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母中淘篩曆史的細節
西人資料中搜尋關於中國的點滴
資料貼，冗長，條理不太清，無故事性。
NARA-美國國家檔案館，www.archives.gov;
FS--familysearch,NARA合作單位，www.familysearch.org;
一般都是記華人的檔案，但是穿插了一些老外的。在20世紀早期到過中國的外國人中，美國哲學家教育家杜威應該是比較重要的，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位學者。下麵主要是他的護照申請表，因為其中的信息有助於理解一個問題，就是：杜威是什麽時候決定訪華的？
杜威1919年在訪問日本之後於4月底抵達中國，進行訪問講學。那麽他是什麽時候決定訪問中國的？這似乎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研究杜威的學者多未將此作為一個專門的議題。不多的相關文字中，中文資料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些作者說他1919年訪問日本，引起很大反響，於是他的一些中國學生盛情邀請他訪問中國，杜威這才決定訪問中國。比如清華大學校史館網站的文章《1919，杜威在中國》（孫文曄，發表於2020年8月12日）中的幾段：
“ 1919年，杜威將滿60歲，在哲學、教育學和心理學界都成了開山立派的宗師，他的學問、人生也到了轉折點。於是，他向哥倫比亞大學請了學術休假，應邀到日本講學。這是一次難得的遠東之行，但他並沒有把中國列在計劃之內。
杜威夫婦在日本受到了‘暴風雨般的款待’，消息傳到國內，他的中國學生們雀躍不已，並迅速串聯起來，要把老師請來。
在日本，杜威先是接到了北大教授胡適的來信，邀請他順便到中國講學，在胡適的盛情之下，杜威有些心動。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郭秉文也是杜威的學生，恰好又在日本，登門拜訪，發出了正式邀請。杜威這才拿定主意，決定到中國來轉轉。”
很明確地說，杜威開始沒有訪問中國的計劃，後來在胡適和郭秉文等人邀請下才拿定主意來中國。澎湃新聞網上有一篇 2021年7月12日的文章《超越文化獵奇：杜威的中國之旅》（轉自《上海文化》2021年第4期，沒有標明作者，應該是劉幸，該文是他訪學美國南伊利諾伊大學杜威中心-Center for Dewey Studies, SIU-後寫的），裏麵提到，“杜威的中國之旅從一開始就具有偶然性。胡適等人是鑒於杜威已經抵達日本這一事實，才邀約了杜威；而杜威即便在駛向上海的航船上，也對自己的中國之行沒有任何規劃可言。”
也有文章說他準備訪日後來中國旅遊，見知識分子網上《杜威訪華百年：實用主義對中國影響幾何？| 王丹紅專欄》（2019/12/03）,"1919年初，當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翰·杜威（John Dewey）和夫人，利用學術休假到日本訪學時，其間的幾周，他隻是計劃到中國觀光。"還有《杜威訪華百年與中國教育》（2019-12-10），“1919年2月，杜威利用學術休假機會赴日本遊曆、講學，陶行知、胡適等他的中國學生們得知後，立即協商請他來華。他本來隻是計劃到中國觀光幾周後回國，經不住他的中國弟子盛情邀請，竟戲劇般地在中國講學兩年多。”
英文資料中， ZHOU Hongyu and LI Yong有2019年的論文Recent Studies on Dewey’s Visit to China (1919–1921)，提到“Unlike Dewey’s visit to Japan in February 1919, his visit to China was in fact accidental”，認為杜威的中國之行是偶然的。Jessica Chingsze Wang寫過一本書：John Dewey in China: To Teach and to Learn。筆者沒有讀到該書，不過同一作者有一篇論文John Dewey in China as a Learner，雖然文章沒有提及杜威決定訪問中國的時間這個問題，不過文末的第一條注解中提到：“Their initial plan for a short vacation in Japan led to an unexpectedly long sojourn in China:from May 1919 to July 1921. Even though Dewey agreed to his former students’ invitation to lecture in China while traveling there, he initially saw himself more as a tourist than a lecturer and did not plan to stay in China beyond the summer of 1919”，似乎也傾向於認為杜威事先並無認真考慮中國之行。
對於這個問題，NARA收藏的杜威護照申請表有參考價值。
杜威的護照申請表可以在FS網上搜到。搜索結果中有3次護照申請，分別是1918年、1920年和1924年的，其中1918年12月的那次與本文最相關。該申請表上的各欄目中，與本文最相關的則是要去的國家和訪問的目的這兩項，前者杜威填的是日本和中國；對於後者，杜威填的是：newspaper work and educational work，直譯就是報紙工作和教育工作。所以，至遲在1918年底，杜威在考慮訪問日本的同時就已經把訪問中國列入議事日程了。雖然從實用主義的角度來說，那個年代的很多美國人都會將訪問日本和中國放在同一次旅行中，不過杜威的計劃不僅僅是旅遊，也將專業工作列入了考慮範圍。
圖一，杜威1918年護照申請表第1頁，正麵
該申請表右上角有一個注，似乎是工作人員的打字：Applicant’s application will also be supported by a letter from Martyn Johnson of "The Dial" whoch will be sent direct to the Department，這裏的“whoch”明顯是“which”之誤。查The Dial是當時美國的一份雜誌，Martyn Johnson是雜誌的所有人，這條注說明他會為杜威的護照申請提供推薦支持。
杜威的申請材料還包括一張The New Republic的便條，The New Republic是當時美國的另一份雜誌。雖然是便條，但是寫的很正式，日期是1918年11月27日，抬頭是杜威，落款是Herbert Croly，此人是The New Republic的創始人之一(另一位創始人是Walter Lippmann，“冷戰”一詞的引入者）。Croly說，美國在遠東的利益麵臨很多政治和經濟問題，著眼於日本的政治和經濟政策與這些利益的關係，我們非常希望你能去日本，如果可能的話，就這些問題為The New Republic寫一個係列文章。我衷心希望國務院能為此目的發放你的護照。如果你向護照申請官提交這封信，我們會盡我們的一切影響力來支持你。見圖二
圖二，杜威1918年護照申請表第2頁，反麵。The New Republic的條子在圖二的右半邊，而左邊上方可見夾著2張小紙條，文字是橫著手寫的。一張便條，天頭印有“Memorandum”，內容看不太清，大致如下：
Mr.W-
Dewey is one of those half-way radicals full of words(?).He's one of the "New Republics" hightest lights among other things.
What's yr opinion. Personally he's no pick pocket. T.N.C.
不太懂這裏的pick pocket是什麽意思，查字典，隻有小偷一個意思。但是信的大意明顯對杜威是負麵的。旁邊還有一張備忘錄便條，手寫，也看不清，其中有“what is your opinion. It's up to you of course. As there is nothg against Mr. Dewey in C-H”等語，似乎征求收信人的意見。落款是T. Coxxxx,可能跟T.N.C.是一個人，字體也象。杜威地址是：1019 Vallejo Street San Francisco。附在這裏供參考。
綜合杜威1918年底的護照申請表中的資料可見，他在1918年11月就已經開始計劃遠東之行，美國媒體聽到風聲後也提前向他約稿。既使從最保守的角度來看，最初他可能確實隻考慮把日本作為主要的出訪目的地（The New Republic的便條隻提及日本），護照申請表中雖然日本和中國並列，但是平心而論，兩者權重肯定是前大後小；再者，“newspaper work and educational work”可以理解為主要指日本，何況杜威出訪前日本方麵的接待單位（東京帝國大學）就已經確定了，中國之行隻是一個實用主義的備胎（既然已經到了日本，為什麽不再多走一步去中國？），但是誰能說同樣的專業工作的可能性沒有在杜威頭腦裏盤桓過？當然，中國方麵的接待單位和計劃至少在1919年3月前都沒有落實，所以杜威和夫人一直都準備他們的中國之行隻是一兩個月的旅遊。但是不能否認，杜威事先對各種可能性是有思想準備的，他的中國之行，並非完全偶然或者出乎意料。
據Jay Martin所著The Education of John Dewey：a Biograph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2）中說，杜威1919年訪問遠東的初衷是為了他夫人（p305）Alice，因為之前他們失去了2個兒子-Morris and Gordon，杜夫人心情非常不好、抑鬱，杜威想給她換個環境。
杜威1920年申請護照時人還在中國，杜威的護照申請都是跟他夫人同時進行的，FS上2人的申請表是挨著的，1920年的，杜威的申請表第1頁右邊杜威，左邊就是夫人的第2頁（應該是反麵），有她照片，見圖三。
圖三，杜威1920年護照申請表第1頁，正麵
這次申請表是向天津的美國領事館提交的，正麵右上角有3個日期，1920年3月5日，3月23日和4月27日，另外還有一個長方形章，是美國國務院的，passport issued 日期看不太清，似乎是1920年5月15日。表中說他的現有護照是1918年12月20日發放的，他的永久地址是紐約2880 Broadway，他1919年1月23日離開美國（他在1918年申請表中說他計劃於1919年1月22日乘坐Shinyo Maru離開舊金山），1919年6月2日抵達北京。他是哥倫比亞大學和國立北京大學（Peking Government University）的交換教授（exchange professor）。要去的國家，杜威列出
中國，短暫停留
日本，Straits Settlements--新加坡，travel en route to the US
India, Egypt,Italy,France,Great Britain, ditto
下麵寫：American Vice Consulate at Peking，China，Consular District of Tientsin，美國駐北京的副領事館，屬於天津領事區。最下麵簽名的是Ernest B. Price 副領事--vice consul。圖裏左半邊實際上是杜威夫人Alice的申請表的反麵，帶有Alice照片，夫婦兩同時申請。另一圖是這次申請表的反麵，見圖四
圖四，反麵。
杜威體征，60歲，5‘8又1/2，1米73、74左右，前額：普通-normal，眼睛：棕色-brown，鼻子：鷹形-aquiline，嘴上有胡-moustached，下巴：圓形-round，頭發：灰-grey，膚色（complexion）：medium--這個怎麽翻？臉形：橢圓-oval。
然後是證人，Charles D. Tenney,這是丁家立，他當過北洋大學校長，此時丁是美國駐中國使館一等秘書兼參事。杜威請了丁家立作證人，也說明他的身份地位。最後是杜威照片。
杜威是1919年1月23日從舊金山離開美國前往日本，然後於1919年4月30日抵達上海，有些英文文獻說是5月1日。1921年杜威離開中國又去了日本，在日本與女兒Lucy會合，一家三口於1921年8月22日在橫濱坐厄瓜多爾號郵輪(SS Ecuador)，9月11日抵達舊金山，回到美國。FS上舊金山輪船公司乘客名單係列：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Passenger Lists, 1893-1953中的文檔：153 - Aug 30 - Sep 11, 1921，p444上，有他們3人的記錄，他們都是美國公民，所以用的表格是Form 630，List of United States Citizens，而外國人用的是表格Form 500B
Dewey John 61 MM，Burlington Conn，Oct 20th，1859
Dewey Alice C 62 FM，Fenton Mich. Sept 7th,1858
Dewey Lucy A 23 FS,Chicago Ill,Dec.28th,1898
後麵的是出生地和日期。
本文中杜威護照申請表圖片，經familysearch.org授權，請勿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