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母中淘篩曆史的細節
西人資料中搜尋關於中國的點滴
3月5日是周恩來生日，今年又是周恩來誕辰120周年。這些年來，周恩來已經被拉下了神壇。一個人一旦從神壇上下來，基本上都很慘，都會走向反麵，很多人對他極度厭惡，認為他助紂為虐，作了很多壞事。雖然如此，但我個人，仍然對周恩來非常敬佩，敬佩他的交際能力和個人魅力，所以，值其120誕辰日，我想從我的“本行”--西方資料--來寫點文字。
我過去寫過一些關於周恩來的博文，這次想從一個新角度來談，博文的題目開始比較難定，周恩來與西方女人，這個太地攤文學了，太容易誤導。最後想到目前的題目，西方女士看周恩來。
第一個是瑪莎蓋爾霍恩（Martha Gellhorn），她是海明威的妻子，跟隨海明威於1941年到了戰時的中國。瑪莎是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她本人也是位作家，寫了不少書，本博即是根據其中一本,Travel with Myself and Another(byMartha Gellhorn， Eland 1978）中的相關內容編譯。
中國的貧窮，生活條件的低劣，給瑪薩留下極為負麵的印象，然後，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書中（p59--）記載，某天在重慶，一位荷蘭女子（據說是王炳南夫人王安娜--應該是德國人）上來問她想不想見周恩來，她不知道周是何許人也，王安娜留下了聯係方式。瑪薩回去問了海明威，海明威說，周恩來是伊文思（荷蘭攝影師，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朋友，於是兩人就去見周恩來，王安娜帶著他們，象搞地下工作一樣，盡力不被跟蹤，最後到了一間刷著白漆的屋子裏見到了周恩來，瑪薩沒有描述海明威的反應（書中，海明威用UC來代表，意思是Unwilling companion-不情願的伴侶，也就是書名中的“Another”），她與周恩來一見如故，旁邊的翻譯似乎都是多餘的，海明威夫婦對中國幾乎一無所知，問不出什麽問題，瑪薩隻能想到法國作家馬爾洛（Andre Malraux）的《La Condition Humaine》（她知道書中主人公原型就是周恩來嗎？）。周恩來的話，她一個字都沒記住，她就是坐在那聽得如醉如癡，不是因為周恩來說的話，而是他這個人本身。瑪薩寫道：周恩來坐在他空空的小房間裏，衣著也乏善可陳，但他確實是個人物。我們認為周恩來是勝者（winner），是我們在中國遇到的一個真正的好人。如果他能代表中國共產黨的話，那麽中國未來是共產黨的。然後，可能是女性+作家的浪漫情懷占了上風，瑪薩寫道：至於我自己，我是如此地被這個有魅力的人所迷住了，假如他說，拉著我的手，我會把你帶到世外桃源（Xanadu）的歡樂宮去。我隻要確定這個世外桃源不在中國（可能瑪薩被那時中國的生活環境和條件嚇著了），然後拿起牙刷就跟他走。
瑪薩接著說，幾個月後，他們回到華盛頓，不耐煩地回答著那些整天待在辦公室的情報官員關於中國的問題（這證實，海明威的中國之行確受情報部門之委托），我們說，戰後共產黨將統治中國，為什麽？因為蔣介石那幫人壞透了，中國的民主一丁點都不存在，談民主都是偽君子的廢話。老百姓盼望的是變化，任何變化，哪怕是火星來的雙頭人。可是，中國的第一好人偏巧是個共產黨人，相信中國共產黨內還有類似的好人。我們免不了被斥為Cassandras（希臘神話裏女預言神，但是話無人相信），還被冠以共產黨同路人（fellow travellers，另一個美國的時代名詞）。後來，當年重慶石灰小屋裏的周恩來，以新中國外交部長身份露麵，讓我吃了一驚。所有的記錄片和旅行書記顯示周的中國跟蔣的中國比，發生了無法估量的，幾乎無法想象的改進。
瑪莎蓋爾霍恩卒於1998年，晚年的她身體漸弱，又得了癌症，最後她不堪忍受病痛折磨，選擇了自殺。
另一位女士是Margaret Trudeau，瑪格麗特特魯多，她不是別人，正是加拿大前總理皮埃爾特魯多夫人，這部分內容，參考了她的Changing My Mind(by Margaret Trudeau,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2010)和另一本Beyond Reason（by Margaret Trudeau，Paddington Press,Ltd 1979），前者的描述比較簡單，本博主要是來自後者。1973年秋（十月中旬），特魯多夫婦訪問了中國，雖然尼克鬆總統在1972年訪問了中國，但是加拿大是西方第一個正式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的國家。瑪格麗特說（Beyond Reason，p148）這是他們出國訪問中最成功和最不尋常的一次。當時瑪格麗特懷孕7個半月了，但是她還是不顧周圍人的擔心勸告，爬上了長城。她特別期待著見到毛主席，但是通知來的時候，她正在參觀一所幼兒園，所以皮埃爾特魯多自己去了。雖然失去這次機會令她非常失望，但是與周恩來總理的極為精彩的會見彌補了這個失望。瑪格麗特描述周恩來是英俊（handsome），削瘦（thin），風度翩翩（elegant），突出的顴骨和熱情的眼睛。他們和周恩來有過幾次交談，到了他們要離開北京的那天，他們問中方陪同人員，什麽地方可以吃到北京烤鴨，然後也就沒太在意。當天上午，兩國總理在人民大會堂簽署文件，結束了以後，特魯多夫婦準備向周恩來告辭，周恩來以老派的禮儀握著瑪格麗特的手說：我聽說你們想吃北京烤鴨，我很願意請你和你的一行人吃一次北京烤鴨午餐。宴會在人民大會堂進行，門口的中方首席招待按照中國的習慣，把女士們挑出來，讓到另外一個大圓桌去，周恩來總理阻止了他，翻譯告訴瑪格麗特，周恩來說：特魯多夫人不喜歡這樣的禮儀安排，今天是她的午宴，請她坐在我旁邊。瑪格麗特寫道：接下來發生的，無疑是我五年中參加過的官方宴會中最奇特（most curious）和最精彩（fascinating）的討論，談話是用英語進行的，盡管周恩來平時特意隻說中文，以免他的話被曲解，但是這次，他打破了慣例，為了我而說起英文來，我想是因為我是皮埃爾特魯多的懷孕的妻子。（關於周恩來的英語，可以說是眾說紛紜，有說他的英語很一般，也有的說很好，但是說的比較抽象，這裏瑪格麗特的描述，是最明確的。周恩來到了最後幾年，還能說非常好的英語瑪格麗特在《Changing My Mind》一書中用了excellent一詞來形容周恩來的英語。）
談到瑪格麗特將要出生的孩子，周恩來說：“我對婚外生子的不合法性很反感。我覺得，未婚婦女把生下來的孩子送人，或者墮胎，都是很可怕的事。”停了一會他又說：“我對此考慮了很久，我告訴你為什麽。革命後不久，一個女人上了火車，下車時把孩子留在車上，身邊放了一張字條，上麵寫著：請把孩子送給周恩來，讓他把我的可愛的兒子撫養成人。對於未婚先孕的我來說，社會輿論壓力太大。”瑪格麗特立即問道：“你把孩子留在身邊了嗎？他怎麽樣了？”周恩來回答：“我妻子和我已經有了我們的家庭，所以我們不能領養他，但是我們為他安排了一個好家庭。”“你一直在關心他的成長嗎？”周恩來帶著明顯的驕傲微笑著說：“是的，他長成了一個好孩子。”瑪格麗特沒料到周恩來的下一個問題：“我想你可能以為中國婦女都得到解放了？”瑪格麗特謹慎地回答：“她們似乎跟男人幹一樣的工作，她們經濟上似乎是被解放了，她們成了一支主要的勞工力。”周恩來說：“啊，你錯了。她們還沒有被解放，你是被解放的。”瑪格麗特吃了一驚：“我？我懷孕了，我不工作，我是一個母親和家庭婦女。”周恩來說：“是的，但是中國婦女對自己的女性化（femininity）感到非常不好意思，但是你不是這樣。我舉個例子，有一次，在我辦公室有一個你們所謂的Girl Friday（瑪格麗特說，這顯示周恩來英語有多好）（查穀歌，Girl Friday是指女助手，女秘書之類的工作人員），我幾乎離不了她，我也很喜歡她。但是有一天她沒來上班，我以為她病了，一個星期以後，我了解到她換工作了，因為她懷孕了。她留下話說，一旦這種令人丟臉的狀態結束，她就會回來工作。她不想讓我看見她懷孕的樣子。”瑪格麗特一下子意識到自己的大肚子，她抓了一張餐巾，蓋住肚子，周恩來笑道：“哦，親愛的夫人，別這樣，別這樣，你對自己是女人很自在，感到驕傲。看著你驕傲地挺著肚子，象個女王一樣，這是最幸福的一幕，因為你為自己而驕傲。中國婦女對她們自己的女性化、她們自己的身體、和她們的性感（sexuality）的態度還是很封建，她們變成了男版的自己”。瑪格麗特說她聽了周總理這番話，吃驚之下，居然咽下了整個宴會上唯一讓她倒胃的食物--鴨內髒，北京烤鴨的吃法，是包括了整個鴨子的。
第三位女士的名字是Peggy Durdin,來自China Reporting，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edited by Stephen R. MacKinnon and Oris Friese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eggy Durdin是Tillman Durdin的妻子，而Tillman Durdin在1930～1940年代是紐約時報記者，到中國報道抗日戰爭，Peggy Durdin本人也是記者（或作家），1983年，1930，1940年代在中國當記者的美國人搞了一次研討會，回憶當年他們報道中國的生涯，本書就是該次研討會的記錄。
研討的一個話題，是周恩來。
（未完，隻能先上以上部分了，後麵還有居裏夫人女兒，在抗日戰爭時期訪問重慶，與周恩來會見，還有韓素音--她算半個西方女士。我準備寫完後再發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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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05Wans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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