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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很多中國人知道這句詩，恐怕不是自原作者王勃，而是來自偉大領袖毛主席，他的那句：“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中阿兩國遠隔千山萬水，我們的心是連在一起的。我們之間革命戰鬥的友誼，經曆過急風暴雨的考驗”。在那個年代是家喻戶曉，“阿”就是阿爾巴尼亞，中國人還都知道阿爾巴尼亞領導人，恩維爾霍查和謝胡。
本帖來自The Artful Albanian: Memoirs of Enver Hoxha edited by Jon Halliday Chatto & Windus 1986
霍查逝於1985年4月（出生於1908年10月18日），自1960年11月去莫斯科參加共產黨大會（Conference of Communist Parties），會上與蘇聯決裂，跟中國建立了友好關係。之後25年裏，他再沒離開阿爾巴尼亞。自1970年代末，他開始寫回憶錄，從二戰講到1981年12月他的親密戰友謝胡（Mehmet Shehu）去世，謝胡後來被指為外國間諜。下麵的“我”指霍查。這裏博主我要加一句，本文是摘錄霍查回憶錄的內容，觀點純粹是霍查的，不代表博主的意見，尤其是他對中國的攻擊。該書的編輯也指出，霍查的評論有很多個人色彩。另外，本帖內容可能有點亂，不喜勿入，因為主要是給自己準備的。
P5莫洛托夫在1947年對斯大林提到霍查時說他“非常英俊，給人留下一個好印象。他很有教養，不過在他身上你可以感覺到西方的影響。”
霍查跟鐵托是死敵，1977年，中國跟南斯拉夫恢複關係以後，阿爾巴尼亞跟中國關係破裂。
霍查很反對個人崇拜，他批評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對金日成的個人崇拜更是嚴厲批評。
P9霍查說，他跟蘇聯決裂，原因之一是蘇聯要他給在1948年阿爾巴尼亞與南斯拉夫關係破裂後被他清洗的阿爾巴尼亞人平反，尤其是那時阿爾巴尼亞內務部長，黨的第二號人物Koci Xoxe（好奇怪的名字），Xoxe於1949年被處死，官方說法是被槍斃，但是赫魯曉夫在回憶錄裏說：鐵托告訴他，謝胡親手掐死了Xoxe。（不過赫魯曉夫的某些說法似乎太離奇，令人不太敢相信，比如說貝利亞也是，說是被誰開槍打死）
P17 編者介紹中，編者說：關於中國的部分裏，很明顯地，霍查刪了很多內容，首先，在發表的日記裏，時間上有9個月左右的空白，編者相信，關於中國的部分經過了仔細的編輯，而且雖然寫的是日記，但是開始就有發表的想法。
P144，霍查是堅定的支持斯大林的，即使在斯大林死後。他聲稱，米高揚和赫魯曉夫密謀殺害斯大林，他說這是米高揚自己在1960年2月告訴他的。米高揚說：毛澤東和斯大林的唯一區別是，毛澤東不會把敵人的頭割掉，而斯大林會。。。在某個時候，我和赫魯曉夫曾考慮組織一次刺殺斯大林的行動，但是放棄了，因為我們擔心黨和人民不會理解。
P176，霍查1956年訪問了中國，這是他唯一的一次。在他的記錄中，他強調毛澤東喜歡在別人講話時插話的習慣，也不仔細聽別人的講的話，這些顯然都讓霍查很惱火。
P209,蘇聯元帥，朱可夫是在訪問阿爾巴尼亞時，被赫魯曉夫免職的，霍查對朱可夫是同情的，因為阿爾巴尼亞跟南斯拉夫不和，而朱可夫在訪阿前也訪問了南斯拉夫，朱跟阿爾巴尼亞領導人說：就我在南斯拉夫看到的，我不知道他們是什麽樣的社會主義！霍查看出，朱跟赫魯曉夫思想不一致，就在朱離開阿爾巴尼亞那天，霍查知道他被解職了。
某年（霍查說記不清具體年份了）夏天，霍查在蘇聯南部度假，赫魯曉夫和夫人，米高揚等都在，大家在屋外吃喝，朱可夫來了，赫魯曉夫請他坐下，米高揚站起來對他說：我是禮儀主人，把杯子倒滿。朱說：我不能喝酒，我身體不大好。米高揚說：我要你倒滿，我在這主持，不是你主持。赫魯曉夫夫人勸米高揚，赫魯曉夫打圓場，跟米高揚開玩笑。朱可夫什麽也沒說，也沒倒酒。
P221--，1960年2月，霍查帶謝胡去蘇聯，他想讓謝胡給他當一個證人。米高揚給他們介紹了中蘇之間的分歧。米高揚加了一句，說我們隻準備通知各國共產黨的第一書記，所以謝胡同誌不要誤解，不是我們不信任你，而是我們作出了這個決定。謝胡說：沒關係，我可以離開。米高揚又說：不，留下吧。米高揚提到中國的百家爭鳴，提到大躍進，個人崇拜等等。
P235，1960年11月，蘇聯召開世界共產黨大會，中國代表團由劉少奇帶隊，鄧小平發言，霍查和謝胡也去了。他說中國發言準備了幾套方案，本來鄧小平講話的調子是想與蘇聯緩和關係，但是赫魯曉夫的發言攻擊中國，所以鄧的發言也作了變化，堅決反擊蘇聯修正主義。霍查和謝胡跟蘇聯領導人也吵得很厲害，會還沒開完他們就走了，而且沒坐飛機，怕蘇聯人作手腳，他們坐火車，盡量快地離開共產黨國家的領土，經過奧地利和意大利，回到阿爾巴尼亞，從此，霍查再也沒有訪問其它國家。
P237，霍查發現他們在蘇聯住處除了廁所，到處被安置了竊聽器。所以他們就在廁所裏談話，蘇聯人知道以後，派人假裝修廁所，想在廁所裏也裝上竊聽器，結果被阿爾巴尼亞人抓了現行。阿爾巴尼亞使館也裝滿了竊聽器。
P176，我們知道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毛澤東，對他我們知道的，都來自蘇聯方麵。我們也沒有機會讀毛澤東的書，據說他是個哲學家，寫了一係列的著作。我們衷心地為中國1949年10月的勝利感到高興。1956年8月底，我們啟程出訪中國，同時順路先訪問了蒙古，北朝鮮。（p177）9月7日，我們到達平壤，與金日成會見，他告訴我們一件事，發生在蘇聯共產黨第20次大會之後，朝鮮召開了中央委員會全會，政治局兩名成員站起來提到蘇共20大，也提到個人崇拜的問題在朝鮮沒有得到充分認識，也沒有與個人崇拜進行鬥爭。他們說：我們沒有根據蘇共20大的路線獲得經濟和政治的成果，中央委員會裏有一些不稱職的人。金日成接著說：換句話說，他們攻擊領導層（leadership）的路線和團結，中央委員會全體成員起來反對他們。我問：對他們采取了什麽政策呢？金日成回答：全會批評了他們，就這些。他又說：這件事之後，他們逃到中國去了。我們中央委員會寫信給中國領導，說此兩人是反黨份子，逃跑本身也是犯罪，請中國一定要把他們交還給朝鮮，但是中國隻到今天都沒有交還。我們告訴他，在阿爾巴尼亞，也有反黨分子在蘇共20大後反黨反中央，這是由南斯拉夫的修正主義分子們鼓動的，我們立即把他們給摧毀了。
幾天後，我們到了北京，在一次跟波諾馬廖夫的會談中，我提出朝鮮逃犯的事情，他回答說：我們知道這件事，我們給金日成提了我們的建議。我說：你給他提了建議?為什麽?波諾馬廖夫說：恩維爾同誌，朝鮮的情況不是太好，他們僵在那了，需要冷靜一些。我跟波諾馬廖夫說：我不是談朝鮮的一般狀況，因為我一點都不了解。我是說一個具體問題，政治局兩名成員反對他們自己黨的中央委員會，然後跑到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去了，金日成在其中有什麽錯呢？波諾馬廖夫堅持道：朝鮮同誌犯了錯誤，他們沒有按照20大上作出的決定采取措施，這就是為什麽兩名政治局成員起來反對。中國同誌也反對，他們告訴金日成，如果他不采取措施，中國不會把兩個避難的人交還給朝鮮。波諾馬廖夫又說就這幾天，朝鮮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招開了全體會議，同意要改正錯誤，後來兩名逃跑的人也回朝鮮並回到他們政治局的位置上，金日成不得不低頭，作出讓步。這是蘇中兩方麵的壓力，由米高揚挑頭，他帶領蘇聯代表團到中國參加中共8大，沒等會議結束，就與彭德懷一起去了朝鮮，迫金日成就範。
我們是9月13日到達北京，他們組織了群眾、鮮花和音樂歡迎我們，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和一些我沒記住名字的人到機場歡迎我們。我們跟他們交換了一些歡迎和感謝的話，幾乎對付不了那些客套話：偉大光榮，偉大的支持，來自遙遠的歐洲前線的兄弟，請給我們提意見，等等，等等，這些語言在接下來幾年裏都要把我們埋到脖子深了。當時這些用語還沒有給我們留下負麵印象，我們以為都是中國人單純和謙虛的表現。
毛澤東在大會間隙在鄰接的房間裏接見了我們，這是我們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我們走進會見廳的時候，毛站起來，略微躬了下身，伸出了手，和我們每個人微笑握手，我們都坐了下來。毛澤東開始說話，他說很高興有朋友從遙遠的阿爾巴尼亞來，他說了些關於我們人民的話，說我們是勇敢、英雄的人民。他說：我們非常敬佩你們的人民，你們比我們解放的時間要早很多。然後他就問我：你們跟南斯拉夫之間怎麽樣了？我回答：冷淡（cold）。我發現他立即表現出吃驚，我想：他顯然不熟悉我們跟南斯拉夫的情況，所以我開始解釋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的關係，南斯拉夫領導層反阿爾巴尼亞和反馬克思主義的行為，我期待著毛澤東的反應，但是僅僅注意到，毛隻是表現出吃驚，時不時看看其他中國同誌。毛說：這個問題上，阿爾巴尼亞同誌對南斯拉夫同誌沒有犯錯誤，南斯拉夫同誌對阿爾巴尼亞同誌也沒有犯錯誤，這裏情報局（可能是指共產國際情報局？）犯了大錯。我回答道：雖然我們沒有參加情報局，但是我們支持它的著名的分析，和它對於南斯拉夫領導層的行為的立場，並認為這些都是正確的。鐵托是個死不改悔的叛徒（renegade）。毛還沒有聽完我說的話的翻譯就問我：“你對斯大林怎麽看？”我說：“我們黨一直認為斯大林是一個非常偉大的，有全麵優點（all-round merits）的領導人，他是列寧忠實的學生，繼續列寧的事業，是。。。”毛打斷了我：“你們發表了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的講話嗎？”我回答：“沒有，以後我們也不會發表的。”他說：“你們阿爾巴尼亞同誌做的很對，你們黨的路線是正確的。我們做的跟你們一樣，隻要蘇聯領導不正式發表這個報告，我們沒有理由象有些人做的那樣（發表這份報告）。”他停了一下又說：“斯大林對我們犯過錯誤，比如1927年。他對南斯拉夫同誌也犯過錯誤。”毛繼續用平靜的語調低聲說：“一個人要前進不可能不犯錯。”他問我：“你們黨犯過錯誤嗎？”我告訴他：“我們不能說沒有犯過錯誤，但重要的是，我們努力盡量少犯或不犯錯誤，同時，發現了錯誤以後就立即努力消除它們。”但是我太急了，偉大的哲學家想說的是其它的觀點：“犯錯誤是必須的，不從錯誤中學習，黨就不能受教育，這是有重大意義的。”我們到處都遇到毛澤東的這種教育方法。中共8大會議上，我們聽到李立三作自我批評：“我犯了錯誤，但是黨幫助我。同誌們，我要求你們幫助我，因為我可能還會犯錯誤。”
回到與毛澤東的會見。我繼續談南斯拉夫，我說了貝爾格萊德修正主義者們在1956年4月地拉那的阿爾巴尼亞黨代表會議上，通過他們的代理人進行的陰謀活動。我說：“在我們看來，他們是死不改悔的。”毛的中國式的回答跟當時的語境不著調（out of context）：“你們走的是一條正確的馬列主義路線。”是告別的時候了，我們感謝他的邀請，感謝他接見我們，也感謝中華人民共和國給我們的援助。毛插話：“不要感謝我們，第一，我們的援助很少”，他勾起一個指頭，“第二，我們都是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大家庭的成員，所以就象是從一隻手到了另一隻手一樣。”他又勾起了第二個指頭。我們又感謝了他，站了起來，大家一起拍了像，又握了手，然後就走了。
說真的，我們的印象跟我們預期的不同，我跟謝胡和阿利亞（Ramiz Alia）討論了我們聽到的話，跟毛的談話沒有任何對我們有價值的建設性的內容，這次會見對我們來說似乎隻是一個禮節性的姿態，我們尤其失望的是從毛嘴裏聽來的關於情報局、斯大林和南斯拉夫的問題。而八大的議程更讓我們吃驚和擔憂，八大的主張完全是建立在蘇共20大的理論之上，某些方麵，赫魯曉夫的觀點被毛澤東，劉少奇和其他領導人發展了。我們覺得，現代修正主義也影響到中國了。。。。
P183，毛澤東的百花和百家，在八大上得到齊放和爭鳴。毛澤東百花齊放的理論，由陸定一在1956年5月廣為宣傳，成為中國特色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關於言論自由和人民自由交流的理論和實踐。
P184，後來我回憶中國共產黨的這段曆史，想搞清楚這1956年的修正主義路線是怎麽改變方向的，在一段時間裏他們似乎變成了純粹的反修正主義和馬列主義。比如，1960年，中國共產黨似乎是強烈反對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觀點，正是因為這一點，我們黨和中國共產黨在反對赫魯曉夫的戰鬥中並肩作戰。
P255 Friday July 5, 1963,
中國代表團由鄧小平代隊到達莫斯科，他們在北京舉行了一個非常盛大歡送儀式，象婚禮一樣。而莫斯科的迎接冷的象個葬禮。
Thursday, July 11,1963
陳毅招見我們駐北京大使Reiz Malile，告訴他莫斯科會議可能會暫停，以後再開。陳毅強調，這樣對雙方都有利。就赫魯曉夫發了一陣牢騷後，他說：我們必須要防止他走向修正主義，防止他投降，becaue this is the question of the Soviet people。最後他下結論說：我們一直會揭發他。
中國同誌也有搖擺（vancillation），前一分鍾上，後一分鍾下，給人的印象是他們也對自己的戰術（tactics）不清楚，很軟弱，經常被蘇聯人的壓力所威懾。今天中國人說赫魯曉夫的，恰是昨天赫魯曉夫說鐵托的。最後他們又跟鐵托和好了，中國人真是可憐！（Too bad about the Chinese!)
P256 Thursday January 9，1964 周恩來今天離開了我們國家。。。重要的是，中國同誌現在對赫魯曉夫不再有幻想了，和我們一樣，他們認為他是不可改悔的叛徒。但是周恩來就我們在反對修正主義鬥爭中所應當采取的策略所說的，有點冗長（long-winded）。。。我們跟周恩來坦率表達了我們的觀點，強調我們不會跟赫魯曉夫妥協。。。這點上麵，周恩來沒有象我們那樣，明確表達他的態度，他隻是說他讚成我們的立場。他同意我們表達的關於赫魯曉夫的觀點，最後，借口翻譯官可能沒有翻譯好，他又加了一句：當他說妥協的時候（這裏妥協不是指跟赫魯曉夫的妥協），他想說的是一種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妥協（Maxist-Leninist compromise）。。。
。。。。。。。。
P257 Friday， April 17，1964
（莫斯科，赫魯曉夫生日，被授予勳章。）。。。。給赫魯曉夫的賀電來自四麵八方，最難看（unpleasant）和完全錯誤的一封來自中國同誌。中國的賀電是用腳寫的，不是用大腦寫的。。。他們的行為是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的錯誤。。。我們要找個機會，即使不直接也要間接地告訴他們。今天我們要取消他的“地拉那榮譽市民”的稱號，因為這個叛徒不符合這個稱號。
Tuesday，Sept 14，1964
中國同誌對斯大林的不滿肯定有日子了，這在毛澤東對莫斯科會議的聲明中很明顯，他說當他在莫斯科見到斯大林的時候，他就象個學校學生（school boy）一樣，我們是兄弟黨，但是地位不一樣。而我們遇到赫魯曉夫時，毛又說，我們真的象兄弟一樣。
。。。我不知道斯大林是怎麽接待毛澤東的，但是我個人跟斯大林見過很多次，他每次都在各方麵給我一種平等的同誌的感覺，有一種親密的氣氛。他在自己家裏接見我，親手給我遞菜盤子，把服務員打發走，我們都站起來，招待對方，就象在自己家一樣。斯大林拉著我的手臂，帶我在花園裏散步，好多次為了我忙得很累，盡力照顧我，還非要我帶上帽子以免著涼，甚至給我指點廁所在哪，萬一我需要用。
。。。既然斯大林對我采取的是無產階級同誌的姿態，可以想象他對毛澤東作為一個象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共產黨領導采取的是一種什麽樣友好的態度。
。。。。。。
。。。有沒有這種可能性：毛澤東的這些話，他是想對赫魯曉夫說，斯大林死後，我們兩國兩黨站在了一個平等的地位上，我們兩人，應該攜手領導革命運動？（這並沒有讓赫魯曉夫高興，盡管他們給他撒了一大堆花，他坐在那吹胡子瞪眼又擔心）或者他是不是想對赫魯曉夫說：你是一個新人（new boy），我會幫你走上正確的道路？
。。。（中國人）決定了十篇基本的理論文章，他們告訴我們，他們準備每十五天發表一篇。十四個月過去了，第十篇還沒發表。[這應該指的中共的“九評”，可能開始想發表十篇，最後沒有第十。]，這期間，修正主義者們發表了千百篇--沒有誇張--文章。
P258
中國同誌在很多態度上自我矛盾。。。。P259。。。。昨天對於中國來說，鐵托是叛徒；後來他又被恢複名譽了，然後他又成為叛徒了；現在，根據李先念說的，這個大叛徒變成了一個小惡魔（minor devil）。
還有很多類似的例子，中國人反應很慢，理解事情也非常慢。。。
P260，[阿爾巴尼亞代表團訪問中國，鄧小平會見，]鄧小平還表示，他們對於我們所說的，斯大林在歐洲邊境問題上作為是正確的，這點他不同意。。。
中國同誌對於羅馬尼亞路線采取了一個沒有原則性的立場
P261，[鄧小平談羅馬尼亞]他公開地說：1.羅馬尼亞人即不聽我們的，也不聽你們的，也不聽鐵托的；2.羅馬尼亞人是堅定地反赫魯曉夫的，因此我們決定跟他們合作；3.我們決定跟羅馬尼亞人交往時，把意識形態問題放在一邊。
。。。。
我們的敵人的敵人，當他們在意識形態和政治路線上和我們一致的時候，可以是我們真正的朋友；我們的敵人的敵人，可以在若幹問題上與我們是暫時的同盟，但在原則問題上，我們不能向他們讓步，這一點必須很明確地向他們表明，不能向他們隱瞞我們的路線和原則；
星期六，1964年10月31日
周恩來表達的觀點，和他向大使們表達這些觀點的方式，充滿了反馬克思主義的大國大黨情緒，這些都要批評。。。中國人對自己想要采取的行動，絲毫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真誠，也沒有政治的成熟性，更不用說意識形態的成熟性。
P263， 1964年11月21日，星期六
周恩來在莫斯科的失敗
周恩來象拿破侖一樣去莫斯科，回來也象拿破侖，他經受了一次很不光彩的失敗。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兄弟般的中國人民的信譽由於周恩來受到損失，我對此表示遺憾。莫斯科的修正主義者向他挑釁，損害了他的信譽，也使他蒙羞。如果這僅僅是針對懷有機會主義和投降主義觀點的周恩來，我會說，活該。但這不是一個主觀問題，這關係到中國共產黨和她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所代表的意義。。。中國同誌與蘇聯人會見了四次，中國人折翼而歸（shaven and shorn）。蘇聯人很冷淡地接待他們，對他們說：別以為我們會改變我們的路線，這條路線也不是赫魯曉夫一個人建立的。那麽中國人要改正你們的錯誤。我們聽說的是，蘇聯還說了更難聽的話。馬林諾夫斯基對周恩來說：我們推翻了赫魯曉夫，你們為什麽還不扔了那雙老破鞋（galosh），毛澤東？周恩來沒有回答，後來宴請勃列日涅夫、柯希金、米高揚等，跟他們說：馬林諾夫斯基侮辱了我，你們是不是也這樣想呢？米高揚回答說馬林諾夫斯基犯了個錯誤，（當越南人告訴米高揚，馬林諾夫斯基對他們說阿爾巴尼亞的壞話時，米高揚跟他們說了相同的話），勃列日涅夫解釋說：據說馬林諾夫斯基當時醉了，他必須作自我批評。周恩來告訴這些人，我會把這些向毛主席匯報。
馬林諾夫斯基也冒犯了賀龍，跟他說：既然你裝得很謙虛，為什麽不穿你的舊服裝來呢？卻穿上這麽一套漂亮的衣服？
P266 星期二，1966年9月9日
近幾個月來，我們很遺憾地看到，中國人把個人崇拜幾乎發展成了宗教，把毛推上一個令人作嘔（sickening）的地步，一點不考慮這對革命事業的傷害，更不用說這種作法的謊謬性。中國的宣傳作了些什麽呢？毛澤東是照亮世界的紅太陽，他是人類曆史上無匹的天才，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頂峰，世界上任何人任何時候有了任何問題，隻要他去讀毛澤東語錄，讓毛澤東思想去激勵你。
P267，中國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們觀察到某些問題，主要是無產階級文化起於中國，止於中國，世界上的其它事都不好，人類思想裏正麵和進步的內容沒有任何價值，隻有毛澤東和中國文化才有價值。這種思潮很不健康、很危險，對知識分子的懲處也會產生不良影響。
。。。。
象中國那樣，容忍學生發泄排外情緒，這是一個嚴重錯誤，跟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沒有任何關係。
P270 星期二，1966年9月20日，紅衛兵的行為沒有領導，也沒有控製。
中國駐阿爾巴尼亞大使已經離開四、五個月了，回國參加勞動[也許是勞動改造]。這種說法無法接受，他需要勞動那麽長時間嗎？地拉那中國大使館的其他人員象木乃伊一樣沉默，也不外出。
P271 星期一，1966年9月26日
今年5月，我們的一個代表團在中國，毛澤東對我們同誌說：他們說我是哲學家，思想家。。。不，說的不對，我是一個軍人（armyman）。。。毛還跟我們的同誌談中國共產黨的幹部：事情發展到如此嚴重的地步，以致於一個地區書記可以為了一磅豬肉就出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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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72，中國人還表現出不謙虛：你站在毛澤東思想一邊，你就是馬列主義者，你如果問些很自然，很公平的問題，你就很值得懷疑，甚至被認為是反馬克思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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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他們說了什麽？在日本某個地區，一百名共產黨人在毛澤東旗幟下暴動；緬甸、印度共產黨在毛澤東思想影響下進行革命。
P273 對陳毅來說，馬裏共和國政府允許毛主席語錄的發行，這是一個偉大勝利。這很可悲，法國的資產階級也在印發這些語錄，在市場上自由出售。眾所周知，法國的資產階級對馬裏有嚴格的控製，他們知道如何遠離中國的影響。
P274 1967年7月29日，星期六
中國關上了大門
我們在北京大使館有很長一段時間完全沒有事可做，沒有會議。即使偶遇一位外交部的官員，他也不對我們同誌說任何話，可能他什麽也不了解，也可能因為他不敢說，或者中國人生存原則是孤立。同時，中國駐地拉那大使館完全不存在了，已經有一年時間沒有大使了，所有其他人都保持一片死寂（dead silent），他們散步，參觀，對我們國家說些好話，對他們自己的國家，那裏發生了什麽事，一個字沒有，絕對沒有。
P275 1969年9月15日，星期一 周恩來會見柯西金
我們曾懷疑周恩來與柯西金在胡誌明葬禮上可能會麵，周恩來擅長於這種政治動作。當周恩來在柯西金到達前離開河內，我們很高興，多麽堅定的立場！中國人甚至看都不想看柯西金，更不用說跟他握手。。。
胡誌明葬禮後，Rita Marko[一位阿爾巴尼亞領導]被邀請訪華，他們對Rita或者在地拉那的我們隻字不提，就在1969年9月11日，周恩來與柯西金在北京見麵那天，Rita與康生和其他人會見。就在他們離開的時候，康生告訴Rita，柯西金離開河內後，有可能在北京機場停留。其實，就在此時此刻，周恩來跟柯西金在機場會談。Rita大驚，說：這樣的事怎麽可能？他們談什麽呢？康生毫不知羞恥地回答：我們什麽也不知道。故意在會見結束時說完這些話後，他們就走了。從Rita發給我們的第一份電報中，我們了解到，周恩來告訴他，他跟柯西金談了如下事宜：
1. 邊境問題必須解決，直到邊境問題解決：
A. 必須維持現狀
B. 停止攻擊
C. 雙方從有爭議地區撤軍
2. 要解決與鐵路，河流，海洋及航行有關的問題。。。
4. 互派大使
中國方麵對這些會談設定的先決條件：
1. 意識形態爭議不能停
2. 中國的原子彈基地不能受到蘇聯的攻擊，否則就是全麵戰爭。
根據Rita的電報，周恩來又說：柯西金原則上接受了這幾點，他將向上麵報告。。。這次會見是由蘇聯方麵要求進行的，因為他們的內部情況處在一個危機時刻，柯西金是個鴿派，他曾三次遞交了辭呈。通過這些會談，他們想給美國增加壓力。
。。。。
P277在整整三年裏，中國的外交處在徹底的休眠中。現在她醒過來，幹的第一件轟動性的事是向沙皇柯西金伸出了手。周恩來同誌，不管你怎麽擺弄這件事，你永遠不能讓我們信服，我們還是能分清黑白的。
P278，1969年9月19日，星期五，Rita回來了，我們了解得更具體了。
當Rita表示，跟柯西金的會見是個錯誤的舉動，周恩來生氣地回答：你是個極端分子！這話很不象是對同誌說的。無疑，這是周恩來對我們領導層的修正主義的定性。在他的解釋中，周恩來甚至無意掩藏他的機會主義觀點，也暗示我們也應該跟蘇聯緩解緊張局勢。他的理由是：
1. 蘇聯想攻擊我們，集結了部隊，但是現在沒有進攻的意圖
2. 蘇聯領導人都是笨蛋，尼克鬆也這麽說過。
3. 蘇聯的將軍和元帥們都沒什麽能力，尼克鬆也這麽說過
4. 蘇聯領導人分為鷹派和鴿派，蘇聯想要和平，我們必須緩解緊張局勢，支持鴿派。
5. 蘇聯失去了對其衛星國的權威和控製（因此中國要幫助他們恢複這些權威和控製）
6. 蘇聯在莫斯科會議上信譽掃地（因此中國要幫助他們恢複信譽）
7. 蘇聯應該對美國施加壓力（因此中國要幫助他們這麽幹）
列舉了這幾點後，周恩來下結論說，緩解緊張局勢是有利的。問題來了：對誰有利？對周恩來來說，對中國有利，對我們來說，對蘇聯和中國的修正主義派，以及世界上的修正主義者們有利。
周恩來與Rita談得很不高興，他雖然邀請Rita參加一個宴會，但宴會上沒有向我們的領導人祝酒，這隻是個疏忽嗎？我不這麽認為。如果他忘了，康生為什麽不提醒他？第二天，Rita離開北京時，康生和李先念在機場分別把Rita拉到一邊，代表周恩來請求Rita原諒，昨天晚上忘了為阿爾巴尼亞領導人霍查的健康祝酒。他們甚至到了用這種伎倆的地步！
P279，1969年10月1日，星期三 與中國大使會談
中國大使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0周年講了話，祝了酒以後，我的開場白提到周恩來和柯西金在北京的會談，很明顯，他預料到了，我觀察到他的翻譯在之前我的講話時，沒有記錄，把我講的全部直接翻譯出來，當我談這一點的時候，翻譯拿出了筆和本子，開始記錄。這樣也好，不過這取決於他如何忠實地翻譯我的話。我說，Rita向我們報告了他跟周恩來在北京的談話，作為同誌，我很誠懇地跟你們說，我們覺得周恩來這次跟柯西金在北京的未預計的會見是不正確的，不恰當的。我對他說：我們要警惕蘇聯修正主義敵人和美國的帝國主義，我們必須武裝起來。我對大使說，我們的觀點是，蘇聯目前還沒有準備好跟中國開戰。今天他們是虛張聲勢，恐嚇。
大使聽我說完，對我表示感謝，其它的他不知道說什麽。他隻是說：首先我（大使）也不真正理解文化大革命，然後，我對毛主席，林彪和周恩來有信心，我們中國人向您學到了很多東西，我們的友誼，等等。晚宴很順利，很親切。
P281，1969年12月3日，星期三
李先念來了，跟我們的同誌，他連最起碼的政治問題都沒有談，我們以為他會在跟我的談話中至少說些什麽，我試著把談話以友好的方式向政治話題上轉移，他什麽都不說。最後，他好不知恥（utter shamelessness）地說：我去羅馬尼亞時，在機場他們問我，跟蘇聯談的怎麽樣？我回答說，蘇聯人不想把這些談話公開。說完這些，別的什麽也沒說，李先念看了看表，說要告辭了，因為你們很忙。[這點可能中國人比較容易理解，我們從別人家告辭時都會說：我走了，你忙吧。翻譯過去就成了：我要告別了，你很忙。]要麽就是別人讓他采取這種姿態，要麽就是他不敢說話，因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衝擊。如果是後者，那麽幹嘛要派這麽個木乃伊來呢？！我們要求與他舉行會談，他也拒絕了，說：我們方麵現在沒有什麽可說的了。今晚我們為李先念舉行了告別宴會，他說了些套話，沒有主見，他也沒提出問題。
1969年12月5日，星期五
在費裏（阿爾巴尼亞地名），中國代表團的副團長，一名軍人，犯了一個很卑鄙的挑釁，他對Haki Toska（當時似乎是阿爾巴尼亞副總理）說：你穿得很好，吃得也好，看看我們，穿的都是棉布衣服。Haki給了他恰當的回答：我穿的衣服，即不是棉料，也不是毛料，是合成的。你的衣服是斜紋棉（cotton drill）的，請允許我（他把中國人的褲腿拉起了一點），你穿的毛褲，你的襯衫裏的單衣（singlet）都是毛的，而我沒穿這些（他又拉起自己的褲腿）。你看，我隻在襯衣裏穿了一件棉布無袖短衫，我也沒有毛衣，因此你的衣服比我的貴。至於我們吃的，如果你隻看我們為朋友比如你們舉辦的宴會就下結論的話，我可以說，當我們去中國的時候，中國同誌們都不知道怎麽才能讓我們吃得更多一點，桌子都堆不下了。你說的兩點都錯了，我們不僅反對奢侈，我們在使用物品上也非常節省。
中國代表團是最負麵的，最壞的，帶有惡毒的挑釁心，但是我們沒有失去冷靜。
1969年12月6日，星期六
中國代表團團長是李先念，我們很震驚，派了這麽一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嚴厲批評的人來，隻有中國人才能發生這種奇跡，他是周恩來的朋友和左右手，周恩來救了他，沒被清洗。他對我們的態度比周恩來表現的要壞很多，周恩來很聰明，很有外交手腕。
P285，1971年7月28日，星期三
周恩來-基辛格會談對我們阿爾巴尼亞人、越南人、朝鮮人、更不用說其他人來說，象個炸彈一樣，周恩來淩晨三點招見我們大使，很簡短地告訴他這個“好消息”，說他會請他回來告訴他更詳細的情況，這樣他就可以通知地拉那（阿爾巴尼亞首都）的同誌們，周恩來說：我剛從河內回來，也通知了他們。我要去平壤通知金日成，等我回來我會告訴西哈努克，然後再招見你。
我們要在柬埔寨之後，才能知道！
周恩來告訴我們大使：我們預見，越南戰爭還會打下去，因此我們告訴河內的同誌們，他們應該鬥爭下去，同時，我們繼續會談[跟美國人？]。。。
中國人誇金日成，說他是偉大領袖。而他們曾經正式對我們說：他沒有什麽價值；他過去在中國軍隊裏也就是個士官。
P286，1971年10月26日，星期二
我們對中國恢複聯合國席位表示祝賀
我讓Nesti（Nase）去向中國大使表示祝賀，並了解他的態度，這樣我們在向中國發電報時就不會犯錯，他要這樣說：我們會向毛澤東，董必武，和周恩來（代替通常的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發賀電。他還應該說：我們這樣作是為了顯示我們兩國之間關係的重要性。中國大使鬆了一口氣，回答道：這個主意好。Nesti又問了一次：你要不要就這個問題問下北京方麵？大使說：不用，不用，你們的想法很好。因此，不用他們跟我們說什麽，我們就已經間接地證明，林彪出事了。
P287 1972年1月3日，星期一
林彪的消失已經是無法抵賴的事實了，中國人什麽也不說隻是暗示，這是中國內政，不關外國人的事。到目前為止，是阿爾巴尼亞大使館的中國司機和翻譯，都是黨員，是他們告訴我們官方版本的解釋，說的還不一樣。他們都說：我們告訴你們的，是他們在黨內跟我們說的，還要我們不許告訴任何人，但是你是我們好朋友，我們相信你們大使知道，但是還是不要跟任何人說。這些人是他們領導讓他們來對我們說的，還是自己要說的？最可靠的版本，我們認為也是半官方的版本，來自我們使館新聞辦公室的中國翻譯，他是中國外交部任命的，我們肯定他是中國共產黨員。我們問這個翻譯，林彪出什麽事了？媒體說他死了。他回答：我們什麽也不知道，然後他又說：吳法憲--空軍元帥--很壞，他把空軍指揮權交到24歲的林彪兒子的手裏，葉群是外國間諜，可能是蘇聯間諜。林彪讚揚毛主席，但是陰謀反毛，毛主席發現了陰謀，現在形勢一片大好[這是那個年代的慣用語，記的我們學校寫作文，總是開頭寫：全國形勢一片大好，我們學校的形勢也很好。。。]，壞人都被清除了。
P290，1972年2月24日，星期四
尼克鬆夫人也加入了宣傳中國的運動，為中國菜、中國產品、中國藝術、中國絲綢睡衣和人民公社作廣告，派特尼克鬆成了另一個路易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1972年3月21日，星期二 尼克鬆訪華
（為了尼克鬆訪問，中國城市作了很多裝飾，）所有這些都以中國春節的名義進行，但是沒有人相信，這些事並不是為了鼠年而作，而是為了來臨的--紙老虎。
周恩來看上去很僵硬，當然，他知道全世界都在看著他。尼克鬆還沒休息，就被毛澤東招到他的辦公室去，據我們所知，以前從來沒這麽幹過。以前毛都是在你訪問結束時接見你。。。。毛澤東這樣作是想告訴中國人，與美國的友好政策是我設計的，而不是周恩來，如果結果不理想，那麽我們接受教訓，然後都怪周恩來。毛和尼克鬆出現在電視上，很歡樂，笑著；基辛格懶洋洋地坐在扶手椅裏笑著，就象是在自己家裏一樣；周恩來好像是在第七層天上一樣，笑得如此之響，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了，用手捂著嘴。。。。江青穿了不同的衣服，換了發型，在演出中坐在尼克鬆旁邊。
P292 1972年4月17日，星期一
4月初，我們派了一個政府代表團到中國，去簽署一個中國為我們提供農業貸款的條約，他們給我們一個很友好的歡迎，3千多人到機場，音樂，橫幅和畫像等等。我們以為周恩來這麽聰明的政治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但是我們錯了。周恩來接見了代表團。。。他開始了談話，然後就結束了，我們的團長都沒能插進幾句無關緊要的話，周恩來根本不跟他談重要的政治問題（他通常會就這些問題談得很詳細），也沒說任何關於阿爾巴尼亞的話，除了問問我們領導人的健康。周的談話是對我們的自我批評，他說：我們送給你們的拖拉機曲軸有缺陷，米格19飛機也有缺陷，所以不要用它們，等我們派些人去檢查修理。我們送到越南的卡車和送給古巴的甘蔗收割機也有缺陷，等等，很清楚，周恩來這次不想涉及政治問題，雖然他總是談起政治就很興奮，我們懂了。.。。。P293 關於康生，他們說，他病了，並沒有跟極左分子一樣被清洗。但是他的流感還是支氣管炎似乎很長時間了，自上次他公開露麵，已經一年了，
P295 1972年4月22日，星期六
今天，我們駐北京大使告訴我們，在近來的一次歡迎非洲某位名人的宴會上，周恩來出席了，他想給客人留下一個中國跟越南關係很好的印象，他從桌子邊站起來，向外交官走去，示意兩位越南大使，一位南方的，一位北方的，過來，但是他們沒動地方，周恩來走過去跟他們說話，他們明顯地漫不經心地聽著，最後，兩位越南大使向周恩來暗示他們聽不懂他說的話，周隻好叫了一個翻譯過來。這事給在場的人印象深刻。
7月22日星期六，
終於在幾乎11個月以後，中國人跟正式我們談了林彪事件，他們還告訴我們，毛澤東並不同意林彪對他思想和作品的評價和吹捧，這些把毛捧上天的溢美之辭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因為這把毛放在馬列主義之上，中國的官兵們把毛的像掛在脖子上[應該是胸前]，他們每天早晨在毛像前鞠躬，作自我批評，就象在基督的像前一樣。
。。。
P297，加拿大報紙報道，基辛格給加拿大總理說，通過專家鑒定，林彪飛機殘骸上上發現有子彈的痕跡，這消息有多大的準確性？
P298 1972年7月30日，星期天
各國的中國大使關於林彪的說法都是同一個版本，隻有中國駐智利的臨時代辦對我們的大使說的有點意思，毛的朋友殺死了林彪，飛機是在蒙古被打下來的，這跟加拿大報紙說的一致。中國駐智利代辦是基於報紙的消息說這些話嗎？還是他從他的上級得到情報？我們不知道。
1973年1月15日
中國外交部長姬鵬飛說，中國，朝鮮，越南，柬埔寨，老撾，和其它印度支那國家是一個大家庭，這點，顯示了一個黃種人家庭，亞洲組合，這不是馬列主義。
周恩來在歡迎蒙巴托的宴會說的，是絕對反馬列主義的，他把中國包括在第三世界中，這意味著反對社會主義，是對世界隱瞞中國的真實個性和其社會經濟的特征。
P299 1973年4月20日，
周恩來親自向我們大使館過問如何處理幾個阿爾巴尼亞學生，他們純粹以同誌情誼與中國姑娘交朋友，
P300接見中國軍事代表團
P302 1974年12月23日，星期一
不，中國同誌，我們和南斯拉夫不是唇齒的關係。
Yu Chang，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查了一下，有個餘湛，那個時期是外交部副部長，老的中國人名子拚寫中，Ch一般發Zh音，所以可能就是他，隻不過是Yu Chan），來我們國家參加解放30周年慶祝活動，他是由姚文元帶隊的代表團成員，從這去南斯拉夫進行友好訪問。回到北京後，餘湛跟我們的大使Behar（Shrylla）會見了一次，期間談到南斯拉夫，會談快結束時，餘湛對Behar說，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的關係是唇齒相依。中國教皇給南-阿關係抹上一層修正主義-儒家思想的喻義，多麽愚蠢！多麽虛假！滾你的餘湛，和所有中國跟他一樣想的人。
P303， 1975年6月17日 星期二
周恩來在醫院接見了Adil Carcani和我們政府代表團的其他成員，談了15分鍾，他詢問了我們的健康，就在代表團離去的時候，他說：明天我有一個手術，所以先接見你們。手術可能延長我的生命，但是也可能。。。再見了，別再要求見我了。
P315 1977年6月18日，星期六
（中國人接觸阿爾巴尼亞留學生，問他們家裏有些什麽人，等等）他們在我們國家也幹這種事，新華社記者是他們機構（agency）的頭，我們相信，大使館雇員，一直到翻譯，不是職業外交家，或者黨幹部，他們是中國情報機構特工。
在中國，官員們對我們人民很冷淡，中國駐外大使們是如此無恥，如此傲慢，令人作嘔。他們對我們的大使說：中阿友誼是獨特的，永不改變，任何力量都無法打破這種友誼，我們全身心地熱愛阿爾巴尼亞，以及其它類似的垃圾。
It was precisely because China came out against modern revisionism in 1960 and seemed to be adhering to Maxist-Leninist positions that brought about that our Party stood shoulder to shoulder with it in the struggle which we had begun against the Khrushchevites.
However, time confirmed...[sic] that in no instance, either in 1956 or in the 60’s di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ceed or act from the positions of Maxism-Leninism.
P251 Reflections on China
‘We have to try to see clearly into this dark Chinese forest’
Between 1960-61 (Albania’s break with Moscow) and 1977-8 Albania and China were in what seemed to be a very close alliance.
Hoxha himself visited China only once, in 1956, for the Eighth Congress. Reflections on China take up two volumes of about 800 pages each, covering the years 1962-77. The ‘Reflections’ consists of several different types of items: accounts of Hoxha’s conversations with senior Chinese officials visiting Albania; accounts of his talks with Albanian officials who visit China; extended musings on the condition of China, its history and culture, with speculation on the role of the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in the formation of Mao’s thinking; plus comments on major world events such as the Vietnam War and various statesmen like Fidel Castro and Kim Il Sung.
P254, (Hoxha) claims in the diary that the political differences with China stretched back to at least 1960, if not 1956, the real crunch came with Mao’s invitation to Nixon and the enunciation of the ‘Three Worlds Theory’ in the early 1970s. Albania’s condemnation of the ‘Three Worlds Theory’ in July 1977 (undoubtedly penned by Hoxha) remains the key moment in the break.
Interesting revelations: a long account of China’s reports to the Albanians about the two visits of Soviet premier Kosygin to Peking, in 1965 and 1969, during the former of which he met Mao; and a stage-by-stage account of what the Chinese told the Albanians about the Lin Piao affair; ...
“Chou En-lai’s” apologies over defective equipment supplied to Albania; the current Chinese President, Li Hsien-nien(Li Xiannian) is portrayed in particular sombre tones. Finally, Hoxha furnishes details on the nitty-gritty of the ultimate disintegration of the alliance - surveillance, espionage, etc.
Hoxha’s account in his diary is not always consistent with the facts-this is especially the case over China’s economic aid.
P255(summer 1976 Hoxha said)’the Chinese(I am speaking of the leadership and not of the people, or the mass of the Communists) are cunning and hypocritical. When they need you, they butter you up, when they do not need you, and you disagree with them, they leave you stranded.’
But Hoxha’s dogmatism blinds him to the real internal effects of the ‘Gang of Four’ and their policies - and to the liberating effects of the post-Mao policies associated with Deng Xiaoping. For Hoxha, Deng is a rightist. Instead of welcoming the undoubted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brought about under Deng, Hoxha condemns not only Deng’s ‘revisionism’ but even claims, contrary to the facts, that political repression worsened under Deng.
Likewise，Hoxha is evasive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China and changes in Albania, which also had a form of ‘Cutural Revolution’ - although a good case can be made out for claiming that it was markedly different from that in China, and much more consistent with the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the practice of Leninism.
Not long before he died, Hoxha assimilated China’s behaviour to his present pattern. On the fourtieth anniversary of liberation, in November 1984, Hoxha told the Albania people: ‘The Titoites, the Soviet revisionists and those of the countries of Eastern Europe, and Mao Zedong’s China had Ulterior, hostile, enslaving aims. We tore the mask from them and told them bluntly that Albania was not for sale for a handful of rags, or for a few rubles, dinars or yuan.’
20171006/30
我是不是很挑剔。主要是上次你說不介意。對不起了，跑過來指手畫腳。
我遇見過一個阿爾巴尼亞媽媽，她說她的祖父是給領導人做秘書，去過中國。不知哪個年代。又真是很長，P255，關於婚禮葬禮的比喻幽默。
看我能不能讀完。
其中上麵哪一句，人民的話，漏了一個“的”，不過無所謂，讀的下去。