完之後，帶一盤錄像帶在各地的大學，俱樂部集咖啡館秘密放映。他們為我擔驚受怕，怕我出事。我離開陳凱歌的工作室獨立拍片以後，至今也沒有一個固定的工作單位，固定的家庭地址，又不常打電話給他們。那時候我常想，如果有一天我在北京突然失蹤，父母還真的不知道怎樣去找我，他們即使到了北京，也必將徹底茫然。
而在中國，一九四九年以後，有太多的突然失蹤的年輕的生命。。。
由我自己的生活及其可能，由我的父母，想到所有那些已經失蹤的年輕的生命，和已經失去兒女的父母---我決定拍攝影片《江城夏日》。在寫作這個劇本的某些時刻，在北京我臨時租住的房子裏，我獨自一人，哭出了聲音。
......
今年春節，我回南京，見到母親，她已不僅僅是一個老人---因為正在接受癌症治療，她的頭發已全部掉光。她從箱子底翻出她年輕時給她母親編織的毛線帽子，給自己戴上，還很合適，我說，“媽，你戴帽子挺好看的。”她聽了，笑了，竟是那麽天真，我低下頭，沒讓她看見我眼裏的淚水。”
這才是真正一直站著的，雖然沒把錢掙著的中國電影人的風骨！
薑文，你讀到這段文字了嗎？
主流電影沒法兒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