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譯）馬歇爾格林夫婦回憶謝偉思（John Service）

前麵摘譯過幾篇美國外交口述史項目中的回憶錄，有傅立民的，和馬歇爾格林關於尼克鬆訪華中的一個他發現的問題。格林的口述回憶有幾篇，在他的關於美國的中國政策篇中，有談及謝偉思（John Service）的一件事，另外，格林妻子也在同一項目中有一個采訪，其中也回憶到謝偉思，現摘譯於此。謝偉思我在前麵--可能比較久以前--有一篇，有延安時期毛澤東親筆題字和周恩來題字（英文）送給謝留念的照片），還有另一篇講一個1960年代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在伯克利讀研究生時在課堂上偶遇謝偉思的戲劇性情節。

第一段是馬歇爾格林（Marshall Green）的口述

1971年秋，謝偉思與其妻子Caroline作為周恩來總理的私人客人訪問了中國，謝偉思在1940年代是美國國務院裏最能幹（most able）的中國語言官（China-language officers），沒有之一，後來在1950年前後美國的資產階級文化反革命（這是我發明的名詞，一般稱為麥卡錫主義）中，被掃地出門，不能再在國務院從事與中國有關的工作。格林與謝偉思在1946-47年就是好朋友，那時他們在新西蘭是同事。當1971年從中國回來後，格林去加利福尼亞的伯克利拜訪了謝偉思。謝偉思跟格林在伯克利的山坡上邊散步，他邊巨細無遺（a blow-by-blow account）地介紹了他的中國之行。
謝偉思見到了二戰期間他在延安窯洞裏認識的中國最高領導人。他發現文革在迅速退潮（rapidly residing），很清楚，以周恩來為主，他們在準備跟尼克鬆進行認真的有成效的會談。關鍵的主題是台灣。周恩來意識到，美國不可能一夜間改變政策，所以需要有個轉變過程。從北京的觀點來看，最根本的問題是，美國不能推動或鼓勵任何台灣的獨立運動。如果美國想讓尼克鬆的旅程有一個成功的結果，那它就必須接受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國從台灣撤軍則是一個相對次要的問題。
謝偉思的介紹在很多方麵都很重要，尤其是他說，在過去20年裏，大多數中國人民的生活發生了明顯的改善。謝偉思談到，周恩來對1971年10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大會席位問題上的勝利感到吃驚，很清楚，中國人沒有預料到這次勝利，謝偉思在1971年10月27日跟周恩來會談的時候，周恩來手下工作人員不斷進來打斷他們的談話，向周總理報告紐約方麵的最新消息以及中國匆忙地準備參加聯大。格林向白宮、國務院和中央情報局匯報了謝偉思的看法。

在外交官口述曆史裏，格林的妻子也有一個回憶，是1987年3月5日進行的第一次采訪（由Hope MacBride Meyers采訪，應當是不止采訪了一次），格林妻子的名字是Lispenard（Lisa）Crocker Green。在采訪文件（PDF）的第31頁開始，格林太太談到了1950年美國的“資產階級文化反革命”（同上），她認為這是（美國）外交界最黑暗的階段，她說參議員麥卡錫發動迫害中國問題專家的運動，他認為是這些外交官把中國大陸拱手交給了共產黨，似乎中國是我們的，能由我們送出去。（下文中的“我”指格林夫人），這確實是一段可怕的日子，格林所在的遠東局（Far Eastern Bureau）是受害最嚴重的，但是格林那時是負責日本方麵的官員，而不是負責中國的，就是這一點救了格林他們。而他們的負責中國的朋友們則受到極大的迫害，格林寫了很多關於遠東局同事的人品擔保信（letters of character reference）。其中一位朋友就是謝偉思，他當時已經被派赴印度工作，走了一半被召回美國到麥卡錫委員會前作證，當時人心惶惶，格林是唯一有勇氣到機場去接謝偉思的人，這是我一直很欣賞他的理由。我們把謝偉思帶回我們家跟我們一起住，他也在其他一些好朋友家住過，但是很多朋友甚至都不願見到這樣一個人物。我每天到聽證會上去旁聽，然後寫出詳細的報告，寄給還在船上的心如刀絞(這是我的翻譯，原文是distraught）的謝偉思夫人（謝夫人後來抵達印度，並在那留了一年）。當時的宣傳連篇累牘，連我的叔叔嬸嬸都說，無風不起浪。。。既然你們在那個時間，在那裏地方，所以你們肯定是共產黨。外交界很多人捐款成立了一個基金，幫助謝偉思和John Davies，John Carter Vincent和其他受迫害的外交官。格林夫人求她父母也捐，她父親在外交界工作了30年，但是他們拒絕了。他們主要是害怕，不願意跟這事有任何關係。（第32頁）有一天，我去旁聽聽證，謝偉思坐在證人席上，格林夫人坐在後麵不被人注意的角落裏。然後，參議員麥卡錫入場，他直接走向謝偉思，拍了一下謝偉思的肩膀，說：“別把這事當成私人恩怨”（Don't take any of this personally）。多少人的事業都被他給毀了，而麥卡錫卻說別當成私人之間的事，他自己也不相信自己說的話，對他來說，這隻是政治上的一個招數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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