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艾克維爾重訪中國

艾克維爾英文名是Robert Brainerd Ekvall，前麵博客中曾經編譯過他的書Faithful Echo中的與中國有關的內容（分兩部分，第一部分鏈接，第二部分鏈接）。他是一名口譯員，呃，先應該介紹一下他是何許人也，艾克維爾是美國傳教士的兒子，1898年在中國出生，所以中文也是他的母語，他父母在甘肅靠近西藏的地區傳教，所以他們跟藏人也有接觸，艾克維爾也會說藏語，他後來寫過好幾本關於西藏的專著。他家族是法裔，所以他又會說法語。四種語言，這種人不當翻譯，天理不容啊！
艾克維爾回美國接受教育，後來又回到中國，抗戰時還曾被日本人逮捕過，出獄後被史迪威召募進遠征軍，開始口譯工作。1946年馬歇爾來華軍事調停，艾克維爾做翻譯，認識了葉劍英，黃華當時是葉劍英的翻譯。再後來，朝鮮戰爭，板門店談判，已經升為上校的艾克維爾又一次跟中國人在談判桌上坐成麵對麵，黃華已經是中方談判的第一人，翻譯有浦壽昌、浦山兄弟等人。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艾克維爾是美國代表團成員。
退休後，艾克維爾回到伊利諾斯老家，1980年，他的母校伊州的威頓學院（Wheaton College）對他進行了采訪，然後把錄音整理成了文字。艾克維爾回憶他的一生，這裏編譯他對1979年重訪中國的記述，算是他那本書的續集，當然是個相對而言簡短太簡短（雖然他的書也不長）的續集。
1980年艾克維爾已經82歲，所以講話不太連慣，常常重複，另外他的記憶可能也會出現差誤，在此說明。采訪時間是1980年9月18日，由Robert Shuster采訪，文字是1985年5月到8月整理出來的。下麵是對他口述回憶的節譯部分（略去了對答形式，用第一人稱）：
我去中國這件事，大約是1979年初，由某個基督教組織提出。他們想讓我去中國西北地區，跟西藏接壤的地區。我的父母和妻子都埋葬在那一地區。然後，他們想讓我跟中國官方取得聯係，主要是葉劍英，我跟他在馬歇爾到中國進行軍事調停時就認識。他現在是中國政府中最老的，有很高的聲譽，但是我感覺他不會負責什麽具體的事務。同時我也認識了黃華，那時葉劍英的助手，實際上是翻譯，因為他會說英語，現在他是外交部長。我給中國寫了一些信件，很長時間沒有反應，然後收到了黃華的一封很熱情友好的信，他說他們希望能幫助我盡快訪問中國，並盡量讓我對中國的訪問成為一次最愉快最舒服的旅程。然後我又寫了信粗略地告訴他們我想訪問我父母住過的地方，他們是否能幫我取得簽證。就在我準備起程去香港之前，我收到外交部一封很有禮貌的回信，但是否定了我的提議，去那些地區，理由是條件太艱苦，那個地區不在旅遊路線上，他們不想讓我去這麽艱難的地方，當然，這是中國人的一種有禮貌的說法。
我還是去了香港，在那遇到中國的一位學者，他拿了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是中國社科院的成員，當時在香港維多利亞大學（原文是Victoria University in Hong Kong，但是查香港沒有維多利亞大學，存疑）教書。他跟一些對西藏感興趣的人保持聯係，那些人都讀過我寫的關於西藏的書。他說：你想去你父親墳墓所在地，這個想法很象我們中國人，實際上我要爭取讓政府來製作一個節目，由他們派攝製組來，主題是外國人回到他祖先住過的地方。這個中國人姓王，又取了英文名，讓外國人讀起來容易，他叫Jimmy Wang。他說他要盡力幫忙，我說：那黃華怎麽辦？他說：黃華不在，他在非洲，還要去其它地方，一段時間內不會回來。然後我又提了兩個我非常熟悉的人，一個是路易艾黎，他是新西蘭人，在中國住了幾十年，已經變成真正中國人了。我對吉米王說：我聽說路易艾黎死了，我們曾經是好朋友。吉米說：他沒死，他在北京，他是北京政府最信任的人之一，我又問他王炳南還在嗎？王炳南在中美大使談判開啟時是中國駐波蘭大使，他的對手是亞曆山大.約翰遜。中美談判中我跟王炳南隔著桌子坐了3年，我們兩人很熟。我發現他現在是中國對外友好協會會長，路易艾黎是他的助手。
我進入中國的過程，所有的安排，簽證啊錢啊方麵的安排和所有事，中國方麵都處理的很順利，中國人在這方麵非常擅長。這些人中有很多是婦女，婦女和男人幾乎一樣多。中國海關有很多規定和法則，但是很輕鬆，他們問你一些問題，然後你說什麽他們就相信，然後就通過了。
到了廣州後，大家都去逛街，我沒出去，忙著跟北京聯係，用中文打長途電話，找這個人那個人，有的不在，他們的秘書在，之類的事。終於我跟路易艾黎聯係上了，他極為驚喜。他根本沒想到我還活著。我也聯係上了王炳南。我的導遊他們說現在北京因為是旅遊季節，旅館房間緊張，所以我們旅行團被安排到天津過夜，一大早坐火車去北京，下午再回來。這很不方便，團長問我能不能想辦法，我們團有15人，最後我終於搞定，我們住北京而不是天津了。然後路易艾黎跟我說：到了上海再跟我們聯係，我們有其它事要討論。
我們去了上海，然後北京，還去了西安。
我們在北京的行程很緊，參觀這裏，參觀那裏，我跟導遊說我在北京有朋友，有事要處理，這些旅遊點我在馬歇爾軍調時都看過了，她們同意了。於是我就去見了路易艾黎，王炳南，但是王非常忙，我又問到葉劍英，他的身體不好，我跟他通過幾封信。話說回來，帶我們的導遊都是一流的翻譯，彬彬有禮，精明能幹。王炳南請我吃了一頓午飯。之前在香港的時候，我去了美國領事館，一個人走出來，從圍欄上探出身子說：你想談什麽？我說，我是艾克維爾上校，是板門店談判的口譯員，也在歐洲參加過會議（艾克維爾參加過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是美國代表團成員）。他說：哦，對對對，快進來快進來！然後他們就通知了美國的北京大使館(1979剛建交）。
這樣，到了北京，王炳南請我吃飯，中方很多人來了，都是板門店談判中我的對手，他們讀過我的書，Faithful Echo，其中一人是外交部副部長（查1979年任外交部副長的有浦壽昌），他說：你有些地方寫得不公平。我說：哪裏不公平？他說：“書裏有一處你說每當你開始翻譯的時候，你都可以覺察到我臉上有一絲帶惡意的微笑（malicious smile，但是艾克維爾的書Faithful Echo沒有查到這個短語）”。我說：“你知道我不過是個跑腿的小翻譯。你得承認我說的是微笑，我沒說‘惡意的皺眉（frown）’。”談話是在友好的氣氛中進行，美國大使館的一名高官（top man）也在場，他帶來了一名中國秘書（Chinese secretary，是中文秘書，還是說這名秘書是華裔？），他在朝鮮時，是我手下的中文筆譯員，你看。
我跟王炳南說：“我越來越老了，我想去看看父親的墳墓，看看我童年生活過的地方，”等等，他說：“老朋友，”他把手放在我肩膀上，“你可以去，你是應該去這些地方看看。”他轉過頭對外交部副部長說：“你是不是可以安排一下？”他們說：“好，我們可以安排。”本來是隻讓我一個人去，然後我說我需要一個人陪我去，我介紹了團裏的教會的負責人，他們說好，可以讓他陪你去。可是在西安，負責接待我們的當地旅行社的頭竭力阻止我去，我們談了一個小時左右，他不想讓我去，但又不願直說。不過我覺得他還是很誠實的，飛行、道路和那些地區的條件都不太好，他說他負不起這個責任。我說那為什麽外交部的人說我可以去呢？他說他希望外交部能改變他們的決定。但是他又不願意充當不允許我去的人這個角色。最後他們讓我去蘭州，1948年我和我妻子在蘭州住過，那家很好的旅店（這裏艾克維爾說了中文名，采訪者聽不懂。錄音聽起來不太清楚，似乎是“北京大廈”--應該是現在的名字，肯定重建了）現在還在營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